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天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动，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它各营兵士纷纷响应，合力攻打湖广总督署。

　　第二日12点左右，武昌全城为革命军占领，在武汉炸响了革命的第一炮。

　　第三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的孙中山，从报纸上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回国之心，急如火焚，但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认为革命“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孤立清政府。，在11月下旬由巴黎回国之前，先后在美国、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会见了美国朝野人士，英国外交大臣格里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外长毕恭，争取他们同情中国革命，并约见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主任，希望他们停止对清政府的贷款，但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功。

　　孙中山虽然在那段时期内忙于致力外交，但仍时刻关注着国内革命的发展形势，在10月20日，经过圣路易、芝加哥抵达纽约时，确定了日后的革命计划，决定采取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并举的方针把革命之火在全国燃开。

　　孙中山这一策略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总体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孙中山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武昌起义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起义，造成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的局面，以求达到孤立和打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当时，各省的官僚和地主以及立宪派头面人物把握了一部分很大的势力，他们在地方上的统治还相当稳固，他们手下有一大批未被革命感化的军队，如果他们为捍卫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话，革命势必遭受极大的损失，胜算究竟有多大，也未必敢肯定。

　　这一严峻形势迫使革命者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同时，不得不寻求一条瓦解敌对力量的路子。孙中山仔细地分析了敌对阵营里存在的矛盾。

　　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在垂死的时期，“感觉到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他们就趁今日监国机会，先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巩固皇族的大权，然后渐渐借政治上的力量来排汉。”载洋上台后，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加剧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督抚们不是排满，就是被满排，这一形势使得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张望不定。清王朝对立宪派玩的一个花招，冠冕堂皇的内阁实际上是一个皇室内阁，使一直在企望清王朝实行宪政的立宪派绝望了。清政府把这一派力量也推向革命的一边，并造成了“民心思动”的政治冲击力，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求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采取武装起义与和平少复并举的策略是最适当的，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造成革命的声势，以和平光复的方式来劝说清王朝的地方官僚举起反清的大旗，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而独立。总之策动各地以响应武昌起义。

　　孙中山亲自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和广东提督龙济光，劝他们反正。国内革命党也纷纷执行这一策略，他们在发动武装起义给清王朝以打击的同时，也劝说地方大官反正。革命党人曾经让汤化龙以湖北洛议局长的身份号召各省谘议局反正。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施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平光复”减少了革命的阻力，避免了许多牺牲和损失。比如当时的广东，两广总督张鸣歧就想凭着驻扎在城内外的李准和龙济光所部40几个营的巡防队，负隅顽抗。孙中山致电与他说：“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使广东得到了和平光复，使革命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自战。

　　在和平光复的战略攻心下，身份特殊的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们的作用下，各地官吏纷纷效尤，包括一些满族官吏，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但又惧于革命的声势，持首鼠两端的态度，但那些很有影响的地方大员一反正，就逼得他们不得不跟着走。如江苏省巡抚程德全宣布和平光复，江苏独立，当天就通电江苏省所属的备府县独立，使得全省官吏惊恐不安，交出官印，接受独立。

　　就这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革命党人用革命的两手，促成了光复和独立，全国其他的各省的许多府县也和平光复，建立了新的政权，造成了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的局势，孤立了清王朝，给了清王朝极大的震动和打击。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形成和实践，给解放战争部分省市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模式。

　　分进合击，歼敌有生力量1917年7月，段祺瑞把握北京政府，破坏临时约法，并借张勋辫子军复避的机会，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建立了一个段氏政权。段氏这一系列的举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人民认识到必以反对复辟者反对伪共和，始可救国，全国掀起了反对假共和的高潮。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更不能容忍段氏这种践踏约法的行径，为了拯救革命和国家，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护法的大旗，他仔细分析全国的形势，以便订出作战计划来。

　　他发现南北方在政治影响上，段氏是非法政府，外人均不敢轻为承认，众叛亲离；而护法军靖国护法，义师讨贼，为人民所拥护。军事上，北方军心不一，且又畏难，并且军内有人倾向于革命；南方拥有海军和滇系、桂系，能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有必胜的把握。

　　1917年9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军事实力，而是要转过来依靠陆荣廷的桂系和唐继尧的滇系作为主力。

　　陆荣廷和唐继尧各个肚里都揣了一把小肠子，为自己打算。好在当时的形势可以利用。段棋瑞派傅良进攻湖南，与桂系陆荣廷。陈炳混要巩固和扩大地盘的需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桂系出于自己的考虑，愿意与军政府联合起来，唐继尧虽然有要恢复约法的思想，但实际上也是想利用护法进攻四川。

　　在南方企图北上护法的同时，段祺瑞也有一种武力的战略意图，分三路南下：主攻湖南、四川和闽浙为两翼。

　　各方面的原因使孙中山为护法战争拟定了战略目标和战术计划。战略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推翻北京政权。孙中山的战略计划是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

　　9月10日，孙中山等提出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第一阶段的军事部署如下：由桂系派兵防止龙济光打俯背，巩固后方；由滇军第三师援军；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打福建；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军，会师武汉。

　　这一战略不但能够适合北伐正面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需要，也适应桂系和滇系巩固和扩大地盘的需要。也是针对段氏三路南犯的形势。

　　正面迎敌，保卫南方各省的需要而制定的。这一计划促使了三路进军，分进合击，会师武汉，断敌退路，歼灭敌人在长江以南的有生力量。

　　歼灭敌人在江南的有生力量只是手段，但并否护法的最终目标，孙中山为了直捣北京，消灭段氏违法政权，制定了北伐的作战方针。北伐以长江岸为主战场，先克武昌，后定南京，击攘敌军在长江一带的势力，再图北京。

　　其战略仍然采用“分迸合击”，军分三路：桂系为主力的湘、桂联军为中央军；滇系为主力的，联合黔川护法力量为左翼；在粤滇军，陈炯明、朱执信招收训练的部队，加上海军为右翼，三路共进，合击北京。

　　战争分两步走：第一步，中央军由两广进攻长沙，肃湘人湘之战，作好攻打武昌的准备；左翼军道先攻占四川，留下部分兵力扼守川陕边境，以牵制晋陕之敌，主力东下与中央军会攻武昌；右翼军攻打闽、浙，略定淞、沪，与中央军，左路军共下南京，歼灭敌方在江南的有生力量。

　　第一步战成功之后，休整补充，以图北进。中央军从南京出发，沿津浦路北进；左翼军从武昌出发，沿京汉路北进；留守川陕，边境的部分兵力，度秦岭，出陕晋，攻打敌军后侧；右翼军沿江人海，由海路北上。三路共进，会攻北京。

　　孙中山这一计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他在军事谋略上的正确探索与实践。他在作战方针中确定了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认识到了要推翻反动政权，必先消灭反动军队，例如他要求中央军援湘进攻长沙，肃清入湘北军；先克武昌，次定南京，目的也是为了断敌后路，合“逆军匹马只轮不返”，“尽歼丑类，永奠民国。”

　　还有，孙中山把战争分为两步来打，以攻打武汉作为转折点，也是非常正确的。第一是因为武汉是北方通向湖南的枢纽，只有攻克武汉，才能切断敌人的增援和退路，达到腹背夹击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第二是因为武汉是三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三楚又“为全国中枢，棺毅大江南北，形势所重敌必所争。”攻占了武汉，就能决定三楚，扼长江，威慑全国。

　　孙中山这一伟大的谋略终究因为西南军阀的阻挠未能实现，桂系主力攻克长沙不肯北进，唐继尧占领四川不愿南下，使攻占武汉的计划搁空了。但其战略的正确性和伟大性仍然可由护法战争初期的胜利所证明。

　　精兵袭取，侧翼牵制精兵袭取，侧翼牵制是孙中山武装革命开端时，举行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时所采取的军事谋略。

　　精兵袭取在战术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精兵，即指人的本身，兵贵精而不贵多；另一方面是战术即作战方法上的袭击，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一个突然的打击。精兵袭取是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中所动用的主要策略。

　　孙中山从战略上没把广州起义孤立起来，而是将它与惠州起义联系起来。他应用侧翼牵制的总谋略来筹划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一方面在惠州起义，一方面准备在广州响应。惠州作主要作战方面，广州策应以侧面牵制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的战败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抓住清政府被削弱和全国人民革命的呼声高涨的时机，制定作计划，采用精兵袭取，侧翼牵制敌人的战术，向清王朝发起武装革命的第一次进攻。

　　孙中山在筹划广州起义时，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情况。第一方面，在清王朝统治几百年之后，突举义旗，也属“造反”，起义必须隐蔽、迅速，这个角度来说，兵贵精而不贵多；第二方面孙中山觉得当时广州的重要衙署只有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六七处，只有数名衙役把守。孙中山打算派人袭击这六七处地方，将敌军指挥官或执或诛，达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使敌自乱。从这一角度来说，也要求兵精而不兵众。第三，孙中山认为清朝军队防备松驰，没有思想准备，他计划对广州的清军来个突然打击，用“内起外应”的作战方案，派一部分精兵潜伏在城内，出敌不意地袭击敌军的指挥机关，使清军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只要敌军一混乱，事先埋伏在城外的各路会党队伍随即响应，攻占广州。

　　基于这种分析和设想，他给广州起义定下了“精兵袭取”的策略。他注重参加起义的人员的“敢死”精神，有奋勇首义的无畏胆略，希望他们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在筹备起义的时候，特意从汕头和西江招募一些会党，利用他们与广州存在的主客之分，语言差别，与当地人不相习，无后顾之忧，可以一意以争胜，孙中山想就是起义中途有什么变故，他们也无法在城内存身，使得他们只能置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地向前进攻。

　　广州起义终因计划泄密而失败，但孙中山所作的军事谋略上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在策划惠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作了侧翼牵制的谋略上的探索。他分析了在惠州起义的各方面条件：惠州是广东东江一带的要地，它接近英属殖民地新界，又濒临大海，便于从香港和海上获得接济。但何况惠州地区是会党聚居之地，革命党人正待机而动。在惠州举事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也是很在战略意义的。尽管如此，清政府在广东方面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不在战略上作出计划，起义就很难成功。孙中山认为应牵制住广州的敌人，阻止他们东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派出邓荫南、史坚如等人急赴广州，在广州同时举事，牵制清军，以保证惠州方面能够迅速集结起兵力，夺取惠州、新安两地区，然后再逆江西上，与广州起义军内应外合，夺取广州市，然后再逐渐据有广东省。

　　孙中山在惠州起义的同时，策划广州起义，其目的不在于直接夺取省城，只是想让广州有乱，使清军受到牵制，无法出兵惠州而已。他这一侧面牵制的谋略的运用，使得惠州起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下子就发展到两万多人，一连打了很多胜仗。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