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遂昌知县
万历二十一年（1593）月十八日，汤显祖来到浙江处州府遂昌县做知县。遂昌的四周高峰插天，早晨很迟才见到阳光，山岭重叠，风气闭塞。居民勤俭而又朴实，几百户人家缘溪而聚居，就算是县城了。实际上那时连泥土筑的城墙也还没有。
在明朝，臣下直接冒犯皇帝或他所宠幸的权奸而被斥逐， 甚或迫害致死，那要等皇帝去世，才以遗诏的名义得到平反。生者加官晋级，如海瑞；含冤负屈的忠魂则在身后得到昭雪，如沈鍊。他们大约比汤显祖早三四十年。汤显祖直言敢谏并不针对皇帝，首相申时行也不是奸相严嵩，他有可能很快返回朝廷。南京国子监司业刘应秋照料他的善后，就有这样的估计。半年后，江西同乡、徐闻知县熊敏送别汤显祖，特地以鸡舌香为赠。鸡舌香一名丁香。据说汉朝尚书郎对皇帝奏事要口含丁香，以免嘴臭不敬。这是对汤显祖还朝复职的祝愿。看来乐观的人不止刘应秋一个人。那时贬官还朝的人遇上阻力，吏部往往给他找一个州县外职当作过渡。
汤显祖到任才三天，就去瞻谒孔庙，了解当地的教育设施。新建的孔庙，讲堂却很破旧，也没有藏书。十四五年前，知县钟字淳盖了三间屋办书院，地方大小，不能容纳寄宿生。现在连这一点房子也倒坍了，再没有别的场所可供诸生诵读。四月初一日接印视事，正好接到省里学政的公文，要诸生演射。没有射堂，无用武之地，谁也不会射箭。汤知县决定在溪水之南瑞牛山前面营建文武合一的射堂和书院。他献出了向例归知县所有的讼费和罚款，加上三千钱学租，经费有了着落。五月大雨，山洪暴发，木材随着大水运到，射堂在六月完成。农忙季节一过，八月又建成学舍三十间。每间可供二人住宿。射堂和学舍合称相圃书院。传说孔子曾在山东曲阜矍相之圃习射，所以叫相圃。它包含着知县对山区青年的期望，要在他们当中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将相之材。他利用职权剥夺了城隍庙和寿光宫的租田二十五亩，作为书院的常年修缮费及补助清寒学生之用，校舍和经费问题就顺利解决了。《牡丹亭》第二十出《闹殇》，陈最良和石道姑争夺祭田二顷，结果老学究如愿以偿。这一情节可能脱胎于此。从此，书院里有五六十名士子济济一堂共同学习。他常常步行过桥，和师生共同讨论，亲自为诸生批改文章。这是遂昌第一所正式学校。知县在明伦堂后创建的尊经阁可说是遂昌最早的公立图书馆。
汤显祖仿效古代良吏的榜样，让囚犯回家过春节。元宵还让他们出去观灯。
到任第一年十月的一个深夜，老虎进城咬伤一个孩子。他亲自起来率领兵丁，高举火把去赶虎。孩子由名医何晓用巨胜膏治好。他写的《遂昌县灭虎祠记》说："灾由人兴，非虎非豺。我去其苛，物象而和。"苛政猛于虎，废除苛政比灭虎更重要。他自己在遂昌就以实行除暴安民的仁政为职责。看来他在遂昌一切都很如意，不少诗歌流露出悠然自得的情绪。如《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诗二首：平昌四见碧桐花，一睡三餐两放衙。
也有云山开百里，都无城郭凑千家。
长桥夜月歌携酒，僻坞春风唱《采茶》。
即事便成彭泽里，何须归去说桑麻。
偶来东浙系铜章，只是南部旧礼郎。
花月总随琴在席，草书都与印盛箱。
村歌晓日茶初出，社鼓春风麦始尝。
大是山中好长日，萧萧衙院隐焚香。
后来他在《牡丹亭》所描写的南安大守杜宝的田园风味的官场生活就以遂昌的经历作范本。如第五出《延师》《浣沙溪》：山色好，讼庭稀。
朝看飞乌暮飞回，印床花落帘垂地。
它和第八出《劝农》的整个牧歌情调很相像。汤显祖在遂昌写的一些书信也似乎超尘出俗，物我两忘。如他寄大理卿曾同亨的书信说："至如不佞，割鸡之材，会于一试。小国寡民，服食淳足。县官居之数月，芒然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复徙去意。"这些话使人想起苏轼贬官海南岛的达观之词：如果他生下来就是当地人，从来不曾置身于中原的繁华都会中，难道会对困守海岛的命运产生丝毫不满吗？只有了解他为返回朝廷多方努力而不遂的种种事实，人们才会明白"无复徙去意"，与世无争，安之若素，不是他的本心而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
"满堂溪谷风松，弦歌嗒尔。时忽忽有忘。对睡牛山，齁齁一觉。稍闻刘顾二君子前后见推，几逢其怒。执政大执乎。得天下太平，吾属老下位，何恨。"即使写给平生知己帅机的上面这封信，那也用的是诗的比兴手法，不是直抒胸怀。如果"吾属老下位"，而不"得天下太平"呢？这样的可能性无疑更大。强烈的不满寓之于无言之中。不是出于谨小慎微，或故作达观，而是矜持自重的个性不许他诉之于旁人。
群山环抱的遂昌不是世外桃源。知县有许多无法逃避的现实。他不能是好官加隐士。
当时上官常常把自己的亲戚友人分发到属下各县去供养。临走时还得馈赠他以厚礼。当这样的人来到遂昌时，汤知县索性让他戴冠束带和自己一同升堂。五天一坐堂，一堂不过二三张状纸。能有多大的油水呢。这样几次，客人自己也不好意思地走了。
有的老相识前来打秋风，口气很大，他只能婉言解释。《答王伯阜》书信说："每月受词者再。今岁讼裁五十余，而三食敌人。食者踱至，何以待王先生。诸君有以谅我矣。"类似这样的事情他非得应付不可。
多少了解到一些民间疾苦，可是除了纵囚观灯，灭虎兴学这些力所能及而无补实际的"仁政"外，区区一个县官还能有别的什么作为呢？相传遂昌有一位画师毛会，曾在佛殿上画了一幅女人给孩子喂奶的壁画。夜里有人听到孩子的啼叫声。和尚告诉画师。画师略一点染，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从此就安静了。汤显祖为此写了一首诗《广仁院》："自惭佛无飞乳，满县儿啼似不知。"爱莫能助，作者的心境可想而知。
浙江巡抚王汝训上任前和刘应秋约好，他将尽快呈报吏部，让汤显祖脱离苦海，调出遂昌。人事部门主管、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不等浙江公文上报，早就提出让汤显祖恢复原职，得不到上级批复。后来又想调他为南京太仆寺丞，唯恐通不过，打算先调他到南京刑部再说。礼部主事、太仆夺丞、刑部主事品级相同，而名声略有参差。一再降低要求，仍然无济干事。这时吏部尚书陆光祖已经下台，刘应秋调回北京。后者的来信说，朝廷的气候是不雨不晴。
汤显祖的诗《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首》说："心知故相嗔还得，直是当今丞相嗔。"《论辅臣科臣疏》得罪首相申时行，这时他已经退休。可见这一位"当今丞相"不是申时行，而是王锡爵。王锡爵在汤显祖上奏章后一个月告长假回乡，汤显祖做遂昌知县前两个月回朝任为首相，正好碰在他手里。刘应秋给汤显祖的来信说，不知道王锡爵为什么很不喜欢他，现在了解的情况比当年汤显祖的知己知道的更多，王锡爵的儿子衡考取北京乡试第一名，别人怀疑他不一定是真才实学。自从张居正的儿子中状元以来，首相子弟考试名次愈高而信誉愈差。高桂、饶伸建议来一次复试。王锡爵认为这是开国二百年来内阁大臣所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愤而要求引退。为了使他得到安慰，饶伸削官为民，高桂降为边远地区杂职。汤显祖的《论辅臣科臣疏》却为他们伸张正义。刘应秋的来信说，王锡爵耳朵皮子软，一切事情都听儿子主张。王衡写的杂剧《郁轮袍》，以唐代大诗人工维自比。王维才学高超，人们却毁谤他考试全靠开后门。王衡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会对汤显袒有好感。出任首相前，王锡爵和王世贞两家兄弟退居在太仓原籍。人们称为四王。他们交谊很深。汤显祖反对王世贞的拟古主义文学主张，也会使王锡爵感到不快。
刘应秋曾指望浙江巡抚王汝训、海道副使丁此吕就近照顾汤显祖。哪知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丁此吕升任湖广右参政离去，次年王汝训革职。头一年，吏部尚书孙、侍郎赵用贤、考功郎中**星，第二年吏部尚书陈有年、文选郎中顾宪成都因得罪王锡爵而罢官。上面可以替汤显祖讲话的人差不多都被排挤而去。王锡爵虽然不久也告老还乡，继任的内阁大臣赵志皋、张位对汤显祖还不错，但一时难以改变王锡爵的原有决定。
在政治上这么支持汤显祖的顾宪成、王汝训是些什么人呢？顾宪成虽然官居吏部文选司郎中，却站在清议派方面和政府不和。王汝训的为人可以从一政治事件得到说明。他到任才几月，发觉湖州豪绅地主前尚书董份同前国子监祭酒范应期横行不法，霸占良民的田地财产，激起公愤。他和巡按御史彭应参决心主持正义。彭应参去到湖州巡视，接受上千被害者的控诉，命令乌程知县张应望依法处理。在政府和群众压力之下，范应朋畏罪自杀。范应期以前曾为皇帝讲书，他的妻子到北京告状。皇帝怒不可解，工汝训、彭应参都被革职，张应望充军，汤显祖给友人的书信多次表示他对王、彭、张三人的同情。当他因公晋京时，曾亲自到监狱里去探望。汤显祖对他们显然有同情和共鸣。
汤显祖治理遂昌的情况，他在《答李舜若观察》书信中有扼要的说明："斗大平昌，一以清净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已"。清净是他对人民的态度。中国古代所谓"循良"的地方官大都如此。害马指的是豪猾，汤显祖主张以霸道对付他们。可惜具体情况不见记载。
汤显祖对同乡先辈宋代政治革新家王安石曾有不同流俗的评论。他指出，王安石治理郭具，青苗法行之而有实效；他的均输、方田法适用范围更广；保甲、保马法宜于边境州郡。新法推行于全国不免失败，在一个县却可以获得成功。他认为友人赵邦清在山东滕县的治绩提供了这样一个实例。同时又指出，在滕县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不能简单地行之于全国。汤显祖为友人写下《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赵子瞑眩录序》、《赵仲一乡行录序》、《赵仲一鹤唳草序》、《滕赵仲一生词记序》、《寿赵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岁序》、《赵乾所梦遇仙记序》等七篇文章。就一般情况而论，这一类应酬文学大都是空泛的赞美之词，不一定符合事实，或出之于作者本心。送上丰厚的润笔之资，通过一定的人事关系，不难办到。但是这几篇文章不一样。汤显祖前后两次经过膝县，根据观察和前后对比得出结论，文章对王安石的论述从一个县的治理出发，不同于任何一种旧说，是他独到见解。汤显祖对滕县治绩的评论和对湖州事件的明朗态度，以及他的"去其害马"的自述，都说明他治理遂昌既有宽的一面，同时又有猛的一面。下面是他对付官绅项应祥的故事。项应祥任吏科都给事中，告假回乡。官位不高，而声势颇盛。他的子弟依持权势，为非作歹。告他家状的人很多，这使知县感到难办。一天晚上，汤知县请项应祥吃晚饭。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忽然门外人声喧嚷。项应祥问是怎么回事。知县不知道，叫人出去探问。回答说是有人告状。知县说明天再说。大门外越闹越厉害。项应祥说既然这么紧急，就把状纸收下来吧。汤知县请项应祥和他一同升堂理事。众口一词，被告人都是项家子弟。这是至今还在遂昌老年人当中流传的故事。项家是大地主，自己不文纳钱粮，还包庇本家和亲戚，把自己名字借给他们用。汤显祖写了一封《复项谏议征赋书》。如实地列举豪强大姓规避田赋的几种不同情况，--加以分析。然后附去他本人以及家族、亲戚的欠税清单。"门下方为国侍从，未忍以租赋为言。知门下病起必有以处也，而乃可为子孙法。"措词委婉，情意真切。给对方留下从容的回旋余地，而在原则上则不作丝毫妥协。民间传说不一定都是事实，但从汤显祖的这封信看来，不会纯属虚构。项应祥是当地的显要官绅。汤显祖初到任，两入关系本来不错。项应祥曾为汤显祖写过一篇《尊经阁记》。征赋事件之后项应祥怀恨在心。万历二十九年考察郡县地方官，汤显祖已经弃官回家三年，居然得到"闲住"的处分，相当于革职为民。《野获编》说是项应祥插了一手。这正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民间传说，吏部向他询问汤显祖在遂昌的治绩，项应祥淡淡地说了一句："子不言母丑。"显得他对过去的父母官还颇有感情呢。有时一句话中有刺的故作宽容的考语比**裸的诽谤更容易见效。
按照明朝规定，每隔三年要对地方宫进行一次考察，称为大计。大约升官、免职、贪污而惩办的各占一成，十分之七的人留任原职。万历二十二年，以吏部尚书孙丕扬为一方，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沈恩孝为另一方，互相倾轧。可以说这是无原则的人事纠纷，没有明显的是非曲直之分。江西人内阁大臣张位和丁此吕、刘应秋同情沈思孝。丁此吕以贪污罪被捕，因无确证，只以"不谨"的考语而革职。汤显祖也受人中伤，亏得吏部文选司郎中南企仲仗义执言，得以留任。回到朝廷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
不得己而求其次，调为一个府的同知或通判也可以差强入意。同知是五品官，希望不大，通判相当于主事，恢复原职，不算升迁。如果在温州，那就更好。汤显祖寄给友人的信说，有"贵人"替他设法，但一直得不到确实消息。当时温州知府刘芳誉听到传说，信以为真，特地为他建造五间书楼。汤显祖离开遂昌前，曾到温州游览。在青田石门潭、雁荡大龙湫，都留下他的踪迹。
万历二十五年汤显祖到杭州上计，接受上级的考核。他由龙游乘船，顺流而下。这时他对宦海浮沉，感触很深，写了一篇《感宦籍赋》。序文简短而幽默。他说书箱里本来有《高士传》，船上无事，正好拿它消遣。那知书僮说找不到，自作主张找了一本《宦林全籍》。官名，人名，地名，大如麟角，细如牛毛。《宦林全籍》是全国各地官府的花名册，专供官场应酬用。不得高尚，只见庸俗，两者正好作对照。这篇赋说：公侯卿相的子孙用不着学书学剑，自然做上文官武将；驸马都尉和皇帝是一家人；纳货为郎，财宝可以变做官位。只有穷书生唇焦舌躁，废寝忘餐，要博得一官半职，比登天还难。同是做官，有的十年沉沦，不见起色；有的一月不到，连升三级，有的碰到挫折，跳得更高；有的偶有差池，一蹶不振。有少年得志，也有白首沉埋于下僚。有的贪赃在法，宫贵依然；有的稍有缺失，便受滴罚。有的骄奢逸豫，童仆盈门；有的远离家乡，鞠躬尽瘁。有的子孙满堂，加官进禄；有的卖妻鬻子，狼狈回乡，甚至无声无息，自绝于人世。有的人舆论哗然，他却"好官我自为之"，扶摇直上，有的才能少见，声望无双，却无出头之日。汤显祖综览种种是非得失之后，给自己得出结论："彼拙效其常然，岂削籍之所朽。"罢官去职，于我何有哉。这是以词赋为体裁，含讽带笑，以悲愤、怨气调和着墨汁而描绘的一幅升官图。
万历二十四年，明朝为了弥补宁夏、朝鲜战争浩大的军事开支和修复被焚宫殿，通过政府机构向人民征收赋税远不能满足需要，直接派遣亲信太监往各地征税。名为矿税，实际上是掠夺金银财物，和发展矿产的采掘冶炼业很少有关系。太监作钦差，自称奉有密旨，随意搜查，到处敲诈。他说房子底下有金矿，就得把房子拆了。他说祖坟旁边有银矿，就得把坟墓掘了。奸淫烧杀，视人命力儿戏。只有贿赂，才能幸免。群臣谏阻，一概不听。不少官员因奉行不力而受严惩。先在京畿附近，后由山西、浙江、陕西、河南、广东而遍及全国。后来武昌、临清、苏州人民群起而攻之，酿成事变。当这样的税监即将来到遂昌时，汤显祖写信给友人说："搜山使者如何，地无一以宁，将恐裂"。这是使他决心弃官的又一原因。当时有一名医，精于伤科，流寓遂昌。他是江山人何晓。老百姓打官司，有时板子打重了，让他去看一下。在封建时代的衙门里，用刑是常事。碰到斗殴伤人的刑事案件，总是先让他诊视，然后开审，囚犯有病，知县出钱，让他送药。在遂昌五年，没有因斗伤或受刑而致死的。最难得的是何晓和知县关系很好，而从来不以私事相求，他老年得子，要回江山。汤显祖自己也将弃官，不便挽留，情意深厚地为他写了一首诗《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前面一篇序文，亲切动人，散文而比诗更有诗意。明朝知县，三年一任，做到第二任就有点不是滋味了。汤显祖高才被抑，在北京就向吏部告辞。遂昌的吏民一直到扬州接他。他写了一首诗《琼花观二十韵》："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这就是他的《归去来辞》。回到遂昌，住在城外妙智禅堂办理必要的交接事宜后，就一直回江西了。汤显祖在遂昌五年，既消极而又积极，既无为而又有为。别人和他自己都理所当然地把遂昌看成是贬官和还朝之间的桥梁。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他是消极的，不想有所作为。然而到任以后，看到县城简陋不堪，即使下到百废待举的地步，亟待办理的事项着实不少。射堂、学舍、尊经阁、启明楼、书院大堂的修建，相圃书院经费的筹划被列为当务之急。他和友人都没有忘记，只有北京才能使他"脱离苦海"。后面四个字是他的知已刘应秋的用语。也许正是急于离开此地，他才迫不及待地在一二年内完成这些建设（只有书院大堂较迟）。这是孕育在消极中的积极性。同五日京兆，不安于位，毕竟有所不同。如果说他要在遂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那就过奖了。要是他有志于此，就用不着力求还朝。万历二十六年是他主动弃官，不是被免职。邹迪光写的传记说，在他返回临川之后，吏部和浙江当局还带信要他返回任所。再千三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然而他拂袖而走，不愿作片刻迟延。
万历二十三年到北京上计，他在山东腾县略作停留。赵邦清在那里的治绩简直是北宋王安石郭县之治的再现。他为此而写的六七篇文章不是言不由衷的泛泛之词。赋税征收是明代地方官考绩的主要依据。赵邦清平时树敌不少，由于这方面成绩优异还是照样升官。汤显祖赞美他的政绩，但他不想在遂昌照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弟作县何如，直是闲意多耳"（《与周叔夜》）。或者换一个说法："弟邑治在万山中，士民雅厚。既不习力吏，一意劝安之，讼为稀止"（《寄荆州姜孟颖》）。如果他在遂昌有什么政治理想，那就是"欲如盖公所以治齐"，即清净无为。西汉初年的无为是为了恢复战乱之后的地主经济，汤显祖所要求的则是在动乱到来之前，在这淳朴山乡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安定。"后见贵倨家，武横奸盗，往往而有，不治不止。"（以上引文二处见《复项谏议征赋书》）。即使遇上项应祥那样的在朝官绅，他也不作让步。这是经常的无为和特殊情况下的有为相配合，而以无为为主。正因为如此，他在《与门人叶时阳》信中津津乐道的不是他在遂昌有什么特殊建树，而是他"在平昌（遂昌）四年，未尝拘一妇人。非有学舍城垣公费，未尝取一赎金"。平淡无奇，既没有高谈阔论，也不用奇才大节，然而很少有人实际做到。汤显祖离开遂昌十多年之后，那里还不时有人到临川来向他问候和致意。关于他的遗闻轶事一直流传到现代。遂昌那样的山乡，出了一个正四品官太常少卿项应祥，那是了不起的事。然而当他和汤知县发生冲突时，老百姓并不袒护自己的乡亲，而是将同情给予最后被革职的父母官。汤显祖在遂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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