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交空隙护大革命

　　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之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怎样才能把祖国从非常危急的局势下挽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成为当时每个爱国者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日本，作为中国的毗邻，曾与中国一样有过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然而当中国成为列强竞相掠夺，被人豆剖瓜分之时，日本却由于明治维新，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变革，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列强百年的路程，成功地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鲜明的对比使得许多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要富强，得向日本学习。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了一种热潮。从1896年，第一批留学生到达日本开始，至1920年已增至14258人。这批数目巨大的留学生，到日本后就与当地的华侨结合起来了，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革命热情的革命力量。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等人不得不亡命海外，“欲纠合华侨，以收臂助”。但选择哪一个国家的华侨聚居地区为革命的主要基地呢？

　　孙中山认为日本华侨社会是最理想的基地。日本除了地理相近，信息易通，便于筹划外，还有就是日本政府对革命派所持的政策有利于革命。

　　日本对华的国策是自私的，他们发展成一个近代化的先进国家后，就把中国作为了他的侵略目标，尤其是在其政府居重要地位的军方为争夺中国，早就想利用中国革命的机会，扩张在华势力。他们认为，与其去支持奄奄一息的清政府，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变革现状的年轻力量上，以便届时进一步谋取和保证日本在华的未来利益。因此，他们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都给予容纳和资助，甚至为他们某此活动还提供便利。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他在革命后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看得更透了。但他双重政治性格中的实用主义，促使他为了革命成功，采取了利用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空隙来发展革命。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又于1895年1月，取道横滨去香港，与当地华侨取得了联系。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乘日本货轮“广岛丸”逃亡日本。到横滨后，在冯镜如所开设的印刷店，着手发展和组织横滨的兴中会。1895――1905年间，孙中山先后11次居留横滨，开展工作。

　　1905年7月9日，孙中山重返日本，8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此后，革命中心从横滨转移到了东京，革命的重心也转移到发展知识分子身上来了。日后，日本的革命力量给国内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胜利后，日本华侨沸腾了，他们不但剪下了自己的辫子，还落下了领事馆的黄龙旗，各种团体名称前都冠以了“中华民国”四个字，他们还筹款支持和组织“敢死队”回国直接参加革命。

　　1931年，“二次革命”失败，8月，孙中山不得不又一次来日本寻求华侨和日本政府的支持，然而，日本政府已寄希望于袁世凯，以谋取更大利益，对孙中山不再予以欢迎。孙中山因考虑来日本便于指挥革命，与神户的革命党人李恢修、宋嘉树以及萱野卡知等日本友人联系，使得日本政府同意孙中山在日本居留。此时袁世凯悬赏10万取孙中山首级并派出刺客经朝鲜釜山来到日本，孙中山在华侨的保护下安全渡过了难关。

　　此时的孙中山仍然利用日本政府对待革命的暖昧态度，在日本抓紧机会发展革命力量。从1913年秋至1916年4月连续2年9个月中，孙中山以东京为主要居住和活动地点孕育、组建中华革命党，重整旗鼓，积极发动反袁斗争。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共692人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其中东京本部就有524人。这些人或捐款资助革命，或亲身回国参加革命，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反袁新高潮。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1917年3月，张勋复辟，日本华侨又立即表示反对，坚决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1924年11月28日，从上海绕道日本去北京的孙中山，应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邀请，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出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利用日本政府给他的这样一个机会，把演讲台当成了政治斗争的舞台，提醒日本政府“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不但提醒了华桥要防备日本军国主义，也敲了日本民主人士的警钟。

　　从1895年登上日本国土起，到1924年转道日本去北京这36个年头，孙中山先后15次来到日本，累计居住时间达十年之久，占他整个革命生涯的四分之一多。他利用日本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暖昧态度，极大程度地发动并发展了日本华侨和留学生的革命力量，为他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学习一个英国，反对另一个英国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存在着双重的态度，特别是对英帝国主义。因为他发现自己及身边一大批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及爱国志士，都慕仰帝国主义物质上的成就，体会到自己的国家也有这种现代化的要求。但是，他们在本性上对帝国主义者及自己国土上协助列强掠夺的政体有着一种必然的愤恨。这就使得他们在佩服西方文明的同时，又变成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领导人。这其实也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政体，允许自己的人民享受正义和自由的恩惠，同时，他们在国外却进行野蛮的奴役和掠夺。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理想及原则与海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怎样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呢？孙中山认为既要学习和利用他们在国内所采取的自由与平等政策，又要反对他们对中国等殖民地国家所采取的野蛮掠夺政策。孙中山这种外交思想最明显地体现在如何处理与英国的关系上。

　　孙中山13岁开始读书，初小在夏威夷英国教会小学，中学在夏威夷和香港，学医在广东和香港，所受的教育均为西方的学制，其中以英国势力影响为主。在这种教育中，学到了英人所爱好的自由，也学到了英国人民怎样为了限制他们统治者的权力而斗争，以及如何保证个人权利，怎样设立宪政府，他还非常羡仰英国的科学技术和政府工作的效能。

　　1896年到1897年，孙中山曾旅居伦敦九个月，在这段日子里，孙中山曾被中国使馆监禁起来，并企图把他遣送回中国处死。因为他的朋友、昔日的老师康德黎博士亲自出面交涉，惊动了英国本上的新闻界，并造成了极大的舆论，才迫使英国政府很愿意装聋卖傻，姑息清政府让他们引渡孙中山，但报纸上一登出这件事之后，就引起了公众极大的舆论，英政府就不得不干涉了。

　　这次事件，使孙中山认识到居住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由于法律制度的保障，他们能要求公正、个人权利和福利。他由此产生一种要学习英国文明的决心，正如他在给《秦晤士报》的信中说：“予此次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赖英政府秉慷慨为民之精神，得蒙省释。予于英人之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井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

　　也正由于社会公论挽救了他被绑架的插曲，使他产生一个利用公从舆论影响英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了争取英国社会的支持，孙中山1897年3月给一家英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政府的支持，他说如果大英帝国采取中立的立场，他的政党就可以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并许诺将来的革命新政府完全可以给英国提供一些有益的投资机会。他企图以此来掀起舆论以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

　　孙中山还试图直接与英政府交涉，以求得他们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孙中山闻讯后，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去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阻止住他们向清政府贷款。希望他们支持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哪怕是在他事业中最黑暗的时候――1922年6月后的一段日子，陈炯明背叛了他，陈的属僚叶举把他驱逐出总统府，乃至广东省时，他都没忘记包括英国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优点。1922年8月9日，在广州湾炮舰上，他与好友摩汉就说过他相信西方国家都会对支持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感到真正的兴趣。

　　但是，也就是早在香港学医时，他就发现“另一个英国”的面貌，发现了大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居民的歧视。因为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的中华学生毕业文凭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所承认，而致使他们白白浪费了5年时间。他的心里此时就埋下了一颗反对“另一个英国”的种子。

　　后来，英国外交部为了缓和清政府非法释放孙中山的愤怒，竟然在香港恢复了驱逐他永久出境的命令。这命令并不符合英国的法律，让他产生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反感。辛亥革命时期，英帝国主义的政策造成了辛亥革命的恶果，遭到了孙中山愤怒的谴责。特别是不久后，英国支持袁世凯，并涉及到暗杀宋教仁的案件时，孙中山激烈地反对英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他揭发了英国背叛了本国所持的理想，在中国支持反民主力量的行为，接着，当英国蛊惑中国参加盟军反抗德国时，孙中山让朱执信协助他写了一本《中国存亡问题》的小册子，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揭露了英国准备出卖中国而致使帝国主义者从中获利的行径。当然他此时仍没有忘记西方国家的文明和科技。

　　学习和利用公平正直的“一个英国”，坚决反对残暴的“另一个英国”，是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所采取的外交策略。这与列宁、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人所提出的对帝国主义的两种态度的思路是相通的，在当时世界民族运动中有着闪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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