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章 大字报、检查交代、抄家、批判会
一、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在惶恐不安中到来了。沈从文像那个时期的普通人一样经受着变化的剧烈震荡，大概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准备不足”之感。二月十日他给程应镠的信中说到，“北大历史、哲学系已分出，改为‘半农半读’制度，二月已在十三陵山村中开学上课，且决定不再回头。五十来岁教授均已同去，留下的惟六十以上向达等若干人而已。变化之大，师生精神上似均有‘准备不足’感。此等变化不知是否仅限于北大，还是不久即将向全国高等院校推行？” (22；3)
此信刚刚寄出，追加一信，因为恐怕信封名字写错，“甚矣吾衰，头脑之不得用，一至于此!”又谈时政，“学校方面(文史部门教师)大致多集中于《海瑞罢官》与半工半读改制及教改三问题。政协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直属学习组则学反修、反帝文件。事实上大家知道国际的问题极其少，但谈来谈去，认识上亦不易真正有何提高。惟共同学习的队伍，却极有其意义。前数年中计有马寅初、黄琪翔、郑洞国、李书城(黄兴之参谋长)等十多人，近年则有梁漱溟、向达、王芸生、邹秉文、翁独健、吴世昌，还有巨赞法师及一基督教首脑等廿多人，有些近于卅年老友，有些又永远将极陌生，不仅政治认识差距大，生活习惯差距且更大”。 (22；5—6)这些人里面，“近似同行”只有翁独健、向达二位。五月，再次致信程应镠，“这几月报刊对吴晗批评日益深入，范围之广，火力之集中，均为解放以来第一回出现”。(22；12)
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开展“文化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沈从文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时势剧烈变动背后的政治运作，对自己的命运，却也清清楚楚。五月，给老友邵洵美信里说，“半年来日读报刊，新事新闻日多，更不免惊心动魄，并时怀如履薄冰惶恐感。在此‘文化大革命’动荡中，成浮沫沉滓，意中事也”。(22；16)即使在一九四九年的翻天覆地中，沈从文也没有把“浮沫沉滓”这样的词用到自己身上。当然，此类用词是时代冲突极端化的产物，可是他也的确被这样的时势压迫出如此强烈的感觉，七月给大哥的信里，他重复使用了同样的词语：“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 他甚至嘱咐大哥不要随意花钱，“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现在快到七十岁，若真的回来，大致即将作终久计矣”。(22；20)
张兆和从顺义农村的“四清”工作中回到了北京城，沈从文却在六月中旬被集中到北京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入文化部系统集训班学习；下旬次子一家离京，沈虎雏、张之佩随企业内迁“三线”，两个人带着一岁多一点的沈红，赶赴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
七月，沈从文又被调回博物馆参加学习。等待着他的，首先是大字报。
现在无法复原当时的大字报内容了，但沈从文看过后，无从抑制强烈的愤怒，当即奋笔反驳，从这篇保留下来的文稿(《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稿》)，约略可以推知大字报造成的氛围，以及加在他身上的部分“罪状”：
……回来后，看过三半天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像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至于其他同志对我的种种揭发批评，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感谢。……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十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
……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在这个大革命时代，个人实在十分渺小，实在不足道!…… (27；171—172)
写揭发批判沈从文大字报的不止一个，有“诸同志”，形成规模；但让沈从文特别受伤害的，是范曾。多年之后，范曾在自述里说：“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1]一九九八年十月《读书》杂志刊出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后，范曾发表《忧思难忘说沈老》，为陈徒手文中涉及他的部分辩解。辩解不止是大字报的问题，还有后来如何对待沈从文的事，且留到后面再说。范曾述及沈从文对他的“知遇之恩”，可以让我们明白在诸多的揭发批判中，为什么范曾的大字报让沈从文格外痛苦。
一九六二年，范曾在中央美院画完毕业创作《文姬归汉》后，送给郭沫若看。郭沫若题了一首五言古风，发表于《光明日报》。“郭老题《文姬归汉》没有给我带来好运，系主任Y君勃然大怒，党委书记C君于全校大会点名批评，帽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逐名逐利。”此时正是毕业分配之际，范曾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先生收到信后立即为我办理手续，偶遇阻遏，先生则表示即使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我每月发工资。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而他明知郭老十分欣赏我的作品，却不计个人与郭老的宿怨，同样垂爱于我，这也更可见沈先生的处世原则，他的确是思贤若渴的”。[2]范曾所说的“偶遇阻遏”，其实并非轻易可以解决，自一九五五年起就在历史博物馆美术组工作的李之檀了解这件事的经过：“根据沈先生的要求，馆人事科派人去中央美术学院联系。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先生认为，范曾有个人名利思想，不同意将范曾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并建议分配给同时毕业的其他同学，并保证能满足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和工作质量要求。当时的馆领导为了尊重沈先生的意见，由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高岚亲自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多次交涉，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才同意将范曾和边宝华同时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和馆里美术组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形象材料的临摹绘图。”[3]在《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绘图工作中，范曾确实投入了极大精力，发挥了才华，他画得快而好，几个人中他绘制的图稿数量最多。
个人的恩怨只不过是大动乱的小插曲而已；更需要沈从文应对的，是严酷的时代压力，从方方面面，向着这个老人，铺排而来。
二、检查交代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清查沈从文的罪行：历史罪行和新的罪过。依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还犯有许多新的严重过错。自然，他需要不断地答辩、检查、交代。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仅以一九六六年七、八两个月为例，《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编入的此类文稿有：《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稿》、《表态之二》、《回答》、《关于服饰资料问题》、《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我为什么强调资料工作》、《大连会议事情》、《我为什么研究杂文物》、《我为什么搞文物制度》、《关于减薪事感想》、《劳动感想》、《我的检查》。从秋天到年末，写的交代材料还有：《文学创作方面检查》、《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我到上海后的工作和生活》，属于过去的历史问题。《全集》为避重复只选编二十篇文字材料，没有编入和已失的材料数量应该不少，以未收入《全集》的一份一九六六年冬天分章写的检查稿为例，首页注明共一百页，总篇幅估计达四万字。
《我的检查》是八月写的，交代解放以来的罪过，第一部分关于“对外放毒”，第二部分谈对“文革”的认识，第三部分检讨“思想上的反动性”。第一部分最具体，摘要如下：
一、关于对外服务的放毒作用，几年来历史戏的演出方面计有：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蔡文姬》、《武则天》；
曹禺的《胆剑篇》；
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
孔尚任的《桃花扇》(电影拍摄来谈过材料)。
二、十多年来，对高等院校历史文物教学资料室的建立，经我协助过的，计有：
1.长春人民大学历史教学资料室；
2.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学资料室；
3.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历史资料室；
4.吉林艺术师范学校美术史教学资料室；
5.南京美术学院教学参考资料；
6.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教学参考资料；
7.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有很多是我送的)和其教学资料；
8.中央音乐研究所陈列室古代乐舞绘画部分资料。
三、关于协助生产丝绸方面，计有：
1.南京云锦研究所；
2.苏州宋锦生产合作工厂；
3.东北柞蚕丝绸厂，及北京印染厂等等。
四、提供不健康妇女病态形象供生产上应用的，计有：
1.北京市绢制人形生产合作社；
2.北京市工艺研究所象牙雕玉部门。
这种种，都证明我是个封建文化的热心推广者，是个艺术上思想上的保皇派，越学得多，懂得多，犯下的罪行就越大。一切努力影响，只是想拉住青年往后瞧，走回头路。而不是照主席指示的向前看，迎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红太阳，创造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我的用意虽重在“古为今用”，但影响却很不好，我的错误是明明白白的。(27；200—203)
如果不是他被迫检讨，一一罗列相关的剧组、单位、部门，恐怕真没有人能搞清楚他的杂文物研究做过多少分文不取的义务服务。不过，“对外放毒”还只是罪过的一个方面，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罗列就可以交代过去的。
三、抄家
沈从文被安排每天打扫馆里的厕所，有时候也做些拔草之类的轻微劳动。馆里宣布，从八月起扣发工资，按家中每人十二元计发生活费，他每个月可以领取三十六元。
八月二十五日起，沈从文家接连被抄三次。此后的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共被抄家八次。
抄家，运动开始后风行全国的“革命恐怖”，可以随意用在一切牛鬼蛇神身上。沈从文家被抄没有什么意外，稍出意外的是，第一次抄家的队伍不是来自历史博物馆，而是从北京工学院来的工人造反派。沈从文的大儿子沈龙朱自打成“右派”后，就一直在学校工厂里做钳工，家里被抄先是由他这个“摘帽右派”而起。红卫兵押着他回去抄家，主要是想搜出点房契、地契之类的东西。他们当然搜不出这些根本没有的东西，却看到了很多书和唱片，就认为书和唱片有问题，特别是唱片，应该是沈从文收藏的“黄色唱片”。为了证明确实是他们以为的“黄色唱片”，这些不懂英文的红卫兵专门派人回学校请了一位英文教师，看过之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唱片还是被全部拿走了。挑头去抄家的是沈龙朱的一个姓马的同事，他把沈家人排成一排，听他训话。最后，红卫兵们逼着沈家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把书都塞进去，封存起来。
说到唱片，这里不妨简单补叙一下沈从文和西洋古典音乐的关系。沈从文无从接受音乐教育，就是泛泛的音乐常识，怕也说不出多少来；可是，沈从文和音乐的关系却超乎寻常地深切，音乐于他，不是一般所说的欣赏对象，而直接化为了他生命中的力量，甚至常常是当他的精神处于困顿、出现危机时能够给他以救助的力量。就凭他每每几乎是本能地向音乐求救这一点，足以说明“深切”是如何之“深”，如何之“切”了。
四十年代在昆明写作《绿魇》、《烛虚》、《潜渊》诸篇什时，是沈从文陷入对生命的抽象思考和具体感受之间的泥淖里苦苦挣扎、难以自拔的日子。这时节的沈从文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音乐，以《绿魇》第三部分“灰”为例，三次谈到音乐，每一次几乎都是祈求。“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札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好种芽。……”后来，他又对温柔体贴的主妇说：“我需要一点音乐，来洗洗我这个脑子，也休息休息它。普通人用脚走路，我用的是脑子。我觉得很累。音乐不仅能恢复我的精力，还可缚住我的幻想，比家庭中的你和孩子重要!”文章最后，又说，“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12；151， 155， 156)
一九四九年在精神从崩溃中恢复的过程中，音乐又一次显示出它在沈从文生命中的疗救力量。九月二十日给张兆和的信，可以看作沈从文对这一“非常时期”的自我总结，信开头就说：“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音乐帮助了我。说这个，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沈从文说到“十分离奇情形”，即真理、明知和善意的语言、压迫和冷漠，都不能完全征服自己，“可是真正弱点是一和好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 又说，“十余年来我即和你提到音乐对我施行的教育极离奇，你明白，你理解。明白和理解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可不知更深意义，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19；54， 55， 56)
这样一种“极离奇”的深切关系，显然不是靠通常的修习就能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还有一样东西也占据了如音乐般重要的意义，也和沈从文的生命建立了一种“极离奇”的深切关系，那就是水。读过《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的人，自然感受得到水对于沈从文意味着什么。几乎可以说，水成就了大半个沈从文，如果没有水，就真没有沈从文了。水是自然的，在沈从文那里，它也是人文的。而在沈从文的生命里，音乐如水，是人文的，也是自然的。音乐和水的“同质性”—譬如，流动不居；既具体可感，又极端抽象；等等—是靠生命的吸纳和感悟来证明的。如果能够理解水与沈从文的关系，音乐与沈从文的关系也大致可以理解。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沈从文在济南广智院早晨起来听到钢琴声，他在当天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20；29)几乎不用说，“澄清”既是水对于生命的作用，也是音乐对于生命的作用。
《烛虚》里说，“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12；25)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许多人都会说，正因为如此，许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只是空话，而沈从文说的是他生命中的事情。
家里有台上海牌收音机，在儿子的印象里，沈从文只要打开，听的总是交响乐。五十年代初，沈从文分期付款买了捷克电唱机，两个孩子由此开始买唱片。“唱片其实都是我和弟弟买的，是捷克、德国进口的，很好的三十三转的唱片。因为父亲也喜欢，我们兄弟每个人每月拿出工资的十几块、七八块买张密纹唱片，多半是交响乐、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4]这些唱片到被抄走的时候，大概积累了七八十张。
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没有想到，自己单位的“反动派”，反而被别的单位的红卫兵占了抄家的先机，于是也立即组织起来，接连抄了几次沈从文的家，把认为有问题的书籍、文稿、书信等，搬到前院的一个空房间，在沈从文在场的情况下，将其封存。后来封存的书籍、文稿等交给群众组织大联委的“沈从文专案组”，供整理沈从文的罪行材料用。
造反派认为，沈家不能住三间房，强行逼迫腾出两间，分给工人住。同住东堂子胡同的邻居李之檀记得，“这位工人便搬进了沈先生原住的靠东边的两间房子，将房内的书籍、杂物及部分家具搬出，堆放在院子里和台阶上。沈先生看到他家的硬木家具被放在院里东屋的房檐下，风吹雨淋，很可惜，便劝说邻居各家可以搬走使用。这样沈先生的房子，便只剩下了西头的一间卧室，屋后的小过道也没有了。堆在院中的书，则没办法解决，只好由表侄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作主，七分钱一公斤卖了废品”。[5]
沈从文当作女儿收养的沈朝慧被注销了户口，受胁迫离开北京回原籍凤凰，后来就在各地的亲戚间流徙，有一段时间到长春住在大姑妈家。
藏书尽失，儿女四散，一间小屋子，只剩下两个老人。
四、批判会
九月十五日，历史博物馆批判沈从文，沈从文获准记录。从这份当场的原始记录里，大致可以想见其时的情形：
A：不老实。即如此情况。发言写出来照念。谈到老了即下不了乡，三四十岁就差不多。本身是反动的，本质上是反党的。上岁数即不革命了吗？本质即反党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是老狐狸又滑又奸。群众[称]你为反共老手，一辈子，今天还一边学一边反。劳动也这样不老实。并不要求多，还是臭专家架子。不是劳动问题，还是臭架子。一向是周扬和齐燕铭[做]后台。还是特权思想，放毒，反攻，办不到。放一辈子毒，说写不了。作家写不了材料，是不想不敢暴露罪行。
B：应狠狠批判，对于运动不认识。是专政对象。几个月来□□。集训班第一次。建馆时人人大家日夜干，你无专责。学习时来请你，你来过几次？全国找上这种干部那有这种人？考虑一下。运动一来，是反共老手。在政协，也放黑话，[对]向达说，不为配助手。王冶秋说小心沈从文，一不×即写信[给]周扬。说生命有限，即威胁人。已成人民专政对象。劳动总事事照顾，必反工。擦桌子也不干净。吃过多少人民的饭，做了什么事。
C：解放以前是保守。这几天学习，还是反党的。主席说凡是……即反党。不是保守问题。根深蒂固的反党。干什么也[干]不了。可见平常在家什么也[做]不好。拔草也不好，纯粹是大寄生虫。如这样反党寄生虫，死了还好些。
A：宿舍多客人，不关门。怕，即心中有鬼(沾胡适问题，所以怕)。
D：社会主义睡大觉，检查了自己没有。三礼拜学习，才明白。保了你，三礼拜讲了多少黑话。有五十年文艺。还说是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今天不老实，即无出路，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打[倒的]当权派即为维护你而犯过错。五九年以后，反毛即多黑话。瞧不起毛主席，本来早应打倒。反共积极。在北大搞什么。解放前夕，和陈雪屏有关系。送×××小说看，腐蚀青年。把你捧上了天，眼中只有陈乔。后来只写齐燕铭派下来。这几年在政协游游逛逛，吃好住好。干了些什么？以历博专家，带青年逛景山。不想赎罪，滑不过去。不要想还有谁保护你。劳动也是，要增加一点劳动。从今天起看着你写。不交待。
A：不上班，不是剥削来的？
A：写大字报空洞，开现场会。
A：不自量，评主席著作。还放反动黑话。没有东西，只扣帽子。反对工农作品，好大胆。
A：是对主席思想反对。
D：范曾写过一首诗，颂扬备至。
A：在馆比天都高。 (22；21—23)
国庆节转眼就要到了，沈从文和一批受冲击的人被集中起来在机关内住，不许回家，并宣布了几项规定。沈从文记录如下：
1.五号晚上回去。
2.上午学十六条报纸等，下午写材料。
3.离开屋子得请假。
4.不乱说乱动。
5.屋中一切东西不要动。 (22；24)
《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被认定为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当然要批判；但只批判沈从文不足以表现彻底的革命激情，揪出“黑后台”进行批斗对红卫兵来说才更刺激。晚年沈从文在一次座谈会上还说起过这件事：“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6]
历史真是讽刺：一九四四年，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被视为延安“旧剧革命”的先声，毛泽东给他们的信里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7]但是到一九六三年，齐燕铭所在的文化部却成了毛泽东重点批评的部门之一，十一月，毛泽东以他特殊的语言风格，说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8]一九六六年《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按语中首次公开披露了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的具体内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越来越明确地被视为走向了他延安时期“旧剧革命”立场的“反面”，“文革”开始，自然逃脱不了被揪斗的厄运。
对于沈从文来说，讽刺还更深一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指的是历史题材的戏剧，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创造发明”地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也当成这种危害的毒草，哪里能懂得，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物质文化中的服饰一脉，要讲的恰恰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物质、创造的文化和历史。在隔壁小屋子里通过喇叭听批斗的他，在为牵连齐燕铭而深感不安的同时，也为这个巨大的反讽感到更深的悲哀。
沈从文的遭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的年月，还不是最悲惨的。八月中旬，他的老朋友巴金，在刚参加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也被隔离关进“牛棚”；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中，被抡着皮带的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杀，没有人说得清他投湖的具体时间；九月三日，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家中一同上吊自尽；同一天晚上，陈梦家，沈从文相识几十年的朋友，在北京家里自缢而死。据粗略统计，仅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大约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抄家，八万四千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9]沈从文家被抄了，女儿被赶走了，毕竟他人活着—幸存者将承受源源不断的凌辱和苦难而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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