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思想有早期与晚期之分，要说明阮籍的历史影响，不可不注意这一问题。对于阮籍的早期学术思想，明人张傅曾作过高度的评价："嗣宗论《乐》，史迁不如。《通易》、《达庄》，则王粥、郭象二注，皆环其内也。
以此三论，垂诸艺文，六家指要。网罗精阔。"（《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乐论》、《通易论》属于阮籍早期儒学方面的著作，《达庄论》属于阮籍晚年玄学或道家之学方面的著作。张傅评价是否合适，另当别论，但他注意到井指出了《乐论》、《通易论》的学术思想价值，可谓是有独到之见的。
此外，历史上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阮籍的学术思想的主要成就是在其晚年，而不是在早年。他晚年那种向往自由的、庄子式的思想旨趣，特别是那种做物轻世的狂放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简直使早年的阮籍显得暗淡无光。很自然，阮籍在历史上发生实际影响的，主要是他晚年的学术思想及人格形象，而不是早年的学术思想及人格形象。因此，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也应该把镜头对准在晚年的阮籍身上。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其影响之大，正如干宝《晋纪总论》所指出的："学者以庄、老为宗，谈者以虚无为辨。"就横面而言，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就纵面而言，它不仅支配了魏晋南北朝，甚至对后来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玄风"的盛行与影响，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玄学家作用的结果，而应该视为是所有玄学家"合力"所发生的社会效应，在这个"合力"效应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包含着阮籍的"分力"作用。我们所要着重指出的是，阮籍作为一个重要的和个性鲜明的玄学哲学家，显然又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影响与作用。
裴頠在对他之前的玄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时指出："是以立言借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晋书·裴頠传》）裴頠第一句话指责的是玄学士人那种崇自然而贬名教的玄学理论或玄谈，后两句话指责的是玄学士人仕不事事及毁弃礼俗的旷达行为或生活情趣。裴頠很确切地概括出了"玄风"的实际内容。但需要指明，尽管魏晋时期的玄学家都有崇尚老庄的倾向，但在不同的人那里，他们的思想旨趣和生活情趣并不完全相同，有人注重的是玄学的理论，有人则注重的是玄学的实践，从而表现为超世绝俗、旷达狂放的生活情趣或行为。据此，今人通常把玄学家分为玄论和旷达两派，认为何晏、王粥等人是玄论派的代表，阮籍与嵇康是旷达派的代表。①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例如，《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但就其基本的学术思想倾向看，他与何晏、王弼确有不同，他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对于概念的逻辑分析和哲学体系的建构方面，而注重的是一种旷达超脱的生活行为，表现为由玄学理论到行为实践的外化。也许正由于此，阮籍对于历史的影响，除了表现在玄学理论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近人刘师培正确地指出："两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① 范寿康认为，清谈分名理与玄远两派。玄远派内部又有尚理论的玄论派与重实践的旷达派之分。见《魏晋之清淡》第5 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
文，惟法其行。"（《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是阮籍对于历史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
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的纵情享乐。王隐《晋书》说："魏未，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鳃、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世说靳语·德行》注引）这种过分的放荡无羁的生活态度，不仅引起了当时儒学正统派的批评，甚至遭到玄学名将乐广的讥刺："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据史书记载，除了上述诸人之外，还有山简、阮修、毕卓、羊曼、光逸、阮孚、庚敳、张翰等人，也表现了一种纵情肆欲的生活态度。史书中有不少关于他们生活趣闻的记载。如，山简为荆州太守时，每临高阳池，未尝不大醉酪配而归，时人为之歌云："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世说新语·任诞》）阮修为阮籍从子，不喜与俗人应酬，"常步行，以百钱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世说新语·任诞》）毕卓与胡毋辅之交好，也十分好酒。据说，他任吏部郎时，饮酒废职，甚至乘醉偷窃他人藏酒，主人执而缚之，知其为吏部郎，于是释放了他。毕卓又与主人一起痛饮，醉酒而去。他自称自己所奉行的生活准则是："一手持蟹螫，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及注引《晋中兴书》）谢鲲以戏挑邻家女子，被邻家女子投梭而折断两颗牙齿，世人为之谣说："任诞不己，幼舆（谢鲲字）折齿。"（《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邓粲《晋纪》）
西晋时期的贵游子弟，其放荡行为大都类此，与林下之风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这些贵游子弟的狂放，只是追求**快乐的借口，他们并没有阮籍等人那样的生活感受，也无阮籍等人那样的玄远精神境界。他们仿效竹林名士之所为，只不过得其皮相而已。难怪戴逵批评他们说："元康之放，无德而折中者也。"（《晋书·戴运传》）但无论如何，我们不是从元康旷达派人士的身上，可以清楚地发见阮籍的影子吗？
在元康诸人那里，似乎也有个别人接近"大道之本"，得竹林之风的精髓，如张翰就是一个。《世说新语·任诞》载："张季鹰（张翰字）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同书《识鉴》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椽，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意尔，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刘孝标注引《名士传》说："司马齐王同辟（张翰）为东曹椽。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翰以疾归。"这个齐王司马阀便是西晋未年参与"八王之乱"的重要人物之一，后兵败被杀。可见，张翰"纵任不拘"，乃旨在"适意"，追求精神的逍遥；他纵酒狂放的生活态度，也旨在避祸，保全自己，这与元康时期那批贵游子弟单纯追求感官快乐是有所区别的，怪不得时人要称之为"江东步兵"了。
晋室南渡，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一代，清谈之风更盛，而纵情放荡的习气似乎稍有收敛。当时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对于永嘉年间的大乱，西晋王室覆灭的惨痛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识到仕不事事、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的极大危害。例如，应詹在给元帝的疏奏中以沉痛的心情指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远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于此也。"（《晋书·应詹传》）卞壶也对贵游子弟专事放达的生活习气，在朝庭予以激烈地抨击："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晋书·卞壶传》）但积重难返，那股放诞之风并没有止息，整个东晋一代，其风仍很盛行。《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嵇康、山涛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孝标注引孙盛《晋阳秋》说："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孙盛为东晋时人，他所生活的时代距魏未之世将近百年。
据孙盛的说法，竹林七贤所掀起的那股"玄风"，在当时社会上仍然有强烈的影响。从内容上看，这股"玄风"的影响不是在玄学理论方面，而是"肆意酣畅"的那种纵放无羁的行为或生活情趣。
东晋既亡，降及南朝，"玄风"似远不如以前兴盛，但其影响依然存在。
《宋书·羊玄保传》载，太祖赐羊玄保二子名曰咸曰粲，对羊玄保说："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之风"。《南齐书·张绪传》载，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何尚之传》载，何玄之称王球"正始之风尚在"。据北齐颜之推说："洎于梁世，兹风复阐。??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宏正奉赞大献，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颜氏家训·勉学篇》）所谓"兹风"，即系指魏晋之世所煽动起来的"玄风"。照颜之推的说法，在有梁一代，"玄风"又复隆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只要"玄风"存在，我们从中就依然可以看到阮籍的独特影响。例如，南朝陈郡袁氏以玄学著称者有袁豹、袁淑、袁粲、袁彖、袁宪等。据史籍记载，袁粲"负才尚气，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负郭，每杖策逍遥，当其得意，悠然忘反。"（《南史·袁湛传》）其生活态度与阮籍非常相似。又《南史·周朗传》载："朗少而爱奇，雅有风气。??朗寻丁母忧，每哭必恸，其余颇不以居丧常节。大明四年（460），上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诏曰：'朗悻礼利口，宜合剪戮??'"。所谓"利口"，当指周朗善于清谈。周朗的行径，与阮籍更为相似，简直是如同出一辙。袁桨、周朗的思想旨趣与生活态度，史书上没有明说为林下之风所染，也没有说受阮籍的影响，但不难发现其问有某种渊源关系。
阮籍的影响，甚至远播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例如，公元386 年，羌人姚苌取代荷秦，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公元393 年，姚苌之子姚兴即位。
这个时期，关中地区较为安定，学术文化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玄学也在思想界发生影响。当时士人里就有人很欣赏阮籍那一套旷达纵放的生活态度。
《晋书·姚兴载记》载："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北魏时期的洛阳深受"玄风"的影响，士人不但学风祖述南朝，而且也有人极力模仿南朝名士的生活态度，以玄远放达为高。《北史·邢峦传》载：邢劭"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邢劭与阮籍等竹林七贤的行事相似。又《北史·薛辩传》载：薛孝通外兄"裴伯茂性豪俊，多所轻忽。??孝通以裴宏放过甚，每谓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乐毅？'盖自许经论，抑裴做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魏书·文苑传》载，裴伯茂曾作《豁情赋》，其序略曰："故复究览庄生，具体齐物，物我两忘，是非俱遣，斯人之达，吾所师焉。"虽然薛孝通反对裴伯茂仿效阮籍、嵇康，但这正从反面说明了他们对后世的影响。裴伯茂对薛孝通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作出回答，但从他爱好老庄的学术态度，以及他那种"宏放自若"、轻世做物的生活情趣，也很容易看出他是很推崇阮籍的，至少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阮籍的痕迹。
北魏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国。东都邺下的"玄风"较之北魏时洛阳似乎更为兴盛，士大夫的生活习气也有颇类阮籍的。北海王听乃前秦名相王猛的玄孙，非常喜欢"清言"，其弟王晞"性闲淡寡欲，虽玉事鞍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阎，未尝以事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邀游，登临山水，以谈宴为事，人士谓之'方外司马'。"（《北史·王宪传》）史书没有明确他说王晞与阮籍的关系，但由王晞那种身在俗务，而心追自然的处世态度看，与阮籍十分相像。赵郡李元忠风流倜傥，他公开声称以阮籍为师。史载："元忠虽处要任，初不以物务于怀，唯以酒色自娱，大率常醉。??每言宁无食，不可使我无酒，阮步兵吾之师也，孔少府岂欺我哉。后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卿，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故。"（《北史·李灵传》）西魏虽然不及东魏"玄风"盛隆，但士人也深受时代风尚的影响。
特别北周平定巴蜀，吞并江陵后，大批南朝士族入关，直接影响了长安的学风与生活风尚。例如，长安京兆人韦晞的生活情趣就颇似阮籍等林下名士。
《北史·韦孝宽传》载：韦晞"志尚夷简，澹于荣利。??前后十见征辟，皆不应命。??所居之宅，枕带林泉。复对玩琴书，萧然自逸，时人号为'居士'焉。"周明帝也"号之曰'逍遥公，"。又《续高僧传》载：释亡命，原为南朝后梁僧人，后入北周长安，他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类玄学名士："吟啸丘壑，任怀游处。凡所凭准，必映美阮嗣宗之为人也。"这条史料可以说明，阮籍的影响已经不止限于世俗之士及其世俗生活，而且波及到佛教领域及佛教僧徒的生活。
由上所述可知，从魏晋之世到南北朝终的数百年间，阮籍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阮籍最主要影响是他的那种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或行为，士大夫对阮籍发生强烈兴趣的也主要在这个方面。
这无疑是阮籍历史影响的一处重要特征。阮籍的这种历史作用，似乎仅是一种"行为"，没有多少思想价值或文化价值可言。实际上，"行为"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或说是某种特定思想观念的外现，在其背后隐含着儒道两种文化体系或思想体系的矛盾，反映着自然与名教之辨这一特定的思想内容。只不过它不是以哲学理论的形式，或说以"辩名析理"的逻辑形式来表达时代的精神，而是在感性或行为实践的层面上透露出当时士大夫的理想、信念、追求。名士式的生活态度固然不像玄学理论那样可以提高或锻炼人的思维能力，但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生活的映现形式，它与玄学理论具有同等的思想文化价值。
隋统一中国，南北分割的局面宣告结束。玄学文化所依附的经济、政治不复存在，因此，玄学旷达派名士的那种虚无放诞的生活情趣或行为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现象也随之收敛，似乎在社会上再也难以掀起狂涛巨澜，但封建**主义只要存在一天，或许再加上人的本性似乎是夭生追求自由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仍然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和影响。陈柞明说："阮公《咏怀》，神至之笔。??悲在衷心，乃成楚调；而（陈）子昂、（李）大白同为古诗，共相仿效，是犹强取龙门愤激之书，命力国史也。"（《采菽堂古诗选》卷八）这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评论陈子昂、李白诗作与阮籍《咏怀诗》的渊源关系。陈柞明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可暂且置之一边，但就李白的行事或生活情趣，确与阮籍有相似之处。史书上说："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有超世之心"，后因政治上的失意，于是"浪迹江湖，终日沈醉"。（《全唐诗》李白诗题首）李白一生蔑视权贵，不以礼自守，颇具阮籍式的狂放简做之气。其《嘲鲁儒》诗云："鲁儒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中。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这与阮籍在玄学二论及《咏怀诗》第六十首中对礼法之士的丑陋、虚伪、无能的揭露，真可谓是异曲同工。李白《赠闾丘宿松》诗云："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李白与阮籍一样，一生政治上失意，他可能是深测"主人之情"的。李白诗里屡有讽诵阮籍之句，说明他对阮籍的故事是十分熟悉的。以上的这些情况，虽然还不能肯定李白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就是仿效阮籍，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
阮籍对后世的影响，从下文所说的历代对他的评价中也可以得到说明，所以这里就不再详说。需要进而指明的是，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以及由此所构成的那种特定人格形象，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经过历史长期的沉积，似乎演变为一种"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人格典型，我们固不可以说他就是阮籍以文学形象形式的再现，但在他身上确实可以看到阮籍的影子。《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别号"梦阮"，所谓"阮"即是指阮籍。他的挚友敦诚给他的赠诗称："步兵白眼向人斜"，追忆他的诗句也有"狂于阮步兵"，认为曹雪芹为人处事的狂捐态度极似阮籍。①这说明，曹雪芹与阮籍的思想旨趣或生活情趣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也许正由于此，在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苦心孤诣所塑造的贾宝玉这个文学典型身上，可以处处看到阮籍的思想及人格的遗传基因。《红楼梦》开卷不久，就借贾雨村之口，把"天地生人"分为三个类型，即除了"大仁大恶"两类之外，还有一类："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第二回）曹雪芹把阮籍与贾宝玉都归于第三类。《晋书》本传称阮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阮籍"痴"于情性之真，心灵之自然。
贾宝玉的人格形象也是"痴"，他"情痴情种"以至于"乖僻邪谬"，完全有异于世俗之情。我们从贾宝玉对待女孩子的同情、爱怜的纯真态度，不能不使人联想阮籍对待"邻妇"和"兵家女"的态度；从贾宝玉不喜贺吊往来，厌恶与俗人作庸俗的应酬，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对人善作"青白眼"；从贾宝玉不愿格守父师所训，讽刺"仕途经济"之士为"利禄蠹虫"，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蔑视礼法及其对礼法士君子的激烈批评??所有这些，除了说明曹雪芹深受阮籍的影响外，同时也可以说明阮籍的生活情趣及其人格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意义。
① 参见周策纵为周汝昌《曹雪芹小传》所作的《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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