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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孙膑军事思想的局限

  作为一个战国时代的为诸侯国封建统治集团谋划的军事家,孙膑的军事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他那个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不辨战争的性质

  世界上的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凡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侵略,为本国人民和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反之,凡是镇压本国人民,为侵略、掠夺其他民族和人民而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我们应当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孙膑同孙武以及其他许多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一样,他分不清什么战争是主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他只知道如何去击败敌人,使自己的国家"战胜而强立"(《见威王》);又主张要"禁争夺",用"举兵绳之"(同上)的办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这里,"战胜"、"举兵"的性质,他不加分辨,也无法分别清楚。

  孙膑也讲"义",他说:"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见威王》)"将者不可以不义";"义者,兵之首也。"(《将义》)上述"义"的具体意思是什么,孙膑也是比较含糊的。在《篡卒》篇中,孙膑还主张将帅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忠",并解释说:"安忠?忠王":"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按照这种意见,军队参加战争要"忠于王",如果王要镇压人民和侵略他国,将军和士兵只有无条件的去执行。这就充分暴露孙膑的军事理论,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

  (二) 士兵的被动地位

  同孙武以及其他许多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一样,孙膑把战争看作完全是"明王"、"圣人"和"王者之将"的事,明智的将军能够"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八阵》);而士兵只是驱使的工具,完全处于消极的被动的地位。他说:"无天兵者自为备,圣人之事也。"(《势备》)在孙膑看来,战争的准备工作,是由"圣人"筹划的:战争时调动民众(即士兵)的积极性,也只有"明王、圣人"能做。他论道:"夫民有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唯明王、圣人知之,故能留之。"(《行篡》)战争中鼓舞士气,更是由"将军"一手操办。他阐述"将军令??其令,所以利气也;将军乃??短衣裘,以劝士志,所以厉气也;将军令,令军人人为三日粮,??[所以]断气也;将军召将卫人者而告之已??[所]以延气??也。"(《延气》)按照孙膑的观点,战争的胜利,是"将义"、"将德"所致;而战争的挫折,也完全是"将败"、"将失"造成的。他用发射者、弓弩和矢镞来比喻君主、将帅和士卒的关系,说:"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兵情》)这里的士卒,只是发者弯上的矢,任人摆弄和支配。

  由于历史的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膑也认识到士兵的聪明才智和力量的伟大,因而主张对上卒应"劳者息之,饥者食之"(《奇正》);"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将德》)。但他同时又认为,对士卒应"用之若土芥"(同上),即在战时把士卒当作土块、草芥一样抛到战场上去。孟子有言道:"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可见"视如土芥"是十分轻蔑的意思。孙膑对士兵"用之若土芥"的思想,充分暴露了他将士兵只是当作一种夺取胜利的工具,而毫不吝惜他们的生命。这与无产阶级军队新型的将兵关系,是迥然不同的。

  (三) 有些战略战术简单片面

  古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思维方法的不成熟,使孙膑所论述的某些战略战术,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例如他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孙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带兵作战最急需的,就是攻击敌人所不守的地方。如果敌强我弱,兵临城下,按照孙膑这个方针去办,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再如,他把城市依地形的特点分为"不可攻"的"雄城"和"可击"和"牝城"两类(《雄牝城》)。在孙膑看来,只要是"中高外下"或"军食流水"的雄城,即使其城中守备空虚。士无斗志,也是"不可攻"的;反之,只要是"前高后下"或"军食泛水(积水)"的牝城,无论其怎样壁垒森严、士气高昂,也在"可击"之列。这种论述方法的简单片面,十分显然。

  (四) 个别场合有迷信思想

  在谈到地形条件对战争的作用时,孙膑指出:"南阵之山,生山也;东阵之山,死山也。""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地葆》)何以"东阵之山"一定会"死"?伺以五种颜色的土壤会一种胜过一种,还互相循环取胜?不言而喻,这里的论述,已经不是简单片面的问题,而是带有迷信色彩和"五行相胜"学说的神秘因素。在论述军队布阵的方位时,他又说:"军与阵皆毋政(正)前右,右周(旋)毋左周。"(同上)这两句话的意思很不好理解,一般的注解本释为:驻军与布阵,不要使山陵高地位于自己的右前方;军阵移动,宜右旋而下要左旋。这样的解释,虽在字面上说得过去,但其原因仍不得而知。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记黄帝"南伐赤帝"、"东代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时,皆"右阴、顺术、倍(背)冲"。这种战争时的方位规定,也难以知道其究竟。战国时代,讲究和依靠"左右背向"来作战的迷信思想,仍十分流行,曾受到尉缭和韩非的批判。(详第五章第四节四点)孙膑所谓"毋政前右,右周毋左周".显然是继承了孙武的"右阴、顺术、背冲"的战术方法,力尉缭和韩非所批判的东西。"毋政前右"可能与"右阴"有关,"右周毋左周"应该就是"顺术"的解释。孙膑的战术方法中杂有"阴阳五行"和"左右背向"的迷信学说,这不能不是他军事思想中的一个瑕疵。

  综上所述,孙膑在军队建设、战略原则、战术方法等方面,都有其十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前辈孙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发展。这些思想和理论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对将帅品质的培养,军队要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战前须充分谋算,临阵要果断指挥,士气应不断激励;战争中诡诈诱敌上钩、集中兵力击寡、精选锐卒突破、发挥优势武器的威力等战术方法,不但在当时及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进行军事活动的重要指导方针;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当然,孙膑军事思想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对战争的性质分辨不清,把士兵纯粹当作被驱使的工具,有些战略战术的表述过于简单片面,在少数场台还夹杂着迷信观念,这也是必须予以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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