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魏晋典午之世这一特定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文化活跃背景下而诞生的一组古代士人群体。他们的思想和人格既有同也有异，就像一块具有多个镜面的晶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折射着时代的精神面貌，映现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种基本特征。
第一，包括阮籍在内的竹林七贤，共同凸现了玄学哲学中自然与名教之辨这一时代思想主题。不过，他们对这个思想主题的反映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在竹林诸入中，山涛、阮咸、王戎，甚至包括刘伶在内，他们只有"言"和"行"而没有"论"，其思想倾向不是由哲学理论的形式来表现的，而主要通过一些言论和行为来表现的，或说由体现在言论和行为方面的人格形象来表现的。阮籍、嵇康、向秀三人不止有"言"、"行"，而且有"论"，他们是竹林七贤中的真正玄学哲学家。阮籍和嵇康在思想方面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向秀则在思想方向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这两种思想观点，大体上代表了竹林七贤的两种基本思想倾向。王戎的思想倾向比较明确，与向秀基本相同。山涛"性好老庄"，有某种崇尚自然的思想。尽管他在哲学理论方面没有涉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但从其一生的形迹或生活态度看，对名教事实上有颇多的肯定，就此而言，他的思想应该说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综合。刘伶的行是典型的"妄行"，他的《酒德颂》可谓典型的"妄言"，他的思想倾向有着鲜明的越名教的而任自然的特征。阮咸不仅无"论"，甚至也无"言"，但从他的酗酒狂饮、放荡无羁的"妄行"看，其思想当属于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的一路。竹林七贤对于自然与名教关系的理解和态度是如此之不同，这也可以说思想解放的一个象征吧。
第二，与崇尚自然的思想倾向有关，竹林七贤的生活情趣都表现为追求自我解脱的趋向。其间的区别，只是形式的而不是本质的，至少对于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在竹林诸人中，阮籍、嵇康贬斥名教而崇尚自然，试图超越现实，在名教之外寻找自我精神的解放之路。向秀、王戎综合儒道，强调立足于现实，在名教之中探索精神的自由。刘伶、阮咸尽管有着追求感官快乐的倾向，但就其基本的生活情趣来说，与阮籍、嵇康大体相似，即企求在现实之外寻找一席安身立命之地。即使是山涛，虽然他有明显的建功立德的世俗化倾向，但实际上也有寻求精神解脱的一面。这不仅从其早年的"隐世"态度可以得到说明，而且从晚年官位显赫，但仍然韬晦自守、"不与时异"的生活宗旨或行为方面也可能得以说明。这种奇特的思想现象，从社会根源上说，乃是生活于**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企图摆脱现实的压制而又无力摆脱的表现。因此，竹林七贤的生活情趣，从表现上看是玄远、洒脱、自由的，实际上是苦闷、焦虑、彷徨的，它深刻地折射着时代的苦难和封建**主义的不合理性。
第三，竹林七贤的人格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分裂。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切有理想抱负和正义感的士人都属于社会的精英。在现实的压迫下，当着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必定会引起身心的矛盾与冲突。竹林七贤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相同，他们的理想尽管并不完全相同，但无疑都会发生理想途径受阻的感受，从而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人格分裂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除了阮籍、嵇康之外，在其余的五人那里，事实上只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没有"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冲突。这是他们的人格结构与阮籍、嵇康双重人格结构的不同。
那么，如何认识与评判竹林七贤的现实人格呢？在山涛身上，虽然也有道家思想影响的迹痕，但总体上看，这种人格代表着或反映着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最为普遍或典型的特征。山涛所代表的这类人格的主体奉行"穷居达济"的儒家信条，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能审时度势以决定自己的出处，这既是维护**存在的理想方法，也是其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史书说山涛"有识"，很可能是指此而言。但是，从另一面说，这类人格对现实缺乏一种抗争的精神，这不免令人惋惜。刘伶、阮咸的人格是在现实的高压下，并主要是受道家思想文化的熏陶而发展起来的人格。这类人格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实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对礼教猛烈的批判精神，因此，它具有独立人格或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这类人格是通过回避现实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的反叛的与批判，它的超世态度具有严重的消极意义，此可谓真正的"无用之材"。向秀、王戎的"混世"人格，既缺少山涛的积极用世精神，又缺少刘伶、阮咸那种与现实不合作的精神，它除了以曲折的方式反映着时代的苦难和现实的不合理性有所价值之外，在其他方面似乎是最不足取的。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双重人格，在中国古代士人中间也很有代表性，特别是在社会秩序失控和政治环境失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类人格主体在风雨如晦的封建**势力的强压下，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品格，与不合理的现实作坚韧的抗争，其人格价值是不应当否定的。但是，它的抗争不是通过与现实正面冲突的方式（嵇康的最后结局及行为是个例外），而是通过改变外在人格形象的曲折方式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就使得他们的人格令人遗憾地带有软弱的色彩。我们在上章对阮籍的人格已有详尽的分析，所以这里不再多说。总之，这几种不同的人格对现实的不合理性都具有一定的揭示的意义，而且都或强或弱地表现为与现实背离的倾向。但是，他们对现实的背离与揭露都很少发展到与现实激烈抗争的道路上去，事实上容忍了现实不合理性的存在，这是上面几类人格的共同缺陷。人格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竹林七贤这几种人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缺陷。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极力追求真理、理想、正义乃至为之献身的志士仁人，他们作为一种卓特的人格，乃是儒家思想文化中"志于道"这一核心观念的凝淀结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但儒家"穷居达济"的思想结构也有严重的缺陷，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与道家的隐世精神相契合，从而构成一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结构。竹林七贤所代表的人格，就其形成的文化根源说，主要是儒道两种文化交互熏陶与作用的结果。
竹林七贤的人格结构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着中国古代以儒道互补为基本格局的思想文化结构的缺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一缺陷，从阮籍的人格结构中可以得到说明，从竹林七贤中其他人身上也可以得到说明。不过，需要声明的是，上面所说的仅仅限于竹林诸人身上，而且仅仅限于他们的人格结构局面。这一点，想来我们不说也不至于引起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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