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司各特 > 第十章 时运不济和一帆风顺
司各特在木匠和石匠的吵嚷声中，在锤子和凿子的叮当声中和家人的啰嗦声中写出了两部长诗：《罗克比》和《特里亚明的婚礼》。第二部长诗是他在第一部之后的几个星期匿名出版的，为的是要作弄一下评论家，而那些评论家也真被他骗过了。他自己没有时间教大儿子功课，于是就请了梅尔罗斯的神甫的儿子乔治·汤姆逊来家执教。乔治虽然只有一条腿，却每天步行到阿博茨福德来上课，后来房子扩建了，他就搬到司各特家里，在他们家住了许多年。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又是一个大胆的骑牛人，为人善良、正直，很有学问。他独特性格的某些方面在长篇小说《盖伊·曼纳令》中的多米尼·萨姆逊身上反映出来。司各特曾一再向巴克柳公爵和其他显贵人士推荐他担任出缺的职务。
不过，司各特的事业很不顺利，在迁居后的第一年，他常常夜不成眠。巴兰坦的出版所开业时曾经很有声势，现在却捉襟见肘，濒于倒闭。
司各特认为，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也为读者所喜爱。他的这种信念导致了令人伤心的结局：他出版的东西都堆在仓库里无人问津，首先就是《爱丁堡年鉴》，司各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这本杂志变成金钱。
《湖上美人》的惊人成就看来使三个合伙人都昏昏然了，他们以为无需为将来担忧，所以任意挥霍赚来的钱，而不是用于扩大和巩固事业。约翰·巴兰坦不肯一丝不苟地记账，只是凭估计核算，所以实际情况完全被歪曲了。他哥哥詹姆斯和司各特本人理应有更多的警惕性，因为他们是了解约翰的“履历表”的，可是他们对约翰的报表却喜不自禁，以为这就是实情。司各特用于阿博茨福德的开支越来越大。詹姆斯的开销也迅速增加：他对饮食一向是极为讲究，孜孜以求的。司各特责怪詹姆斯太贪吃，指责约翰不结算账目，而他们两人都不敢抱怨司各特在新居和庄园上挥霍过度。这三个人不是生活在爱丁堡，而是生活在黄金国里。为了取得现金，他们开出一摞一摞的期票而用尚未出版的书籍做抵押，票据到期时，几个合伙人却拿不出钱来清偿。
1813年初，司各特还指望《罗克比》能挽回局面，但是这部长诗虽然销售了10000册（这个数字会使其他任何一个诗人欣喜若狂），却并不能使司各特感到欣慰。他对《罗克比》做过反复修改，甚至把整个第一节都砍掉了，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满意，他原以为这部长诗会获得像前几部一样的成功。事情原本也可能不负他的期望，不巧的是拜伦当时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德游记》，从而把这位苏格兰的弹唱诗人挤到了后排。司各特为了避免垮台，往往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才为筹措金钱而奔走。不过他应该懂得，他自己的花费和对滞销书籍的偏爱给出版所造成的损害并不亚于“快活的”乔尼的纵酒和鸵鸟政策。到1813年5月，虽然司各特满心不愿意，但是不得不向康斯特布尔求救了。这时康斯特布尔令人难以忍受的合伙人汉特已经去世，可是司各特仍旧认为向康斯特布尔求援有失自己的身份。康斯特布尔处理事务很有心计，他拒绝购买《爱丁堡年鉴》，因为它每年要亏损1000英镑，但买下了仓库中的部分存货，而且用2000英镑买下了《罗克比》四分之一的版权。当时“约翰·巴兰坦公司”出版所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康斯特布尔总算雪中送炭。
所以司各特写道：“几个星期以来，我头一次可以安心入睡了。”但是这点帮助还是不够的。司各特向莫里特和继他之后出任首席法官的查尔斯·厄斯金借了钱，同时请求巴克柳公爵出面担保，由银行贷给他4000英镑。在等待公爵的回信时，他心神不定，以至想到要移居国外：“我应该同苏格兰告别了，就像老朋友也会各奔东西一样；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们原先尊敬我，而现在却鄙视我的地方。世界是辽阔的，虽然对我来说，苏格兰是最可亲的一个角落。可是我会偿清全部债务，直到最后一个便士，在这之前，我自己既不会躲藏起来，也不会隐瞒我的任何财产……”
几天之后，公爵回信表示同意，所以到1813年8月末时，司各特认为，他又生活得无忧无虑了。这使他松了口气，因为他正打算添置庄园附近的大片土地，而且请做演员的友人丹尼尔·特里为阿博茨福德购买一批古代的武器。经过再三斟酌，他得出结论：前景并不像起初认为的那么光明。11月间他写信给约翰·巴兰坦说：“我是否应该买张彩票来试试运气呢？彩票可以在西弗赖特处购买，不过，您的手气不太好，所以您不要自己去买，而要请您的妻子或是母亲代劳——或然率也许更垂青于她们。请让她们去买彩票，如果恰好碰上康斯特布尔先生，不妨就请他买。他的手气好，这是无需怀疑的。”约翰这时在汉诺威大街上一家出售文学作品和艺术品的拍卖行当办事员。很遗憾，司各特在关闭出版所的同时，没有关闭印刷所，因为对詹姆斯的眷恋战胜了理智的结论，而善良的秉性又使他不断地把一些穷困潦倒的作者的显然会赔钱的作品硬塞给出版人。康斯特布尔满腹牢骚地声称：“我很喜欢司各特的亲生子女，但愿上帝保佑我别碰上他的诗神的螟蛉子弟。”
在司各特经济上十分拮据时，他收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威尔士亲王是他的一个热心的崇拜者，1813年8月桂冠诗人亨利·詹姆斯·帕伊去世了，亲王举荐司各特继承他的位置。司各特说，桂冠诗人的称号总的说来变成了某种荒唐的东西。况且他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受到国王及其心腹的宠幸的地位。巴克柳公爵也认为这是愚蠢的勾当，于是司各特以“不能胜任经常写作的职责”为托辞，婉言谢绝了桂冠诗人的称号。
同时他极力推荐不走运的诗坛名士罗伯特·骚塞。他给骚塞的信里说：
“我不至于鲁钝到如此地步，以至看不出您的诗才远胜于我，虽然公众的好感暂时好像是在我这边。”骚塞被提名为桂冠诗人，他接受了这个称号。
司各特对自己的诗作并不珍重。1812年，曾经对司各特表示钦佩的教堂赞美诗的作者利蒂希娅·巴波尔德预言在艺术、武器、国力等各个方面大不列颠将走向衰弱，而美国则将崛起，司各特在给乔安娜·贝莉的信中就此议论道：“我真恨透了这种丧气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到哪里去了，如果不是真的，那就更坏……一旦我认为梅尔罗斯的遗址和我蹩脚的诗篇会比我祖国的荣誉和独立存在得更长久，如果我权力在手，我就会炸毁梅尔罗斯的遗址，把我的全部诗篇烧成灰烬。我所有的功名心归结为一点：如果后人还会怀念我，那就让他们记住我是一个珍惜祖国的独立，而在祖国的独立受到威胁时，准备献出最后一个战士和最后一个基尼的人，即使这最后一个基尼是我仅有的财产，最后一个战士是我的亲生儿子也在所不惜。”他所说的威胁不仅来自拿破仑，而且也来自美国。从1812年到1814年，英国同美国时而在陆上，时而在海上断断续续打了三年。因为美国同敌方做生意，而且不赞成英国干涉这种贸易的企图。不管怎么说吧，到1813年年底时，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爱丁堡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摄政王，向他祝贺军事上的胜利，司各特为此写了一篇贺词。这篇贺词博得了摄政王的青睐，他极力称赞这篇贺词的文词典雅。这一来爱丁堡市议会的议员们心花怒放，他们选举司各特为爱丁堡的荣誉公民，而且向他赠送了纪念品，这又使司各特满心欢喜。他给莫里特写信说：“我选中的礼品是一只英国古爵，因为我对这种器皿怀着特殊的敬意，尤其是在它装满麦酒、葡萄酒或是其他烈性饮料的时候，但这使倒霉的夏洛特惊愕不已。”这只爵的容量是2.25升，所以夏洛特感到吃惊不仅因为司各特的选择太不得体，而且由于他过于贪婪。
司各特举爵为之祝福的第一个人自然是摄政王。司各特自1812年由拜伦处听到下面这句话以后，越来越喜欢摄政王了。拜伦告诉他：“亲王把您置于去世的和在世的所有诗人之上……他认为您和荷马不相上下。”司各特和拜伦之间奇特却又真挚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们两人都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家，是19世纪文学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初看起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相同的——瘸腿，这个缺陷使他们经常想到自己体格上的弱点，从而推动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过，他们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富有人性，慷慨大方，很有幽默感，又都善于与人交谈。虽然拜伦有时表现出抑郁和萎靡，而司各特从不如此。简而言之，拜伦是艺术家的气质，司各特却是社交界的人物，而且用他那条瘸腿在大地上站得比拜伦那条好腿更加稳固。他俩的神交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爱丁堡评论》用杰弗里特有的那种煞有介事的冷嘲热讽口吻评论了拜伦的第一本诗集；拜伦写了一篇讽刺文章《英格兰的弹唱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作为回答。在这篇文章里，和这桩公案毫无瓜葛的司各特被斥为“受雇于人的弹唱诗人”、“阿波罗的不肖子孙”。
如果这些攻击出自评论家之口，司各特是不屑一顾的。可是这些攻击来自一位诗人，司各特因而感到受了侮辱。他对骚塞抱怨说：“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年轻的拜伦勋爵这个狗崽子骂我想用笔杆来混饭吃，虽然他对我一无所知。既然饿极了的熊连舔舔自己的脚掌都在被禁止之列，那他还有什么出路呢！我可以告诉这位出身名门的幸运儿：我没有继承大片肥沃的土地和每年5000英镑的收入，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正像他阁下不需要靠文学才能和成就来■口并不能算是他的功绩一样。”
《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头几章在文学界引起轰动，这给司各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很欣赏各章的结构、杰出的文采、激情和意境，虽然他认为这部长诗稍嫌轻佻。不久以后约翰·默里根据拜伦的叙述，向他介绍了拜伦和摄政王的谈话，司各特于是给这位诗坛同行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经济情况：“在天才的同时代人面前洗刷对我的私心和卑鄙意图的怀疑，这种愿望我想是情有可原的。”拜伦以应有的高尚态度写了回信。1815年春天，他们在伦敦艾伯马尔大街50号约翰·默里家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在司各特游历伦敦期间，他们每天都到默里家促膝长谈。这位出版商回忆说，他们谈完之后，就手挽着手，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每下一级阶梯都更显出他们的跛足，这副情景是很有趣的。司各特认为拜伦最后很可能皈依天主教，而且把这个想法坦率地告诉了他。拜伦并没有表示异议，不过，日后的事实表明，他最后的岁月是在希腊，而不是在罗马度过的。他们的政治观点相去很远。譬如说，司各特不认为拿破仑是正派人，而拜伦却因为拿破仑不是一个民主派而气恼。在道德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拜伦认为，司各特不妨稍稍放纵一点；司各特却认为，略加节制对拜伦只会有好处。但是他们陶醉于彼此交往，因此不去注意这些细节。虽然他们后来只是在同年秋天又见过一次，但他们的友谊却由于通信而得到滋润，由于蒙受冤屈的拜伦被迫离开英国时司各特所采取的态度而得到巩固。
1816年1月，拜伦的妻子宣称拜伦是疯子而离开了他。大多数英国人，包括司各特的朋友巴克柳公爵、艾伯科恩夫人、莫里特和乔安娜·贝莉在内，都责怪拜伦，而且希望有人能出面调解，使夫妇俩重归于好。
然而司各特认为，既然分手的是拜伦夫妇这样的一对，而且他们的夫妇生活在社交界又是尽人皆知的，旁人干预是不合适的：“弥补这样的裂痕就像把瓷器重新粘合一样，盘子虽然看起来是完整的，可是其价值已不能和昔日相比，而且随时都可能破成碎片。”对诗人的攻击又转到了他的作品头上，人们对《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第三章怀着冷漠的敌意。司各特拒绝加入责骂者的行列，反而为《每季评论》写了一篇赞扬的评论，使那些极力把拜伦夫人说成是伟大的殉教者的人大为不快。拜伦自然对司各特在这种时刻挺身而出十分感激，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司各特回信说：“我一向赞成光明正大的搏斗，所以不能容忍20条狗扑向自己的一个同类，我尤其憎恶的是一群荒村野狗围攻一条比他们统统加在一起还要珍贵得多的纯种猎犬。”
司各特很惋惜未能同拜伦有更多交往，他相信自己本来可以给自己秉性高尚的朋友以良好的影响。拜伦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很不幸的是命运没有为我安排像这样的一位导师。”拜伦承认，如果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见的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司各特，那他就会相信人的美德了。
拜伦贪婪地阅读司各特新问世的每一部小说，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几乎可以把它们背下来，每年都要把它们重读一遍，而且兴趣并不稍减。他宣称司各特是自塞万提斯以来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他的宗教神秘剧《该隐》就是献给司各特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人，真想同他痛饮一番。”当司汤达说司各特的性格并非尽如人意时，拜伦于1823年5月自热那亚回答他说，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司各特是最襟怀坦白、最值得尊敬、最有吸引力的人。“我敢说，司各特是尽善尽美的人的典范，我了解这一点，因为我同他有过交往。”
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时，法国俘虏在保证不再参加军事行动后，被安顿在阿博茨福德附近。司各特和夏洛特竭尽所能来减轻他们的困难处境，这表现了司各特难能可贵的性格。而他罕见的善良鲜明地表现在1814年的一次航行中。当时拿破仑在蹂躏了整个欧洲之后，得到了一份宽厚的年金和厄尔巴岛上面向地中海的一处漂亮寓所。波拿巴下台不久，司各特接受了灯塔管理委员会委员们的邀请，同他们一道做一次沿着苏格兰海岸的航行。参加这次航行的还有司各特的友人威廉·厄斯金，领导这次航行的是著名的建筑师罗伯特·史蒂文森，也就是《宝贵》未来作者的祖父。1814年7月29日，他们从利斯启航，立即就遇上了风暴。司各特第二天写道：“大家都很难受，连史蒂文森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同伴们在航行过程中常常卧床不起，而司各特只躺倒过一次。他给夏洛特的信里说：“我携带的物品中最有用的是一把雨伞，而最无用的就是倒楣鬼约翰了。同他在一起毫无乐趣，昨天他喝得酩酊大醉，所以我今天清早告诉他说：“我要在马丁麦斯另寻一个仆人。他很伤心，不过愚蠢再加上酗酒，这真是走到哪儿也不会有人要的。凭良心说，他从开船以来就没有清醒过一天，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去斥责他了……可是我怎样安置这个可怜的人呢？”一个仆人，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成天醉醺醺地，什么也不能做，为这样的仆人的前途担心的人为数不会很多。
他们访问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靠腌肉和干饼为生，有整整六个星期陶醉在毫无斧凿痕迹的大自然之中。司各特这时酝酿了长诗《岛屿的领主》，记下了后来在长篇小说《海盗》中出现的那些景色。他们的小船有两次几乎被美国的巡航舰所俘获，他们甚至清理了甲板，准备迎战。可是，虽然司各特的著作占领了美国，他本人却无缘到大洋彼岸小憩。他们也在赫布里底群岛稍作停留，在斯凯岛上的丹维冈城堡过夜。
司各特请求给他找一间有鬼的房间。“我只觉得忙忙碌碌过了一天，饱餐了一顿，喝干了一瓶红葡萄酒，所以很想睡觉。”他一夜酣睡，并没有见到鬼魂。
在他乘灯塔管理委员会的小船出海航行前三个星期，出版了匿名作者的长篇小说《威弗利》。当司各特航海归来，回到爱丁堡时，康斯特布尔告诉他，这部小说两版共计3000册已经销售一空，需要加印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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