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行受命苦且艰，全其心智慎为先。
剑在匣中为韬晦，不求门外马车喧。
且说列车进入苏联边境时，铁托心潮如涌。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南斯拉夫的革命者，忍受着无穷无尽的审讯的折磨和拷打；在监狱之中，在禁闭室内，苦熬着，一天天打发走寂寞得令人窒息的日子。他们所以能够坚强不屈，是因为有一个希望支持自己。他们相信，所有这些痛苦和磨难，都不会是无代价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虽然远在天边，但在那里，斗争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对南斯拉夫**人来说，那里是工人的祖国，那里劳动光荣，充满了友爱和真诚。铁托回忆起，1934 年从狱中被释放后，当他在每个寂静的夜晚倾听莫斯科电台广播，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国际歌的激动人心的雄壮旋律时，他是如何感受到了那个国家的力量！
列车继续前驰。前方是一个木制的巨大的拱门。朝欧洲一侧写着：向欧洲工人致敬！列车通过拱门之后，看到朝苏联的一侧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车到达边境第一个车站——涅格列洛伊站。
一名穿制服的青年走上前来，向铁托敬礼，然后检查了他的护照。
列车进站后，铁托下了车，要在月台上走一走。
车站周围的建筑十分壮观。建筑物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还有红场、乌拉尔工厂、集体农庄的大幅照片。这一切使铁托感到振奋不已。
到达莫斯科之后，他被安排在高尔基大街卢克斯旅馆。随后，他便向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弗拉吉米尔·乔皮奇报到。
卢克斯旅馆是幢楼房，5 层，有许多单人房间。铁托分到了一间。这个旅馆实际由共产国际专用，管理颇严。房间设备简陋，没有洗澡间。洗澡的热水不是每天供应。每逢洗澡间开放，大家便挤在喷头下冲洗。房间有一个煤火炉，可以做饭。楼下一层还有集体食堂。在这里住的多是单身，所以，大家都图省事，到食堂去用餐。
进入旅馆一律要“通行证”，不出示此证件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
安顿下来之后，铁托便到共产国际机关报到，听候分配工作。
他被分配到巴尔干书记处，主管南斯拉夫事务。所有从南斯拉夫来的报告都要经过铁托之手，在他这里汇总。当书记处要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要由铁托准备报告。
这个书记处由德国著名**员威廉·皮克领导。
本来，共产国际决定把铁托安排在工会红色国际。后来，征得了南斯拉夫**中央的意见，共产国际改变了决定，遂将铁托安排在了巴尔干书记处。这一变更对铁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他被分配管了工会工作，或许他一生就只能做一名工会干部了。
对铁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南共总书记的一封“介绍信”。
这封信是高尔基奇写给乔皮奇的。信中说南斯拉夫**中央同意铁托做书记处的工作。
我们也同意由铁托接过这项工作，我们请你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有事找铁托商量，希望让大家注意对他抱友好态度。请告诉瓦里亚①，他是一个工人，曾在监狱里度过6 年。
开始时他也许不如有经验的知识分子那么熟练。但他了解我们党，他是我们工人积极分子中最优秀部分的代表人物。过一段时间（6 —8 个月）之后，我们将调他回来在中央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他当作无足轻重的官员；相反，应把他看作不久就要成为党的优秀的（我们希望如此）实际领导人之一的党员。
铁托很快发现，这里不比国内。在国内，党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他可以放开胆子，大干一场。这里就不一样了。在莫斯科，像他铁托一样的人物，充其量只能作为权力金字塔的底座——如果算不上塔基的话——他的上边全是“婆婆”，故而，他必须慎言慎行。
当然，应作的工作要全力以赴，不但不能有半点懈怠，而且不能有分毫的差池。
监狱里长期的孤独生活使铁托习惯了索居独处。他很少上大街。他自己决心最好地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他渴望读书。书，可以说这里应有尽有。
当然，铁托读书是有选择的。他认为自己应该补上经济、哲学和军事方面的不足。
必要的政治活动铁托是积极参加的，像南斯拉夫**人举行的集会。
铁托要认识别人，也要别人认识他。他曾几次作为“家乡来的同志”，在会上作有关南斯拉夫当前形势的报告。
铁托还利用一切机会结识各国党的领导人。这些人有：保加利亚著名**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事实证明，他对铁托的政治前途起着关键的作用；德国**人威廉·皮克，他是铁托工作中的顶头上司；德国**人沃尔特·乌布利希；捷克斯洛伐克**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法国**人莫里斯·多列士；意大利**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美国**人埃尔·白劳德。铁托与白劳德是在公共浴室洗澡时第一次见面的。
铁托与其他**人一样，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用了另一个名字，他那时叫瓦尔特。
瓦尔特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正赶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紧张的筹备工作。
大会的召开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件大事。
大会的宗旨是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大会于1935 年7 月25 日至8 月20 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全世界的65个代表团400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开幕。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当唱罢国际歌，威廉·皮克致开幕词后，会场里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斯大林出现了。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斯大林被领到自己的位子上，十分镇静地坐了下来。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与代表们迸发出来的火一般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季米特洛夫与陶里亚蒂在会上做了报告。当报告人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会场总是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
① 瓦里亚：指菲力普·腓力波维奇，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南斯拉夫委员。
不过，斯大林没等会议结束就离开了会场。主席团没有向与会者说明他离开的原因。
这是铁托第一次见到斯大林。
不用说，斯大林的形象给铁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的内容同样给铁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会议确定了共产国际，也就是各国**策略的重大转变。
以往，各国**人总是被告诫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跟其他左翼政治派别实现联合，以免混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界限，给工人群众带来消极影响。现在，**则要积极地团结和联合它们，以便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法西斯和各国反动政府。**夺取政权这一根本任务没有改变，但它成为下一步的，或者是未来的长远目标。敌人的阵线也做了重新划分。原来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均为敌人，现在要承认某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还有美国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其理论根据是这类国家具有“非侵略性”。
大会最后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这一结果对铁托的政治前途具有重大意义。
南斯拉夫**组成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大会。铁托是代表之一，而且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职务——秘书长。这一身分使他得以出席大会的各种会议以及各委员会的会议。这样，他不但可以熟悉人头儿，而且可以学习、了解会议的组织工作。他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最后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他是三名中的一个，而且在选举时，铁托的名字获得通过。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这一职务理所当然的应由3 名候选人之一的南斯拉夫**总书记高尔基奇来担任，因而出面干预，遂将铁托的名字划掉，而换上了高尔基奇。不过，高尔基奇没有当上正式执委。他只被认定为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大会结束后，南斯拉夫**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再次选举铁托为政治局委员。
铁托的妻子贝卢斯娃在铁托1929 年坐牢时，由党的组织把她送到莫斯科。铁托来莫斯科后了解到，贝卢斯娃已经改嫁。她的新丈夫是苏共党的干部。带回来的儿子贝卢斯娃没有抚养。苏联另一位好心的妇女收养了他。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铁托离开国内之后南斯拉夫的政治形势和南斯拉夫**的状况。
亚历山大被暗杀之后，保罗亲王摄政。
1935 年5 月，南斯拉夫举行普选。**领导机关在如何对待普选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严重分裂。普选时，**仍然处于非法状态。当初，总书记高尔基奇发出指示，要**通过党控制的合法组织劳动人民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指示发出不久，高尔基奇又收回成命，要求**员与以农民党为核心的反对党候选人一起活动，并且投他们的票。表面上看，这符合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但却严重脱离南斯拉夫实际。一方面，农民党领袖马切克拒不接受与**的这种合作，而另一方面，农民党也未能在选举中获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亲纳粹的右派头子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他出任首相后，因**暗地里参加反对派，遂变本加厉地对**进行了镇压。而党的组织又正好给新的镇压提供了口实。
锡萨克的党组织组织了一次工人集会。结果，集会失控，出现了亲苏示威，示威者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克罗地亚的要求。政府加紧了对党的活动的侦察。此后不久，党中央组织书记奥吉耶·米特洛维奇被捕。他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但要命的是，他被捕时身上带着党的积极分子名单。这名单没有来得及进行处理，便落人警察之手。于是，警方很容易地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3000 多名**积极分子中的960 余名捉拿归案。通过审讯，政府掌握了有关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的大量情报。这样，处于非法状态的**似乎一下子被摧垮了。
这一情况应该由谁来负责？党员的不满情绪集中在总书记高尔基奇的身上。高尔基奇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尖锐批评，党的组织重新出现了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情绪。这种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着。
1936 年4 月，趁高尔基奇不在的情况下，乔皮奇召集在布拉格与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们开了一次会议。乔皮奇的这一活动，不但没有请示高尔基奇，也没有请示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发现乔皮奇的这一活动后，遂对甫斯拉夫党的中央机构采取了断然措施：解散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中央。说是选举，实际是任命。总书记仍由高尔基奇担任，铁托则被选为组织书记。这组织书记就是党的第二把手。
时势给了铁托一次关键性机会。
反对高尔基奇的乔皮奇等人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铁托还构不成高尔基奇的反对派，但在两个原则性问题上，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分歧。第一，铁托力主把党的领导中枢由国外迁到国内；第二，不要再从共产国际领取党的津贴。对这两点建议，高尔基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最后，他们在第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将中央分成两部分，作为党的政治书记，高尔基奇仍留在国外，作为党的组织书记，铁托回国工作。
铁托于1936 年离开莫斯科。
高尔基奇给铁托准备了一个护照，并给铁托安排了回国的路线。
铁托十分警觉。他了解到，凡是按高尔基奇指示的路线回国的，全部在南斯拉夫边境上遭到了逮捕。铁托提防着高尔基奇的暗算。于是，他自己准备了另一个护照，并且选择了另一条路线。
铁托在维也纳和巴黎呆了些日子，于1936 年年底回到了南斯拉夫。
铁托的急切的任务，是重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警方的方针是打进**的组织，甚至打进最高层，从而不断地弄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以便对**聚而歼之。事实证明他们这一手很是成功。因此，**刚刚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马上就会来一次逮捕，党的领导和活跃分子被一网打尽。这一状况一再发生，除了最大胆或最莽撞的人之外，谁还敢继续在党内干下去？铁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但任务是非完成不可的，关键是要有办法对付警察搞的阴谋。
回国后的几个月，铁托全力以赴地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铁托的合法身分是一名工程师。可以说这一角色他扮得是十全十美的。
这位“工程师”富有“成就”，因此生活相当“富裕”。这种情况才能使他接连不断地外出，在各地跑来跑去，会见并结识各种各样的人。
1937 年的头几个月，他奔走于斯普利特、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各地，恢复旧有的关系，物色新的人才。
人们还记得，铁托出狱后曾经干预了作家之间的分歧，当时，作家中的中心人物是罗斯拉·克尔莱扎。原本他们就认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同在一个兵营，只不过克尔莱扎没有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后来他们又相遇。在政治集会上，他们对政治问题谈得十分投机。这次铁托不忘旧友，而且，作家与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党员作家又对革命有独到的见解。他们9 年没有见面了。于是，铁托决定去见这位老友。
铁托事先没有通知，便敲响了作家的家门。
克尔莱扎出现在门口，当初，他以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人。铁托见老友没认出他，笑了起来。当主人听到那清晰、热情而亲切爽朗的笑声时，便知道是谁到了。
作家后来回忆说：
“乍一看，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是大大地变了，完全、彻底地变了。他安祥。自信而质朴，正像那种已经消除了思想中的一切怀疑、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人。”他们谈了整整一夜。当时，克尔莱扎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向铁托讲述了他所见到的法西斯主义的情况。
作家又谈到了他老早就发现的铁托的“固执”脾气。铁托听罢，哈哈大笑后对作家说，他回到克罗地亚后，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怀乡之情所驱使，回到了他的家乡库姆罗维茨村，尽管他的家已经不在那里，尽管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铁托说，在黑暗之中，他站在旧居的几棵果树下，听着大吠和小溪潺潺的流淌声，闻着房舍中发出来的熟悉的气味，包括邻居的粪堆和马厩的气味。铁托说，他觉得一切都没有变——甚至溪中的死猫和一扇破门的嘎吱声都没有变。
从克尔莱扎那里，铁托不仅了解到了革命文艺队伍的思想情绪和要求，而且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建国后，克尔莱扎一直是敢于向铁托直言的几个作家中的一个。
铁托与密洛凡·吉拉斯的联系，代表了他与新一代革命者建立关系的一般情况。
他早就听到了密洛凡·吉拉斯这个名字，并对他在大学生中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满意。他给吉拉斯发了一封信，让他速来萨格勒布，共商治党大计。
当时，吉拉斯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原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并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工作。
吉拉斯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早在1937 年，从萨格勒布来的消息说，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要求从贝尔格莱德派去一个同志。那年冬天的大暴露几乎使整个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荡然无存。只有一所大学幸免，没有一个人被捕。这是因为一位同志在警察面前表现得很英勇，他拒绝泄露他和这个大学的联系。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保存了下来。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大逮捕时我正在监狱里。
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直防备是否有警察跟踪。我来到了预先安排好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同志音乐家帕夫勒·马尔科伐茨的房间里。我发现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消瘦但非常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他问到我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情况。我向他报告了警察所做的一切。他安祥地听着，然后开始劝告我。
说实话，他给我的劝告对我们在南斯拉夫的**人来说是新鲜的。我们感到我们是生活在沉闷的、不可理解的环境中，你不屈不挠地工作，团结了一些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突然间一次暴露放一网打尽。我们的同志遭到警察的酷刑，然后被关进监狱。少数幸存者又重新组织起来，又遇到同样的困难。尽管我们有这种经验，但是我们却不愿改变这种情况。
这位中央委员解释了新的纲领，却从不提到他已悄悄地捣成碎粉的旧形式。他告诉我如何按照新的标准选择党的干部，那些工厂、车间、学校里受到信任的人。为了我们个人的安全，我们不应该再培养一小批已经是知名的人士。这个委员交给我们的任务并不困难，稍加努力就可以完成。离开以前，他告诉我中央委员会将搬到国内以便直接和人民接触。他并且告诉我说，青年领导必须建立，他要求我从大学里选这一个我认为最好的、不妥协的、头脑清楚的小伙子。
我们分手时约定，我在一个短时期以后要同这个青年一道回到萨格勒布。在火车上我绞尽脑汁来回忆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我认为我一定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他。但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火车经过斯雷姆斯卡密特罗维查时（那里有一个监狱），他闪过了我的脑海。莫萨·皮雅杰画过这个人的肖像，当他们一同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模糊地回忆起皮雅杰曾经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名叫布罗兹。
我来到贝尔格莱德，找到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马尔科，他在监狱里关了6 年。
我同我的同志们讨论派哪个青年到布罗兹那里去，我们决定派伊凡一洛拉·里巴尔，一个读法律的学生。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青年，在大学里的**员中颇享盛名。
几天以后我回到萨格勒布，又遇见了布罗兹。在我们开始会谈以前，我对他说：
“同志，我认识你。当你在监狱时，莫萨·皮雅杰给我看过他在列波格拉瓦给你画的肖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我现在认出你来了。”铁托挥动着他的手笑了起来。
铁托活动的中心是萨格勒布。这里的警察力量比贝尔格莱德弱得多，而这里的情况他十分熟悉。
但萨格勒布的党组织被彻底捣垮了，铁托必须重新建立党的指挥中心。
不过，铁托并没有急着把新班子组建起来。他决定等一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来找到省委新领导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再说。在此情况下，铁托利用每一个部门的合法的工作形式进行工作，委任这些部门的领导，使他们直接与他本人进行联系，而暂不建立组织系统，如工会是合法的，铁托便指定某几个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这一形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才组建了党的省委会。
1937 年8 月1 日夜半时分，克罗地亚地区的19 名代表在铁托的主持下，在萨莫博尔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由12 名委员组成的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中央委员会”，是在执行1934 年共产国际的决定。
那时共产国际决定克罗地亚要成立独立的党组织。而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铁托交给了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他的父亲作为法官，曾经审讯过铁托。
其他地区的党组织的情况与克罗地亚不同，铁托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系统。
1937 年4 月，斯洛文尼亚已经成立了单独的党组织。新委员会成立之后，铁托便把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重担交给了刚从莫斯科归来的爱德华·卡德尔。
在贝尔格莱德，铁托把重任交给了密洛凡。古拉斯和兰科维奇。
由吉拉斯和兰科维奇向铁托推荐的洛拉。里巴尔则掌管着人数最多、最活跃的共青团组织。而洛拉·里巴尔的助手，是伏克曼诺维奇（泰波）。
铁托挑选这些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任用他们要比任用那些在警察局挂了号的老党员使人放心；其二，他们没有宗派思想，少有地域观念。
实际上这些人形成了未来以铁托为首的党的核心领导层的基础。
这期间，共产国际交给南斯拉夫**的重要任务，是组织南斯拉夫志愿人员赴西班牙，直接支援西班牙工人阶级反对佛朗哥的武装斗争。
做这项工作，一是要招募人员，二是要募集资金，供志愿人员旅途之需，三是要组织派遣。招募工作并不困难。南斯拉夫人中，愿把西班牙当做反法西斯战场的大有人在。募集资金也不算困难。困难的是把这些志愿人员安全地送到西班牙。因为这些人员必须秘密遣送，而去那里的又是成千上万的大军。
1937 年春，巴黎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展览会。这给志愿人员去西班牙提供了机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拿到了去巴黎的护照。持有护照，到了巴黎，到西班牙就没困难了。
还有一条途径是供无法取得护照的人通过的，这就是先秘密经过奥地利，然后去瑞士，从瑞士到法国，从法国再到西班牙。这条路线充满了危险。
他们一旦被外国警察发现，便被引渡回国。那么，等待他们的便是监狱与鞭答。
为完成这一任务，铁托尽了最大努力。他曾多次前往巴黎，亲自组织这项工作。
这也充满了危险。有一次，铁托还险些被警察抓住。
有一天，英王出访巴黎。为了加强警戒，警察在全市搜查所有嫌疑分子以及没有护照的外国人。这样，铁托不得不离开巴黎，以避锋芒。
在他离开巴黎时，得到了一个新的护照。他有点大意，没有对护照进行认真检查就上了路，尤其他没有记牢护照上的名字。他非常疲倦，在车厢里睡了过去。火车离开斯特拉斯堡之后，希特勒的边防人员进入车厢，检查护照。铁托被叫醒后，便把护照递了过去。警察用德文问铁托的名字。
铁托昏昏沉沉，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护照上的名字。
“你的名字？”德国人开始愤怒了，又一次问。
铁托还是想不起来。但他记得那是一个捷克人的名字。
铁托急中生智，假装听不懂德语，于是用捷克语问身边的一个人：
“警察需要什么？”“他问你的名字。”拖延起了作用。护照上的捷克名字终于出现在他的脑际：
“哦，我叫……”他说出了那个名字。
警察信以为真，以为铁托真的不懂德语，便怒气冲冲地嘟嚷了几句，在护照上加了章，把护照递给了铁托。
这期间，从南斯拉夫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的数目急剧增加。高尔基奇认为，只从陆路派遣难以适应。于是，他决定从马赛搞一条船到南斯拉夫水域，用船把更多的人偷运过去。一次可以去上千人，这是一个颇有气魄的决策。
高尔基奇把这项任务交由中央委员阿道夫·穆克来完成。
穆克来自达尔马提亚，服务员出身。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船从马赛开出后，不几天便到达南斯拉夫水域。最后，船只停泊在布德瓦附近离摄政王在米切尔的夏宫不远的海域。
在南斯拉夫的陆上，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1000 余名志愿人员已在岸边集中隐蔽，他们大多是来自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
黄昏时分，这条船发出了信号——这是预定好了的。信号发出后，船只按预定计划要驶向岸边，志愿人员则登上小船划过去。但是，天公不作美，也是应验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句话，这天夜里偏偏起了大风。有道是海上无风三尺浪，这大风一起，海涛像小山一般在海上滚动，这船如何能靠得了岸？
这样，指挥者只得推迟行动。
行动推迟，对海上的船只倒无甚妨碍，但苦了在岸上等待的那1000 多名偷渡者。他们缺吃少喝，挤在一起，急得不亦乐乎——最后，终于有令下达：
第二天实现登船计划。
但当第二天夜幕降临、人们准备登船时，海湾里出现了警察的巡逻艇，而且巡逻艇拉开了警戒线。组织者们发现自己被警察包围了。
穆克是水手打扮。警察登船时，他正在船头。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劝穆克弃船跳水逃走。穆克没有那样干，共产国际那位工作人员跳水逃跑成功，穆克被捕。他供出了整个计划。岸上那1000 余人中一部分人逃脱，但大部分人落人警察法网，被夫入牢中。
事实说明，这件事高尔基奇又干坏了。
铁托则继续从陆路向西班牙派志愿人员。经铁托组织，大约有1500 名南斯拉夫人到达西班牙，其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遭受到惨重的牺牲。差不多有半数为共和国战死在疆场，300 余人受了伤。另外，战争失败后，返回的人中又有350 余人在越过法国边界时被送入集中营。但仍有300 余人逃回了南斯拉夫。这些人成了南斯拉夫的革命种子。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了南斯拉夫的文武官员，其中有24 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将军，他们大多数成为铁托忠诚的革命伙伴。
1937 年7 月底的某一天，铁托接到了中央委员斯雷膝·茹约维奇等人的一封信，写信人让铁托“从速”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中央所在地——巴黎。
铁托反复捉摸了那封信。等待他的是机会还是险情？最后，他决定按信中说的，赶紧到巴黎去一趟。
欲知铁托吉凶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奉命急切俄都行，兢兢难解兄弟情。
返国受命多少事，席不暇暖又登程。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