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诗人泰戈尔并不是一个天性激烈的政治活动家，他不喜欢过于极端的言行。他毕生在社会生活里所追寻的基本宗旨，正如同他在创作事业中所追寻的美学理想一样，它，就是和谐。
也正因为如此，直到自治运动风起云涌之前，泰戈尔在政治上还只是采取和恪守着一种有节制的态度：他有时可能在集会中演讲，并且会撰写文章以抗议英国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压制与侮蔑，想方设法地去维护印度的民族自尊心；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政治运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全国的政治活动尚缺乏民族意识，而且他还觉得，那些政治运动的领袖们对自己国家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与现实处境仍没有足够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领导者也只是热衷于政治上的你争我夺，而对祖国的发展事业非常冷漠。
不过，在诗人那洋溢着热烈情感的心胸里，爱国的热望与激情却始终汹涌澎湃，从未消退半分。诗人以他比常人更细腻的情感，更炽热的情怀，盼望着祖国母亲的独立与富强。他永远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者。
因此，当自治运动中举国上下都行动起来，证明了全印度的民族意识已不再沉睡的时候，泰戈尔也以满腔赤子之情，自觉地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并且成为自治运动的先锋战士。
诗人在许多公开集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热情洋溢的演说，并组织规模巨大的反对分裂祖国的游行示威。此外，他还展示了他的音乐家的天赋，写下了大量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经他之手谱写的这些爱国乐曲，在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的队列中被广泛传唱，并迅速传遍了整个孟加拉。他还倡导了一种名叫“拉希班德汉”的仪式。在每年的志哀日里，孟加拉人民就在这一仪式中，在手腕上互相系上一根红线，并且发誓统一祖国。
泰戈尔所创作的那些歌曲中，并没有鼓动狂热民族情绪的言辞，也无空洞重复的豪迈话语。他写下的那些歌词，真切地表达出他灵魂深处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对祖国明天的美好期盼，实实在在地抒发了他的动人心声。因此，人们特别喜爱他的歌曲，因为其中有着可以给他们以鼓励、赋予他们以热情的感人篇章，并且真正倾诉出了他们自己的感情。
诗为言志，歌为心声。在诗人挥就的那些歌曲的歌词里，既充满着火一般热烈的爱国感情，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运气去爱她，我是有福的。
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财富对我就够宝贵的了。
对我的心的最好的芬芳礼物就是从她自己的花朵中来，我也不知道还有何处的目光能用这样的美妙来泛滥我的心身。
呈现在我眼中的第一道光辉是从她自己的天空中来的，让这光辉在我眼睛永闭之前再亲吻它们。
诗人那满胸襟对祖国的爱情也化作他对未来祖国母亲新貌的浓墨重彩的描绘和热切的企盼：
哦！上帝，愿我祖国的山山水水，
空气和果实都变得甜蜜。
哦！上帝，愿我故土的屋宇和市场，
森林和田野都变得丰富。
哦！上帝，愿我的人民的希望和誓言，
事业和诺言都付诸实现。
哦！上帝，愿我民族的儿女们，
生命和心灵都融为一体！
诗人还曾将歌曲唱给那些为印度民族独立英勇奋斗的勇士们，他以音乐鼓励着这些奋不顾身的人们：
如果所有的人都因害怕而离开了你，
那么，你，一个不幸的人，
就敞开心扉，孤军前进！
如果无人在狂风暴雨的茫茫黑夜里高举火把，那么，你，一个不幸的人，
让痛苦点燃你心中的明灯，
让它成为你惟一的光明。
这支歌曲后来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圣雄甘地最喜爱的歌曲中的一首，他常在做晚祷的时候唱起这首歌。
在泰戈尔写作的歌曲中，由于他认为在爱国的同时不应当排外，故而在歌词中并没有直接地批驳殖民主义的罪恶，不过，贯穿他所创作的全部爱国歌曲中的那种对祖国的深深依恋，以及为她前途、命运执着探求的可贵精神，理所应当地需引起后代人们的注意。
在当年，有些学生仅仅是因为演唱了爱国歌曲，就被所就读的学院扫地出门。泰戈尔认为不能让这些爱国学子的学业被无理中断。为了组织他们继续完成学业，他和其他一些教育专家们共同制定了一项有关民族教育的计划，并特意为此项计划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即国民教育协会。泰戈尔在这个国民教育协会的历次集会上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的讲演，题目分别有《美与文学》、《美感》、《世界文学》和《文学创造》等。这些讲稿后来以《文学论》为名成书，并于1907年出版。
泰戈尔不是一个只空喊爱国主义口号的、不务实际的口头爱国者，他认为应当将那种刚刚觉醒的崭新而又火热的情感尽力引导到可以使孟加拉民族真正复兴发展的实际事业之中去；他觉得在异国殖民统治下长达数百年之后的祖国，百废待兴。于是，他便在演讲和文章中大声疾呼，提醒印度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们对实际工作的关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复兴民族实业的纲领、计划和设想。可以说，脚踏实地、以质朴感情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渴望以实际的行动来使祖国繁荣昌盛的诗人，凭着他睿智的目光、敏感和直觉，在他的这些讲演中几乎预见到了后来成为圣雄甘地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方针。
然而，没过多久，泰戈尔与那些政治家们之间的分歧便显现出来。
这些差异的根本起因就在于：在那些倡导爱国与团结的领导者中间，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做出了清醒的判断和合情合理的展望。而且，在那些高呼爱国口号的倡导人里面，泰戈尔也是惟一的一个曾经在印度民族教育事业中作过尝试的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以，他似乎总在言行中与别的发起人背道而驰。比如：当别人忙着要毁坏的时候，他却忙碌着去进行重建；当别人狂热地主张着要把外国货统统烧毁的同时，他却一再地强调应当一步一步地去发展复兴本民族的传统技艺；当别人在加尔各答梦想着自治独立，发表激昂的演讲之际，他却不合时宜地宣传要快到印度贫穷的农村中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更让某些人气恼的是，当他们一致声讨英国罪恶的同时，泰戈尔则不遗余力地揭露印度国家中人为的种姓制度的罪恶以及人民的贫弱、愚昧和没完没了的疫病。
正是由于多方面意见的不和，泰戈尔与其他的领导者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距离日见疏远。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日趋尖锐化并逐步走向冲突与暴力的局面，这一切使得泰戈尔的思想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逆转。
1905年发端的自治运动，到了1906年以后，主要演变为政治斗争。
当时印度的政治斗争中矛盾异常尖锐，群众**国主义的风暴更为激烈，规模也继续壮大。仅1906年一年，孟加拉就先后举行了数百次的群众抗议集会，不仅工人们罢工，学生们罢课，连农民也开始加入到斗争之中，在孟加拉点燃的星火已呈燎原之势，逐渐扩大到全国，汇演成印度全国性的群众爱国运动。
到了1907年，斗争的烽火仍愈演愈烈，加尔各答的群众示威此伏彼起，而且这些示威活动最终往往发展到与警察的正面冲突。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为此逮捕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在殖民当局对这些运动倡导者进行审讯的那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有群众的抗议大会召开。就连当时英国驻印度的总督也在写往伦敦的信中做了这样的比喻：整个孟加拉就像一座火药库。即便是英国本土的政府也开始担心起印度的武装反抗即将发生。
正当民族解放运动即将酝酿成武装斗争的当口，泰戈尔却激流勇退，逃避了将临的革命风暴，止住了前进的步伐。
造成诗人行动突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他渴望印度独立与自由，但他却希望人民不去理会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通过暴力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代价就未免太大。此外，正当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主张将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情绪转至民族建设，从而进入他为印度的未来所设计的以改革实业而复兴民族的轨道上去。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革命运动不会依照他的主观愿望而更改。因此他感到失望和困惑。
思想上的新危机使得泰戈尔退出了斗争洪流，但是，这样的事实不可更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高扬着旗帜前进的旗手之一，他鼓励人们去战斗；可是，当运动的现状超出了他的理想之际，他便放弃了举在手中的大旗，置紧张的斗争形势于不顾。因此，他的退却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激进的运动领导人谴责他虎头蛇尾；广大的公众咒骂他是在背叛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更认为他是个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的人物，所以一面暗地里监视他，一面偷偷地下达秘密文件，勒令那些印度的亲英分子以及在印度殖民政府中任职的工作人员，不得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泰戈尔的学校读书，更严禁以任何形式对桑地尼克坦学校进行支持和援助。
泰戈尔被彻底孤立了。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的心中全都是解不开的困惑和疑团。作为一个感情真诚、行事率真的人，迷茫之时，他选择了后退与隐居，结果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不满和对他的孤立。他在感情上无疑受到了重创。但是不管怎么样，泰戈尔选中的道路是别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改和左右的。他是倔强的，而且永远不会妥协。
即便是在泰戈尔去世很久以后，人们提到他与革命分道扬镳的举动时仍会发生争议。其实，我们倒是以为，这个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绝不是一个借斗争之机取得个人私利的政治投机者，也证明他在斗争波澜壮阔、席卷全国之际，还保持着自己的清醒的头脑，以自己的眼和脑在认真地观察着，努力地思索着，并且一旦作出抉择之后，任何责难也不可能使他回头。
远离了烽火四起的民族运动斗争之地，背负苦闷与孤独的感伤，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桑地尼克坦学校的教育工作和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创作中去。
他不知疲倦地写作着。自1906年起到1911年五年间，泰戈尔撰写了许多关于社会、政治、教育、哲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语言学及民间文学等多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语调轻快优美，分析层次有致，其内容几乎涵盖了祖国文学的全部。正因为如此，不少评论家都满怀敬意地指出，泰戈尔在印度民间文学的开掘中，做出了意义深远、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所有这些文章里，还有四册文学评论集，它们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学及一般文学评价》。即使今天的读者读来，仍会受到莫大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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