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应注意道德建设

　　孙中山很注意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还能以革命家的姿态，把伦理道德思想的研究和革命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革命的实践中来研究和阐述道德问题。他所提倡政党应该注意伦理道德就属于这个范畴。

　　孙中山认为革命政党自身的道德建设，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在对国民党一、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和现时的基本状况进行仔细分析后提出来的。他认为国民党自建设一来，就内容腐败，组织松懈，党员们或者消沉，或者背叛，还有许多人只是为沽名钓誉、升官发财而来，毫无战斗力可信，而造成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缺乏伦理道德思想建设。孙中山认为，革命事业要靠革命党来发动领导，而革命党的强弱，则取决于全体党人道德精神智能的高下。他说：“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弱。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

　　孙中山认为只有政党本身的道德是高尚的，作风是正派的，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和指挥力量，才能广得民心；才能推进革命、推进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样，他就把政党本身是否具备高尚的品德与能否建立群众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于辛亥革命后在上海所作一次演讲中所强调指出的：“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

　　孙中山一再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是有他的道理的。归纳起来，不过于时代发展的潮流，革命党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以及伦理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都要求必须加强政党的伦理道德建设。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革命不仅包括“军事上的奋斗”，还有“宣传的奋斗”。他说：“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心理改造”和“感化人群的奋斗”，就是提倡新道德，进行道德教育。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封建伦理观念是当今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是当今国家削弱衰微的原因。要振兴中华，要救国救民，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这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发动者的革命党人，其所属道德范畴的所言所行应该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孙中山反复强调革命党人“必自己先觉，然后才能够觉人，决没有自己不觉，而能够觉人的。”因此，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而不应该沽名钓誉，他说：“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孙中山认为革命政党有了“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为公、为大众”的精神，革命政党不有力量，就能“以德服人”。他甚至认为一个政党的道德水准是决定一个政党影响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他说：“革命党之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构成。”“吾党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人？将谓恃兵力乎？非也。

　　我们革命党恃主义、真理及道德而已。”孙中山把“主义、真理及道德”摆在革命政党建设本身的突出地位，在革命政党领导人民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而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奋力拼搏之际，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政党自身之道德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要从革命政党的成员的思想道德观念上反映出来的。因此，孙中山对党员的道德思想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严格的要求。

　　其一，孙中山要求革命者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他借助于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格言。说明一个革命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如果“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如果一人在世，“若仅贪图俄顷之富贵，苟且偷活，于世何裨！”

　　其二，孙中山认为道德和学问是革命者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但道德、政治思想应放在首要的位置。他告诫青年学生“宜先立志，否则十年窗下任你读书几许卷，终亦无补于国家。”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学问。他强调说革命者要有真才实学，空头政治家是无济于事的。只是学习要把握方向，一定要以革命精神努力学习，要“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

　　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这里，孙中山详细地阐述了学问与道德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

　　其三，孙中山认为，要树立一个好的道德思想，就要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就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也就是说要“修身”。他又认为革命者的修身不是教人闭门思过，使人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投身于革命的实际活动中，通过刻苦的锻炼、改造和教育，“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从而确立新的道德概念。孙中山所强调的这种心理上的革命，实际上是自我道德陶冶，是道德问题上的破旧立新。

　　总之，不管是孙中山对政党道德重要性的阐述，还是他财政党道德建设所作的要求，都体现了他的论理道德思想所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他所强调的为四万万人服务，为革命事业要不惜“牺牲性命”和“牺牲权利”，批判自私自利，批判升官发财等等的思想，对他后来所进行党组织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成份要纯洁，组织要严密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让权于袁世凯之后，同盟会活动公开化，并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希望用政党来影响国会政治，以求逐步控制中国的政权。1913年春天，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使国民党上下一片欢欣。但违背了掌握着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企图复辟的愿望，袁世凯亲手制造了宋案，把革命派又拉到与袁世凯政治对立的面。国民党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曾醉心于发展实业的孙中山，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觉醒过来，站到了领导国民党斗争的第一线时，国民党已不能上下一心，拧成一股劲，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分而制之：党魁加以笼络，党员加以分化，激进分子镇压之，妥协分子收买之。国民党马上四分五裂，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更不用说来反袁倒袁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无一死于战事者”，怎么能战胜实力雄厚，早已具有狼子野心的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的结局，在它发动之初就注定了是一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

　　悲剧的主要角色――孙中山，在失败的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了，重新回头审视自己所依靠的力量――国民党，发现它早就埋下了种种危机的种子。

　　其一，当初发展党员时，为了扩张声势，争取多数，不计品流之纯糅，鱼龙混杂，全都拉入国民党，“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老，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

　　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和信仰孙中山及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是常常在关键时刻打乱党内的阵线和步调。

　　其二，国民党所执行的对袁本身就是矛盾的。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一面趋向于与袁世凯妥协，先让总统，继辞留守，把巩固共和、建设民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施展才干，革命还竭力地缓和南北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对袁世凯千万个不放心，先订约法，接着又企图以政党控制内阁，钳制袁，以防他专制独裁。两种政策的矛盾使得国民党在“大借款”、“俄库协定”等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以至坐失良机，招致大祸临头。

　　其三，是由于党内党员成份本来就不同，政见就更不一样了。领袖和党员之间，相互关系极不协调。许多党员不理解自己的领袖，认为领袖所主张的理想太高了，而党员中一些较重实际的人，却认为“百万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枪”，而这种想法又不为党和领袖所支持。党员与领袖的不良关系直接影响了党的战斗力，以至于到反袁时，全党溃不成军，一击而败。

　　这些情况，使得孙中山不得不为调整党内意见花了很多时日。尽管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黄兴、李烈钧，陈其美、陈炯明、柏文蔚等都先后举起了义旗，但时不待人，就在孙中山抓紧时间作调整工作时，袁世凯抓住了时机，布置好了屠杀革命的一切准备，导致了二次革命一败涂地。

　　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并没有灰心，而是重振雄风，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归纳，他说：“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同党人心之涣”表现在“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

　　因此，为了发动第三次革命，他决定从整顿组织入手，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自己被选为总理。他从改造同盟会和国民党的组织涣散的教训入手，强调“中华革命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还吸取了原来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的教训，强调要使中华革命党的成份纯洁，他规定入党者必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并于誓章后加盖指模，以示忠诚不二”。他还把党员分成“首义”、“协助”、“普通”三种，三种不同的党员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权利。还规定党的宗旨就是实现“民权民生两个主义”，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方式方法虽然是在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偏激的认识上进行的，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无疑在全体人民中树立了一面反袁大旗，促进了护国起义的爆发；另一方面，从革命党的建设而言，孙中山主张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即“以革命精神图主义的实现”，又强调了组织上的统一和集中，要“正本清源”，坚决淘汰官僚和假革命，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它的某些精神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再次加以强调。

　　革命时要秘密，建设时要公开一个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以地下状态的形式，秘密活动，以便颠覆活动；革命成功之后，此政治派别就可能成为一个“政党”，通过参政议政，来影响和把握国家的政权。这是近现代政治生活的规律，无可违背。除却孙中山没能看清袁世凯的真目原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改组为“政党”――国民党，是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孙中山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党建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

　　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中间经过了同盟会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的进渡性过程。

　　1911年12月30日，同盟会本部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革命胜利后革命党的出路问题，孙中山主持发表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宣布：“俊民国成立，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

　　孙中山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将革命党改组为政党，参政议政，是革命党的出路所在，也是自己这一政治派别谋求影响和掌握国家政权的方法所在。

　　南北和议之后，袁世凯信誓旦旦，“当守宪法，从舆论”。在这样的政局之下，革命党“保存从来秘密工作”的理由已不存在了，公开化的时机已成熟了，适时地公开和改组，才能保证党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公开和改组也是给仇视者一个最好的回答。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在国内已日渐趋于公开化了，而此时素来对革命派抱有仇视观点的立宪派张春和宣布脱离同盟会的章太炎等人，大肆叫嚣说革命党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革命成功后，就应当立即“销去党名”。张、章这一言论在社会上立即掀起了风浪，对革命党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和发展都极为不利，使得革命党内部许多人都产生了猜疑。要回答这一问题，孙中山认为秘密的革命党必须转化为公开的政党，才是革命党的真正出路所在。正如他所说：昔为密秘团体，一言一行，虽理由充足，然以干犯专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布”，而“自去岁民国成立，吾党竟堂堂正正开大会于国内，研究建设民国诸问题，一言一行，均足以为轻重于现在之民国。”

　　公开和改组革命党，并不是解散革命党。宋教仁曾打算“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组织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遭到了孙中山的反对。

　　孙中山认识改组不是用“分离”和“解散”的方法，而谋合并、改组的途径。

　　在孙中山、黄兴的指导下，通过宋教仁等在北京的努力活动，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实行了六党合并，成立了国民党。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中人，“分道扬镳而去”者有之，“由同盟会分出，而又与同盟会为劲敌者”有之，蜕化变质，堕落成新权贵者亦有之。民国初年的同盟会已不适应党派林立、政争日烈，袁氏专制倾向日趋明朗的新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派要避免“独裁之弊”，立于执政党地位，完成共和立宪政治，就必须集结队伍，重新组合，坚持与反动势力作正面的抗争。这种需要也要求革命党由同盟会的秘密状态，赶紧公开活动，成为执政党，以便联合其他几个有一定反袁倾向的小党，共同奋斗。把进步力量集合在自己这一党派的旗帜下，形成国民党的主流派，便于进一步革命。

　　孙中山为了更好促使革命党的秘密转变为公开的政党，在1912年秋至1913年春，他就与政党政治有关的种种问题，诸如政党的起源、性质、任务，以及在政治生活中政党的必要性和实际地位、政党应具备和条件和党争的策略、方法等，都一一加以了讨论，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作了贡献。

　　中国资产阶级，从早期维新思想家“设立议院”的要求，到康有为的“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建议，再到革命派的建立阙议会制共和国的理想，他们滋滋以求的，就是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使资产阶级得以参政或掌权。孙中山所主张的“由革命前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党，在革命后转化为从事议会斗争的‘政党’，也是一般资产阶级政党演变的趋势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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