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汤显祖评传 > 二、《牡丹亭》的创作年代
二、《牡丹亭》的创作年代
《牡丹亭题词》作者自署万历戊戌年秋。戊戌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在遂昌弃官回家的三、五个月内完成这一杰作。
《牡丹亭》第一出《标目》说："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 没个为欢处。""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忙处"、"闲处"，作者在《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中有清楚的解释："天下有闲人则有闲地，有忙地则有忙人??何谓忙人？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即有闲地焉而甘之。"'忙处"指官场，"闲处"指罢官家居。这篇文章作于临川知县袁世振在任时，即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之间，上距《牡丹亭》成书不久。《标目》的曲文和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罢官（"忙处抛人"）而后家居（"闲处住"）的情况十分贴切。"百计恩量，没个为欢处"，正好表达他罢官初归的心情。遂昌知县虽然没有繁剧的公务，但毕竟是官场。如果说《牡丹亭》创作于遂昌知县任上，因为县治僻处山乡，而勉强称之为"闲处"，把朝廷作为"忙处"，整句句子可不太符合他的处境。因为汤显祖不是直接从忙处（朝廷）调往闲处（遂昌），而是由贬官地徐闻调到遂昌。
古代文人的堂名斋号，即使作者远离家乡也不妨同样采用。"玉茗堂前朝复暮"，不见得一定在临川。但是这一句曲文情况不同，堂名不仅用作人名的代称，同时又兼指具体的建筑物即作者的家园，这几句曲文应是作者谱曲情景的真实写照。
汤显祖戏曲的其他三篇题词所署年份不是创作完成之时，就是润色改定的年代。前者如《南轲记》《邯郸记》，后者如《紫钗记》。《紫钗记》完成于万历十五年前后，有《题词》所说："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为证。后文又说："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耀先、拾芝局为诸生倅，无能歌乐之者。"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所载题词署明万历二十三年春，和《题词》所记友人的情况完全吻合。"曲成"这两个字还隐约透露出作者在写作题词前曾对《紫钗记》作了最后的润色。
有人以为《牡丹亭》作于遂昌知县任上，万历二十六年是付印的年代。
汤显祖在两年后写的《答张梦泽》信说："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可见二十六年时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可能都不存在。《与钱简栖》信说："贞父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黄汝亨字贞父，由江西进贤知县调任京官，先回杭州。《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也说："顷黄贞父汝亨以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这是《四梦》刻本的最早记录，时在万历二十三年。实际出版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但不会相差很远。
现在对不同论点补充评述如下：
（一）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八作者致汤显祖的信说："近传新著业已杀青，许八丈可为置邮，何不以一部乞我？"引用者认为此信作于万历二十五年。此外，汤显祖在遂昌写的《答习之》信："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俸著书，亦自不恶耳。"他们把上述引文中"新著"和"著书"坐实为《牡丹亭》，在提不出具体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反问道：如果不是《牡丹亭》，那又是什么著作呢？当时《紫钗记》已出，《南柯记》《邯郸记》未定，振振有词，似乎"新著"指《牡丹亭》是确凿无疑了。
"杀青"原意指脱稿，但从下句"何不以一部乞我"看来，这里是指出版。前已指出，万历二十八年时，汤显祖承诺以《牡丹亭》送人还只能用抄本，没有印本。梅鼎柞信中的"新著"显然不指《壮丹亭》。
汤显祖有没有别的著作在出版呢？《玉茗堂集》现存万历三十四年刊本有帅机、屠隆序各一篇。他们评述汤显祖的经历和诗文都到遂昌知县止。帅机早在万历二十三年亡故，屠隆也在此书出版前去世。这两篇序当是原为较早的诗文集所写，后来移作《玉茗堂集》的序言。这和沈际飞的《玉茗堂集选》广泛收罗汤氏以前各种集子的序言、题词如出一辙。
从小说戏曲在古代不受重视的情况而论，很少有人把自己的这一类作品称为著作。即使他本人对它有所偏爱，也不得不从俗。汤显祖有一封信给他罢官后结识的好友张梦泽，论述他自己的写作。首先谈到的是"其文事关国体"，或"馆阁典制著记"以及"成一家言"的"子书"，这些才是著作。
其余都是"小 文"。此外就是"诗赋"'韵语"，没有一个字提到戏曲。这不是他看不起戏曲，而是对人交谈不得不遵从共同的风习。《答李乃始》信性质相同，提到戏曲时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复瞿睿夫》说："兄才气英阔，加有旧货，足为著书食客之费，而弟故儒素，宦浅无足与游，小词自遣而已。"以上二信都以"大著""著作"和"小者"'小词"作对照。他只有《答罗匡湖》信中说的一句话："谓弟著作过耽绮语"，"著作"一词才兼指戏曲，但那是用别人批评他的话。
不考虑时代特点，以个例古，望文生义，有些问题很难搞清楚。
（二）汤显祖《答邹尔瞻》书说："门下书云，当令冲父大有见闻。又云，不宜令听新声。大见闻全在新声。不令听新声，恐终吴下阿蒙耳。弟近已绝意词赋。道者万物之奥，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贫。时或间作小文，所谓白云自恰悦耳。门户过大，时官难对，无如之何也。""时官难对"，具体说，就是他在《答王字泰》书中所说的一段话："第仆年来衰愦，岁时上谒，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未流后进，鱼贯雁序郡县之前，却步而行，伺声而色，诚自觉其不类。因以自远。"这是说退休之后，地方官架子大，难以接近，"白云自怡悦"，本是陶弘景酬答齐高帝的诗句，是退隐的典故。"食贫""门户过大"，指家庭人口过多，生活困难。明明白白，这是罢官以后写的一封信，而某一研究者硬指他为遂昌知具任上所写，而"新声"则毫无根据地坐实为《牡丹亭》。
同一研究者又以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为依据，断言黄君辅在万历二十八年秋试告捷。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是由于得到三年前，即万历二十五年的《牡丹亭》的启发。《激书》原文如下：近世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亭》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辄掷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四肢不灵，虽勤无益也。君辅涕位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怀胸，看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亭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锋刃具矣，烟云生矣，波涛动矣，香泽握矣。畴昔臭恶化芳鲜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
这类轶事，言之凿凿。可以供谈助，作参考，是否事实却要经过检验。
这是考证的常识。王思任清晖阁《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徐渭字文长，万历二十一年去世。《牡丹亭》绝对不可能写在此时之前。虽然王思任和徐渭都是绍兴人，王思任和汤显祖通过信。徐渭写了信而没有寄出，这几句话却难以置信。《阳秋馆集》李级序云："往闻长老言，汤先生作《南柯梦》传奇，考得蛾子事百二十余条，迭帅（机）先生补所未备。先生增六十余事以报。"帅机去世后五年才有《南柯记》，这些话显然传闻失实。《激书》这段话不可信，只要指出一点就行。据《吉安府志》，万历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年三次秋试，姓黄的人没有一个中举。而"遂捷秋场"只能解释为乡试录取。黄君辅是一名副贡，那不过是举人的备取名额，和《激书》所记汤显祖对他的称颂对不上号。以这样一条材料作为考证年代的依据显然不够严肃。何况君辅是不是那个冲甫，只是出于这位研究者的猜测，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三）有人认为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三月罢官，秋季完成《牡丹亭》，时间短促，难以设想。他问道，《南柯记》费时一年半，《邯郸记》费时一年三个月，《牡丹亭》的写作何以如此顺当快速？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孤本秘籍把写作《二梦》的起讫时间定得如此准确。汤显祖写完《南柯记》，如果毫不间歇，《邯郸记》最多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写作时间。这是极限，事实上很难有这样的情况。《南柯记》完成不久，他的爱子士蘧夭亡。他对这个儿子期望很高，不幸给他的打击很大。一次就写了二十二首悼诗，感情十分凄苦，以常情而论，写作《邯郸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但毕竟比创作《牡丹亭》的时间要长。汤显祖在《答张梦泽》信中已经把原因说清。"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盖唯贫病交连，故亦啸歌难续。"这就说明《邯郸记》的写作进程因"贫病交连"而比《牡丹亭》拖得长。换句话说，《牡丹亭》比《邯郸记》写得快。万历二十六年罢官初归，境况比二、三年后好。作者自述是可信的。三四个月写一本传奇并不出人意外。焦循《剧说》卷四，传说张凤翼在新婚闹房时不出一个月写了一本《红拂记》。《壮丹亭》和它相比，那就从容得多了。
文学艺术创作情况复杂，伟大作品并非必然经年积岁而后成。《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巴尔扎克两三个月写一本小说，同样不失为世界名著。"李白斗酒诗百篇"，不会比"二句三年得"的诗人贾岛差。千锤百炼可以见之于朱墨淋漓的手稿，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无迹可求的平素学养和生**验，它有时表现为自然而至的灵感或所谓神来之笔，为人所乐道。《牡丹亭》是世所公认的传奇杰作，但它明显地留下仓卒完稿而未及仔细推敲的痕迹。后代评论者所举的一些文学上的瑶疵，并非全都出于苛求。第十出《惊梦》，杜丽娘的说白把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误记力《崔徽传》，而未及改正。即此一例，可见《牡丹亭》的写作与其说自始至终句斟字酌，不如说有时倒相当匆促。古代著名的相马者伯乐推荐九方皋去为秦穆公访寻骏马。三个月后求到了。他说是一匹黄色牝马，牵来一看果然是千里马，然而却是黑色（骊）牡马。九方皋把马的性别毛色都搞错了。伯乐为他辩解说：这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别人容易见到的表面现象被他疏忽了，他见到的是别人见不到的马的精神实质，《列子·说符》的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牡丹亭》创作的精和粗。白璧微暇不失为杰作，而缺陷之所以存在，显然和写作时过于匆促有关。
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二三月回到临川。他既没有辞职， 也不是被罢免。他向吏部递上一个告假单子，就管自己回家了。他仍然带有知县的虚衔。晚明官员纪律松弛，后来连六部尚书都有弃官而走的，朝廷也不派人接替。汤显祖多年屈居小城知县，没有希望回到朝廷，才使他最后采取这样决绝的态度。这是气忿之余的抗议，不是从此消沉，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有朝一夕时机成熟，他将重新出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后来发生变化，谁也无法预料。
可见把万历二十六年看作汤显祖晚年的开始，未免失之过早。这时他四十九岁，他对社会生活和宦海风波已经阅历很深，而他的热情并不衰退，依然保持着当初的锋芒；从《紫萧记》《紫钗记》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词赋家的文采和辞藻将深化为剧中人物心理和情节结构的艺术美。这是他创作《牡丹亭》的绝好时机，剧作家正处于旺盛的艺术生涯的顶点。
从他弃官初归时写的一些七言律诗，如《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樽开竹叶风前笑，槛点花枝雨后看"，或《新买谷南高冏卿比舍》："月下笑声分的，风前基兴觉消疏"，优闲自在，看不出低沉、忧伤的情调。又如《初归》："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誇玉已非"，牢骚不平，但不妨碍他享受天伦之乐："却喜家公似壮年，登山著履快鸣鞭。迟回阿母加餐少，早作休官侍药便"（《却喜》）。父亲七十一岁，母亲少两岁，双双健在。同一首诗说："南游北望成何事，且及春光报眼前。"这使人想起《牡丹亭》第三出《训女》的曲文："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得春光一二？"这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实，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汤氏初还乡诗作，即编入《汤显祖诗文集》第十四卷的前十首侍，提到梦境的竟占其中一半。《答周松阳》"梦去河阳花似远，兴来彭泽柳初分"，才卸任的遂昌知县情况犹如一梦；《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几年清梦有长安，不道临川一钓竿"，写的是过去对官场的憧憬，如今虽然未曾完全清醒，却已意兴阑珊，可以说这是《南柯记》和《邯郸记》的遥远而微弱的先声；《初归》说："春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那是短暂的午梦；《移筑沙井》说："闲游水曲风回鬓，梦醒山空月在脐"，则是多梦的春夜。和《南柯记》《邯郸记》有一点相像，《遣梦》以整首作品写梦境：休官云卧散仙如，花下笙残过客余。
幽意偶随春梦蝶，生涯真作武陵渔。
未成拥髻荒烟合，去觉搴帷暮雨疏。
风断笑声弦月上，空歌灵汉与蜘蹰。
它和次年二月寄赠达观禅师《梦觉篇》诗序所记的梦境可能类似："春中望夕寝于内后，夜梦床头一女奴，明媚甚。戏取画梅裙著之。"难以肯定是否有实际的风流韵事与此相关。引人注意的是它们和《牡丹亭》的写作时间相同，不见得是无意义的偶然巧合，汤显祖的剧作以《四梦》为名。它们都有或长或短的梦境，既是作者人生态度的表白，形式多样，内容不同，而都有一梦，同时又和作者平时多梦，善梦，沉溺于梦想有关，甚至和他的生理气质易于入梦分不开。可惜资料不足，不便再作进一步探索。
梦境并不能使人全然忘却现实。写作《牡丹亭》的那一年四五月间，汤显祖写了一首侍《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霑御袍。
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
当时北京附近大旱，皇帝似乎颇为忧国忧民，夜夜在紫禁城里露天进行祈祷。据陆游《南唐书》卷十七，申渐高是南唐国主李昇的优人。时值亢旱，李昇问他的侍臣道："别处都下了雨，为什么独独京城里一滴雨也没有？"申渐高应声而答："没有什么奇怪。雨怕抽税，不敢进城。"1957-1958 年在定陵发掘的地下宫殿金器之多足以为万历皇帝的贪得无厌提供充分的物证。当时他派遣宦官分头前往全国各地搜刮金银财宝，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奉行不力的都受到严厉惩处。汤显祖的这首诗居然以当今大明天子和区区南唐国主相比，他的胆识在同时代的文人里是少见的。记住这首诗，对了解《牡丹亭》作者彼时彼地的思想感情是不无好处的。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