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讲主义，又讲人情

　　康有为与孙中山可以说是力图把我们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

　　深渊中解救出来这段历史中的两颗巨星，都是我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思潮，体现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且他们还都是广东人，年龄也只相差八岁。然而，他们中间一个由维新领袖逐步蜕化，一个由民主革命的先驱不断前进，因此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评价。同处那个时代，同是广东人，同样怀着拯救中国的政治目的，他们是怎样相处的呢？

　　孙中山在处理这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时，体现一个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他在处理与康有为的关系，不计小嫌，又力图互相联合，体现出一种“既讲主义，又讲人情”的原则。

　　孙中山与康有为大约都是在甲申中法战争后，开始探讨西学的。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分会，思想由改良向革命转变。而此时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已趋于成熟，康有为在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讲授学徒时，孙中山正在附近的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离很近。孙中山很乐意去结识康有为，而康有为却要孙中山“先具门生贴拜师乃可”，孙中山试图与康有为的第一次接触，是孙中山含羞而终的。

　　1895年，陈少白因事至上海，与同栈而寓的赴京会试的康有为、粱启超晤面，谈得很欢。这一年，兴中会广州起义之后，革命派中的杨衢云、谢缵泰试图与势头正旺的维新派接触，谋求两派联合救国。在这种形势下，华桥汝磐与冯镜如欲组织学校，教育华桥子弟，请孙中山推荐教员，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康有为因为梁启超忙于《时务报》的事务，改荐徐勤担任，校名按康有为这意改为大同学校。大同学校应该可以说是孙、康早期联合的结果。

　　但他们交往的“蜜月”时期终未来到，一件不寻常的事件使他们各自心存疙瘩，即康有为替御史王鹏运草拟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奉折时，不惜将孙中山牵连于内，说孙中山与刘学贸易密谋广东起义。

　　百日维新期间，古老的中华大地如春雷惊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维新派这一举动深为敬佩。但康有为等人都担心与革命党牵连有碍于仕途，有意与革命党人士疏远，就是日本的徐勤也尽量减少与孙中山、陈少白的接触。两党门户之见，日益分明了。

　　戊戍政变后，康、梁在李提摩太和日本友人的协助下，有的避于香港，有的藏匿于日本使馆。远在日本的孙中山闻讯后焦灼万分，乃找日本志士官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人商量，请他们营救。于是，宫崎寅藏亲自到香港把康有为接往东京；平山周也亲自到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易服到天津乘轮赴日本。

　　此时的孙中山不计前嫌，真诚相助，表现出他与康有为联合的真诚愿望和一个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不久后，孙中山托宫崎寅藏、平山周向康有为示意，商付合作方法，康有为没有到会，孙中山派陈少白前去拜访，又被拒绝。

　　1900年夏，宫崎寅藏商请孙中山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再谈“抛弃革命”、“联合革命”，康有为竟指控宫崎和清滕为刺客。王照事件后，康有为竟在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里贴出“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

　　孙中山对康有为这些举动进行了批评，却仍没有放弃对康有为的争取。

　　他说：“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嗟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孙中山因为章太炎、唐才常等人的转变而认为有争取康有为的希望。

　　而康有为不但无视孙中山的争取，坚持保皇不变，还把斗争的矛头由清政府当权派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拼命地叫嚷革命要流血之惨，革命要引起分裂之类的话。

　　就这样，孙中山在部署武装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对清政府的吠门之犬康有为进行斗争。孙中山一方面指出，只有“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悲惨地位”，“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另一方面，又揭露康有为“施诈术以愚人”，应该“破其戾谬”，“清除康毒”。

　　孙中山又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号召大家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此后，康有为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呐喊与革命为敌的面目，天天地清楚了；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引导着中国一步步向前进。

　　孙中山对康有为的态度可谓是仁义尽至，在讲人情的时候，不忘真正的主义，在关键的时候不惜进行直接的斗争。这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不免为一种最佳的人事策略。

　　不忘旧功，不计前嫌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作为革命的旗手，是一个具有世界声望的伟人；黄兴作为孙中山最主要战友，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也作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使得在创立民国的奋斗岁月中及民国创立后的一段时间里，革命中“孙黄”并称，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黄等革命党人逃亡日本，就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具体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使得孙、黄之间产生了裂痕，几十年的战友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孙中山此时在处理这个在革命队伍带有普遍意义的革命领袖间的关系问题时，起初免不了有点偏激，但纵观黄兴离开革命又回归革命的历史全过程，孙中山在处理这种人事关系上，采取了“既要批评，又要团结”的策略。

　　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前，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可以说是革命领袖间精诚合作的典范。孙中山以他长期坚持反清斗争的革命实践以及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创造，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众望所归的领袖。而黄兴从同盟会建立之日起，就始终战斗在国内武装起义的第一线，发挥了出色的发动组织群众的能力和天才的军事才干。不管是亲自主持的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四次武装起义，还是亲自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领导的汉口汉阳保卫战，都有力地阻止了敌人扑灭南方革命的图谋，为南方各省的独立争取了时间。黄兴总能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到实处，因而获得“实干家”的称号，他的优点与孙中山的优点刚好能够相辅相成，各显其长，由此在革命队伍有着“孙氏思想，黄氏实行”的说法。

　　黄兴作为孙中山的第一副手，还能处处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07年，同盟会内一部分原光复会成员章太炎、陶成章等煽起一股反孙浪潮，企图拥黄倒孙。黄兴能在调解无效之后，以磊落的胸怀揭露章、陶的用心，维护同盟会的团结。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成了革命派的核心，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坚辞大元帅职务，使得孙中山一回国就能顺利地组织政府，当上临时大总统。

　　黄兴还能随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保持与孙中山一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一回国就表明“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矛盾直指袁世凯。黄兴立即跟上了孙中山，放弃了妥协的政治态度，积极投入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并出任了陆军总长，与孙中山并肩一起，继续战斗。

　　但是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就如何处理此事的态度的不同，造成了孙黄关系蜜月期的中断，并开始走向对立。孙中山此后在处理与黄兴的战友关系时，又是批评又是团结。

　　宋案发动后，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并想依靠外力立即进行“二次革命”，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并注意到了南北双方军事实力的悬殊，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直到袁世凯下令革除南方四督，并借来巨款用来镇压革命时，黄兴才深悔待时留决之作，匆匆赶到南京发动讨袁战事。而且黄兴虽代替孙中山去了南京，却背着一个指挥一场不得已而无希望取胜的战争的包袱。当李烈钧、陈其美失利的消息一传来，南京有孤立的危险而第八师又有不稳的迹象时，黄兴打招呼都役打，便抛下了士兵，离开了南京，经赴日本而去。黄兴的出走，影响了整个战局，整个战局顷刻之间全部瓦解。

　　二次革命的惨败，使革命派从功臣变成了被通辑的要犯，政权、兵权丧失殆尽，当孙、黄逃亡到日本时，党内弥满着一种悲观、失望，特别是互相指责的气氛。其中以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指责最为激烈，孙中山对黄兴的指责由战争责任上升到了不尊重领袖，不服从领袖指挥、调动的高度。使得二人由具体问题上的对立发展成“感情上的对立”。

　　然而，尽管孙、黄两人在重大原则上有分歧，但他们毕竟是多年在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战友，两人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孙中山在处理与黄兴的人事关系时，在毫不客气地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应该团结。

　　他在无法劝阻黄兴赴美的情况下，为黄兴在美国介绍友人，帮助黄的生活；还在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中为黄兴留下了协理的位置，期望着黄重新回到自己身边来，一起为革命奋斗。

　　后来，国内反袁运动之势继续高涨，两位领袖之间又产生了合作的愿望。

　　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黄兴于1916年7月，经日本重新回到阔别了三年之久的祖国，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可惜的是不久后黄兴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孙中山亲自发布了发丧通告和撰写了挽联，悼念他这位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

　　孙中山对黄兴所采取的既批评又团结的人事谋略，不忘旧功，不讲前嫌，既是当时认真总结革命失败原因的需要，也是团结最有效的力量共同革命的需要，孙中山这一策略，体现了他优秀的领导才能和宽广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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