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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记》为官书，藏之名山，即储之庙堂
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记》为私修之史，"藏之名山"是恐其被禁失传，故将正本藏于深山，只将副本留在京师，所以说"副在京师"。此说本之于《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颜氏云："藏于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颜师古注只是一个错误的猜测。
凡持藏于名山的论者，皆忽略了司马迁以大史令官守著书这一事实，而把《史记》等同于今天的个人私撰，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容的。如果说《史记》为官修书，它又有别于唐以后设馆修史之书，不是成于众手，而自始至终出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之手，自成一家之言。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国家设立书局，而是非裁夺之权一出于主编司马光之手，它是官修，还是私修，难以作截然判断。两司马之书，既是官修，又是私撰，折衷而言之，曰官助私修，即从创作角度说，两司马之书都可说是私修，而形式则是官书，尤其是《史记》正是这样的一部书。
官修之书则要上奏朝廷。《史记》书成，也是要上奏朝廷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臣迁"云云，就是《史记》正本上奏朝廷的铁证。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有汉武帝削除景纪、武纪之说，亦可说明司马迁所著书要上奏朝廷。否则，汉武帝何得而削之哉！
《史记》书成，既然要上奏朝廷，所以《太史公自序》所言"藏于名山"，实为藏于官家书府之雅称，《史记索隐》云"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并引《穆天子传》郭璞注为证，郭云"古帝王藏书之府"。司马贞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正本藏于名山，京师指朝廷，其副贰本留京师，堂堂之尊的皇帝岂肯甘心。所以颜师古注是不能成立的。
官府藏书，不易流布，故司马迁抄留副本于京师家中。司马迁传其婿杨敞，杨敞传其子杨恽，杨挥在宣帝时向外传布。《汉书·司马迁传》载其事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史记》行文内容也留有官书痕迹。如《项羽本纪》，既尊羽为本纪，而记述用汉之纪年。《太史公自序》行文也有"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楚人迫我京索"，"维我汉继五帝未流，接三代绝业"等话头，以"我"与"楚人"对举，又称"我汉"，这俨然是官修史书的史臣口吻。前引《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臣迁谨记"云云，则完全是史臣上奏皇帝的格式。有人认为，"西汉没有真正的史官"，东汉班固私修国史，被人告发，东汉明帝审读已成之篇，而后才召班固为郎官，"典校秘书"，后又为兰台令史，"著作东观"，"这才是编修后世所谓国史的开始"。论者于是断言，西汉太史令，职掌星历为主，"文史为次，实际上连次要都说不上"，因此，"司马迁不是史官，也不是世袭史官的后嗣"，所以《史记》是私人著作，而非官书①。上引论点是割断历史的断章取义，只见其表，未究其里。中国史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①。夏商周三代，政教合一，史官掌握文化与宗教，是人与神交通的中介人，他们侍从在王的左右，不仅随时记录王和臣下的言行，而且①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① 上引论点，叁阅徐朔方《史汉论稿》第74-77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要预见上天吉凶，随时把神的意志传达给王。因此三代史官要精通天文、历法，世代相袭以精业务，天官与史官合二为一。东周以后，国家制度渐密，内史、御史等史官转为政事官，地位不断上升。而职掌文史星历的太史以星历业务为主，地位不断下降。到了秦汉，太史令是九卿之一奉常所属六令之一。但太史令掌天官、司图籍，合二而一的古史官遗意并没有改变，所以卫宏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①"序事如古春秋"，就是整理计书，编次档案，系以年月。只要太史令职守为史官，司马迁不管是否为世袭，只要任其职，即为史官。司马迁父子相续纂其职，目的就是为了修史，《太史公自序》言之确凿，不具引述。如果西汉太史令不是史官，那么司马谈、司马迁梦寐以求的史职岂非悬空？否认太史令为史官，即否认《史记》为官书。而否认《史记》为官书，势将割断《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也说不清司马氏父子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修史动机。因此，《史记》修撰性质的官私之辨，不仅仅是解决"藏之名山"的问题，更要涉及《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所以是司马迁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不能不辨。
但是，古代史官，主要职守是司天官，掌图籍，至于记言记动，为的是补阙失，存故事。也就是说，史官典司图籍，职守是整理文献，记载实录，而不是著述历史。司马谈、司马迁效孔子修《春秋》，利用史职的条件著述自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乃是发展了史官的职守②。秦汉之际为社会制度大演变的时期，史官制度亦在演变。东汉班固之后，典司修撰的史职日渐严密，至唐而成史馆制度，至此，太史令才专司天文而不掌史职。用后世健全的史官制度去范围西汉太史令，这是割断历史。《史记》书成，原题《太史公书》，就是标志其为史职所守。可以这样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官，动用国家力量，首开个人述史以成一家之言的先例，从而带动了史家的自觉责任，使效法者蔚成私人述史之风。东汉以后国家设馆修史，是中央强化集权政治控制舆论的标志，这是事势发展的必然。
①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
②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所述卫宏《汉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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