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东晋时袁宏作《名士传》，把自曹魏以来的名士分为三个时期。《名士传》今已不存，《世说新语·文学》有"袁伯彦（宏）作《名士传》成"条，刘孝标注说：宏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止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濬冲（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楷）、乐彦辅（广）、王夷南（衍）、庆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卫叔宝（玠）、谢幼舆（鲲）为中朝名士。显然，袁宏的划分着眼的是玄学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可是，所谓"竹林"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或历史概念，其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并不完全明确。我们这里所说的"竹林"时期，主要是沿用历史或传统的说法，借以标定阮籍晚年生活的这段历史。大体上说，其上限定在嘉平元年（249），下限定在景元四年（263），亦即阮籍卒年。这不仅是阮籍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活动时期，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时期。
（一）关于"竹林"几个问题
竹林七贤或竹林之游是当时统治阶级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如上所述，正始十年，司马氏发动"典午之变"，给曹氏集团以沉重打击，基本上控制了政局。但司马氏集团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乘胜前进，对异已势力大砍大杀，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史籍记载了以下几个重大事件：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废齐王曹芳，改立楚王曹彪为帝，企图迁都许昌，以谋求摆脱司马氏对曹氏皇室的控制。谋败，王凌被夷灭三族，楚王曹彪也遭杀害。嘉平六年（254），少帝曹芳亲自出马，与中书令李丰、唇父张缉、黄门监苏烁、永宁宫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谋以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事泄，李丰、夏侯玄等八族被夷灭，曹芳被废，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肝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征东将军诸葛诞又以淮南兵反，均先后被司马氏以武力镇压下去。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谋诛司马昭，事败被杀，司马昭改立常道乡公曹矣为帝，至此，曹氏集团的势力被消灭殆尽。景元六年（265），司马昭死后不入，其子司马炎即代魏称帝，工式建立晋朝。司马氏在这一步步篡权的过程中，对反对派的镇压是极其严厉和残酷的，可谓是杀人如麻。腥风血雨般的政治气氛，给士人的心灵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识者虑有危机"（《世说新语·规箴》注引《名士传》），人人自危，朝不虑夕，普遍对自己的命运和生命感到极大的忧惧。这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士入对肚事往往是讳莫如深，唯恐避之而下及。于是，一般借助于清谈形式以回避政治的退隐之风盛行开来。
阮籍、嵇康等人，基于对世事的共同感受和对自身生命的优虑，共结为"竹林之游"：①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 康少亚之。预此契旨，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然而，在司马氏的屠刀下，要想摆脱政治是很困难的。由于政治的强制力，正始以后不久，竹林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走向山林去做超世的隐士，而是先后出山做了官。害怕卷入政治纠纷而又无法远离政治的矛盾，使得阮籍诸人不是表现为一般的"退隐"或"出世"，而是表现为一种奇特的"世隐"或"朝隐"式的生活态度。他们身在庙堂，却又标榜心在山林；虽然身任官职，却又"仕不事事"，遗落世事。他们"口出玄远".借清谈以表示自己远离政治。他们或酣饮纵放，或服食求仙，以掩饰自己对现实的失望和内心世界的苦问。竹林诸人的精神风貌、政治态度和生活情趣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是极具有代表性的，这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的特定的社会现象。关于"竹林之游"，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说明：第一，"竹林之游"形成的时间和过程。丁冠之先生指出，正始未年，曹氏和司马氏集团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曹爽专擅朝政，排斥司马氏，司马氏伺机反攻，终于在正始十年给曹爽及其党羽以致命打击。在这种形势下，"七贤"的主要人物对政治部采取了回避态度。"正始未年以后，他们并居山阳，退隐清谈的风气就形成了。"① "竹林之游"的成因很复杂，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又有玄学思潮方面的原因。这里仅就前者而言。
①对于竹林之游形成的具体时间，当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有一点相同，即都倾向于它形成于正始之后。丁冠之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明确地把它的形成定在七贤"并居山阳"期间，这个说法大体是可信的。我们所要补充说明的是，"竹林"不是形成于一时，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酝酿和聚集的过程。
《晋书·山涛传》载，山涛"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向秀为"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瞧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世说新语·贤媛》说："山公与槛阮一面，契若金兰。"《晋书·王戎传》载："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所。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细绎上面几条史料，可以设想竹林形成的过程。山涛与向秀为同乡，可能二人相识较早。山涛、向秀后遇嵇康，于是相交为友。阮籍与阮成为同族，用不着说，他们早就认识，阮籍与王戎早在正始未年即为忘年之交（参见上文）。最后，山涛、嵇康又与阮籍相遇，山涛佩服嵇、阮二人的才致，嵇、阮二人佩服山涛的见识，遂结为至友。山、嵇、阮是竹林七贤的中心人物，他们的相识，意味着"竹林之游"的正式形成。
在七贤中，唯有刘伶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不大清楚。《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云，阮籍自求为步兵校尉，"入府舍与刘伶酣饮。"阮籍任步兵校尉一职在"竹林之游"形成之后，不可能此时才与刘伶初识，但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以酒相交较早，刘伶是通过阮籍而与竹林其他人相识的。
"竹林之游"正式形成干何时呢？《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阮籍等"游于竹林，号力七贤。"又《集圣贤群补录》（下）说，竹林诸人"在嘉平并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嘉平（249-254）是魏帝曹芳的年号。根据上面的两条史料可以确定，"竹林之游"当正式形成于嘉平年间，且在七贤并居山阳之时。问题的关键是并居山阳的具体时间。嵇康所居的中散大夫是个闲职，有可能早就寓居在山阳。
检山涛行止，他为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年四十始任本郡主薄之职。曹爽被诛前年，鉴于司马氏与曹氏之争，"遂隐身不交事务"。司马师于嘉平三年（251）执政后始出仕。（《晋书·山涛传》）山涛隐居之地可能在其故居怀县。怀县与稽康寓居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县）并在黄河以北，两地相距不会大远，可能来往甚便。由此可以断定，山涛参与山阳"竹林之游"必定在其被司马师征辟之前。阮籍在曹爽被诛后，曾被司马懿辟为从事中郎。嘉平三年，司马懿卒。第二年，复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唯于此时有一段闲居的时间，有可能到山阳去。又《晋书·嵇康传》载："（王）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温之色。"此处所说的"二十年"可能有误。嵇康卒于景元三年（262），王戎时年仅二十九岁。照"二十年"推断，则其与嵇康并居山阳时还是**岁的小孩子，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参与"竹林之游"当然是不可信的。因此，"二十年"的"二"很可是衍字，"二十年"或为"十年"之误。如果这个推断不误，那么，王戎与嵇康在山阳并居时当在嘉平三年，这正与山涛的隐居时间及阮籍问居时间吻合，也与《集圣贤群补录》的说法相契。而此时刘伶、向秀、阮咸、王戎似乎均未出仕，他们完全有可① 丁冠之：《嵇康》，《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161、162 页。齐鲁书社1980 年版。
能到山阳去。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大体确定，"竹林之游"酝酿于正始末年，于嘉平三年前后正式形成"并居山阳"的局面。
第二，竹林七贤的活动方式及其存在期限。"竹林之游"从正始起到嘉平三年正式形成后，很可能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历史上所说的"竹林之游"，不能仅仅理解为七贤并居山阳、酣饮于竹林之中一段时间，只是因为这段时间竹林诸人可能聚集的机会较多，活动也较集中，所以史籍称之为"竹林七贤"。实际上，"竹林之游"既非一时，也非一地，甚至也不是七个人常聚在一起活动，相反，倒是在不同地点以分散活动的方式较多。《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向秀）常与嵇康偶锻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向秀与嵇康的锻铁地址大概在洛阳城外的"柳林"中。《世说新语·简傲》载，钟会"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于期力佐鼓排。"注引《文士传》说，稽康"家有盛柳树，??恒居其下做戏，乃身自锻。"又《世说新语·伤逝》说，王戎乘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言，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炉，竹林之游，亦预其末。"黄公酒垆也很可能在洛阳城外①，只是具体地点不详。《世说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晋书·刘伶传》载："（刘伶）不妄交游，与阮籍、稽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可见，竹林七贤集中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多是三五人相聚而清谈饮酒。其活动地点也不固定，除了山阳一地外，尚有京师洛阳，而在洛阳至少知道有"黄公酒垆"和"柳林"两处地址。
明确了竹林活动的特点，我们可进而考察"竹林之游"是何时结束的。
嘉平四年（252），司马师继其父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年，阮籍做了司马师的属官。大概在这一年，山涛接受司马师的劝告，不愿再做隐居山林的"吕望"，也出山做了宫。（《晋书·山涛传》）此后，嵇康也到洛阳居住。①大约在嘉平四年或嘉平五年期间，竹林七贤在山阳并居的活动宣告结束，交游的地点由山阳传到洛阳。在洛阳，竹林七贤大部分人的活动方式可能仍以酣饮清谈、遗落世事为基本特征。他们的活动，可能一直延续到甘露三年（258）。这年，稽康或因得罪司马氏的宠臣钟会，又拒绝司马氏的征辟而遭到不满，被迫离开京师而避祸河东。嵇康离开洛阳到他被司马昭下狱杀害之前，可能一直没有回到过京城洛阳。嵇康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之出走意味着"竹林之游"的正式终结。但需要指明，嵇康离开洛阳并不意味着竹林其他人交游的结束，也不意味着竹林请人生活态度的改变。其中除了个别人的情况稍有例外（如山涛），而在大多数人那里，那种独特的生活态度似乎是一直延续无变。第三，关于"竹林之游"的性质。竹林七贤既无政治纲领，也无明确的固定的学术宗旨；既无固定的活动地点和时间，也无确① 关于王戎经黄公酒垆事，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其事可能虚构，但其地或可为真。侯外庐说："嵇康在洛阳，也常与人们在那有名的'黄公酒垆'饮酒。"（《中国思想史》第三卷第五章第一节第158 页）此取侯外庐之说。
① 刘汝霖把嵇康锻铁、钟会造访桩康而遭冷遇二事定于嘉平五年。（见《汉晋学术编年》下册第7-9页）
依此推测，嵇康到洛阳居住当不晚于此年。
定的组织形式，就此层意义而言，他们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或学术团体。②"竹林之游"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以逃离现实、保全自身的生命力目的，以清谈饮酒为基本活动方式而结合起来的一个带有"俱乐部"色彩的临时聚会。但竹林七贤并不仅仅是一帮放纵任达的猖狂之徒，他们大部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主见。在其逃离政治的避世倾向背后潜藏着的是对世事的关注。除此之外，他们还代表着玄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竹林七贤的思想倾向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者沿着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继续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综合；或者崇尚老庄，鄙弃儒学，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他们不但在内部常常有思想上的交锋，而且也常常与外部的人进行辩论，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思想资料。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例如，阮籍、嵇康、向秀等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竹林时期，其思想成熟也多在此时。从这一特定的层面而言，"竹林之游"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之外，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准学术性质的团体，至少他们的活动带有某种学术性质。
② 参见丁冠之：《嵇康》，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评传》第二卷第161 页。
（二）政治上的彷徨与矛盾
阮籍并不是一个毫无政见、是非不分的胡涂士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无疑对司马氏的专断横暴和阴谋篡权行为是不满的；但或许与性格上的软弱有关，他又无勇气表示公开反抗，因而在与司马氏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若即若离、敷衍游戏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曹氏王室是"正统"所在，再加上父辈与魏室的臣属关系，阮籍很可能对之抱着某种同情的态度。
但曹氏集团的**、无能，又不能不引起阮籍的失望，因此，阮籍并没有公开站在曹氏集团一边而成为它的殉葬者。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阮籍，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试图走一条超脱政治与世事的道路，但现实的强力又使他无法从世事中真正抽身。因此，徘徊徬徨、犹豫不决成为他的政治态度的基本特征。
1.被迫出仕。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如上文所说，大概在"典午之变"的当年，阮籍就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在竹林时期的七贤之中，阮籍的出仕是较早的一个，这大概除了与他的年龄相对较长之外，也当与他的声名隆盛而深受司马氏的注意有关。关于阮籍出仕的原因及其过程，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阮籍的性格，他之出仕很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典午之变"，司马懿一举诛灭曹爽、何晏等八族，前后共杀人汁三千之多，以至于造成"名士减半"，天下震动的恐怖局面，这无疑对当时士人的心理压力是极为强烈的。另一方面，司马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进一步瓦解曹氏集团的力量，对一些人大概也实行了威胁、利诱、拉拢的策略，格康的声望并不比阮籍低，但可能与曹氏有姻亲关系，且早就做了朝散大夫，所以司马氏当时大概没有怎么打他的主意。阮籍早就养成了极高的声名，而且就他拒绝曹爽征辟一事，显然在司马氏看来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靠到曹氏集团一边，所以，很自然成为司马氏注意和拉拢的对象。对于一个手无寸权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想象出，阮籍是很难抗得住司马氏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如果说，在正始时期相对宽松缓和的政治气氛中，知识分子的出处尚有某种相对自由的话，那么，在竹林时期极为严厉与恐怖的气氛中，这种自由恐怕是丧失殆尽了。这只需看一看竹林诸人或者被迫出仕，或者拒绝合作而被杀，就足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如，《晋书·山涛传》载："（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
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山涛在曹爽被诛前，因怕牵连到政治旋涡中而一度隐退。这次复出是在曹爽被诛后，司马师的劝告显然具有威迫的意味。向秀的出仕更有被强迫的性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向秀与嵇康关系极为密切，他这次应辟到洛阳见司马昭，显然与嵇康被诛后的严峻形势有直接关系。嵇康被杀，司马氏的借口是不孝，但实际原因是他拒绝司马氏的征辟而遭到忌恨。《魏氏春秋》载："大将军（司马昭）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于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汤武，大将军而怒焉。"（《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以上儿条史料说明，当时士人的出处是身不由已的。以理推之，阮籍的出仕似也不会例外。阮籍出仕后，政治上对司马氏一直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由此也可以说明上面的设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2.对嘉平六年废立一事的态度。
司马懿于嘉平三年（251）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这一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并改年号为正元，在君主**度下，废立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天大之事，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当时朝野上下的注意和震动。对于这场事变，阮籍究竟取何种态度，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他自己所作的诗赋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端倪。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同年秋天，阮籍写了一首《首阳山赋》①，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不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
肆寿天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伐纣，伯夷兄弟表示反对，批评武王说："以臣拭君，可谓仁乎？"后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称赞伯夷兄弟是"积仁洁行"，孔子称赞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而阮籍一反前入之见，"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并直斥伯夷兄弟之行是"肆寿夭"、"竞毁誉"，不得"称乎仁义"。阮籍对伯夷兄弟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评价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司马师废齐王，其借口是齐王不亲万机，耽于内宠、**宫室、不亲不孝，打的是匡扶帝室的旗号。（见《三国志·魏志·齐王纪》及裴松之注）这与武土伐纣时所打的除暴安民的旗号恰好相同，阮籍批评伯夷兄弟之行，表面上似乎是对司马师行废立之事的肯定和支持，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正话反说。否则，这首赋的首段为什么要极力宣染一种悲凉、沉闷、孤独、无可奈何的气氛："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时将暮而无涛兮，虑凄沧而感心"；为什么作者与伯夷兄弟一样，分外重视自己的自然真性："信可宝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赋中"秽群伪之乱真"一句，我们很难与伯夷兄弟之行联系起来，而使我们想到的倒是司马氏一伙包藏祸心、以假乱真、虚伪丑恶的卑劣行径。
说到此，使人不由联想到阮籍的《咏怀诗》第十六首的内容。诗中写到：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据何焯所说，所谓"是时鹑火，日月相望"，隐指司马师于嘉平六年行废立的时间，断定"此诗正指司马师废齐上下也。"（《义门读书记》）诗中极力烘托着一种凶恶横暴、凄惨严厉的气氛，这难道不正是对司马氏专权当道、残杀异已、妄行废立的真实写照吗？
阮籍与伯夷兄弟一样，都处于鼎革之世，但他所遇到的司马氏父子却没有周武王那样的宏量，因此，他既不能像伯夷兄弟那样直接对司马氏的行径表示反对，又不能学伯夷兄弟走隐居采薇的道路，只好借批评伯夷兄弟以自我解嘲。从内心来说，他对司马氏行废立之事是反对的，而对伯夷兄弟是肯① 该赋序语云："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据文中语气，此赋似为追忆之作。
定的。他的《咏怀诗》曾多次提到"首阳山"①，可见，伯夷兄弟的高德洁行在他的心灵中曾引起了强烈共鸣。如在另一诗中，阮籍极力赞扬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咏怀诗》第十三），表示了对这两位采薇西山，义不食周粟古代高士的崇拜与向往。可以说，这里才是阮籍内心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真实流露。但令人痛惜是，在阮籍自己所处的时代，不仅不能对像废立这样的大事公开表示异议，甚至连做伯夷的可能都没有，这岂不是对司马氏的专横残暴更为辛辣的讽刺吗？
3.自求东平相和步兵校尉。
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大概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晋书·阮籍传》载："及文帝辅政，籍常从容言于帝曰：'籍生平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一次主动提出的要求，并且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其中肯定有某种政治方面的原因。
李白《赠闾丘宿松》诗云："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指的就是阮籍此事。陈伯君先生指出，阮籍称"乐其风土"，可是，"今观此赋，无一语道其风土可乐者，反之，则极道其风土之恶，甚至谓'孰斯邦之可即'，可见籍当时对司马昭之语，不过托辞求去。"（《阮籍集校注·东平赋》题解）那么，阮籍之"情"或"托辞"背后的真实用心何在呢，阮籍原来历任司马氏的属官从事中郎一职，虽然在君主**的封建社会，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傅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人都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臣仆，但按照汉魏时期的官制或惯例，他与司马氏有门生故吏的关系，直接隶属于长官，只对长官负责，对皇帝并不直接负责或发生关系①。阮籍当时所担任的散骑常侍之职是皇帝的侍从散官，关系很接近，在政治上与皇帝有直接的臣属关系。阮籍以从事中郎转为散骑常侍，意味着由司马氏的属官转为皇帝的臣属，这一转变大概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按照原来他与司马氏的关系，担任散骑常侍之职后，他实际上应该成为司马氏的耳目；司马氏给阮籍安排这个职务，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方面的意义。但以阮籍的性格和为人，他担当这个角色一定感到很为难。如果按照阮籍的新官职的要求，在道义上又应该为皇室效忠，这无异是把自己置于司马氏的政敌地位，对于阮籍来说，这等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竹林七贤论》说："高贵乡公以（阮籍）为散骑常侍，非其好也。"（《艺文类聚》卷四八）阮籍下愿作散骑常侍，决非仅仅是个兴趣爱好问题，而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内容。明白了这层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阮籍自求到东平去，只不过是他摆脱政治困境的借口。他在东平相任上，其政绩仅仅是拆毁了东平相府的一堵影墙。史书上所谓"法令清简"或"教令清宁"①，大概是虚饰之词。其实，十余日的① 据统计，《咏怀诗》里至少有第三、九、十三、二十六四首谈及伯夷隐居首阳之事。
① 参见周修强：《君臣之义及其衍化》一文，载《中国青年报》1988 年2 月 26 日。
①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名土传》说，阮籍在东平相任上是"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工夫，甚至连衙内的凳子都不能坐热，又如何谈得上政绩呢？阮籍这种近于游戏的政治态度。在时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名士"的风度，实际对于阮籍自己来说，这里面隐含着难言的苦衷，对于司马氏来说，似乎也担心阮籍做散骑常侍，真的与曹氏王室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对于阮籍的作东平相的请求，当然表示欢迎。
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①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二次主动请求。《晋书·阮籍传》说："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力步兵校尉。"步兵校尉原为汉武帝所置京师屯兵八校之一，执掌上林苑门兵，地位很重要。
东汉以降，此职在军事上的地位己不重要，且常以文士担任。魏晋时期，步兵校尉大概并不真正掌握兵权。②阮籍自求此职，大概与自求东平相一样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本来对司马氏的行径就不大满意，可是连续担任司马氏三人的属官，这不免又给人以与司马氏集团大接近的形象，这不仅违背的自己的心愿，而且也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因此，阮籍必然要设法摆脱这种困境。
而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对于阮籍来说，步兵校尉恐怕是他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争最合运不过的职位了。阮籍求任步兵校尉自说是营厨里有美酒，其实这也是借口，在这个借口后面掩盖着的是他企图摆脱政治麻烦的目的。在阮籍一生的仕官生活中，他担任步兵校尉一职的时间最长，计有亡八年之久，且终死没有升职与转职，个中原因是值得玩味的。从主观上说，他大概感到担任此职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回旋，所以再也没有主动提出转职。
4."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
可以说，在整个竹林时期，阮籍始终采取的是一种"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或者更确切他说，他对司马氏采取的是一种敷衍或游戏的政治态度。
由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理解到这一点。
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后，依然保持着与司马氏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晋书·阮籍传》说："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世说新语·简做》说："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籍虽然不再担任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但还是经常到大将军府去，并不表现为对司马氏关系的疏远；而在大将军府上又每每狂放不羁，不以礼法自拘。这当然是出于"保身"之目的。阮籍虽然奉行这种超脱政治的"走钢丝"策略，但并不能完全超脱政治，不仅有些问题必须做出抉择，而且事实上危险还是不时地向他袭来。如史书上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晋书·阮籍传》司马昭求婚于阮籍，除了门第观念之外，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阮籍答应了这门婚事，无异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了司马氏集团，这当然是个难题。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谋士，稽康被杀之因，除与他公开表示和① 刘汝霖把阮籍自求任步乓校尉时间定在这年，且有详细考证。见《汉晋学术编年》下册第19-21 页。
② 参见白化文：《阮籍·嵇康》第12、13 页注。
司马氏政治上不合作一事有关外，也与钟会的进谗有某种关系①。因此，阮籍不得不以纵酒的办法进行自我保护，摆脱困境。
但是，阮籍纵酒的策略并不完全可靠和有效，相反，却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疾恨和攻击，反而带来更大的危险。《晋书·何曾传》载：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司马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力我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何曾的批评和建议对于阮籍未说，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司马昭打着"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而阮籍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这种"不孝"行为，正是触犯了司马氏的大忌。嵇康的至友吕安被杀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牵涉到了这个问题。①大概由于阮籍"至慎"、"出口玄远"，从来不对具体事情或某个人发表意见， 且与司马氏有过长期的僚属关系，不像嵇康、吕安那样或"刚肠疾恶"或"性烈"，对司马氏表示公开的反对，才保住了自己的脑袋。
不过，阮籍"口不论人过"，借酒装湖涂，并不等于是非不分，无所好恶，没有丝毫的正义感。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能真正忘怀政治或世事，其是非好恶还是相当明确的。《咏怀诗》第三十九首写到：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疆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诗中所写的"壮士"，作者没有点名确指何人。但从诗的内容可以知道，他是个封疆大吏，受命远方，后来"身死魂飞扬"，壮烈地战死了。阮籍盛赞这位"壮士"临危不惧，效命战场，肯定了他"忠"、"义"双全的品格，指出他的气节必将获得后世的敬仰，他的英名一定会流芳百世。阮籍崇尚"忠"、"义"，与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天下"正好相反。在魏晋禅代之际，这位忠臣义士不可能是司马氏集团的人，大概只能属于皇室势力的人，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丹丘俭、王凌、文钦、诸葛诞等因反抗司马氏而被杀之士。
清人陈祚明指出："此岂咏公孙（疑"诸葛"之误）， 丘之流邪？"（《采菽堂古诗选》）曾国藩更为明确地指出："似指王凌、诸葛诞、丘俭之徒。"（转引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淮南三叛，嵇康盛赞管、蔡①，而阮① 据《晋书·嵇康传》载：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说："康欲助舟丘俭起乒，赖山涛不听。"又说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漠。"劝司马昭除之。司马昭信之，乃诛嵇康。
① 《魏氏春秋》载："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
① 嵇康著《管蔡论》，文中盛称管、蔡忠于王室，力辩二叔无罪。张采说："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氏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氏也。"（《汉魏别解》）
籍则讴歌"壮士"，二人的文字不同，但其意皆在讥刺司马氏之凶、痛惜魏氏王室之衰，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5.《劝进表》与阮籍之死。
阮籍晚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政治问题。从正始末年到魏帝陈留王景元年间，司马氏父子三人内诛朝臣，外平三淮，朝廷内外的异己势力几乎铲除殆尽，经过二十多年处心积虑的经营，篡夺曹魏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以此证明他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不得已而为之。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拟写《劝进表》大概不是他的分内职责，可是却指定由阮籍执笔，这无异于逼迫阮籍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明确表态。阮籍对此大概也是很清楚的。《晋书·阮籍传》载：会帝（司马昭）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
辞甚清壮，为时所重。从这段史料看来，阮籍大概仍想用醉酒的老办法避开这个政治难题。但是，由于催得太紧，无法推却，而又不敢不写，只好带酒拟稿塞责。同时还可以推想，显然阮籍已经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小可，未必能蒙混过关，可能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打好了腹槁，否则醉中为文，且又"无所改窜"、"辞甚清壮"，就令人难以理解了。不过，无论是什么情况，阮籍事实上是写下了"劝进表"，这等于他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氏，赞同其篡权行为。尽管他内心不甘愿走这条路，但至少在外在行为上是屈服于司马氏的淫威了。阮籍试图回避现实，而现实却不允许他回避；他想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争的旋涡，但政治旋涡却最终把他卷了进去，这是他纵酒隐世策略的彻底失败，也是他"走钢丝"策略的彻底失败。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弄清，即阮籍的《劝进表》所作之年。大概从甘露元年（256）起，曹氏王室曾多次动议给司马昭晋爵晋公、赐九锡，而司马昭可能感到条件不成熟，所以才有"固辞策命，至于八、九"（《晋书·文帝纪》景元四年十月诏）之举，只是于景元四年十月，他才最后接受策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劝进表》究竟作于何时或说是哪一次策命？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第一，卢弼认为，《劝进表》作于高贵乡公时期（254-260）。他先引臧荣绪《晋书》："魏帝封晋太祖为晋公，太原等十郡为邑，进位相国，备礼九锡，太祖让而不受，公卿将校皆诣府劝进，阮籍为其辞。"复又据《文选》李善注："魏帝，高贵乡公也。太祖，晋文帝也。"由此断定，《劝进表》为"高贵乡公时所作无疑。"（详见《三国志集解》《魏志·高贵乡公纪》）第二，刘汝霖据《劝进表》内有"东夷献舞"之语，又参之《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景元二年（261）有"乐浪外夷韩貊各率其属来朝贡"的记载，断定阮籍《劝进表》作于景元二年。
（详见《汉晋学术编年》下册第47-49 页）第三，《晋书·文帝纪》把郑冲等人献《劝进表》①，安排在景元四年（263）十月。显然，《晋书》的作者认为阮籍此文作于此时。述三面说法，哪一种比较正确① 《劝进表》实为阮籍所作，但郑冲当时任司空之职，为群官之首，且领头劝进，所以史书把此文著于郑冲名下。此表收集在《阮籍集》里，题为《为郑冲功晋王笺》。
呢？按照刘汝霖所引证的历史资料，卢弼之说显然是不攻自破。但刘氏之说也实难成立。首先，阮籍之文所颂扬的司马昭的功德（其中包括"东夷献舞"），显然均为追述之语，如何就一定断定它作于"东夷献舞"之同年呢？其次，据《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载，除了景元二年有"乐浪外夷韩貊各率其属来朝贡"一事外，在景元三年四月，又有"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一事。那么，"东夷献舞"究竟系指第一次呢？还是指第二次，抑或兼指两次？
综合历史记载和历史情况，还是《晋书》的记载比较可信。其一，"东夷献舞"兼指两次入贡的可能比较大。由于有景元二年的东夷首次入贡，又紧接着有景元三年的东夷二次入贡，所以在景元四年，阮籍的《劝进表》才特别提到此事，作为司马昭的一项功德予以称颂。作这样的推断似乎更符合逻辑或情理。其二，唐人撰写《晋书》时，所依据的史料远比近人卢弼和刘汝霖所依据的史料为多。唐人把《劝进表》系于景元四年十月，肯定是有所根据的。其三，景元四年十月这次司马昭晋封受锡，肯定是预先策划好了的。
在此之前，所谓"公卿将校诣府劝进"，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至于由阮籍拟写《劝进表》，究竟是司马昭亲自指使的，还是其党羽或其他人的主意，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司马昭晋爵加封，必须有这个劝进的程序，而且也必须得到他的允许或默许。以阮籍的聪明来说，他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奥妙。所以，他内心里想推掉这个难堪的差事，但又未敢唐突。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司马昭这次晋封不是他本人同意并预定的，而仅仅是其他人的热心，以阮籍的为人或处世原则，他未必肯接受这个极不愿意接受的任务。由此也可以推断，《劝进表》必定作于景元四年十月。
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也即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两件事相隔是如此之近，使人不得不怀疑其间有某种因果关系。
阮籍的一生，从表面看，其仕途应该说是一帆风顺，官场得意，也深得司马氏父子的赏识。但由于客观现实与他的理想差距太大，以至于他追求的"济世"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实际看来，他在政治上应该说一直是处于失意状态。
政治上的失意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压仰。对此，阮籍不是通过与现实抗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或平衡自己的心理，而是主要通过酣饮醉酒的消极方式进行自我安慰，这不仅不能达到目的，熨平心理的不平，相反，它只能导致心理内部矛盾的加深。而且长期过量饮酒，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也必会使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何曾批评阮籍毁弃礼法，司马昭回答时所说的"此子（指阮籍）赢病若此"一句（见上文），就足见阮籍的身体早就虚弱多病。
书写《劝进表》，本来是阮籍极不情愿的事，但他还是写了，可以设想，阮籍写过《劝进表》之后，其心理的懊恼和自我的失落感肯定是相当强烈的。
一个本来就很虚弱的躯体和严重失衡的灵魂是决然难以再承受如此重压和打击的。对于阮籍来说，这篇《劝进表》既是其生命的暂时的保护神，又同时是促其生命走向死亡的催命符。作为一代风流名士，终于在痛苦、失望、徬徨、苦闷中离开了这个丑恶的世界。阮籍之死，既是对司马氏名教之治的讽刺和控诉，也是对整个封建**主义制度的讽刺和控诉。
阮籍的一生，特别是他的一篇《劝进表》，引起了后世不少人对他的非议和责难。宋人叶梦得认为，阮籍"应力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应杖死。"（《避暑录话》）叶适也说："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①，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观康尚不屈乎钟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石林诗话》）纵观阮籍一生，与嵇康相比，他似乎考虑自己的生命或**生存的价值更多一些，因此，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软弱和动摇一些。但是，这与何曾之流一方面侈谈名教礼法，另一方面却趋炎附势、热衷于名利之途的丑恶行径是大有区别的。阮籍政治上的动摇和软弱，乃至最后书写《劝进表》，这除了他自身性格软弱的主观原因之外，应该主要归结为当时不合理现实或社会历史环境的压迫。阮籍本有"济世志"，有理想、有抱负，渴望有一番作为的，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主义的暴力却完全扼杀了人性的自由，堵塞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通过扭曲自身形象的方式来换取一条自全之路。我们所看到的，他一面对司马氏在内心里极为不满，可是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一面对曹氏王室抱有某种同情，可是又对之十分失望，不敢与之太接近；一面想效法"四皓"、"伯阳"，隐身江湖山林，可是又不得不出来做官；一面对现实有强烈的关注，可是又不敢为纠正现实的下合理而奋争。阮籍对自己的作为，大概也是很不满意的。《晋书·阮籍传》记载，其子阮浑要学自己的放达，他表示反对："仲容已豫此流，汝不得复尔。"这与嵇康临终前教子不要走自己纵放的道路，应当谦恭守礼的用意是完全相同的。（参见嵇康《家诫》）但与嵇康相比，由于阮籍处世的态度更为谨慎和小心，在其身上体现的矛盾也更多，其内心的压抑也更为强烈。
就二人的最终结局看来，嵇康虽然身首异处，但死得却是那样从容、坦然、慷慨，而阮籍尽管免受一刀，但他的死却更为痛苦、艰难，震颤人心。如果说，前者给人以痛惜之感，后者则给人以更深的压抑之感。在某种意义上，阮籍的悲剧气氛更为浓重，对于生活在封建**主义重压下的士大夫阶层说，具有更为典型和普遍的意义。这种悲剧现象，历史和时代应该是主要导演者，而不能完全取决于阮籍自己。
① 检今本《文选》，无蒋济《劝进表》、止有郑冲《劝进表》，"蒋济"当"郑冲"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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