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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总书记

  第一交椅高可挽,坐定尚需人加冕。

  英雄大义无反顾,只有豪气不惧险。

  且说铁托到达巴黎之后得知,党的总书记高尔基奇已经被召到莫斯科,而且在那里“失踪”。

  人们对总书记究竟犯了什么罪,因而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置的说法纷坛,但不管怎么说,南共党又受到了挫折,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南共总书记出现了空缺。谁将担任此职,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

  南共是以派别纷争闻名的。在共产国际,流传着对南共的这样一种评价:

  两个南斯拉夫人——三个派别。

  总书记的空缺,使南共的派别活动又变得猖獗起来。

  本来,铁托作为组织书记、党的第二把手,衣总书记的职位出现空缺时,依次填补上这个空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铁托还必须经过艰苦的争斗。对于党内的这种形势,铁托心里明明白白。

  到达巴黎之后,铁托立即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

  在中央委员中,以及在中央委员会周围,都有铁托的反对派。

  这时,弗拉吉米尔·乔皮奇已在巴黎。他曾因反对高尔基奇而被撤销了中央委员的职务。现在高尔基奇下了台,是不是总书记的交椅该轮到他乔皮奇坐一坐了?他的支持者中,有扬科·约瓦诺维奇。他们在共产国际中都是有后台的。

  在中央委员会中,反对铁托的,有拉布德·库索瓦茨和伊沃·马里奇二人。铁托发现,这两个人是采取两面派手段的。他们表面上工作均听从铁托的安排,但在背地里却干着反对铁托的勾当。一方面,他们在从西班牙归来的志愿人员中寻求支持,另外则与狱中的彼得科·米莱蒂奇暗中联系,在党内监狱系统中拉拢井寻求支持者。彼得科·米莱蒂奇很年轻,但在南斯拉夫不乏追随者,而且共产国际里支持他们的也大有人在,铁托早就听说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为了对付这些人,铁托也在寻找支持。而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作用最大的一个是博里斯·基德里奇,一个是马斯拉里奇。马斯拉里奇曾作为志愿人员去过西班牙。他十分了解马里奇等在西班牙志愿人员中的活动情况。基德里奇当时是驻巴黎的新闻记者。他不但消息灵通,而且斗争水平高。若干年后,他成为南共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主持经济工作,是铁托的得力助手。

  铁托在掌握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活动证据之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

  铁托了解到,米莱蒂奇在狱中对他的老友莫萨·皮雅杰发起了进攻。米莱蒂奇捡起了惯用的武器:指控皮雅杰是托洛茨基分子,并要将皮雅杰开除出党。

  铁托立即做出了反应:他取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委任皮雅杰为中央委员,要他负责狱中党的工作。这一招儿对米莱蒂奇打击非轻。不久,铁托接到了狱中党组织的报告:

  这场斗争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两个半月。只是在莫萨同志得到中委的委任之后,才得以将米莱蒂奇和他的那一小撮拥护者在党组织里孤立起来……莫萨肩负起了主要担子。他好几个月没有脱衣服。白天要进行讨论和辩论,晚上他又要用暗语给中委写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后,铁托对狱中党组织的形势便稍放宽心了。

  铁托明白,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而在国内。但当时他还不可能把中央委员会迁人国内。在此情况下,等中央委员会这边的情况稍一平稳,他便离开巴黎,回到了南斯拉夫。

  他必须建立自己的牢固的根基,要回来整顿党的组织,开展工作,树立自己的权威。

  他感到庆幸的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他已经物色到了一批人,他可以较从容地建立以自己为首的领导核心了。

  1938 年3 月12 日,萨格勒布警察当局收到一份密报,说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将回到萨格勒布。警方得到的报告说,铁托用的是一份假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警方得到这一情报之后欣喜若狂。他们说这一次可要网一个大鱼了。

  在克罗地亚与意大利交界的边境上,在斯普利特港和杜布罗夫尼克港,在认为一切铁托可能出现的地段,南斯拉夫警方都加强了警戒。

  可是,铁托早于3 月底以前抵达贝尔格莱德。

  他用的并不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的护照。他是以一名富有的旅游者的身分入境的。警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不过,他到达贝尔格莱德住进一家旅馆后,曾受到一名便衣警察的盯梢。原因可能是那个警察认为铁托那头红色的头发不太地道。

  铁托发觉自己被盯梢后,比较轻易地甩掉了那个蠢货。

  铁托决定改变住处。

  他找到了吉拉斯和里巴尔。他们劝说铁托住到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家去。当时,德迪那尔还不是党员。

  铁托同意,便在德迪那尔的阁楼上住了两夜。

  这是德迪耶尔第一次与铁托见面。

  德迪耶尔的家处在市中心。但铁托认为这里十分安全。

  倒是德迪那尔的母亲对这位客人的身分提出了疑问。她对儿子说,这位客人的牙膏是法国货,而肥皂是捷克厂的产品,她断定,这是一位危险的客人。

  听了母亲的话,德迪耶尔裂开大嘴笑了起来。两天后,铁托乘飞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去了萨格勒布。而这时,警方为了抓住铁托,还在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的边境线上严阵以待。

  机票是里巴尔从一个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亲戚那里弄到的。

  上飞机时,铁托“穿着一套雅致的服装,看上去像个商人,而不像个‘非法分子’”。

  铁托心里还明白:虽然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也不在莫斯科,而在南斯拉夫国内,但是,这个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莫斯科。在党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处理好与莫斯科的关系。他所设想的一切,必须得到莫斯科那边的首肯。

  他必须把这边的情况原原本本向共产国际报告,同时,他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信任。正因为如此,他接连不断地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多次情况报告。另外,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到莫斯科走一趟,去当面向共产国际的领导陈述缘由,争取支持。

  6 月,他果然收到了季米特洛夫要他去莫斯科的命令。接到去莫斯科的命令后,铁托即刻动身赴巴黎,在那里等待去莫斯科的入境签证。

  7 月,他从巴黎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现在已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叫我来见你。虽然我来这里之后已经立即报上一切必要的情况,以便能得到我这次旅行所需要的一切,但我仍然在等待入境签证。我们家中的情况迫切要求尽快使我的入境签证能够发出。

  为了我们家庭,目前我有必要留在这边斗争现场,因为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措施亟待落实,这些措施不仅与国内的一般政治局势有关,也与我们家庭目前的局势有关。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斗争现场工作,工作范围涉及一切较为重要的活动领域。但我不得不按你的要求突然离开,因而不能完全实现最重要的目标。

  铁托在信中报告了他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工作,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他接着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在严重的动荡中成功地保护了党,而且还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我们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斗争现场有忠于党和共产国际的健康成分。但让目前局势继续下去是危险的。

  在信中,铁托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阴谋活动,并且报告说,他已经撤去了他们的党内职务。铁托说,但事情并没有完结。马里奇一直在夸口,说他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铁托在信中说,他怀疑共产国际中确实有人在支持马里奇他们,因为据说共产国际的某些官员曾背着他与马里奇等开过会。对此,铁托十分生气,他有些难以按捺地问季米待洛夫:

  既然当时我还在这里,他为什么不请我参加他们的讨论呢?如果局面确实无可挽救,至少不应造成混乱。信的最后,铁托说:季米特洛夫同志,你愿意亲自设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如果并不需要我到你那里去与你见面,你愿意允许我国国,以便我能尽可能多地发挥一些作用吗?如果对我不信任,那就必须任命另一个人,并给予他道义上的支持。

  但决不能任命流亡国外的**集团中的任何人,我感到我对国内的党员负有巨大的责任,我再不能像现在这样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呆下去了。就这一点来说,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依靠国内干部,并须将国内的领导责任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致以同志的敬礼。

  瓦尔特1938 年8 月,铁托终于等着了入境签证,登上了赴莫斯科的旅程。

  他于8 月24 日到达莫斯科。

  这时,斯大林的镇反正在加紧进行。共产国际也受到了洗劫。卢克斯旅馆的房客中许多人被捕。

  铁托来莫斯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帮助外文出版社完成《联共(布)党史》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文的翻译工作。他的两个对头一乔皮奇和约瓦诺维奇已经先期到达。铁托协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

  他仍然是慎言慎行,但这次情况与上次已经不同。这次任务十分明确,就是来为党,也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生命战斗。他绝不打算认输。

  铁托回忆说:“我没有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野心,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的确希望党是强大的、坚定的、革命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成为领袖,但我的确希望要有一个能够工作的人成为领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集体应当是强大的,领导应当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集体。”他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他自己觉得无愧于对党的忠诚。他对自己的未来,对未来的工作怀着一种炽热的天职感。他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了出来,如果有最坏的情况出现,他甚至决心把它牺牲掉。

  但绝对不做无谓的牺牲。他必须为革命保护自己。

  有一次,铁托在一辆满载共产国际干部的汽车上发现一个身材削瘦、脸庞细长的人。那人的一只手握住吊把,手掌上滴着鲜血。此人的这种行为,引起铁托的反感。他想:用受伤、流血的手抓着吊把,有血不擦,这也算得上英雄好汉!

  随后,有人告诉铁托,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巴尔于分部主任、保加利亚人达米扬诺夫(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把彼得科·米莱蒂奇弄到了莫斯科。听到了这一消息之后,铁托立刻想起了汽车上那个手掌流血的人。

  铁托心里极不平静。他立即去见干部处的处长。处长是位苏联人。他与铁托关系不错。他证实,米莱蒂奇确实到了莫斯科,而且他正写一份对铁托极为不利的材料。

  铁托心里更不平静了。他径直去找那位保加利亚人。那位保加利亚人也不掩饰这一点。他告诉铁托,米莱蒂奇交了一个报告。监委要对报告加以讨论。他通知铁托,他本人可以出席。铁托听罢愤愤他说:“我当然要出席!”但第二天,干部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的问题已经解决。他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早就掌握了米莱蒂奇通敌的情况。内务人民委员会故意放他一段,看看他还要干些什么。干部处长还告诉铁托,米莱蒂奇的一个报告里给铁托加了一个要命的罪名:托派。不过,处长告诉铁托,请他不必为此担心,组织上是不相信米莱蒂奇的鬼话的。

  当天,米莱蒂奇即被捕。

  铁托听到这个消息后如释重负。他又去找那位保加利亚人。

  达米扬诺夫对米菜蒂奇被捕的事还一无所知。

  铁托回忆说,当时,他告诉达米扬诺夫“米莱蒂奇被带走了”的消息后,达米扬诺夫立即跳了起来,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铁托等待着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但他来了两个月的光景,却仍未能见到季米特洛夫。

  10 月17 日,他再次写信给季米特洛夫,要求季米特洛夫接见,并要求“就我们的问题”作出决定。他在信中强调,“这次会见你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于我们党的发展都将具有历史性意义”。

  三天后,季米特洛夫接见了铁托。

  季米特洛夫问铁托:

  “告诉我,瓦尔特,你们在南斯拉夫有党的组织吗?”对季米特洛夫的问题,铁托做了肯定的答复,并且当面系统地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他前一段在南斯拉夫为恢复党的组织所作的努力,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明显成效。

  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他一直相信铁托所陈述的这些事实。而正是这些事实,才避免了南斯拉夫**被解散的命运。

  最后,铁托又一次向季米特洛夫陈述党的领导设在国内的重要性。

  季米特洛夫同意铁托的见解,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并解决了问题。

  “领导?瓦尔特,什么领导?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应该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季米特洛夫通知铁托,他已经被委任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总书记,因为这一职务尚须执委会会议最后批准。

  铁托听了表示说:

  “我们将洗清污秽!”“那就干起来吧!”季米特洛夫说。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重担千钧重不辞,轻车在路路难知。

  但为黎民除饥困,何虑男儿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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