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初三年（239），明帝卒。第二年，齐王曹芳即帝位，改元正始。从正始元年到嘉平元年（249，正始十年四月改元），恰好十年，阮籍三十一岁至四十岁。在这十年中，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由暂时的合作走向分裂，政治局势由相对的稳定走向动荡不安。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态度或生活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阮籍在《咏怀诗》里自述说：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战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
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第四十二首阮籍本来对"王业"抱着极大的热情，期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他曾经设想朝廷能人才济济，有"八元"、"八凯"式的英雄出现，通力合作，完成一统天下的宏业。但后来形势的实际发展却正与自己的愿望相反，魏氏朝廷经过短时期的相对平静后，形势猝变，政局日趋恶化。阮籍深深感到这种"人事盈冲"的剧变，无异于阴阳错舛，天时由泰变否。因此，希望由失望所代替，由建立功名的满腔热情为隐遁之冷漠所代替，由向往功德式的"元凯"之辈变为崇尚超世式的"园绮"、"伯阳"之士。
阮籍明确地表示了对老庄道家返朴全真哲理的向往，他要以上世的隐士为楷模，放弃"宠耀"，发誓做个"万载垂清风"之士了。阮籍的这首诗大概也不是坐空自悼，而是有因而发的。
明帝曹叡临终，遗嘱大将军曹爽、大尉司马懿共辅八岁的少帝曹芳。在正始的前几年，以司马懿德高名隆、资深望重，曹爽对他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尊重的，"以宣王（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曹氏与司马氏这两种政治势力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至少从表面上看，政治局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同时，当时的政局也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曹爽是已故大将军曹真的儿子，属于曹氏皇族的远系。曹真在世时，很受文帝曹丕的倚重。
在明帝之世，曹爽也颇受明帝曹叡的器重。但曹爽本人却是个依靠祖荫和与皇室的同族关系而居重位的浮华贵介公子，实际上并无真正的经略军国大事的宏才。据史料记载，他登上宰辅高位不久，就骄奢淫逸，并结党营私，企图"专擅朝政"。大约从正始初到正始三年一段时间内，曹爽使"兄弟并典禁兵"，如以其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又"乡树亲党"，先后起用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夏侯玄诸人，并委之重任。（见《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及裴注）为了控制少帝曹芳，在止始初即尊曹叡之后郭氏为皇太后，并迁居永宁宫①。（见《三国志.魏志·后妃·明元郭皇后传》）
① 曹爽的这一系列政治措施，大都发生在正始前期，王葆玄有详考。（参见《正始玄学》第二章第87-89页，齐鲁书社1987 年版）关于曹爽结党营私、专擅朝政之说，多出自晋人，不无党见的意义，但也不会纯是虚词，当有所根据。
对此，司马懿当然是不大满意的，但大体上他还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过，这也为后来司马氏与曹氏的公开冲突埋下了种子。从曹爽的所作所为看，他并不是阮籍所理想的"良辅"，他选拔的人物，大概也不是阮籍向往的"元凯"式的贤美之士。当时的阮籍对魏室不免有点失望，但似乎对政局好转的信心井未完全失去，很可能采取了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
据唐修《晋书》阮籍卒传和《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记载，正始三年（242）左右①，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
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属"富，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自谦"无邹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烦大礼，何以当之"，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
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关于阮籍拒辞蒋济一事的原因，学者的解释历来不一。如，有的解释为，蒋济属于司马氏集团，由于阮籍不满司马氏，所以才有此举动；有的则认为，由于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政争，阮籍出于保全自身的原因，所以对政治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其实，如上所述，正始前期的政局是比较平静的，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争斗尚处于"暗"的阶段，其间的矛盾并没有表现化或公开化，而且，也很难说蒋济当时已经公开站在了司马氏集团一边。作为普通一介书生的阮籍，在当时尚完全是政治的局外人，他对司马氏与曹氏政争还没有敏感到未卜先知的程度。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件事除了与阮籍那忡恬静、内向的性格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阮籍对曹爽等人的作为是不满的，由不满必然导致对政事的回避或观望。从当时阮籍所撰的《于论》和《通易论》等文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济世大志，对社会和政治依然抱着积极参与的态度，试图通过仁义礼乐的途径和王道政治，实现平治天下的目的①。阮籍拒辟蒋济，很可能是认为出仕的时机尚未成熟，他需要静观时变，等待机会，再去干一番事业。但这样的时机终于没有出现，政治形势不仅没有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且由于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争斗由"暗"转"明"而进一步恶化。最后，他的政治抱负完全破灭了，由对政治的满腔热忱转换为对世事的淡漠直至绝望。
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矛盾激化及表面化大概发生在正始五年以后②。司马懿是曹魏政权后期唯一有很高谋略的人物。他在曹操执政时期，就已经活跃于政坛上，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世，曾经两次分别接受曹丕和曹① 陈伯君《阮籍年表》，把此事定在正始三年。（见《阮籍集校注》附录）据白化文等考证，蒋氏征辟阮籍是为增长自己官署威望。正始三年七月乙酉，蒋为太尉，所以辟阮籍当在此后不久。（见《阮籍·嵇康》第4 页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① 内容详见本书第二、三章。
② 卢弼在《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参见《三国志集解》。
叡辅政的遗诏。司马懿长期统军出战，在对蜀、吴战争中屡屡建功，在平定辽东公孙渊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从而树立了很高的军事威望。他与曹氏集团的代表人物曹爽相比，除了在与皇室的血缘关系方面不占优势外，无论在资历声望方面，还是在经验和才干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对手。而曹爽执政后，其军政措施，屡屡失当，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这就大大地刺激和助长了司马氏篡权的政治野心。正始五年（244），曹爽不听司马懿的劝告，自作主张对蜀国发动骆谷之役，结果损失惨重。曹爽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是旨在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失利，不仅引起了司马氏的不满，同时也使司马氏的政治野心膨胀开来。正始八年（247），司马懿称疾避爽，采取韬晦的策略，这实际上是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公开破裂的标志。正始十年，曹爽随魏少帝曹芳到洛阳城外的高平陵祭扫明帝。司马懿乘曹爽集团倾城而出、京部空虚的良机，迅速勒兵占据各要地。曹爽在突然事变面前慌了手脚，拿个出一点办法，只好束手就擒，结果曹爽及其重要党羽被司马懿全部诛灭。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这场相互倾轧的斗争风暴中，事态的发展根本不可捉摸，政局的前途很难逆料。这给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厂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普遍感到生死存亡难卜，视政坛为畏途，连当时曹爽集团的重要人物何晏也是心怀忧畏而张惶失措，绝望地喊出："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企图走一条以保全生命为目的退隐道路，"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忧惕惊。"（《世说新语·规笺》注引《名士传》）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旋涡面前，阮籍也深感忧虑，采取了回避隐退的态度。
止始后期，阮籍曾经做过不长时间的尚书郎。《晋书》本传说，阮籍"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这是阮籍继蒋济征辟之后的第二次出仕，时间当在正始八年（247）前后。据《世说新语·简做》注引《晋阳秋》说："王戎年十五，随父在郎舍，阮籍见面悦焉。"又引《竹林七贤论》说："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可知，阮籍为尚书郎时，王戎正好十五岁。《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卒于永兴二年（305），时年七十二。照此推断，王戎当生于明帝太和七年（334），小阮籍二十四岁①，二人相会之初，当在正始九年（248）。
而阮籍出任尚书郎之职时，必在他们相会之前。又《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阮籍婉言拒绝之，"岁余而爽诛"。
"高平陵事变"发生在正始十年正月，据《晋书》的这条记载，曹爽征辟阮籍的时间在正始八年，很可能在这年年底。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阮籍为尚书郎似也应在同年。据以上诸书的记载，把阮籍任尚书郎定在正始八年，大概离史实下会相差太远，至于阮籍在尚书郎任上的活动，由于史料无载，我们自然是难于详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设想，阮籍以病自求兔职，大概与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险恶有关。
阮籍拒绝曹爽的征辟，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晋书·阮籍传》说："及曹爽辅政，召（阮籍）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曹爽征辟阮籍，大概有扩大自己势力的意思。阮籍借口自己"违由鄙钝，学行固野，进无和俗崇誉之高，退无静默恬冲之操"，又自称"旧素尪擦，守病委劣"，希望"以避清路，毕愿家巷"（《奏记诣曹爽》），断然拒绝赴命。曹爽似乎没有蒋济那样的热心，对于阮籍的拒辟没有深究。一年以后，曹爽被司马① 《世说新语·简傲》注引《竹林七贤论》："籍长戎二十岁"，此可能为概数。
氏诛杀，当时一些人很佩服阮籍有远见。其实，当时曹氏与司马氏的政争己趋公开化，不止阮籍，其他一些人也感到大乱在即①。阮籍拒曹爽之辞似乎是他拒蒋济之辟故事的重演，但实际意义不一样。前面的故事说明，阮籍对政治采取的是观望态度，他对自己的理想尚抱有热切的希望。后面这一故事则说明，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的是退隐态度，之中体现着他的理想的破灭。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放弃自己对社会或政治干预的积极态度。他本来就有追踪"四皓"、"伯阳"的遁世倾向和恬淡寡合的性格，由于对现实的绝望，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的消极一面便凸现出来，由关切世事转变为逍遥游放的遗世态度。这正如《晋书》本传中所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个说法，大体上反映了正始时期阮籍的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结果。
这样的一种政治态度与处世态度，构成了阮籍晚年生活的基调。
① 如，山涛也感到大乱即将暴发，财世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事见《世说新 语·政事》注引虞预《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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