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与人民独裁

　　革命成功之后，政权归谁所有，还要不要皇帝，还要不要等级观念。

　　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孙中山认为如果重新定一个皇帝、重新确立皇帝、大臣、巡抚、都督、县长等官级制度，普通老百姓无疑又要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过水深火热的日子，又会出现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矛盾对立的社会，革命成功后不久，又会酝酿下一次痛苦的流血革命，这对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件痛苦不堪和损耗极大的事。

　　孙中山一直主张革命要一步到位，革命成功之后，永远不再发生也永远不需要发生流血革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孙中山认为处理政权归谁所有这个问题是根本，而且唯独只有“主权在民”才能永远避免革命。他认为要真正做到“主权在民”，必须先做到“主权为民”，这二者是一致的。

　　他说政府、官员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政权交到人民的掌握之中，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应该由人民作主，实行民主政治。政府的权力，应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而不应当成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工具。因此，领导人必须奉行“公天下”的原则，而不能类似封建君主实行“家天下”。孙中山在这一点上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他的胞兄孙眉，为革命捐赠大批财产，也十分热心于革命活动，在广东父老和华侨中有极高的声望。革命后，广东各界一齐力荐孙眉任广东省省长。但孙中山认为政权是全民所有的，不能因为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就任命自己的兄长做省长，他力排众议，反对用兄长做高官，并亲自写信给哥哥做说服工作。

　　孙中山认为要真正实现“主权在民”，还必须把握好民与官的位置关系。

　　他提出“主民仆官”的观念。他说“民”是“权”的主人，而官员则是为“民”服务的“仆人”。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就这个关系，孙中山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他说共和国好比是一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就是一切办事人员，都是我股东的公仆。

　　但是，中国的民众由于受压迫过久，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实践的锻炼等原因，一时之间还无法认识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孙中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主张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经常进行民主教育，启发他们觉悟。他在《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中说“13年以来，多数农民都是自己放弃这种权利，不知道争回自己的地位，不知道自己是主人翁，还以为象从前满清一样，自己还是奴隶。今日开这个会，就要大家醒起来，知道这十三年以来，自己不是奴隶，是主人翁。要能够做主人翁，便要大家联络起来。大家联络之后，有了大团体，便能够讲话。”可见，孙中山不只是在思想上主张“主权在民”，还力图采取措施，使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翁。

　　“主权在民”，但也无法使四万万之人全都来参与政权。怎么办？孙中山就这种新型政权的组织建设作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人民应先组织团体，然后选举代表来参加政权。他于《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中就阐述了这一具体办法。

　　孙中山在探索人民民主的同时，发现单单只有人民民主是不行的，还需要实行“人民独裁”，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制约。没有人民民主，人民独裁将变质为个别人专政；没有人民独裁，人民民主将缺少应有的保护。孙中山这种思想是在“以俄为师”的策略上，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成就。他在《民权主义》中说：“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究竟是怎么样呢？……当然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

　　孙中山为了避免再一次出现流血革命而采取的人民民主政体形式，并就如何实行人民民主的方法途径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人民民主与人民独裁相结合的谋略，在当时未能得到实现，却给了后人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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