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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家徙茂陵

  茂陵,西汉武帝陵,在今西安市西北八十里,陕西兴平县东北。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封上略呈方锥形,平顶。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茂陵始建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当时属槐里县茂乡,故称茂陵。

  西汉建陵则置县邑,称茂陵县,县城称茂陵邑。西晋时废县,今已不存。汉武帝母亲王太后是槐里人,茂陵建在槐里县,含有光耀外家的意思。

  建元三年,汉武帝为了鼓励人民移住茂陵,给每一户移民发放二十万安家费,赐田二顷。从长安至茂陵修了一条直通大道,起点就是长安北面西头第一门,称便门,又称平门。平、便二字古通用。便门,即平直方便之意。大道跨越渭水,这座渭水桥也被命名为便门桥。由于这条大道,茂陵与长安之间,交通十分方便。

  元朔二年(前127 年)四月,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徙郡国豪杰及皆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主父僵建言说:"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好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②这一建言,既充实茂陵邑,又抑制天下豪强,所以西汉王朝雷厉风行地执行。织县(今河南济源县)人郭解,家庭资产达不到迁徙的规定。但他是有名的豪侠,也被举迁徙。大将军卫青给郭解说情,说他家贫不符合迁徙条件。汉武帝驳回,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①于是郭解被徙茂凌。地方士大夫集资送行,不下千余万。郭解到了关中,京师地区的士大夫,争先恐后地结交郭解。由此可见,郭解名声,倾动朝野。这无疑地惊动了朝廷,把郭解列入严惩对象。这时郭解的侄儿杀了织县一个文吏,他是地方绅士杨季主的儿子,是他举报迁徙郭解的。随后,杨季主也遭杀害。杨季主的家人上书朝廷,又被郭解的信徒杀于宫阙之下。这使得朝廷震怒,下令通缉郭解。郭解闻讯,把母亲和妻子隐藏在夏阳,然后自己逃出临晋关到太原。郭解沿途止宿,不改名姓,人们争相接待。结果逮捕公人跟踪追缉。临晋一个叫籍少公的人,为了保护郭解,自杀绝口,追踪公人断了线索,郭解逍遥法外。元朔三年春,汉武帝发布大赦令,郭解重新抛头露面,才被抓获。既然郭解没有亲自杀人,又在大赦前,朝廷无法判处郭解死罪。这时,又出了一椿事。治办郭解的专案使者到织县调查。在织县接待使者的坐席上,有人替郭解说好话,遭到一个在坐儒生的驳斥。儒生认为"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②不久,郭解的信徒杀了这个儒生,并割了他的舌头。这下被朝廷丞相公孙弘抓住了口实,认为郭解信徒无法无夭,擒贼先擒王,于是族灭了郭解一家。毫无疑义,以此为引线,汉武帝在全国展开一场打击游侠的运动。

  元朔二年,司马迁年十九岁。郭解的故事为他所亲见,所以写得十分详尽而亲切。郭解的故事,有两个方面的史料价值:一是为司马迁行年提供了一条有力的旁证;再是对司马迁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深思,分说于下。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写郭解形貌,"为人短小";写他的简朴生活,"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写郭解的影响,"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② 季镇淮:《司马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出版。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主父列传》。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争交欢解"。这明明白白道出,司马迁是在关中茂陵亲见郭解,而郭解在关中只居留了短暂的时间,说明司马迁家族也正是此时迁移茂陵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赞》中评论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程金造对此评论说:"这正是一个十九岁将及成年人的心理。若使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则元朔二年,时方九龄;九龄幼童去观察别人,绝不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的。"①程氏的这一评论合情合理。《游侠列传》是司马迁精心写作的篇章,郭解作为主要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可歌可泣。但篇后的论赞表面看,似乎平淡无奇,只是补充叙写作者当年亲见郭解时的粗浅感受。恰恰就在这平淡中透出了司马迁飘逸的生花神笔。司马迁真实地追叙当年的思情感情作为赞语,正是为了说明那时青年一代对郭解的神往,从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衬出郭解的平凡而出入意外的传奇色彩。一个九岁儿童绝不会有这样深沉的认识与感情。所以郭解故事,直接为司马迁元朔二年家徙茂陵,以及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郭解故事,给青年司马迁这样一个刚刚涉世的青年,在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留下深刻印象和无形的影响。首先,司马迁走出夏阳,在茂陵与四方之民交游,特别是识见郭解,方知天下之大,奇人之异。郭解"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在他身上集有大恶;郭解言必信,行必果,排难解纷不受人之报,侄儿不直,不罪仇家,这些品德,又可以说是集有大善。天下之大恶大善集于郭解一身,在人们的想象中必是一个彪形大汉,及至亲见,原来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这真是奇人奇行,青年司马迁与郭解是否有过短暂的交游,司马迁没有记载,不敢妄谈。但郭解形象根植于司马迁心灵深处,这是毫无疑义的。司马迁二十壮游,考察游侠行踪,是其动机之一,亦应无疑义。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如果说苏秦、张仪、范瞄、蔡泽等人是文士中的才俊,那么聂政、荆轲等则是武士中的豪杰。文武之士,他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战国四公子各养士三千人,既有文士,又有武士,乃至有鸡鸣狗盗之徒。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作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于犯法禁,成为社会祸害。所以在郭解身上既集有大善,又集有大恶。韩非在《五蠢》中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提出对这两种人实行专政。随着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百家之言的文士和带剑犯禁的游侠之士,都必然遭到打击和专政。郭解之被徙移茂陵和遭族灭,就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运动的一种反映。打击游侠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而民间士庶豪杰却诵义无穷,这不能不催动着司马迁在全国大旅行中去考察一个究竟,所以他对郭解在轨地乡间生活的许多细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司马迁由汉代游侠上溯至春秋战国,对当时的游士、剑客,以及四公子养士,都作了详尽的调查,后来写了战国四公子、苏秦、张仪及刺客、游侠等一系列恢宏大传。当司马迁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受李陵之祸再回味郭解故事,联想古今游侠、刺客,于是升华出反暴政,反传统道德的理性思维,从而创作出《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这样的优秀篇章。这两篇都是颂扬反暴政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侧重反映政治斗争,宣扬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这说明游侠虽不合乎正统的封建道德,但对下层人民很讲"仁义",很有道德。游侠的出现与活动,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匹夫抗愤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是应当肯定的。青年司马迁得以识见当代大侠郭解,这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这一点,司马迁家徙茂陵也是值得的。

  司马迁家徙茂陵,结束了少年时代的生活。他走向广阔的社会,走向新生活。

  ② 《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中华书局195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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