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泰戈尔 > 第十六章 迷茫岁月与《戈拉》
孤独与愁闷并未遏止住诗人生命中的创作之泉。相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种种情感渴望表达出来的催化剂。在离开斗争与运动的日子里，他提笔写下不少充满着讽刺和幽默气息的随笔文章，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又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渡河》。
正如诗集标题所表示的那样，诗人泰戈尔那时心中迫切地盼望着的，便是希望从有限的领域过渡到遥远的无限的彼岸世界，渡到神灵们的境界之中去。
几乎所有那些具有神秘气质的诗人，在目的将临的时刻都会拥有一种共同的体验：那就是深感彷徨，甚至沮丧。泰戈尔也有类似的体会。
如果说在《奉献集》中，泰戈尔已用严谨的诗行，带着宗教的虔敬拜倒在不可见到的至尊之神的威严之下，那么在1906年出版的这部《渡河》中，神的行踪已不再迷茫而不可知，而且，诗人还更加热烈地感觉到：
与神的距离虽然遥远，但当自己渡过河水，很快就会拜临神的面前。
由于满怀过渡到彼岸的热切心情，诗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期待感和等候神之召唤的感觉。等待会产生焦躁不安，而焦躁不安的情绪就会迅速地直接导致郁郁不乐。在《渡河》中的诗篇里，诗人想到自己可能已无法继续坚持下去的软弱，他对同伴说道：“原谅我，兄弟们”，“我的体力正在衰退，我已跟不上你们的步伐。我想在这荫凉的树林下喘一喘气。请不要等候我。请不要召唤我这个掉队的人吧。”
《渡河》中绝大部分的诗篇（包括一些歌曲），带有象征色彩和朦胧的意味。在这些诗行中，诗人或是把自己比作深夜等候情人的少女，或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四处求乞的乞讨女孩。他以这种种方式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希冀与至尊之神相会的迫切愿望，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夹杂着欢乐、悲愁、追悔与期盼在内的纷繁复杂的思绪。他曾在诗中自况做一个乞丐女孩儿，不期然与娱乐中的君王相遇：
我在村路上沿门乞讨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地施予，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手来
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非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
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奉献给你。
正如同那个渴望把一切都献给君王的人一样，泰戈尔也渴望着把自己的所有都呈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什么也不给自己留下。
后来，《渡河》这部诗集中的11首诗被选入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还有一些被分别收入《园丁集》《采思集》和《爱人之赠品》之中。
正当泰戈尔陷于自己的思想苦闷之中，同时又受到外部社会孤立和打击的时候，又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不幸与他遭遇了。
1907年11月，泰戈尔最小的儿子萨明德拉，突然被流行的霍乱症传染，很快就死去了。当时，小男孩才只有13岁。这个迎头痛击使泰戈尔感到了最深重的凄楚。萨明德拉是个聪颖活泼、可爱而又有天分的孩子，诗人盼望他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所有殷殷的愿望都随着小儿子的一去不回而灰飞烟灭了。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萨明德拉是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去世的。这使得泰戈尔肝胆欲裂。
从1902年到1907年的这5年之间，死神似乎住在了泰戈尔的家庭之中。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他的家已被死亡冲击得几乎要毁灭殆尽了。
先是相伴20余年的爱妻撒手人寰，接着是13岁的次女，然后是泰戈尔敬重的父亲，现在最小的儿子也离他而去。泰戈尔心中那无限的伤悲怎能用语言表达，又如何能倾诉得尽呢？
如今的泰戈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儿女是他最亲的人了，可是他们却又都不在他的身边。大女儿在孟加拉邦丈夫的家中居住；长子于一年之前被他自己派往美国钻研农业科学，远隔万水千山；三女儿米拉也在几个月前出嫁。所以此际幼子的突然夭折，使得诗人在熙熙攘攘的众人之间只剩下了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悲痛与孤单愈发加重了诗人精神上的沉郁和苦闷，给他以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伤痛，泰戈尔决定住到自己什拉依德赫的庄园中去，在那静默无言的自然风景中安安静静地独自住上一段日子，以慢慢地弥补心灵上的创伤。
然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并不能把泰戈尔打倒，也并未使他沉沦下去。相反，深沉的感情反倒使得他的创作更具崇高、纯洁的艺术气质。
泰戈尔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捧出了他丰硕的创作成果：长篇小说《戈拉》。
《戈拉》这部小说首先是于1907年到1909年连载在印度的《布拉巴希》杂志上，后在1910年正式出版。它的出版证明泰戈尔作为现代印度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之地位已毋庸置疑。
《戈拉》①是一部展现印度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许多泰戈尔作品的评论家们都声称，小说是描写印度现代历史向最后的决定时代进行过渡的史诗。而且他们还纷纷称赞，说是正像《战争与和平》深刻揭示出俄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问题，从而在俄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样，《戈拉》也因分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复杂矛盾的印度社会生活，而成为印度小说史上光辉的一页。
①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所著的长篇小说。
虽说《戈拉》这部小说颇具重大的时代意义，但它并非充塞了形形色色的论证和说教，而有着一部文学名著所应具备的韵味与魅力。作品人物刻画得优美动人，笔法的酣畅灵活，景物描绘的诗情画意，再加上那栩栩如生地剖析出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及人物内心的纷繁变化，使得整部小说在多方面都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戈拉》所展示的是19世纪70至80年代民族复兴时代的孟加拉的
社会生活。当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已蔚然成风，可是以何种方式来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却各有不同：一派主张吸取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的精髓，通过改良使落后的印度走向先进与文明，在不超出英国殖民体系的圈子内谋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这一派后来分裂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泰戈尔的父亲即是前一团体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态度是对印度古老文化传统吸取精华、扬弃糟粕。后一团体则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另外的一派是激进派，在提出以暴力推翻殖民政府的同时，提倡完全的复古主义，要求遵守印度教的所有传统。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新印度教即归属于这一派别。
泰戈尔是属于“元始梵社”的。作为一个真挚地爱恋着自己祖国的诗人，他希望将新旧传统中一切好的东西统统地汲取过来，以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处事公正的爱国者。
《戈拉》的创作起因，与一位外国女子不无关系：爱尔兰104妇女妮凡迪塔因为笃信印度教教义，成为该教大师韦伽难德的信徒，并于1898年来到印度，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女子学校，著书立说向全世界介绍印度文化与印度教。与她相见时，泰戈尔赞赏她的执著信念与无畏的勇气，却因为她那比印度教徒还印度教徒的言谈而不禁微笑。一天，来泰戈尔家中做客的妮凡迪塔留住于什拉依德赫的庄园，晚上，两人对坐在船中，在妮凡迪塔的要求之下，泰戈尔给她讲了一个“戈拉”的故事：
和妮凡迪塔一样，戈拉是一个爱尔兰人。他的生身父母在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中阵亡后，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家庭收留了这个孤儿，富有爱心、文静娴雅的安南达摩依对待他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长大后的戈拉热情开朗、英俊倜傥，并且严格恪守印度教所有的教义，维护着种姓制度的纯洁，成了印度教的保守主义者。戈拉对印度教极为虔诚，认定印度教是惟一优秀的宗教，只要坚持印度教的崇高原则，那么印度昔日的尊严与繁荣将再次复兴。他不喜欢意见不同的梵社，为此他决心和追求梵社中一个女孩的惟一好友断交，也苦苦压抑着自己对梵社里另一个姑娘的爱。
正在这时，戈拉的养父病重，临终时他透露了戈拉身世的秘密。戈拉顿时感到自己似乎从噩梦中惊醒，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依照他自己的理论，他比野蛮人还要坏。他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连所信仰的神也欺骗了他。正当他的信念土崩瓦解之际，戈拉猛悟到以往坚持的思想完全是谬误和谎言，他彻底清醒了，领会到了宗教的真正意义：
在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并没有任何对立，印度的种姓制度也绝不人道。
戈拉以自己崭新的形象，在已焚毁的旧传统、旧事物的烈105焰中获得了新生，正宛如火中涅槃后再生的凤凰，他无限振奋地剖白了自己的心灵：
“——我用那一成不变和不加分析的想法塑造了一个印度，为了把我的信仰完整无缺地保存在那稳如磐石的堡垒里，我一直在跟周围的一切搏斗！今天我所创造的这座堡垒，转眼就像梦一般幻灭了，而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以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广大的真实之中！印度的一切善恶，印度的一切悲欢，印度的一切智慧和愚昧，都毫厘不差地亲切地呈现在我心里。现在我真的有权利为她效劳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园地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
思想上重获新生的戈拉，终于克服了偏见，成长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心向往为民族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戈拉》这部小说也因为有力地证明了民族运动的出路，在当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可以说，《戈拉》这部小说是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激进派的功与过，给了印度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启发。因为当时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千头万绪，面临许多矛盾，派别也有三种之多。如何才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因而也更正确地处理好传统遗产，以及暴力与和平等问题，确实关系到当时那举国上下都参与的民族运动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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