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著作
宋应星一生才大学博，自幼博览群书，因而有广泛知识。其族侄宋士元（1649—1716）于康熙初年执笔的《长庚公传》中，称应星上自十三经传、二十二史，下至诸子百家，莫不淹贯，既能深入钻研，又不受其局限①。加以应星有过目不忘之惊人记忆，平素所读尽在脑中，随用随出。就中他对科学技术和哲学尤有浓厚兴趣。多次北上会试途中及平时外出旅行，足踏大半中国，沿途都留心南北各地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除作笔记外，还能将所见各地实际操作中的各种生产情景以素描形式绘入纸上。又由于他具有科学精神，随带算盘、卷尺及罗盘针等，所到之处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及设备尺寸均能及时记录，对水路中的行船方位、航向偏离均能了如指掌。这使他除书本知识外，又掌握许多极其珍贵的来自实践的生产技术知识。有史册记载以来，封建社会里还很少有象他那样纵横奔走于工农业广阔的生产领域，从事如此大规模的现场技术考察，这就注定他会完成前无古人的大业。
象长兄应昇一样，应星也自幼喜欢赋诗，而且“数岁能韵语”，他也确实写了不少诗，有其传世诗集为证。但他不想象应昇那样单纯成为一位诗人。
在诗文方面他可能没有应昇那样专深，然而要论科学技术，则应星应当是位专家。宋应星留给我们的数目有限的著作（他的不少著作及手稿都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散佚）表明，他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和哲学等等，都有研究，还爱好音乐、书法、围棋，骑马、游泳，是个多面手。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勤于著述，每有所得，必命笔成篇，而且成书速度极快，一日可成万言。他的著作有鲜明的特点，多是基于社会调查和自己的亲自见闻而写成，拒绝作烦琐的文献铺陈，多用作者自己的语言。他的著作另外一个特点是面向实际，有明确的目的性，不以儒家经典之是非为是非，多以阐述己见为主，很少“诗云、子曰”之类，如果有“子曰”，则是“宋子曰”。第三个特点是，在继承先贤优秀思想的同时，“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学古而不泥古，善于集百家之长而成一家之言，故多有新的建树。他的著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能放眼世界，而不将视野局限于中土。《天工开物》虽主要论述中国技术，但亦提及西洋与东洋各国，进行比较。比《齐民要术》等视野要广，这是明人著作的特点，虽然宋应星对外国事务的了解不及徐光启强。以《天工开物》及《谈天》而言，还有个特色是图文并茂。
宋应星的著作是明末和明清之际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极其动荡的社会。用他的话说，就是兵火延燎中原、破残遍天下的乱世。也正因为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有识之上，皆有乱极思治之念。
面对明末社会现实，宋应星内心中一个潜在愿望是希望通过他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来唤起读者的共鸣，以期获得更多同道来共同改变当时社会每况愈下的局面。如果作不到这一点，他也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志趣，将著述留给后世去研究、评说，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明末社会各种弊政业已积重难返，社会危机难以摆脱；鄙视技术与劳动群众、迷信鬼神的社会陋习难以消除；轻实践而空谈“性理”的学风不易端正。宋应星个人力量毕竟有限，无法呼风唤雨、扭转乾坤。但他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①宋士元：长庚公传，载《新吴雅宋氏宗谱》，卷22，第71 页（奉新敦睦还是尽一切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传授有用的科技知识。应当说，当士大夫仍埋首于四书五经、宋明理学和八股制艺的时候，应星以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姿态，积极写出“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当一些文武官吏依附于阉党和权奸胡作非为而祸国殃民的时候，他能用《野议》等书予以揭露和批判；当一些朝廷元老、省府州县当道者降清变节的时候，他草成《春秋戎狄解》，伸张民族大义，制造抗清舆论。他在这样做时是需要有足够的魄力和勇气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他这类言论常常要受到非难。
根据我们作的调查，宋应星的著作可分为以下几种：（1）自然科学与技术：《天工开物》、《观象》、《乐律》；（2）诗作：《思怜诗》；（3）政论集：《野议》；（4）历史学：《春秋戎狄解》；（5）文学创作：《美利笺》；（6）杂文集：《杂色文》、《原耗》。《卮言十种》可能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总共10 余种。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在崇祯四至十一年（1634—1638）间他在江西袁州府分宜县担任教谕时写成并刊行于世的，少部分是在以后写的。这些著作在明末崇祯年间至少已在师友中间流传，有的已传布到社会上，例如《天工开物》。由于清初统治者刚在中原站稳脚跟，主要精力集中于南方未及地区并对付各地的抗清武装，还来不及实施全面的文化控制，所以宋应星的一些著作在顺治至康熙初年还得以流传于世间。象《天工开物》这样的科学书，甚至在康熙以后至乾隆年间还在社会流通，被人们引用。1780 年前后，在乾隆皇帝下令焚毁一切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以后，宋应星的作品便逐步散佚，或愈来愈少，主要原因是其中有鲜明的反清思想，不为清统治者所容。雍正时期到乾隆中后期，更强化了思想统治，文字狱盛行。宋应星的著作受到压制而不得广传，使我们至今无法窥其全豹，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在上述宋应星著述中，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大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后两种可能是《卮言十种》的残留部分。
这就是说，宋应星的大约三分之二的著作因明清改朝换代的政治原因而散佚。在这一章里，重点介绍宋应星的传世著作，对其余佚著内容亦就所知尽力叙说。从学术史角度看，不管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宋应星在清康熙初年逝世后直到本世纪20 年代，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他的著作屡被转引，而且在国际上发生反响，但他的名字及其学术地位还较少为国人所重视并提到应有的高度。《明史》中竟无其传，也多少反映这个事实。在那段时间里，在科学领域内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明代的李时珍、徐光启，还没有把本应与李、徐并列的宋氏摆在显要地位。因而可以说应星被委屈了一段时间，主要原因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有反清思想，故传世不多，难以被专家学者所获见。就应星本人而言，不过是举人出身，又没有任高官，在封建社会里知名度不大。民国以前的清代，科学并未被重视，仍奉行科举制，读书人取得功名，无须参考《天工开物》，因而其读者面是有限的。总之，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宋氏著作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直到清末至民国初年，宋应星的著作，首先是他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但他们是通过东邻日本国才看到原著。已故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1888—1936）先生回顾他这一代学者接触《天工开物》的最初经过时写道：“民国三年（1914），余奉使赴滇，读《云南通志。矿政》篇，其所引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言冶铜法颇详晰，因思读其全书。
次年（1915）回京（北京），遍索之厂肆无所得。询之藏书者，均谢不知。
惟余友章君鸿钊（字演存，1878—1951）云，曾于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中一见之。乃辗转托人就抄，年余未得报，已稍稍忘之矣。十一年（1922）迁居天津，偶于罗叔韫（名振玉，1866—1940）先生座中言及其事。先生曰：‘是书也，余求之三十年不能得。后乃偶遇之日本古钱肆主人青森君斋中，遂以古钱若干枚易之归。君既好此，当以相假。’于是始得慰十年向往之心焉。书为日本营生堂以木[村] 氏兼葭堂所藏，江田益英校订者。锓本有明和辛卯（1771）年大江都[贺]庭钟序，是年为乾隆三十六年。盖据崇祯十年（1637）本翻刻，而中国今无此书，殆未尝再版也。乃另抄副本，加以句读。？十五年（1926），友人章君鸿钊始从日本得其书，亦菅生堂所刻，因以校订罗藏之残缺。未几，罗先生亟索原书去，云武进陶君涉园（名湘，字兰泉，1870—l940）将付印于天津。今春（1928）过津，谒朱公桂辛（名启铃，1871—1964），则新书已刻案上？"①从以上所述，我们得知，早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七岁的文史学者罗振玉读书时发现转引《天工开物》，欲求此原著而不可得。1914 年丁文江也开始访求此书，亦一时未见。但清末留学日本的地质学家章鸿铡则先此于东京帝国图书馆（今国立国会图书馆前身）看到1771 年日本版《天工开物》，1926 年又从日本购得此书带回。同时罗振玉也以古钱从在津日商青森氏那里换得一本，文江再借抄成副本。因此二十年代时，至少罗振玉、章鸿钊和丁文江三位学者已各有一本。这部书也引起热心于出版古籍的朱启铃、陶湘和张元济（字菊生，1867—1959）等先生的兴趣，都想再版。终于陶湘在刊行《喜咏轩丛书》时首先将《天工开物》收入其中，这是1927年的事。顺便指出，当罗振玉、丁文江在国内访求《天工开物》而不可得见时，另一位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的山东日照人许衍灼，也于辛亥年（1911）在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中看到《天工开物》，并作了笔记，1917年他出版《中国工艺沿革史略》时引用了该书。因而在二十年代以前，至少章鸿钊、许衍灼二位学者已先在日本同一图书馆中得以获读宋应星的原著。
我们还想补充说，任何人只要在东京和京都旧书店中留意，便不难买到古本《天工开物》。我甚至在八十年代还能在上述两地旧书店中看到，不过索价较高而已。与章鸿钊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的黎世蘅（字子鹤，1896—1964？），更在京都买回一部杨素卿刊本《天工开物》。而北京琉璃厂经营古书的孙殿起（1894—1958），甚至经手过此书。与章鸿钊同辈的江西教育家蔡敬襄（字蔚挺，1877—1953），还在分宜得到《野议》、《思怜诗》、《论气》及《谈天》四种明刊本。这样一来，从清末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陶本问世前，学术界中至少已有章鸿钊、许衍灼、黎世蘅、罗振玉、丁文江、朱启铃、陶湘、张元济、梁启超和蔡敬襄等人接触到宋应星的原著。
1927 年陶本问世前，有幸得见宋氏原著者毕竟屈指可数。
陶本刊行时，请丁文江为《天工开物》写跋，对该书作全面介绍，又撰成《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均附于书未。从此以后，《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才成为国内学者研讨和注意的对象。
在这方面，丁文江和陶湘二先生是有首功的。然而对宋应星①丁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载陶湘刊本《天工开物》及世界书局本《天工开物》之书尾，第1 页（1936）
著述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是从50 年代全面展开的。①在这以前，人们一度认为《天工开物》原版似乎已在国内失传，其实此书明刻本一直安然收藏于浙江鄞东（宁波）蔡氏（琴荪）的墨海楼，而少被问津而已。清末，蔡氏藏书尽归同郡李植本，其后人李庆城先生于1951 年夏将包括崇祯十年刊《天工开物》在内的藏书捐赠给国家，后转北京图书馆。①1952 年在北京举办中国印书本展览，第一次将此书公之于众。我们在书展目录中见有下列说明：“564.《天工开物》，明崇祯间（约1637）刻本，李庆城先生捐赠。”②我曾有机会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数次亲见此刻本《天工开物》。此书分上中下三册，印以江西竹纸，书名作《天工开物卷》，但版口仍作《大工开物》。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於家食之问堂”（图26），这是1637 年七月（农历，以下同此）由宋应星友人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在南昌府初次刊刻的。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影印，从而使国内外更多的读者得以看到此著之原貌。此原本经多次调查，迄今在中国其他地方未有收藏者，故目前仍是海内孤本。1959 年影印本在传播此朽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后来其余中外版本均以此本为底本，影印本也印以竹纸，分二册装订，一切均同原刊本，见此本如同见原刊本。《天工开物》早期刊本过去已知有两种，除前述涂绍煃刊崇祯十年本（亦称涂本）外，还有先前不知其确切刊刻年代的书林杨素卿的坊刻本，简称杨本。杨本在国内收藏情况，过去长期间不知其下落。1974年4 月，我在北京图书馆检验明清印本书用纸时，意外地见到此本。经了解，此本原由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于1965 年购入，同年12 月转北京图书馆。1966年以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封存近十年，故读者鲜知有此本。此本后经装背、修复，作六册，书名为《天工开物》，序文为手书体，无年欸，序尾仅作“宋应星题”（图26B），印以竹纸。今北图既有涂本，更有杨本，珠联璧合。
先前学者多将杨本定为明刊，黄彰健先生及笔者研究后，认为是明板清修本。
①涂本《大工开物）。上册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6 章，中册有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7 章，下册有五金、佳兵、丹青、蘖、珠玉5 章，共二册18 章，更有123 幅插图，涉及农业工业各生产领域，堪称技术百科全书。全书以与农业有关的《乃粒》章开头，而以《珠①燕羽：宋应星——明代卓越的科学工作者，载《中国历史上的科技人物》，第108—111 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赖家度：天工开物及著者宋应星，《历史教学》，2 卷3 期（1951 年9 月），又载《中国科技发明及人物论集》。第338—349 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刘仙洲：介绍天工开物，《读书月报》，1956 年2 月及《新华半月刊》，84 期，第107—108 页（1956 年5 月）；张资拱：关于天工开物，《历史研究》，1956 年11 月，第11 页：黄彰健：跋史语所入藏明刊清修本天工开物，《大陆杂志》，14 卷4 期，第8—9页（1957 年2 月）；蔡国南：天工开物在中国技术史上之价值，《政论周刊》，177期，第22—24 页（台北；1958 年5 月27 日）：温庭宽：天工开物简介《文物），1959 年3 月，第24 页；章熊：宋应星传，载《中国古代科学家》，第187 —197 页（科学出版社，1959）
①胡道静：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辞书研究》，1982 年5 期，173 页②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第80 页（文化部文化事业①黄彰健：前揭文；潘吉星：北京图书馆藏杨本天工开物，《文献》，1982，玉》章殿后，体现作者“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
第一章《乃粒》主要叙述稻、麦及其他杂粮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各种农具与水利机械。因作者认为“今天下育民者，稻居十八”，所以水稻部分占本章一半篇幅。下分稻种、稻宜（施肥及土壤改良）、稻工（田间管理）、稻灾及水利五段。水利节介绍各种提水、排溉水机械，如筒车、牛车、龙骨车、拔车等，动力有人力、兽力、水力及风力。麦主要为北方粮食作物，这一节包括麦种（种类与产地）、麦工（田间管理及农具）、麦灾三段。此外，还论及黍、稷、粱、粟、菽（豆类）等，都是传统谷物。但对当时从外国引种的玉蜀黍（玉米）、甘薯等则未提及。
《乃服第二》章主要与衣着材料丝、麻、棉、毛有关。重点叙述养蚕及丝的纺织，占全章三分之二篇幅，以介绍浙江嘉兴、湖州地区的技术为主。
这一部分有蚕种、蚕浴（蚕种预处理）、种忌（保存蚕种注意点）、种类、抱养及养忌（幼蚕饲养）、叶料与食忌（关于桑叶）、病症、老足（捕捉成熟的蚕）、结茧、取茧、物害、择茧等段，涉及养蚕全过程。接下是造绵、治丝（缫丝）、调丝（绞丝）、纬络（卷纬）、经具（牵经）、过糊（上浆）、边维（边经），属织丝前丝的预处理及纺丝，再往下则叙述织丝技术及织花、提花机构造。此外，本章还谈及棉纺、麻纺及毛纺。《彰施第三》主要论植物染料种植、提取及染色技术，着重于靛蓝、红花这两种蓝、红染料。在诸色质料节叙述用植物染料染成的色调达26 种，在染色方面介绍用金属媒染法以及套染法。《粹精第四》叙述谷物收获及加工技术，主要是水稻收割、脱粒、去糠秕、过筛、碾米工序及有关农具，其次是小麦收割、脱粒、去秕、入磨、过筛、制面粉的全套工序及农具。除此，谈及黍、稷、粟、粱、豆类的加工。
《作咸第五》专讲食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及崖盐，重点是海盐制法及煮盐设备，而以淮盐及长芦盐场的技术为代表，还描述了盐的性质及贮存。在谈到池盐产地及制法后，着重叙述了四川井盐制法及所用工具，包括用大然气煮盐及凿盐井技术。《甘嗜第六》讨论甘蔗种植、制糖及养蜂技术。在种蔗、制蔗糖（白糖、冰糖、兽糖）方面，以福建、广东技术为代表，谈甘蔗留种、育苗、移秧等栽培技术及压榨、熬糖、脱色、结晶、造型等工序，对有关设备作了详细介绍。还叙述了养蜂、酿蜜技术，包括家蜂及野蜂。此外还简单涉及始糖即麦芽糖与糖浆。以上6 章属农业及农副业，主要与饮食有关，都在上册。所涉及的地区为南方的长江、粤江、闽江流域和北方黄河流域及华北、东北、西北，包括大半中国。对每一生产部门都选择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为典型加以重点介绍，再旁及其余地区。如养蚕及丝织以杭嘉湖地区为代表，蔗糖重点介绍闽粤，井盐主要讲蜀盐，池盐讲山西，种稻以江西为代表，但毛纺则首推西北兰州。
中册起进入工业领域。《陶埏第七》有论烧制瓦、砖、陶瓶、陶瓷及白瓷、青瓷、窑变等节。砖、瓦是建筑材料，本章对从和泥、制坯、烧窑到浇水转釉各工序都作了介绍。但更详细地叙述了陶瓷烧造，这是重点。包括陶瓷产地、原料选择、制坯、挂釉、烧造等过程及工序，以景德镇技术为代表。
《冶铸第八》有鼎、钟、釜、像、炮、镜、钱等节，重点是钟、釜（锅）及铜钱的铸造技术及工具，包括失蜡铸造、分金合铸、泥模及砂型铸造。这是有关铸造技术的稀有的宝贵记录，插图尤为可贵。《舟车第九》叙述水陆交通工具船与车。有舟（船的分类）、漕舫、海舟、杂舟及车等节。对漕船作了详细介绍，是本章重点。包括船用材料、船体结构、各部件名称及尺寸，对造船、航运都加以记载。杂船有课船、三吴浪船、黄河秦船等客船及货船。
有关车的节中，详于北方四**马车，对车的构造、部件、性能都予叙述。
宋应星写本章目的是，考虑到“生于南方者不见大车，老于北方者不见巨舰，故粗载之。”
《锤锻第十》叙述从万斤大铁锚到轻小绣花针各种铜铁器的锻造技术。
有11 节，9 节与铁器有关，主要是工农业生产工具（斧、锄、针、锚、锥、锯等）的制造，从原材料及性能、热处理（淬火）到加工的整个工序都作了介绍。有关铜器锻造的节中，重点是打击乐器钲的锻造技术。这也是古代最少记载的技术，插图同样重要。《燔石第十一》讲采煤及非金属矿石烧炼，包括采煤、烧石灰、各种矾石、硫黄及砒石等节。对采煤井下排除瓦斯及设巷道支护有精彩记载。这一节所述产品在工农业及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用途。
《膏液第十二》论述各种食用及工业或日用植物油，有油品、法具（榨法及工具）和皮油三节，油品节中列举了胡麻（芝麻）、菜服子（罗卜子）、黄豆等16 种植物油料，对之作了品位评定并详述各种油料的出油率。法具节介绍压榨法及水代法两种提油技术及设备，皮油节讲用乌柏仁制取蜡烛的操作方法。《杀青第十三》讲造竹纸与皮纸的技术及工具、设备，并附插图。对竹纸技术特别予以详述，是本章重点，以福建竹纸为代表，从砍竹、沤竹、浆灰、蒸煮、舂捣、加纸药到抄纸、压榨、烘干，所有过程无遗漏地加以叙述。皮纸谈到楮皮纸、桑皮纸、芙蓉皮纸，还谈到竹浆与草浆混合抄纸及再生纸（图27）。
下册一开始是《五金第十四》。分别叙述金、银、铜、倭铅（锌）、铁、锡、铅等金属的性质、产地、种类和冶炼过程以及冶炼设备。对采矿石、选矿及井下作业亦有所涉及，除金属外，还提到黄铜、白铜、响铜等合金的制备和金属分离技术以及分金炉的构造。铁、钢的冶炼是本章重点，而锌的冶炼以本章为最早的可靠记载。本章构成中国传统采矿、冶金技术的最重要的文献。（佳兵第十五）讲武器制造，涉及弓箭、弩、干戈等冷武器和火药、火器，包括火炮、炸弹、水雷、火枪（鸟铳）等。冷武器中以弓箭制造为重点，火器中以鸟铣、万人敌为重点。但火器中没提火箭，有的火器只给出图而无说明。《丹青第十六》主要详朱砂（硫化汞）和墨的制造。二者为文房用品。本章有两节，第一节叙述天然朱砂产地、开采、研磨及澄清过程，还介绍用水银与硫人工烧炼成银朱（人造硫化汞）的方法及设备。第二节列举制墨用的桐油、松烟等原料和制油烟墨、松烟墨的方法，但以松烟墨为重点，详述整个过程。
《蘖第十七》讲制酒母、神及丹（红）。酒母由麦、米、面不同原料酿成。神供作药酒，以面为原料，加入青蒿、马蓼、苍耳等药，但本章特别介绍丹，它涂在鱼肉上“能固其质于炎暑之中”，本章详述从原料加工到发酵制成的全过程，对发酵过程的逐步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但没有提由酒酿酒及酒的蒸馏，因为作者认为饮酒过度造成祸害。最后一章《珠玉第十八》讲珍珠、宝石、玉，各占一节。叙述了雷州、廉州近海采珠的两种方法即潜水与托网采珠，又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对水下采珠及井下采宝的安全措施作了有趣的介绍，对珠、宝种类、品位及鉴别亦有论述。关于玉，主要叙述今新疆和阗河玉的采集及其雕琢技术。此外，还有一节谈及玛瑙、水晶、琉璃（玻璃）的种类、产地及开采或烧炼。由于作者认为珠宝、玉石不切民生日用，他本人也未对此作深入调查，有些得自传闻，故本章有精采见解，亦有错误说法，是全书中较薄弱的一章。
以上是《天工开物》18 章的内容梗概。宋应星还写出《观象》与《乐律》二卷，原想与上述18 章同时出版，但认为“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否则，本书将是20 章。他这样作，除上述原因外，恐怕还有个重要考虑，即他认为这两章放进后，显得与其余各章内容很不协调。为了保持《天工开物》在体例上的一致性，这样处理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删去的部分后来便散佚了。作者按“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把五谷章放在上册第一章，将金玉章放在下一册，而《珠玉》章在最后。这一作法是可贵的。但因付梓及成书匆忙，对其余各章排列顺序上，没有照顾其内在联系，有时显得不顺。比如《乃粒》之后，应紧接《粹精》，使谷物种植与加工二章相连，才能一气呵成，形成完整认识。但《乃粒》之后却是《乃服》及《彰施》，而较好的安排应当是《粹精》紧接《乃粒》。从工艺系统来看，应当是首先出现金属冶炼章，接下是金属铸造与锻造，这三章还应放同一册内，依次出现。换言之，讲金工的三章中顺序应是《五金》、《冶铸》、《锤锻》。而实际上《五金》在下册，其后是《佳兵》。《冶铸》与《锤锻》虽同在中册，但中间被《舟车》隔开。宋应星将《五金》放下册，可能因其中有黄金，按“贱金玉”原则必须如此。但他忘记，五金中还有贱金属铁、铜、锡、铅，尤其铁最为重要。因而铁只好与金处于被贬的地位。
其次，从编书体例来看，与民食有关的农业章放在同册（上册）中。宋应星也大体作到这一点，但他却把《膏液》放在中册，夹在《燔石》与《杀青》之间。《杀青》与《丹青》均讲文房用具，纸与墨不应分开，但实际上它们分处不同册中，被隔开了。之所以造成上述情况，料想作者当时十分繁忙，1636—1637 年间他除在县学教书外，要同时忙于6 部书的出版，加上时局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没顾及理顺各章顺序，甚至也顾不过文字修辞润色，申明请读者鉴谅。而《天工开物》与其余书不同，有大量插图。他要边写稿、边准备插图，再交付刻板、校订。我们想，这样大的工作量压在应星身上，必逼得他“炊灯具草”，成天开夜车。因而我们看到涂本《天工开物》正文中错别字、颠倒字较多，插图位置也有放错，都是在过度疲劳下未及仔细校出者。但只要想到应星在两年间一下子有6 部书出来，这些小的欠缺就可以谅解了。
通过对《天工开物》18 章内容系统研究后，我想按业务相关性将其分为下列八组：第一组有《乃粒》、《粹精》二章，讲粮食种植及加工。第二组为《作咸》、《甘嗜》与《膏液》3 章，论盐、糖、油副食品。这两组与民食有关，应置全书之首，体现“贵五谷”之意。如应星所云，人只吃粮而无盐、糖、油，也难以生活，其重要性仅次于五谷。第三组有《乃服》与《彰施》二章，论衣料与染色，与穿衣有关，也同样重要。以上三组均属农业，应放在上册之中。第四组包括《五金》、《冶铸》及《锤锻》三章，均属金工工艺，其制品（除金银外）多为农工业生产工具及人民日用品，重要性仅次于前三组。第五组有《陶埏》、《燔石》二章，讲陶瓷、煤炭与烧矿，均属烧炼技术，离不开火，与金工工艺相近。故第四、五组应同放在中册。第六组为《杀青》、《丹青》，论纸与墨，与文教事业有关。第七组有《舟车》、《佳兵》，讲车船及武器。第八组含《蘖》与《珠玉》，应置于全书之尾。第六、七、八组可放入下册。因而我建议对此书各章顺序作下列调整。
序卷上（上册，共7 章）-农业卷一、乃粒二、粹精三、作咸四、甘嗜五、膏液六、乃服七、彰施卷中（中册，共5 章）-工业卷（火工工艺）
八、五金九、冶铸十、锤锻十一、陶埏十二、燔石卷下（下册，共6 章）-工业卷十三、杀青十四、丹青十五、舟车十六、佳兵十七、蘖十八、珠玉这种新的排列次序丝毫不改变各章内容，只将原有次序作了调整，使各章间内在联系更为紧密、其相互衔接显得顺畅，尤其使全书体例、结构及工农业布局更为系统与严谨，同时仍坚持“贵五谷而贱金玉”之原则。唯一难处理的是无法把包括黄金在内的《五金》章放在下册，但宋应星也没有将其与《珠玉》章紧放在一起。在我所提供的新版本《天工开物》①中，便按此调整后的顺序排列各章。顺便说，《天工开物》在“卷”名上也有某种“混乱”。
全书叫《天工开物卷》，每一册也叫上、中、下卷，每卷下又有《乃粒第一卷》共十八卷，形成“卷中有卷”现象。“卷”字实在太多。我们建议除沿过去惯例将书称《大工开物》外，上中下三册仍可称卷，但卷下称章，章下称节，节下称段，段下称句，就是说该书由三卷18 章构成，由“卷、章、节、段、句”构成一个体系，原《乃粒第一卷》，称《乃粒第一章》，或者简称《乃粒第一》或（乃粒》。这里的卷与册同义，上卷即上册。以上处理是否得当，还要靠实践检验，也提请读者示正。我们在提供的新版中，插图均取自明崇祯十年原刻本，但将原图中不清楚的线条加以勾描，将木板图的中线去掉，形成完整而清晰的图画。这是我们思索多年后想要做的事。现在能得以实现，是感到欣慰的。
前面介绍了《天工开物》的内容以及它经过一段压抑后，从清末至本世纪初以来国人对其学术价值再发现的过程。这里稍补充说一下，当此书于乾隆年后在国内一度冷落时，却在东洋（日本国、朝鲜）与西洋各国成为走俏的读物，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这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现在想再从总的方面分析一下这部书的特点。除了本章开头时陈述宋应星作品总的特点外，就这部书而言，还另具以下四个突出之处。
第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为从前著作较少道及的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如通过人工选择而培育抗旱性优良稻种、用砒霜作农药拌种（《乃粒》），用人工杂交法育出新的蚕种和通过蚕浴排除病蚕的人工淘汰法（《乃服》），将炒铁炉与炼铁炉串现并实现连续生产（《五金》），都值得称道。所述竖井采煤在井下排除瓦斯并设井巷支护（《燔石》），从炉甘石（碳酸锌）炼锌（《五金》）等，都是当时先进工艺。
①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64 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出版）
第二，此书是在先进科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到处灌输着科学实验精神。首先表现在“天工开物”思想方面，它强调人与自然界、人力与自然力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开发有用之物，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于重实践轻空谈、提倡观察试验、穷究物理而反对主观臆断，注意实用技术而批判求仙方术，都是此书中优秀科学思想与精神的体现。读此书不但可获科学知识，还可从中吸取科学思想养料。
第三，《天工开物》书中不但对各生产过程给以尽可能详尽的叙述，而且特别对物料、能源及设备等方面给出具体数字和工艺操作图。对各技术过程的定量描述，是本书突出之点，凡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都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例如各种油料的出油率、金属的相对比重、合金的原料配比、漕船和榨糖车各部件的尺寸等等都一一载入。插图中设备部件清晰、比例适中、操作人物逼真，联接起来犹如长卷画面。
第四，书中不但含有丰富科技内容，还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和技术经济思想，是了解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此书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技术角度作了描述。例如关于国内贸易及交通工具、手工业中心的形成及其内部劳动分工、官税情况和谷物分布及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等等，书中都有所反映。所述技术多是作者亲自见闻，能真实反映现状。除此，书中还展现一系列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思想，对技术发展规律作了探讨。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技术思想遗产，如第十章所述。无怪乎三枝博音称此书是“中国科技史中的代表作”。它是东方的科学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古典科学名著。
传世的宋应星著作还有《野议》、《思怜诗》和《谈天》、《论气》四种的明刊孤本。它们是除《天工开物》外幸存下来的宋氏原著，现藏于江西省图书馆。这四种著作均印以同样的竹纸，由原收藏者合订为一册，版框高20.4 厘米、阔12.7 厘米，半叶9行，行21 字，四种所用纸张、字体、墨色及版式均同。
书内铃有“江西蔚挺图书馆珍藏”之隶体阳文正方朱印。封面有毛笔手书：“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四种著作。蔚挺图书馆珍藏”等23 字，（图79）当出于馆主之手。此蔚挺图书馆主人为蔡敬襄（1877—1952），字蔚挺，新建人，清末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初任江西省教育厅视学十多年，至各县视学时注意收藏江西地方文献。《野议》等四种是蔡氏得自于分宜县。1952 年蔡氏卒后，其蔚挺图书馆藏书遂归省馆。
1933—1934 年周宪民等编纂《江西乡贤事略。宋应星事略》时，曾从蔡氏借得四种，将其内容写入《宋应星事略》之中。《事略》于1935 年由江西省教育厅铅印成册。可见五十多年前，《野议》等四种早已引起江西学者的注意。1976 年该四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行铅印出版，从此广为流传。1982 年我在英国工作时，伦敦的友人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博士有意将其转为英文，迄未卒业。①①古克礼博士新近给我寄来他1990 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院报》第8 卷发表的研究宋应星论气及五行学说的长篇论文，表明他并未放弃这项工作。据我了解，他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专门研究《野议》等四种著作的学者。
《野议》序尾题：“崇祯丙子暮春下弦日，分宜教谕宋应星书于学署”，时当1636 年三月廿二日（公历1636 年5 月8 日），宋应星写于县学官署之中，在《天工开物》刊行前一年出版的。
毫无疑问，这是明末赣版，因为在纸张、字体、版式等各方面均与我们所见明末其余江西书版类似，而在版式上又与《天工开物》尽同。全书万言，分十二议，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等议，可以说几乎谈到了明末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部书还告诉我们，宋应星在留心工农业生产技术、写作《天工开物》的同时，也还特别关注时事政治，尽管他并未身居高位。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他时刻关注国家命运，而且积极出谋献策，借以唤起社会之共鸣。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政论集，反映宋应星所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象《天工开物》一样，此书也是作者在南北各地作实际的社会调查之后写的，因而其内容翔实可信，有史有论。此书又不同于科举时举{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252_1.bmp}子们写的经史时务策之类的八股文章，而完全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写成，具有鲜明的特色。
写作此书的直接动因是，崇祯九年春，宋应星及其友人、当时任分宜知县的广西全州人曹国祺在钤山郊游，畅谈天下事并饮酒赋诗，值县卒送来邸报，内载有人因一篇奏议而立得美官。他们便谈论起此事，从而促使宋应星写了《野议》。因此有必要谈谈邸报奏议内容及其作者。所谓邸报，是政府发行的刊载诏令、奏章及重大事件的新闻简报。曹国祺与宋应星看到的这期是崇祯九年丙子（1636）二月刊行的，内载陈启新于正月上奏给皇帝的《论天下三大病根》的上疏。陈启新写道：“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资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请停科目以诎虚文，举孝廉（举人）以崇实行，罢推官行取以除积横之习。？？庶几民怨平而寇氛靖。”①帝异其言，特授吏科给事中，命遇事直陈勿隐。吏科给事中乃监督吏部违失，出入内廷帮助皇帝处理吏部奏章的重要职务，吏部奏章均经此人上达，是皇帝身边的顾问及谏官。陈启新上述疏文详细内容还见于《明史》卷258.②此人时为淮安武举，本庸人，既无才亦无德，仅凭一纸空洞奏文被昏庸的崇祯帝看中，未经考核即授要职。其所谓“天下三大病”，完全是为个人向上爬制造借口。第一条“科目取人”指科举考试按作文授予功名；第二、三条指只有进士可当高官，而且还要考选。他认为象他这样没有文行与进士功名的武举人，不必经考选，也应授高官。皇帝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因为在这以前崇祯帝曾要求吏部荐举在野的人当官，不必经考选，想以此作出“举贤”的姿态。因而政府揣摩上意“必有辟门特达之典”，于是陈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第1187 页（中华书局，1977）
②《明史》卷258，列传146，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4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启新通过贿赂，想充当此典型，政府乃令其捧疏跪于京师正阳门达三天，内监奏之于内，遂封此官，又进为兵科给事中。陈启新事件乃朝廷政治丑闻，内阁哗然。1636 年三月当邸报刊出后，工部右侍郎刘宗周（1578—1645）上奏：“武生新授吏科给事中陈启新，一言投契，立置清华？？臣愚谓宜先令以冠带办事黄门（在宫年办事，暂不授官），稍如试御史例。俟数月后，果有忠言奇计，实授未晚”。①疏人，不报。四月，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上言：“皇上悯生民之憔悴，惩吏治之贪残，擢陈启新置省闼（内府）。岂真谓其言遂为确论哉？？？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疏人，受斥，士升乞休，许之。同月，御史詹尔选再奏，帝怒，欲下之狱。崇祯帝为顾全自己面子，宁可失去大臣，也要保陈启新这个宝贝。1637 年四月，新安（今安徽）所千户杨光先奏劾吏科给事中陈启新徇私纳贿并劾首辅温体仁，抬棺自随。帝怒，廷杖戍辽西。1639 年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王聚奎言刑科给事中陈启新所条奏率无关大计，劾其溺职，帝怒，谪聚奎。1642 年八月，陈启新母丧，匿丧恋官，又被劾“不忠不孝”。廷狱按讯，陈启新遂逃之夭夭。这个政治骗子居然在内廷任各科给事中要职达6 年之久，先后几名大臣因弹劾他而被降职、入狱。他的潜逃使崇祯帝这次“举贤”成为笑柄。
显而易见，陈启新因言天下病根那篇空洞奏议而走官运。当宋应星取其奏议一再读后，认为尽是肤浅虚论，曹国祺愿听应星关于天下病根的见解，并建议他写出来，也许想通过官方渠道上报朝廷。应星“散归冷署，炊灯具草，继以诘朝（次日早晨），胡成万言，名之曰《野议》。”可见他是在内心激动的情况下用一、两天时间突击写成的。当然如果不是平日胸有成竹，是很难这样快就写出万言。由于疾笔成书，便无暇顾及文字修辞润色，作者在序中有言曰：“今时事孔棘（时局紧急），岂暇计文章工拙之候哉，故有议而无文，罪我者其原之。”与陈启新不同，宋应星写此议并非想在官场当美差，只是借以叙发自己治天下的观点。现有此书，有助于我们对其政治经济思想有更全面了解，详细内容见第七章。所谓野议，是在野者之所议，既然如此，便可畅所欲言，不怕丢官。宋应星效法东汉政论家仲长统（179—219）
的《昌言》和崔寔（？—170）的《政论》体例，敢于直陈自己对国家命运前途的看法及治国安民之策，同时对当时社会各种**现象及官场弊病、朝廷弊政作了深刻揭露与批判，更进而提出他改革现状的各种对策，这体现了他作为政论家的本色。试将《野议》与《昌言》、《政论》加以对照，我们的确会发现其中前后连贯的思想脉络。如应星所言，“东汉仲、崔两君子所为《昌言》、《政论》，亦野议也。然诵读之余，法脉宛见毫端”。①他的《野议》因而构成中国思想史，尤其政治、经济思想史中不灭之鸿篇，但仍有待于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与探讨。
传世的宋应星诗集有《思怜诗》一卷，很可惜，该书序中署年款的那最后一页正好脱落，因而其成书及刊刻年代便需要考定。作者在序中写道：“夙因结习，束发即事沈郎。幸而僻心违俗，不愿谀尊贵，并不谄名山。刻羽引商，造成自嬉。玩货三十余年，握之盈把。今秋吐残鸡肋，归隐东皋，携箧搜寻积年零杂铺陈，短律长排。仟悔口业，则见半类闲情靖节，半邻感慨子安。据悟而思，非志淫而露少年狂，却怨天而呈小人态，付之一炬，此物奚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第1188—1189 页（中华书局，1977）
①宋应星：《野议。序》，第2B 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1636）
宜住世哉？！“①（图29）对上述叙述需作若干解释。古时男子成童时束发为髻，故”束发“表示已到成童年令，而以十五岁以上为成童。”靖节“指东晋诗人陶潜（372—427），田园诗人，人称靖节先生。”子安“为唐代文学家王勃（648—675）。”沈郎“指南朝诗人沈约（441—513），”即事沈郎“指作诗。”东皋“可能指古分宜县东的地区，”皋“为沼泽水边之地。
古分宜县地势低洼，县城常受水患。今分宜县城已迁至老城之西部地势较高处。
因而上述序中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宋应星从15 岁以上即开始写诗，一直持续作诗有三十多年，然而他写诗并非旨在阿谀权贵，而是以表达思想而自嬉。从15 岁以上起经过30 多年，已年近五十，他的诗稿“握之盈把”。待他五十岁那年秋天，去分宜县东的一个安静处所从事写作时，从匣中取出往年诗作，见其中大半是类似陶潜所作的田园诗，另一半则类似王勃感慨个人经历的诗。宋应星看到自己昔时诗作，面对当前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个人处境以及思想境界，觉得很不协调，遂付之一炬，不能让这些诗再存在世上。按宋应星生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待他50 岁时已是崇祯九年丙子（1636），在这年春天他刊出《野议》，而《思怜诗》序则写于这年秋天。所谓“今秋”，即指崇祯九年秋天，这时他仍在分宜县任教谕。“归隐东皋”，并不指他辞官返回奉新，实际上可能东皋仍在分宜境内。由于他“不愿他闻来混耳目”，所以才到县东一个靠近水边的安静处所集中写作，但仍往来于县城。
宋应星接下又在序中写道：“中有《思怜诗》一卷，乃近年某月朔，鸡鸣肃坐，若有远寄，穷日所为。”因他已将往年的诗焚毁，故《思怜诗》中的诗多为“近年”即崇祯八、九年（1635—1636）间之新作。他这时正酝酿并写作好几部书，必须聚精会神地找个无人打扰的地方写作。这年秋天，如果他在分宜没有教学任务，也不排除回奉新写作的可能性。总之，是在他分宜任职期间写的。证明《思怜诗》是在崇祯六年写的物证，是其印刷用的纸、墨、字体及版式都与分宜时期发表的其他书完全相同，甚至纸面上纤维束都与《野议》等相同，当于相近时间内付梓。《思怜诗》是作者的自选诗集。其中有《思美诗》十首，都是七律；有《怜愚诗》42 首，都是七绝。共得52 首，取二者之首字“思”与“怜”，因名之为《思怜诗》。《思美诗》各首吟咏出一些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如“但从孝悌开初址，自显忠良扩远疆”（其二）、“万卷淹通才鬼服，千言立就羽流惊”（其三）、“成功不愿留名记，至德无称意自饶”（其五）等。《怜愚诗》各首则以诗的形式揭露、批判明末社会黑暗现象（高利贷剥削、阉党擅权、将相苟且偷生等）和歪风陋习（炼丹求仙、堪舆算命、敲鱼念经等），思想性较高，与《野议》一脉相承。更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诗中塑造两种人物形象，展示了他的人生哲学思想。
有人说《思怜诗》不是宋应星在分宜时作的，而是崇祯十二年（1640）离汀州回乡时作的，且认为序中说的“今秋”指①宋应星：《思怜诗。序》，第1—2页（明崇祯年原刻本）
1640 年秋。①更有人将作诗时间甚而推迟至崇祯十五、六年（1642—1643）。②看来是将诗集序中说的“归隐东皋”理解为辞官返乡，因而认为是从1640 年离汀州后居奉新时写的。但我仍持1981 年时提出的说法，即诗作于分宜时期（1636）。③因为奉新北乡并无“东皋”其地，也不属沼泽水边地区，倒是分宜旧城有此地形。而“归隐”除有辞官隐居之意外，还有藏居之意。找个安静之处闭门写作，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对“今秋”的理解，不可将上下文割开。序中明确说诗人从十五岁多即写诗，积三十余年诗稿已“握之盈把”，这时正是五十岁（1636）。在五十岁这年秋，翻看旧稿，不以为然，遂尽行焚之。在五十岁时的“近年”（1635—1636）又写新作，遂集成《思怜诗》。这上下文义是很清楚的。诗集不是用三十年时间写的，而是1635—1636 年间写的。当然象《野议》一样，诗虽为短时间写成，但吟咏内容是平时酝酿良久，早已贮于脑海之中。1640—1643 年间宋应星有无可能家居时写这些诗呢？他会不会将分宜时写的诗集起，在这时刊刻呢？这两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很少。
在分宜时期宋应星已处于“伤哉贫也”的境地，1642—1643 年奉新一带红巾军起事时，他已到“破产”地步来应付此事。恐无财力及心情来写诗与刻集。写诗是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气氛的，“有思而后有诗”。分宜时期（1634—1638）袁州府稍微平静，诗人又有县令支持，是写书、写诗的最适宜时期，这时也出书最集中、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印诗集的纸、墨与1636 年出版的《野议》完全相同。事隔几年后，改换另外地点却仍用同一作坊出的同一批纸印书，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知道，刻书商所用纸张不能有几年库存，而在手工业时期不同地点与时间抄造的纸不尽相同，尽管都是同一原料。手工纸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时间性。①情况只能是，《野议》与《思怜诗》在同一年由同一书林付梓。这是判断诗集出版年份与地点的最有力论据。单就印刷用纸而言，不可能是1640 年以后抄造的。
再从诗的内容判断，早在六十年代，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字刚主，1900—l983）教授便与我逐首分析了《思怜诗》内容，我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这些诗是宋应星在崇祯九年（1636）出版的。1981 年拙作《明代科学家宋应星》问世时，刚主先生还再次提到这一点。未料那次相会竟成永别，二年后当我从海外回来再见他时，他已不幸辞世。由于明末与宋末局势有类似之处，因而宋应星有时便在诗中借古讽今。但其讥讽对象有时泛指明末与宋末相类似的一些人与事，有时专门暗指明代的某个具体人与事，并非在所有场合下都一定专指具体的明人、明事。因此不可以认为宋应星诗中指出某一宋末的事，都必须发生于明代，再从明代事件的年代判断写诗时间，这要作具体分析。比如，《怜愚诗》第九首：“乘胜元兵已破襄，葛坡贾相半闲堂。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岂足伤。”①（图30）这里谈的事，发生于南宋时蒙①黄长椿：宋应星的怜愚诗试析，《江西社会科学》，1982 年6 期，第111—114 页；杨维增等：宋应星思怜诗探析，同上，1985 年2 期②丘锋：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同上，1981 年2 期。
③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第79 页（科学出版社，1981）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99 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①宋应星：《思怜诗》，第4B 页（明崇祯年原刻本）
古兵取襄阳前后。1267 年宋廷赐权奸贾似道（1213—1275）府宅于临安（今杭州）西湖葛岭，筑“半闲堂”。贾不赴都堂办事，于府内纵情声色。次年，元兵围襄阳，贾似道隐匿军情。1273 年襄阳城破，责在君相。②这首诗意在泛指明末昏庸误国的文臣武将，不一定非要专指明代某一卿相，亦非专指1636 年张献忠破襄阳或1643 年李自成破襄阳。
这里泛指明末的人与事，亦见于《野议。练兵议》：“志在贪财好色，则不惟师徒丧，而首领（首级）亦岂能全？？？偷息闲功，则歌童舞女，海错山珍，以自娱乐。此等人岂能见敌捐躯、舍死以成功业者？！”①类似的贪图享乐、谎报军情，而丧师、失城、误国的官吏在明代很多，但不一定非要找出一个贾思道在明代的替身、与他一模一样。如果有，只能说是崇祯年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和兵部尚书张凤翼之流。又《怜愚诗》第十七首：“华夷兵合汴城围，应举书生翰墨辉。斜虎已逃官驾乱，腐儒犹整旧襴衣。”此诗是讲1234 年宋、蒙联军攻金哀宗所在的蔡州（不是开封），城破，哀宗自缢，宫内乱作一团。参知政事完颜仲德（忽斜虎）出走，未几投水死。但战乱时，城内书生却无动于衷。宋应星以此诗泛指明末对国事麻木不仁的腐儒，并非专指明开封府被破或崇祯帝自缢等具体人与事。宋末、明末尽管均为亡国的乱世，但诗中所述宋代某地发生的事，不一定都在明代同一地方重演。
宋应星也未必这样来写诗。不过，如能在借古讽今的诗中找出崇祯九年前明代的具体讥讽对象，当然更好。否则，不必硬作比附，从而依此将成诗时代后推。
但《怜愚诗》①第十三首：“宦竖么麽秽浊躬，投缳（上吊）旅店疾如风。
官高经略师徒丧，俯首求生贯索中。“前两句肯定是讥讽天启时擅权的阉党巨奸魏忠贤（1568—1627）。天启七年（1627）八月，魏阉的靠山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死，弟信王由检嗣位，是为思宗。思宗（崇祯帝）即位后，宣布魏阉罪状，逐至凤阳。魏因开罪全国，自知必死，遂于途中自缢。
后两首则讥刺万历四十七年（1619）任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的杨镐，他领四路之师攻后金，大败，损兵折将、失城，遂下狱论死。但杨镐俯首求生，苟活十年后，于崇祯二年（1629）处斩。此处是专门讥刺明代的人与事。同诗第十一首：“天子荣亲濮议繁，宋朝多事我朝翻。状元修撰浑年少，谪戍云南未是冤”。这借杨慎（1488—1559）上疏论皇室内部事务而谪戍云南永昌事，讥刺万历、天启发生的“争国本”、“红丸”、“挺击”、“移宫”
案这类皇室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部纠纷。不一定专指天启、崇祯时的另一位状元，也不是单纯评论杨慎的是非，否则诗就没有意义。应当说应星诗大多数均泛指明人、明事。对《思美诗》也宜如此理解，其中有泛指，也有道出诗人自己的心声。如“箇中信誓千金重，身外浮云一叶飘”（其五）、“博物功深明范合，观天理契彻盈亏”（其十），颇合作者个性，但说这十首都是诗人自我写照，便不尽然了。否则，宋应星便失于谦虚，尽管后人可以认为思美诗体现了他的某些品质。由于近年来对《思怜诗》成书年代有不同理解，我们才不得不费些笔墨陈述己见。
《论气》与《思怜诗》正好②沈起纬：《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第385—387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①宋应星：《思怜诗》，怜愚诗第三首，第3B 页（明刊本）
反之，序中起首的一叶脱落，但末尾有年款：“崇祯丁丑季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分宜学署”（图31），合崇祯十年（1637）六月，仅在《天工开物》成书后两个月。毫无疑问，此书也写于分宜。顺便补充一句，我们之所以认为前述《思怜诗》写于分宜，还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旁证，即这四种宋应星著作最初都是由蔡敬襄在分宜视学时得到的。《论气》书首印有《论气第八种》的标题，同时《谈天》正文起首也有《谈天第九种》的标题，则可知在这两种前还应有七种，只不过没有留下来而已。查《野议》与《思怜诗》二书，正文起首处并无“××第×种”字样，则显然这两卷与《论气》、《谈天》并非同一著作，只是经过蔡敬襄手装才将这四种订为一册，尽管其版式及开本都是一样。如果按时间顺序装订，则应是《野议》、《思怜》、《论气》、《谈天》。看来后两种可视为同一种著作，因为宋应星著有《卮言十种》，则这两种当为《卮言十种》中残留下来的两种。“危（zhī）言”典出于《庄子。寓言》：“卮言日出”。陆德明（556—627）的《经典释文》注云：卮器满则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如故。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已无常主。后人常用为对自己著作的谦称，如《经学卮言》。因此也可说《卮言十种》成于崇祯十年（1637），含有哲学及科学内容。
《论气》分为《形气》篇五章、《气声》篇九章、《水火》篇四章、《水尘》篇三章及《水风归藏》篇与《寒热》篇各一章，共6 篇13 章，取问答对话体裁。这是宋应星的一部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当时西方这类著作已传入中国，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字则圣，Alphonse Vagnoni1566—1640）就曾著有《空际格致》一书刊成汉文，介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法国人费赖之（字福民，Louis Aloys Pfister，1833—1891）曾将高一志的这部书称之为《论宇宙物质构成》（Traite de la composition materielledel‘univers）认为译自阿里士多德原著的葡萄牙文本（1593）。①宋应星没有看过此书，他的《论气》完全是继承王充（27—107）、张载（1020—l077）以来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关于气的学说，但有新的发展，同时下启王夫之（1619—1693）的有关理论。在这方面，宋应星是位承上启下的人物。在这部书里，应星试图对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如燃烧、腐烂、蒸发、凝结、生物新陈代谢和金属冶炼等，作出哲学上的概括，并对物质组成和变化给出一般性的解释。同时，他①L，A.Pfister：NoticesbiographiquesetbibliographiquessurlesJesu- 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Vol.I，p85（Changhai，1932）
还研究了一些物理学上的问题，主要是声学问题，提出了声音发生的原理。
因而我们看到，宋应星不但是科学家和政论家，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在这方面的作品，近年来已引起中国思想史专家的注意，而成为其研究对象。①关于此书内容，详见第八章。
《谈天》序尾题为：“崇祯丁丑初秋月，宋应星书于分宜学署”，合1637年七月。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谈论天体的作品，但篇幅不大，计《日说》六章。宋应星素对天文感兴趣，但他并非职业天文学家。从这部作品来看，比起同时代的徐光启（1562—1633）、王锡阐（1628—1682）等人的天文学作品要逊一筹。而宋应星对西说中正确部分亦有所疑，如怀疑地圆说等。与其说他的《谈天》是天文学作品，还不如说是从哲学角度谈论天文现象的作品。
此著想必是作者北上会试途中，游历山东泰山，登日观峰观日出时若有所悟，酿成某些思想，再参以其他材料写成。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用天文观测记录反驳宋儒朱熹（1130—l200）在注释《诗经》时所发挥的“天人感应”说。
与朱熹相反，宋应星认为日食是自然现象，与人世间君王的行为善恶、明暗没有直接关系。他还在《说日》第一章中提出“日日新”的学说：“气从下蒸，光由上灼，千秋未洩之秘，明示朕于泰山，人人得而见之，而释天体者卒不悟也。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①在宋应星看来，太阳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故“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这一论点无论在哲学上或科学上，至今仍是正确的。他的这个“日日新”的观点后来为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加以全面发挥。
从《天工开物序》中我们还知道宋应星于崇祯九年（1636）更著有《观象》、《乐律》二卷。前者与天文学有关，讨论前人观测记录，再发表己见。
后者可能是讨论音乐理论的作品。宋应星业余爱好音乐，会弹吹乐器，从其《论气。气声》篇可知他对声学原理还颇有研究及创见。而明代音乐理论有很大发展，如朱载堉（1536—1610）的《乐律全书》便提出以“十二平均律”
代替过去“三分损益律”的新见解。宋应星的《乐律》亦当有新见，可惜现已失传。他本想将此二卷与《天工开物》放在一起出版，以公布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研究成果，但最终由于我们前述的原因而“临梓删去”。其实版已制好，这是很可惜的。所幸今有《谈天》、《论气》二著传世，或可弥补《观象》、《乐律》二卷佚失之缺憾。《天工开物序》也告诉我们，崇祯九年（1636）宋应星还著有《画音归正》一书，也由其友人涂绍煃（字伯聚）
捐资刊行。但此书今亦散佚，我们多年来几经访求，迄未得见。从书名观之，大约是讨论音韵学的一部作品。古代将有关语言文字、训诂及音韵之学通称为“小学”，是每个读书人从小就应学习的基本学问。不掌握“小学”，难以读经史，更难于作诗文，而音韵学更直接与作诗有关。宋应星“数岁能韵语”，十五岁时已能写出较好的诗，并得师长称赞，可见他从小就通音韵之学，而其兄应升亦如此。但一般士大夫或诗人只自己赋诗，然后分赠友人或收集在一起发表，很少有向青年学子传授怎样作诗的，因为这属于文学普及工作或教师的事。如果我们把《画音归正》理解为音韵学之类的小学著作是正确的话，那么这部书便是应星在分宜任教谕时期内写的。这是他在县学内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何兆武：论宋应星的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 年一期，第149—160 页①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A 页（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637）
向诸生讲课的内容之一，他结合自己的教材及教学经验写出一部献给青年学生的参考书。替他刊行此书的涂伯聚，在四川任督学时写过《四书儿训》，也是为青年人服务的，很可能也建议应星再写另一本类似的书。但应星不搞四书五经，决定写一本音韵学普及作品，此书今亦不可得见。他的《杂色文》一书，顾名思义当是部政治、经济学及哲学方面的杂文集。
《卮言十种》看来是一部小型丛书，包括内容不同的十种单独作品，是全面反映作者思想的综合性著作，从其中的《论气》、《谈天》二种可见端倪。此书也是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刊行的，将十种合起来将是部较大的书，象是作者的思想库。宋应星的《原耗》虽亦散佚，但我们可以从作者友人陈弘绪（1591—1665）的《周母王孺人六秩序》一文中看到其梗概。
文内称：“予友宋长庚，作《原耗》万言，钜至于铨选、赋役、兵讼，小至于桑麻、绵葛、冠帻、履鞋，事事廑江河之虑。”①按“廑”亦作“堇”，与“仅”通，“事事廑江河之虑”，意思是全书内容都只是替国家忧虑，想找出良策。可见《原耗》也是万言书，除与《野议》有类似内容外，还谈到《天工开物》所述桑麻、绵葛等日常用物。这应是涉及政治、经济与技术三者的内容紧凑的另一综合性著作，总的说是为了贯彻作者的政治、经济主张。弘绪论该著的文章收入其《石庄初集》内，《集》中各文都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次序的。祝周母王孺人六十岁寿文放在《程楚石制艺序》与《重修启圣祠记》之间，此二文均成于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则宋应星《原耗》亦当成于此时，还是他于分宜任教谕期间所写。“耗”有“亏损”的意思，《原耗》探讨国家元气亏损的原因，在应星作这种分析时，他的心情当然是忧虑的。这位思想家那时整天都处于忧国忧民的心理状态，心急如焚地想找出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宋氏宗谱》更载应星还著有《美利笺》，但未讲成书年代和书的内容，此书今亦同样失传。但我们料想此书为宋氏晚年之作，可能是传奇之类的文学作品，约成于甲申后南明时（1645）。按南明政府阉党阮大铖（1587？—1646）曾著有《燕子笺》传奇以附风雅，则《美利笺》应与之针锋相对。应星的文学作品是为政治服务的。《美利笺》很可能是他的十首《思美诗》的进一步发挥，将诗中理想人物品行集中化、形象化、戏剧化。他写此《笺》时已年至59 岁，正当明亡后家居之际。他想必在作品中塑造了英雄形象，以使其思想能有所寄托。
宋应星还写下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史学也象文学一样，不是单纯的史学考证。据陈弘绪在甲申（1644）秋致宋应星信中所述，他在这一年春写成《春秋戎狄解》一书。而这是他在花甲之年继《美利笺》之后写成的一部历史学著作。以当时历史背景来看，促使他写作此书的动因是，明末驻蓟辽的将领率部降清，而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后，一些朝廷元老亦失节投降，而另一些则以身殉国。为申张民族大义，辨明是非，宋应星借考证《春秋左传》中有关少数民族人居中原的史例，表达他抗清的思想。这部书因清初违禁，很快便散失，我们虽不知其详情，但可以从陈弘绪的评述中看到部分内容梗概。
此书不见于各有关宋应星传记，是我1963 年在南京调查期间从《陈士业先生集》中发现的。此集在清代康熙年刊行，但至乾隆时已列为“**”，烧毁很多，传本少见。最初所见为抄配本，后来很快便看到全刻本，今已列为善本书矣。
①陈弘绪：《陈士业先生集。石庄初集四》，第16—17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陈弘绪在信中写道：“《春秋戎狄解》，辩证详确，足补马、郑未备。
但伊洛之戎，实属允姓，居极西瓜、沙之地。秦、晋诱而致之陆浑，在今河南伊阳间，披发固其本俗。与齐桓所伐山戎、鲁公所追济西戎应是一类，而散居各邑，大毕、伯任皆其族也。乞再详之。至晋文奔翟，徒以有资易达为言，绝非鄙远之国。时肥都、鲜虞、鼓城，皆白戎别种，未知谁为文公留处。
其人卫也，俱是此等，而读诗者误以为北虏胡人。得佳解，而豁然破千古之疑，诚不灭之鸿篇也。“①（图21）当弘绪接到友人应星寄此书时，被要求提出意见，便根据自己所知，查阅藏书写了上述一段。此处需先作某些解释。
信中提到的“马、郑”，指东汉经学家马融（79—166）及郑玄（127—200），他们二位曾注《尚书》、《诗经》、《三礼》等，为后世通用。在宋应星考证春秋时北方山戎、白狄古族时，可能有未曾详言之处，故陈弘绪建议再补充说明。
根据陈弘绪的信，可知宋应星曾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史，其中包括“山戎”、“白狄”、“肃慎”（女真族祖先）等古族史及其与中原华夏族的相互关系史。“山戎”或“北戎”原居河西的瓜州、沙州（今甘肃境内），在春秋（前770—前476）时秦国、晋国诱而致之今陕西，成为“陆浑戎”或“允姓”之戎。后又东迁到今河南，成为“伊洛之戎”，公元前七世纪时势颇强，常侵扰郑、齐、燕国。至公元前663 年，齐桓公（前685—前643 在位）以“尊王攘夷”为名，兴兵伐山戎，助卫复国。故山戎与陆浑戎、允姓戎、伊洛戎“应是一类，而散居各邑。至于”白狄“或”白翟“这一古族，原居于翟（今甘肃境内），是春秋时狄人的一部分，因其尚白衣，故称”白狄“。春秋初时部分白狄进入陕西北高原及晋西北，与秦国及晋国为邻，以”赤狄“为盟主，建立北狄政权，与晋关系密切。晋献公娶白狄女而生重耳（晋文公，前636—前628 在位）。但重耳早年被排挤，在母舅家避难十多年。公元前628 年，狄人内乱，长狄、白狄脱离赤狄而立。白狄居秦、晋之间，受秦驱赶，东迁入晋及燕、卫（今河北），有鲜虞、肥、鼓等支。及周景王时（前544—前520）晋灭肥、鼓，但鲜虞独盛，春秋末建中山国。①陈弘绪说”其入卫也，俱是此等“。
山戎、白狄早与中原华族同化，但翟狄后有一部移至漠北，发展成秦汉时的匈奴，即蒙古族的远祖，然而一些读诗书的人以为是为“北虏胡人”（女真族）。宋应星经考证后，认为这纯属误解。其实女真族与山戎、白狄、翟狄本无关系。女真或女直乃周时肃慎之后，汉晋时称之为挹娄，魏时称为勿吉，隋唐时为黑水靺羯，至五代（907—960）时始称女真，分布于今东北的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下游）之间。辽时分为“生女真”及“熟女真”
两部。北宋末，生女真中的完颜部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政权（1115—1226）。
1127 年金灭北宋，1234 年金又为蒙古所灭。明代时被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设指挥司及卫、所管理女真地区。16、17 世纪之际，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统一诸部，于1616 年建后金，自称为汗。女真各部成为满族的主要部分。由于宋应星①陈弘绪：复宋长庚刺史书（1644），《陈士业先生集。鸿续集》，卷二，第35 —36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①陈永龄主编：《民族辞典》，第299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考得女真与古时山戎、白狄并非同种，所以陈弘绪说：“得佳解，而豁然破千古之疑，诚不灭之鸿篇也”。
陈弘绪接下又对宋应星讲：“此时女真薄（包图）都城，中国元老亦随胡服。将来如田弘之为纥干、李弼之为徒河氏者，殆不可胜纪。孰夏孰夷，何从别其是非？翁兄此书，殆有深意。
当急图悬之国门，以伸内外之防，自不烦致嘱耳。“这是指甲申年（1644）四月底，由清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兵及降清的吴三桂兵包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都城（北京），自成率众出走。五月，清兵入京，由前明太子太傅、左都督骆养性等率文武百官迎降清兵。清统治者规定凡投降官吏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清制。
这就是陈弘绪所说“中国元老亦随胡服”。他还以为今后这些降清官吏也可能象田弘、李弼那样，有朝一日易为“胡姓”，则“孰夏孰夷，何以别其是非？”
据上引陈弘绪那段话的口气看，宋应星在《春秋戎狄解》中，也谈到华夏人易“胡服”、“胡姓”问题。其中所谈到的田弘，①字广路，上党郡高平（今山西）人，本为汉人，后因替鲜卑族拓跋氏（后易姓元氏）建立的北魏（386—557）及西魏（534—557）政权效力，授以原州刺史、车骑大将军，再升为开府仪同三司、柱国大将军，最后得大司空、少保、襄州（襄阳）总管。西魏大统年间（535—551）田弘被赐姓为纥干氏，乃易名为纥干①关于田弘，参见《北史》卷65 及《周书》卷27 本传；庾信：《庾子山集》，卷14，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姚薇元：《北朝胡姓考》，135 页（科学出版社，1958）弘。庾信（字子山，513—581）
的《庾子山集》卷十四中的《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中的纥干弘，实即田弘。而李弼字景和，陇西（今甘肃）成纪人，其父祖一直在北魏政权中任高官。李弼少时膂力过人，值魏乱，初为别将，后因征战有功，西魏大统元年（535）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统四年（538）再升司空、太保、柱国大将军。西魏废帝元年（552），李弼被赐姓为徒河氏，易名为徒河弼，事见《北史》卷60 本传。按李弼、田弘均为南北朝时北朝的汉人，为鲜卑族建立的西魏立战功而升高位，被赐鲜卑族姓，子孙因之。后世之人如不考史实，还以为他们本是“胡人”。当甲申清兵围京师，明廷元老有的投降，有的殉国，何以别其是非，是需要辨明的。宋应星此时疾笔草成《春秋戎狄解》，以古喻今，殆有深意。故陈弘绪主张将其“悬之国门，以申内外之防”。
综上所述，宋应星是一位多产的著作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工业生产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和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谈天》、《论气》、《观象》，也有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政论《野议》，更有反映人生哲学的文学艺术作品《思怜诗》、《美利笺》。他的史学专著有《春秋戎狄解》，在音韵和乐律方面著有《画音归正》、《乐津》。他还写下杂文集《杂色文》、《原耗》，介于政论与科技之间。他的多卷本丛书是《卮言十种》。而《天工开物》中的123 幅插图，可看成是他遗留给我们的美术作品。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他长期刻苦钻研、勤奋调查后写成的。在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他坚持著述，写出这么多作品，的确是不容易的。而现存的《天工开物》和《野议》这两部代表作，有科学性、思想性和真实性，尤其难能可贵。他写这些著作时，适值西学东渐，但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中土产物，而他当初未曾料到，《天工开物》后来竟产生国际影响，成为一部世界名著，他也因之而流芳百世。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宋应星作品虽多，但都是围绕他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科学、技术思想、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这四种思想而展开的。有些作品内容相互间有重复，如《杂色文》、《原耗》与《野议》，《谈大》与《观象》；另有些作品相互间表述共同思想，如《野议》与《怜愚诗》、《思美诗》与《美利笺》，《天工开物》与《野议》、《论气》等。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宋应星想通过不同著作反复陈述他的基本思想观点。
然而我们从他现传世的五种著作中已能把握住他的基本思想，所以有些作品虽已失传，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唯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是他的《画音归正》及《乐律》都告散佚，我们无法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不过《乐律》的部分内容可以从《论气。气声》篇中查到。从上面的分析中还可看到，宋应星全部作品中没有一种是研究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也没有一种与科举制艺的八股作品有关。他虽有文史作品，但都是为了表达政治与哲学思想而作。他的哲学作品具有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他的科技著作有益于国计民生，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为挽救明末社会危机而写。一言以蔽之，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可贵的实学。根据现在掌握的线索，试将他各种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图32 表之。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