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约翰·巴兰坦公司”出版所已经寿终正寝了，但它的仓库里仍旧堆满了滞销书，所以司各特在同康斯特布尔谈判《岛屿的领主》一书的版权时，千方百计想把那些别人不屑一顾的书硬塞给他。但是这个出版商也够滑头的，他不想让自己的仓库堆满被他称之为“废纸”的东西，因此提出用1500基尼购买这部长诗的一半版权。司各特同意了，《岛屿的领主》于1815年年初出版，一个星期以后，司各特去看望印刷工詹姆斯·巴兰坦，想听听人们对这部长诗的评论。詹姆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司各特说：“朋友，别犯难，有话直说好了。您怎么跟我也客气起来了？不过，我好像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开门见山地说吧，您很失望，是吗？”詹姆斯一声不响，沉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司各特为这个不愉快的消息难受了约有一分钟，但接着他便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声望居然能维持这么久表示惊讶，又快活地补充说：“好吧，詹姆斯，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我们不必灰心丧气，要我们投降可不那么容易。此路不通就另辟蹊径。”至于说这部长诗不成功，那只能是对司各特而言，因为按照这部诗的销路，任何一个同时代的诗人，除了拜伦以外，都会认为写诗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但是司各特明白，拜伦已经把他挤出了市场，所以决定放弃诗歌。他并没有等待，也没有猜测长诗的销路，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写完了一部新长篇小说的三分之二，这部小说在《岛屿的领主》问世后五个星期就出版了。《盖伊·曼纳令》决定了司各特日后的创作道路，确立了他作为畅销（现代意义上的畅销）
小说作者的地位，正像他在这之前是写畅销长诗的首屈一指的诗人一样。
这部新小说的主题展示得远比《威弗利》为优。不错，这部书里还没有那些著名的“司各特”的人物，但是公众十分喜爱丹狄·丁蒙特，而梅格·格里莱斯则是司各特笔下闪烁着超自然力量的余辉的第一个最优秀人物。《曼纳令》最妙之处是它成了从司各特时代以来几乎在一切国家充斥书籍市场的侦探小说的先驱。普里德尔是文学中的第一名侦探，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里的巴克特、《布拉日罗纳子爵》里的达塔尼昂、《月亮宝石》里的卡弗、埃德加·波笔下的杜本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的榜样。就像在《威弗利》里一样，司各特并不注意一本书的艺术完整性，他生性疏懒，创作力又旺盛，因此他不愿扔掉长篇小说的开头几章，尽管主题后来已经完全变了。这部小说表明，司各特在选择体裁方面已经是一位大师了，虽然还算不上是特级大师。司各特写《曼纳令》用了一个半月，主要是为了偿还欠查尔斯·厄斯金的债务。
出版这部小说的朗曼斯公司预付给作者1500英镑，同时花了500英镑来购买约翰·巴兰坦的滞销货。
料理完这件事情，而且确信小说获得成功之后，司各特就在1815年3月带着妻子和长女到伦敦去，这正是拿破仑不甘于作为一个乡村绅士离群索居的寂寞，离开了自己僻静的角落，而在欧洲舞台上举行长达100天的告别巡回演出的时刻。正是在这次旅行中，司各特才同拜伦和摄政王初次见面。摄政王从海军部秘书克罗克处得知司各特即将到达时，提出要求说：“他一到就通知我，我要为他举行一次便宴，客人不多，而且都同他意气相投。”在卡尔顿宫的宴会上，客人确实是精心挑选的，全是高级贵族，亲王和诗人都想压倒对方，一个接一个地讲笑话。司各特专门讲了以残忍闻名的法官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的故事。这位勋爵有一位棋友，每次较量都被这位棋友将死，后来当勋爵判处这位棋友死刑时，他补充了一句：“唐纳德，我的好朋友，这一次看来我总算把你将死了。”过了一会儿，摄政王意味深长地看了司各特一眼，提议大家一本正经地为《威弗利》的作者干杯。司各特一时有些慌乱，可是很快就镇静下来，他站起身来，同大家一起干了杯，补充说：“看来，殿下以为我同这次尊贵的干杯沾一点边。我可是不敢当，不过请您相信，真正的对象一定会知道您刚才对他表示的崇高敬意。”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摄政王又一次宣称：“请大家赏光再干一杯，为《玛密恩》作者的健康！”他转过身去向司各特说：“瓦尔特，我的好朋友，这一次我可是把你将死了。”
1815年6月，拿破仑最终退出了欧洲的舞台，由官方供养在不是十分偏僻，但也相当偏僻的地方。拿破仑因此赢得了英国无数慈悲为怀的人的深刻同情，他们纷纷向他表示感激和敬意。滑铁卢一仗的胜利使司各特的爱国热情沸腾起来。他强烈地希望凭吊一下这片战场。1815年7月27日，司各特偕同三位朋友动身，而且他事先就谈妥要写一本书。战争在滑铁卢遍地都留下了痕迹，有些地方甚至留下了一股恶臭。司各特弄到了几件战利品来丰富自己的收藏，而且得到了一个法国士兵的日记，上面还沾有血迹。这本日记里除其他记载外，还抄录了拿破仑军队中流行的几首歌曲。有一个叫达·科斯塔的佛来米农民当时开办了一种收入相当可观的行当。他声称曾经给拿破仑当过向导，于是带着游客游览战场，而且煞有介事地向他们指出这位皇帝在这次战役中的某些时刻驻足的地点。他的讲述看来给司各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司各特却没有料到，达·科斯塔当时一整天都躲在离战场十英里远的地方。不过，这并没有妨碍这个骗子手由于自己虚构的功勋而过了整整九年阔绰的日子，直到去世为止。
在游历比利时的时候，司各特指出：“虽然法国人带走了他们能带走的一切，却不得不把土地留下，我想，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法把土地也装进行囊里去。”从亲身经历了这次战役的军官口中司各特听到了许多关于威灵顿公爵的故事，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结识一下这位伟大的人物。司各特的期望没有落空。公爵对他“分外殷勤”。吃晚饭时，这位杰出的统帅专门邀请司各特在他身边入座，向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经历的各次战事，特别是最后一个战役。他对最后一次战役的评论是：“比得胜的战斗更可怕的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失败的战斗。”在巴黎司各特并不寂寞。他常去剧院看戏，出席招待会；有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一位哥萨克首领吻了他的双颊。他还受到亚历山大一世、卡斯特勒里、布吕歇尔等人的友好相待。他还为自己的仆从们如汤姆·帕迪等购买了礼品，并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晚会，饱尝了葡萄和蜜桃。他写信给夏洛特说：“我吃喝都像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一样；只要给我端上炖肉丁和香槟酒，对烤牛肉和波尔图葡萄酒我现在连看都不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只是这里的人做事有些慌慌张张，恐怕永远也镇定不下来。”当然，大家都在谈论战俘的命运。有一个战俘不久前被枪毙了。
这使一位身份很高的太太感到可怕，她声称，法国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残酷的事。“可是波拿巴呢？难道他没有对谁处过死刑吗？”司各特问道。“谁？皇帝？从来没有！”“那对安吉恩公爵呢，太太？”“Ah！Parlez-moid’Adametd’Eve！”这位太太的举止风度丝毫不比作家的许多同胞逊色。司各特注意到，拿破仑在自己过去的敌人心目中有点成为英雄了。他在1815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记道：
“人们在伦敦说的那些胡言乱语——什么他已经换了一个人了，已经改弦易辙了，等等——简直是无稽之谈。”
在回国的路上，司各特和他的朋友们在卢维埃尔过了一夜。他们在驿站租了一间顶楼，睡觉时随身带着上好子弹的手枪，还把门锁上并加了闩。半夜里门外响声大作，有人撞门想冲进来。司各特用英语说，谁第一个打破门，就开枪打死谁。喧哗声立刻安静下来了。第二天早晨，这一切被解释为“来了一批夜间赶到的行路人，和我们一样是英国人，他们弄错了房间，肯定因为门内对他们打的招呼而感到不知所措”。星期日一行人从第厄普起航，星期二顺利地在布赖顿上岸；这段航程使他们劳累不堪，船上旅客的全部饮食只有几个牡蛎和一块面包。“听到我的名字，海关人员只是稍为看了一眼行李；我要是事先知道会对我这样有礼貌，本可以在箱子里塞满布鲁塞尔花边”。踏上祖国的土地，司各特感到心情极为舒畅。前往伦敦时一路上坐立不安，老盼着早点到达。
他住在旁德街一家大旅馆里，最后一次会见了拜伦。演员查尔斯·马修斯和丹尼尔·特里与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我们过得非常快活。我还没有看到过拜伦这样快乐、顽皮、机智和大方地出主意；他像小猫一样淘气。”但司各特归心似箭，急于赶回阿博茨福德，于是很快又上路了。
路上顺便去瓦维克城堡和肯尼威斯城堡看了看。
他终于回到家里，坐在小客厅里和妻子、女儿在家庭的温暖舒适环境中谈起各种新鲜事。他不在家时，夏洛特给家具铺上了最时髦的印花布，但他竟没有发现，她感到很扫兴。她受不了这种委屈，终于忍不住要指给他看这一新的装饰效果。司各特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内疚，此后整整一个晚上都在极力赞扬她的审美观。但鲜艳的室内装饰如同古典交响乐一样，未能改变他的冷漠。几个星期以后，夏洛特在爱丁堡音乐节上听了亨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得知她由此得到极大的享受，丈夫很高兴，但又指出：“而我仍然不会为了你那些美妙的音乐从凯塞德沼泽地发出一声叫好。”
弗兰德里亚和法国之行为《保罗致亲人们的信》提供了素材；司各特还写了长诗《滑铁卢战场》，他把第一版所得利润捐献给阵亡者的寡妇和孤儿。在他的诗歌成就中，这部长诗并不占第一位。如果说它现在仍使人记起，那只是因为和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匿名批评家的讽刺诗句：
血流成河的滑铁卢战场，
不少战士在那里英勇阵亡，
但阵亡者已经死去，即使他
不像瓦尔特·司各特一样。
不过，这一切仍只是走马观花的印象。他不久便签订了新小说的合同。他对莫里特说：“只要我一提笔在手，笔就在纸上迅速地写起来。
有时我真想把笔从手中放开，看它离开我的头脑还能不能写得那么利索——如果能，那对读者来说倒是一个诱人的前景。”司各特的笔头的确快，因为康斯特布尔于1816年5月出版了《古董家》，这是在司各特开始写这部小说以后大约四个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在恶劣的条件下写的。阿博茨福德的建筑工程正在全力进行，到处都是一堆堆砖瓦，一桶桶灰浆，还有瓷砖、石板瓦、木料，简直转不开身。木匠、瓦匠、油漆匠和石匠互相碍手碍脚。烟道不断冒烟，窗户里看出去往往浓雾共细雨一色。狗不断地在房间里蹿进蹿出，司各特常对有时来他这里坐一会儿的亚当·弗格森请求说：“哎，亚当！这些可怜的畜生得到街上去”，或者“唉，亚当，这些不幸的畜生要进屋去”。有好几天他在为齿龈脓肿而苦恼，一边写字一边用左手抚摸着肿起的面颊。写完一页以后，他便把它交给朋友，并问道：“怎么样，亚当，行吗？”
《古董家》比前两部小说更受读者欢迎，是司各特心爱的书。司各特喜爱《古董家》甚于他的其他小说，是因为在书中主要人物乔纳森·奥尔德巴克的性格中他注入了更多本人的东西，并赋予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乔治·康斯特布尔的某些特点——是他教会了司各特在少年时就热爱莎士比亚。司各特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非常熟悉，引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引语和代用语在司各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但是无论哪一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像《古董家》里那样多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回响，这一点我们也应归功于康斯特布尔。由于司各特把自己作为喜剧人物出场，小说总是会受到他的崇拜者的喜爱，而由于这里还出现了第一个伟大的“司各特”性格——伊迪·奥基尔特里，这本书将永远属于他的最优秀作品之列。但也不能不指出，写到将近一半时，他忽然想起，他完全把情节忘记了，只好临时把整个情节重新组织，结果把已在《盖伊·曼纳令》中详细探讨过的失去继承人的问题又用了上去。奥尔德巴克是文艺作品中最令人同情的絮絮叨叨的人物：幽默感救了他。看来司各特自己也喜欢对别人谈论各种古代事物，而对滑稽可笑的事物的爱好也挽救了他，使他不致成为絮絮叨叨的人物。
《古董家》之后，司各特由于一系列原因再次更换了出版人。巴兰坦兄弟开始使康斯特布尔头痛：他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非要让他在詹姆斯的印刷所印小说，或者用约翰印刷的拙劣作品来塞满地下室，而隐瞒自己的感情他又做不到。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得给时间让康斯特布尔好好想想。另一个原因是，司各特急需用钱改建阿博茨福德（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件事）。那时现款要凭有银行信用作保证的期票提取，而康斯特布尔的期票在提款时没有立刻被接受：他的花销太多，略微超过了信用额。再一个原因是司各特对老朋友忠实不渝。约翰·巴兰坦当过他的中间人，司各特想让他在生意中得到些好处；而约翰则认为，他把新小说卖给新的出版商得到的利益会更大。最后，对神秘感的爱好诱使司各特再次去考验读者的轻信心理。新的小说将不是“《威弗利》作者”
的作品了，它的题目应是《我的房东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是一个叫杰德迪亚·克利施博坦的人收集和讲述的，他是学校的一位教师和诵经士。由于这段“来龙去脉”和康斯特布尔没有任何关系，司各特以为，大家都会认为，“《威弗利》作者”有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司各特有一次在给骚塞的信中谈到自己对出版商们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同时和好几个书商保持良好关系是有益的，但不允许他们当中任何一个认为我完全是他的财产。书商好比农场主，他们的地租越高，发财就越有把握，所以一般来说书商总是愿意出售他们为之出了高价的书。”在这种情况下，和康斯特布尔竞争的商号——伦敦的约翰·默里和爱丁堡的威廉·布莱克伍德，立刻接受了司各特的条件，包括买下巴兰坦的全部印数。
但是布莱克伍德以为，随着出版权他也得到了批评权。他建议修改《我的房东的故事》的第一篇——《黑侏儒》中的一些地方。更有甚者，他还把手稿拿给同意他的意见的《每季评论》编辑威廉·吉福德看，此后便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知詹姆斯·巴兰坦，请他转告作者。詹姆斯在这件事上充当了传声筒的角色，向司各特转告了布莱克伍德的意见，但他忘记了：
两个强敌猛烈争斗的时候，
不自量力的微弱之辈，
却去插身在他们的刀剑中间，
这样的情景是最危险不过的。司各特的答复提醒他记住这种危险：“我对书商们是尊敬的，但我属于那种文学的黑色骠骑兵，他们自己不想批评别人，但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起把我的手稿给吉福德看，但我不打算讨爱丁堡和伦敦所有批评家的欢心，一页也不会放弃。让一切照原样不动好了。多么卑鄙！难道他们以为，要是没有吉福德的提示，我就不知道我的作品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吗？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让他们最好还是多关心关心打算从我这里赚去的300英镑，而不要为书的内容操心……但愿今后不要和批评家打任何交道。这些无可救药的蠢货不懂得，他们对我及对他们自己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谢天谢地，幸而我是懂得的！”詹姆斯没有敢把这封信原原本本地告诉布莱克伍德，而是改用婉转的口气转达了信的内容，并表示以后只同意把出版商的愿望以书面形式向作者转达。布莱克伍德醒悟过来，赶紧道了歉。
《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一集包括《黑侏儒》和《清教徒》，于1816年12月问世。约翰·默里从伦敦写信告诉作者说，假如这两部小说不是瓦尔特·司各特写的，那就一定是魔鬼写的；它们受到一致的热烈欢迎；霍兰德勋爵在被问到他的意见时回答说：“能有什么意见！昨天夜里我们全家都精神好极了，只有我的痛风病睡了觉。”在给默里的回信中，司各特表示支持他的想法：“我向您保证，我自己第一次看到它们时已是印成书的，我能做的只有跟在大家后面向作者表示祝贺，他如此真切感人地描写出古老的苏格兰风情。”他更坚决地否认他是作者，并向出版商宣布，他打算为这两部小说写书评。对《黑侏儒》他自己的评价不高，大多数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他的意见；但他明白，《清教徒》是他最好的作品。司各特到处声明这部小说根本不是他写的，却在自己的书信中对它作出强烈反应：“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书”，“非常非常好”，“多么富有幽默感和情感”，并承认好久没有像在读这本书的某些页数时那样笑过了。
路易莎·斯图亚特夫人是喜欢探听他的秘密的那些朋友当中的一个。她在给他的信中引用了她的一个熟人对《清教徒》的看法：“这本书太好了，当然不是《威弗利》作者写的。《威弗列》的确是司各特写的，而这本书却不可能是他写的——他写不出来。书中没有他那种老一套的枯燥乏味的描写。”斯图亚特夫人觉得，这个看法并不蠢。《清教徒》无疑是司各特的第一号杰作。它那冗长的序言今天的读者很可能把它跳过去不看，却是专门为了吸引当时的读者而写的。但情节一开始，小说就吸引着读者，一直到最后一页。伯利和克拉弗豪斯这两个宗教狂的典型极为出色，虽然两人属于完全不同的教派。书中的卡迪和莫斯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想起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创作，同时也是像堂吉诃德和桑乔·潘萨这样的全人类的象征。在他们的刻画得入木三分的性格中揭示了母子关系，这是连塞万提斯也未能赋予他的两个天才地塑造出来的不朽人物形象的。《清教徒》是司各特第一部由个人性格起主导作用的伟大的历史小说；如果司各特不写以后的四部书，它将是最后一部这样的小说。
这四本书中的一本是紧接着《清教徒》之后写的，当时的情况已根本不适于写作杰出作品。1817年3月5日，司各特请朋友在爱丁堡家中吃午饭，他突然从桌旁站起身来，从房间里冲了出去，一边令人心碎地号叫。疼痛来自腹部，但根本原因是从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胆囊结石。
医生给他往腹部敷上炒得滚烫的盐，把衬衣都烤破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感觉出来。
他对乔安娜·贝莉说：“我不希望没有预先得到警告或者比规定期限更早就离开这个恶劣的世界。”第一次发作后的一年中，他又多次感到疼痛，起初是每隔两个星期一次，后来一个月一次。但疼痛总是相当剧烈，他只得吞服大量鸦片。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了自己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罗伯·罗依》。1817年7月，司各特去洛蒙德湖上游地带寻访了罗伯·罗依的墓，并在格拉斯哥，他的奇异主人公尼科尔·贾维的“故乡”小住了几天。
但是疾病的复发迫使他懂得并感觉到，他已不可能再真正成为一个健康人了；而且鸦片使他十分疲惫和忧郁。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宁静的秋日傍晚，他登上阿博茨福德南面的一个山丘，作下了他最优秀的诗篇《令人忧伤的变迁》：
绿色的山丘静谧安闲，
太阳隐没在它身后边，
微风吹动帚石南，
它还轻拂着我的脸。
我面前展开的平原，
沐浴着落日的余辉，
但往昔的鲜艳色彩已经不见，
它已不能使我乐在心田。
我用冷漠的双眼，
凝望着银色的特维德河面，
还有梅尔罗斯的神殿，
它在那里骄傲地沉睡多年。
谷地。湖上大雾弥漫。
树林。堡垒残破不堪。
它们难道已今非昔比？
或者是我已经改变？
是啊，画布被剪成碎片，
画家的笔已不能把它复原！
损坏的竖琴、凄凉的琴弦，
歌手的手指已不能用它奏出乐篇！
我的目光惘然，我的情感有苦难言。
鲜花盛开的花园仿佛墓地一片，
明亮的埃达姆谷地，
我永远不能再把它看见！
毫不奇怪的是，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发现了腹痛的余味。小说使他厌倦了，他赶紧就此刹车。有一次詹姆斯·巴兰坦到他那里去取手稿，看到笔和纸干干净净，感到十分惊奇，司各特回答说：“嘿嘿，杰米，你催促我是很容易的，但是真见鬼，当我肚子里这样乱糟糟时，我怎么能迫使罗伯·罗依的妻子说出哪怕几个字呢？”小说于倒霉的1817年最后一天问世，结果是本来已为数不少的前来苏格兰的旅游者更加增多了。考虑到这本书是在痛苦的状况下写成的，人们只能对此感到惊奇：
《罗伯·罗依》是司各特所有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而从艺术技巧来看，这也是他最高的创作成就之一。尼科尔·贾维和安德鲁·费尔塞维斯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人物形象；罗伯·罗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浪漫人物；情节十分精彩，而迪·维农是司各特第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主人公。确实，陈腐的大团圆结局在这里与其他情节很不协调，引起了令人难受的印象。但司各特对这类“小事”无所谓——这只不过是他赖以塑造出这些生动典型性格的创作天才的反面。这位天才是如此高产，同样也如此漫不经心；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正好相称。如果没有这样卓越的才华，也不可能使我们如此强烈地为平庸的结局感到惋惜。为此我们不能原谅司各特，这正是他的高超技艺的证明。
在此以前，对司各特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毫不怀疑，为他的故乡增添了光彩的那些小说正是他写的。但在“伟大的匿名者”的称号下玩的把戏仍继续在认真地玩着。
如果在爱丁堡还有谁怀疑，“伟大的匿名者”和瓦尔特·司各特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的下一部小说就应消除一切怀疑了：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各种兴趣。司各特想摆脱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债务——向巴克柳公爵借的4000英镑，并在写《罗伯·罗依》时便向康斯特布尔提议出《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二集。这时康斯特布尔仍在为错过了第一集而懊恼。约翰抓住了这个时机坚持要康斯特布尔顺便买下巴兰坦的最后一批存货。康斯特布尔在心里诅咒这个家伙，只好拿出5270英镑来买这批货，而这批货的实际价值还不及这笔款数的三分之一。他还预付给司各特足够清偿欠公爵的债务的款数。这一集应包括四卷，司各特打算为它写两篇“故事”。但看到第一篇“故事”——《爱丁堡监狱》引起他越来越多的想象力，他便推迟了第二篇，到一年后才以《拉马摩尔的新娘》的书名出版。其时司各特的病发作得少些了，大约五六个星期一次。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断定新的小说会比《罗伯·罗依》好。1818年7月《爱丁堡监狱》问世后，苏格兰的老住户们记不起来一本书的出版什么时候曾引起过这样狂热和欢欣。这里有使真正的苏格兰人感到亲切的一切：宗教、权利、争吵、纯朴、罪恶、革命和家庭气息。但最主要的是，作者以此满足了民族虚荣心：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苏格兰女主人公——朴实、纯真、贞洁的珍妮·迪恩斯。
尽管如此，《爱丁堡监狱》并不属于司各特最优秀的作品之列。小说过于冗长拖沓，许多页数读起来枯燥无味：它们带有疲惫的痕迹。最可敬的大卫·迪恩斯是笃信宗教的絮叨人物的典型。看来司各特在年轻时代受够了这两种人物的罪，所以现在决定让读者分享自己痛苦的经验。女主人公过于理想化，因而不像活生生的人。文学最忌讳的就是描写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尽善尽美的美德。司各特把她描写成只有一个缺点——她稍许有些嫉妒她妹妹的幸福，但这一人性特征无论如何不符合她的性格。我们知道，珍妮·迪恩斯有一个活的原型；但是与原型毫无二致的人物塑造是不能使艺术创作生动化的，即使表现出的性格具有一切可以想象的优点。文学性格必须具有恰当的复杂性和人的矛盾性，使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东西。而司各特的珍妮·迪恩斯和狄更斯的克罗什卡·耐儿，简直像天使一样。当然，小说中也有精彩的地方：居民的起义及惩治波蒂厄斯上尉，审判埃菲，珍妮和卡罗琳娜王后的谈话，等等。司各特写得最成功的是邓比戴克斯父子。
对邓比戴克斯老爹之死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最富有喜剧性的死亡场面。
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描写这一场面的人认为，他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