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淘汰，去恶留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没能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也没能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得到根本转变。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又领导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胜利，而且还时而遭到打击和排斥。在他革命过程中，不但感受到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生活也越来越苦，还发现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意志不明，运用不灵”，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犹如“一个就要死的人”一样，无法再有效地进行革命。孙中山欲起沉疴，却一筹莫展，对过去的战斗道路陷于了绝望。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了革命政党要有彻底反帝反封的纲领，要广泛地联系和发动群众。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党性纯洁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因此，孙中山决定改组自己领导的国民党。1922年秋，孙中山开始准备改组国民党，他先后连续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三次改进国民党的会议，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首批共产党人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和考察；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邀请李大钊南下广州领导改组工作；还召集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招收新党员、选举大会代表，起草新党章和党纲等活动，为改组国民党作准备。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宣言》是孙中山委托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并经孙中山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宣言回溯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几经易名的20年历史，指出革命党人虽然作了奋斗牺牲，但是中华民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在这种情势下，“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它进而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改组宣言》的发表，说明孙中山认识到了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开始探究改造中国国民党以挽救中国的办法。并强调了改组国民党时注意组织纪律和党性纯结性，为此还突出地强调了“分子淘汰，去恶留良”的方式方法。
两个月后，由孙中山审定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不但提出了反帝反封的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二十三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还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
孙中山这些激进措施，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大时，《一大宣言》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他们对民生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款表示了极度地反对。孙中山这些条款正是衡量自己政党革命性的标准；对这些条款支持与否，正是衡量党员是否为合格党员的标准。他在后来发表的《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中明确指出：它是国民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是这次大会的革命精神所在。宣言在大会以后要“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不可以自作自为”。这一切表现了孙中山对其改组后的党人所作的严格要求，力图建立一个真正革命党的决心。
孙中山还多次提醒党人说：“同民党吧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话表明了他为了组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坚持“分子淘汰，去恶留良”的决心。例如在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右派进行毫无顾忌的反对活动，孙中山就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如对邓泽如等，就多次严厉地批驳其反动的谬论和活动，教育他们；而对阻挠改组并在会场上无理取闹的张继，就采取了驱逐出会场、加以囚禁的果决措施；对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以保证党内的团结和统一。
孙中山以“分子淘汰，去恶留良”为方针，纯洁了国民党组织，加强了党的组织纪律性和提高了党性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孙中山后期革命所取得的初步胜利打下了基础。
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894年6月，孙中山通过盛宣怀以及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蛙上书求见李鸿章，力图走改良之路拯救中国。李鸿章非但没有接见他，而且也没有采纳他任何意见。上书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只有革命，才能换求中国的危亡。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远大的抱负，再度去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并于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推翻清朝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号召。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孙中山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他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在香港筹划起义，准备10月26日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谋事不密，事先被清政府察觉，结果这次起义没有正式举行就被扑灭了。陆皓东、朱贵全等牺牲，孙中山经香港流亡日本。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以流血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武装起义的道路。
从此，全国各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哥老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在大江南北，各影响一地，使革命之火烧遍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各自领导了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1900年10月8日，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带领三合会600多人在惠州起义。起义一度发展到二万人，声势浩大。但由于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计划中的海外接济，因日本政府破坏而告吹，最终起义失败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流亡海外，从1901至1909年间，他为革命来回地奔流于亚、欧、美三大洲之间。考察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发展状态，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党。于是，他努力去结识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的革命，一面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在美洲的会党，组织革命团体。为了进一步集中和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极力主张把各革命小组织联合起来。
1905年夏天，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离欧不返，途经越南西贡时致书新加坡爱国华侨陈楚楠说：此次赴日将洗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
七月下旬，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晤，畅谈革命形势，并建议把兴中会和华兴会联合起来，黄兴当即表示赞同，不几天，孙中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指出革命如“不相联合，各自号召”，“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须有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并主张联络两广会党，以期“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邀约各省有志于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余人，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到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许多革命团体和部分个人。全国除甘肃等省外，17省都有人参加。
会上，孙中山首先作了关于革命理由，形势和实行方法的演说，强调必须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结成一个新的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孙中山关于联合的倡议，联合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建议谈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孙中山还亲自起草了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了同盟会的宗旨。会议决定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会议还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改为《民报》为机关报。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黄兴为庶务部长长，协助孙中山工作。
在孙中山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各革命小团体联合的基础上建成了。它的成立，摆脱了昔日那种“各革命小团体”各自为政，力量薄弱的困境，把中国务革命小团体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
同盟会成立以后，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
比如，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统一思想。后来的同改良派所展开大论战和日后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成功举行，都得益于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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