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我国古兵法《孙子》的《谋攻》篇很是详尽地阐述了集中力量，以绝对优势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重要性。孙中山较早地认识和实践了这一军事谋略。

　　他这一战略国思想的形成首先是表现在武装起义方面，认为武装起义也应该集中力量来“大举”，以图一举成败。他这战略思想是在1908年4月领导的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形成的。在这次起义失败之前，他先后发动了8次边疆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告诉了他，以往那种贪多务得，分散小搞以求引起各地响应的策略是行不通的。认识到累次累率发动起义，过于频繁，未能成功，反而大伤革命元气。

　　河口起义之后，孙中山产生了一种要集中力量，“大举”起义的思想，正如他在《致寅崎寅藏函》中所说：“自河口以后，已决不再为轻举，欲暂养回元气，方图再发。”这话正说明了他要积蓄力量，集中力量进行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起义。

　　他这思想的形成，促使他在是否举行起义的问题格外谨慎了。1908年，清王朝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政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大陆革命党人蠢蠢欲动。纷纷争欲起事，派人前往当时呆在新加坡的孙中山请示，但孙中山却认为“机局固佳，然吾人财力未充”，仍然无法集中力量给清王朝一个致命的打击，表示“仍要养足实力以待之。”

　　1908年底，孙中山在南洋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决定再次发动起义。

　　由于他认识到了以往历次起义，同时在儿个地方发动起义，分路作战，力分而薄，无法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次决定全力于一地进行大规模起义。

　　此时的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运动新军上来了，选择新军集结较多的广州作为起义地点，集中力量策划广州一地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力量，统筹部从南洋各地以及福建、安徽、江苏、广东、广西、四川等地调来会党，组成先锋队，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总之，这次起义集中各地革命党之精英，倾注了全党的人力物力，充分体现了孙中山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这一策略。

　　这次起义因经费不足而失败，却更坚定了孙中山要集中力量起义于一地的军事谋略。在后来的1910年2月的广州起义和1911年的黄花冈起义更加完善地执行着这一策略。

　　孙中山这一军事谋略的运用也表现在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中。

　　1917年10月打响护法战争，在孙中山等人的努力下，进展神速。在以程潜为总司令的湖南护法军的配合下，中央军攻占了长沙；孙中山策反了驻守芋襄的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召集旧部起义，三人所部的军队共同组成了湖北靖国联军，使湖北防卫空虚，并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指示，活跃于荆襄，准备进攻武汉；左翼军也已攻下长沙，与四川护法军组成联军，时刻准备着取道重庆，东下武汉。形势一片大好，是攻克武汉断敌退路，消灭敌人在江南的有生力量的关键时刻。

　　孙中山决定集中力量，打好关键的一战。战争选择三三楚中枢之地武汉，只要攻下武汉，就能平定三楚，扼长江，长驱直人攻下北京。正是“将胜之棋，一着难援”的时机，孙中山准备集中各路兵力，会攻武汉。

　　孙中山命令“除征闽粤军克日出发外，井电促川中联军速下归，宜夹击吴逆光新。”命令黎天才等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成腹背夹击之势，电令林修梅、刘树藩等进窥武汉。

　　只要各路军队尽心尽力，武汉指日可下，可由于滇系唐继尧留恋四川，桂系陆荣廷攻占长沙后，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过到，不愿再北上。不管孙中山是如何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坚持集中兵力会攻武汉的策略，滇系和桂系仍然按兵不动，致使武汉未下，荆襄靖团联军孤军奋战遭到了镇压而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但这并不能使人怀疑孙中山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这一谋略的伟大性和正确性。

　　在第二次护法北伐中，孙中山所拟的一条“移师相境，中路突破”的作战方针，也充分体现了他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军事谋路。

　　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直系首领曹锟步段祺瑞之后，成了北京政府的掌权者。曹锟的贿选与修改临时约法，严重违犯了约法精神。因此，曹氏直系军阀成了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北伐的主要对象。

　　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掌握了直系的主要武力，他所辖的第三师以及所指挥的五个混成旅、四个补充旅就驻守在两湖和京汉线两侧。消灭驻扎在两湖的吴佩孚部队是北伐路上不可回避的一场血战，而当时北伐军的总人数不足三万，吴佩罕驻湘军却是直系的精锐，以少对多，很是忌讳。

　　为了突破中路，孙中山命令顾品珍等，移师湘境，命许崇智率粤军本部，联合湘军直赴武汉，命川军从侧翼进攻，集中力量打好这一硬仗。

　　孙中山这一策略最后因为川、滇、黔军之间的“三角战争”和川军互战而未能实现，但北伐初期的顺利进行已充分证明了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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