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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的科罗拉多州进行筹集革命经费的活动。当他从报纸上欣然翻得这一胜利的消息时,原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革命战争,以酬生平之志。但他仔细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一,而要搏组之间”,应周旋于各国,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和寻求到对革命的支持。

  他对美、法国抱有幻想,认为他们会“同情革命”,在他经华盛顿时,曾要求会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被拒绝了。要求会见法国驻美大使朱塞龙也未成功。

  1911年11月21日,孙中山由英国来到法国,在巴黎停留了3天,与法国政界、财界以及新闻界一些人士进行了交谈,但始终未能见到法国外交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很显然,孙中山曾寄予厚望的法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一样,对孙中山采取了回避态度。

  孙中山意识到了“樽俎之间”的难度,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他到巴黎一方面想阻止法国及四国银行团贷款缓清政府;另一方面谋求他们对革命政府的支持;还希望法国对俄国施加影响,阻止俄国同日本互相勾结,在中国扩大势力和干涉革命。

  而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及四国银行团,对中国革命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正如四国银行团驻北京的法国代表贾思纳所说:“从这场革命方面,我们决得不到任何好处。”“继续保持满清王朝,仍是最好的可能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反对建立共和,挽救满清王朝,才符合法国的在华利益,这正是法国政府在辛亥革命时对华的外交政策。

  但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法国想扶持一个什么摄政王的计划落空了,便与其他列强达成了共识――利用袁世凯来控制清王朝。法国积极促成四国银行贷款给袁世凯,并希望借助袁世凯来控制中国局势,以维护法国在华利益。

  孙中山就是在这时来到巴黎的,其中一项重要事务就是11月23日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见面,希望能立即或在最短期内向革命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以所谓的“严格的中立”为借口,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到巴黎的另一目的,就是谋求法国政府对建立共和制政府的支持。他发表演说:“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法为共和先进的,当必稍以助中国。”但是,法国政府怀疑共和制能为各省共同接受,各省的分歧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对孙中山的要求断然拒绝。

  孙中山还力图通过法国给俄国施加影响,劝阻盟友俄国不与日本沉瀣一气,在中国扩大侵略和强行干涉中国革命。西蒙不但没有答复孙中山,反而全言答复了俄国的照会,满足其肢解中国的野心。

  孙中山在巴黎所作的努力,没有一点效果,但他非常明白外交这一着的重要。他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11月24日,在他离开巴黎的同一天,他的代表胡秉柯访问了法国外交部,询问法国政府是否打算承认中国即将成立的共和政府,法国外交官员布瓦梭纳不但以要估计时局为借口表示拒绝,还要求中国必须对“法国人的安全”负责。

  因为共和制将有损于列强在华的利益,法国坚决要求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但同法国政府估计结果恰恰相反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制。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华东、华南的利益。率先放弃了要采取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法国不得不也如此,但他们所支持的共和政府又并非孙中山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失望地离开法国后,12月25日回到上海,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布就职。孙中山虽然对法国政府很是失望,但他在成立临时政府后,仍不畏艰难地争取列强的承认。他于1月11日致电法国政府,通知任命已在法国的张翼枢为临时政府驻法全权代表。同日,外交总长王宠惠也致电法国外交部,通知临时政府的成立,要求承认。要借法国政府为维护在华利益,伙同其他列强一起拒不承认孙中山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而在中国扶持起一个所谓的“新秩序”。

  法国政府伙同英、美、德、日、俄6国贷款给袁世凯,并企图以此来攫取中国财政监督权。孙中山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试图以建立中外合资银行的方式来抵制这种侵略,未能成功,1931年4月26日深夜,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右同在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大楼正式签订。4月26日,国民党派代表向袁世凯抗议反对代理款将不得国会的同意而签订。签字前,国民党代表又提出严正的抗议,但同样遭受了失败。孙中山不得不施加外交压力,对汇丰银行上海代表声明,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反对北方,并以武力反对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但最后孙中山这一威胁并没发生效力。5月21日,善后大借款的债券在巴黎及其他欧洲市场开始发行。

  善后大借款的签订,使袁世凯有了镇压革命党的资金,立即派兵南下,镇压革命势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迫于袁世凯的武力,达成了南北和议,革命胜利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南北势力形成对垒的时候,试图以断绝反革命的外援而寻求对革命的支持,是符合“上谋伐交”的战略战术的。他在外交几乎看不到希望时,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不舍的政治性格决定的,也是当时的形势下,他对于外交所采取最好的策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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