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沿袭封建制度，从秦朝到清朝，一成不变就是几千年，特别是满清帝国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封建锁国，与外界不通往来，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起初是妄自尊大，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堂堂“天朝”，天下第一，把欧美国家当成“狄夷”看，不知海外涛声如何；鸦片战争后，手持大刀长矛的中国人被欧美人的“坚船利炮”打得焦头烂额，又是赔款，又是割地，使立即惊慌失措，妄自菲薄起来了。当有人提出要向外国人学习、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时，有人又妄自菲薄起来，认为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中国贫弱的形势，中国没有条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将永远贫弱下去，换句话说：就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洋人，学不了，更赶不上。
这种消极的思想显然将影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如果人人都因此而缺少改变历史的现实的信心，中国永远只能处于被奴役被宰割的地位。针对这一点，孙中山阐述了人生的信心问题。
他不但自己一辈子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40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奋斗。还著书立说和发表演讲来鼓励起中国人民的信心。他从1894年上李鸿章书失败起，并没有因中国无法进行改良而绝望，而是勇敢地提出了“唯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的策略；辛亥革命前，无数次地失败也没能挫抑住他的革命之心；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派的妥协，南北和议，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举起了屠杀革命的屠刀，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革命党内部产生了妥协和分裂的趋势，孙中山仍高扬起革命的旗帜，继续奋斗，他亲手培养和扶植起的陈炯明，背叛了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从总统一朝沦为了朝不保夕的流亡者。他并没有绝望，而是马上就在兵舰上发表革命的宣言，继续革命，奋斗了40年，因劳累过度，在59岁时就因患肝癌而英年早夭，毕一生之精力仍然未能完成革命事业，他至死仍不灰心，而是在《遗嘱》中充满信心地写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于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就支持黄兴等开发大西北的计划；辞去大总统之职后，先后倡导组织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铁路总公司，还有他穷心尽力所制订的一系列建国文件《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等，均由于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的限制，未能付诸实现，孙中山却总是充满信心地为中国的发展和富强而呕心沥血。
能够让孙中山40年绝不中断地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奋斗不已的驱动力，就是他人生谋略中的“不要妄自菲薄，一切事都充满信心”的原则，作为受人民慕仰的“国父”，孙中山不只是自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充满信心，他还以自己的政治感召力，激励着全国人民对革命的建设的信心。
孙中山首先批判了那种妄自菲薄的思潮，他说这是由于“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而造成的。他认为想学习外国，必先了解外国；欲自强，必先自知自信。他先后驳了中国将永远贫弱下去的观点，说：“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某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的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他高度评价了中国人的程度，他说：“又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低，……殊不知又不烯。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美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
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只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够振兴中华。正如他所说：“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960万平方公里之土地，为世界独一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他还具体比较了美国、日本与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条件，充满信心地预言：“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
孙中山所匀勒出的富强之梦吸引了无数革命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革命也给了那些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而丧失了信心或感到非常迷茫的人最后的必然胜利的信心和巨大的革命热情。例如他在早年革命失败之后，总能一次次地鼓励着战友们继续奋斗，在反袁斗争和反段祺瑞军阀政府中孙中山多次倡导北伐，提出了直捣黄龙府的战略，其对革命的信心鼓舞了极多的革命者；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后，孙中山对唤醒民众后的革命形势的估计，对工人和农民所发表的演讲，也深深鼓舞了革命人民。
总之，孙中山这条“不妄自菲薄，以求自信”的人生谋略，不只是促使了他自己为革命奋斗了一生，也同样鼓舞了那时在黑暗中探索中国前途的中国人民，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勇气。
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一谈起孙中山这个一代伟人的名字，我们也许最无法忘记的是他那持40年之久，而从没停止过的在革命中不断地探索、总结和创新的顽强毅力。他不但毕其一生遵行那条“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的人生谋略，而且还将它从理论上加以了阐述。
一切知识都源于行，又巨大作用于行。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知卓识”，这需要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他还在另一个讲演中指出“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
这些话的意思概括起来不过于三层意思：（1）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行”、“试验”，才能得到检验；（2）主观的认识只有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时，才是正确的；（3）行，是人们认识的最终目的。孙中山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孙中山还认为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因为人的认识对象是宇宙万物，而宇宙万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将变成“老朽颓唐，灵明日锢。”他以电学的发明为例，说明许多科学知识是世代人们反复实践的结果。他说：“自指南针发明以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磁针之指针，磁石之引铁，经早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后才获得电气之理。”他意思也就是人获得真理需要经过许多代人的实践活动。
孙中山还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来描述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东行，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就这样，人的认识才能“由浅而深，自简而繁，故人之灵明日郭，智慧日积也。”概括而言，孙中山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行之，知之，再行之，再知之，如此循环往复，进行不息。
正因为孙中山对人的认识过程这一思想的认识有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度，在他的革命事业中，在他的建国设想中，总能不拘于一时一事，而能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得到认识，然后付诸实践去检验，又不断认识，不断检验。这就使得他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以其远大的政治目光和超凡的政治素养，来领导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就立即认识到了中国走改良和立宪的路子是行不通的，便确定了“唯有革命，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在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几次边境中，发现清军营中的“新军”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就确定了发展新军作为打击清王朝的致命力量的策略；在反袁斗争失败之后，就认识到必须由政党来领导军队，并且还发现，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紧密团结的政党，他就立即组织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和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革命不能依靠一派军阀，去打败另一派军阀，便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他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真面目，知道不可能利用外国力量来完成革命，就表明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坚决态度，并领导了收回祖界的运动；在革命过程中，他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便决定发动工人和农民，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等等，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不断从失败中提高认识，并总结出新的策略并为之付诸实践而奋斗。
就是在他那极富空想色彩的国家建设方针中，他也贯注了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要进行不息”的人生谋略。最富典型意义的就是他写作《建国方略》一书过程中，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查询资料，亲自向专家们请教，一个数据，一幅草图，都经过反复斟酌，运思独苦，从不轻易确定。并且在许多处附上说明，以备专家学者来做进一步的修改和订正。这一例子就充分地说明他探索真理认识的客观过程。
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不但使他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驱，能够在思想上产生一次次大的转变，还能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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