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2月契诃夫第一次去雾都圣彼得堡，以后经常来往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
在彼得堡他结识了许多老一辈和新一代文学界著名人士以及出版界的朋友，这既扩大了他的艺术视野，又为发表和出版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园地。
《新时代》及其社长成了他那时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样他的文学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交好苏沃林
契诃夫自从与《新时代》合作以后，跟苏沃林的友情日深，苏沃林也千方百计对他施加影响。
苏沃林是有影响的首都报纸的编辑，一个自学成才的有才华的时评家、小说家和戏剧作家，狡狯的沙皇宫廷显贵。为了自己的报纸和写作适合统治集团的强烈愿望，他成了双重生活的人。在80年代“不问政治”的时期，自由主义者处在作家和政治家之间是不觉为怪的。苏沃林在与文艺界的交往中，首先善于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有一定的成就，自由报刊讨论他的作品时，完全掩盖了他的政治倾向。
60年代，苏沃林生活不怎么好。他是农奴的孙子，农民的儿子。起初，在博布罗夫县城一所学校当地理教帅，挣得的薪金比《海鸥》中的教师梅德韦杰科的薪金还少：梅德韦杰科月薪为23卢布，而他只14卢布67戈比。
当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短篇小说、随笔时，就从博布罗夫迁到莫斯科，同妻子住在离城10俄里的一栋木房里。在《现代人》担任编辑时，他写的专栏文章充满了自由主义色彩。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亲自接见过他。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出他的作品，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后来按列·尼·托尔斯泰授意，写了一些贫苦农民的生活报道，托尔斯泰还亲自把稿酬送给他。
这是苏沃林光荣的起点，但在后半生他把这光荣出卖和玷污了。
他曾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他署名“无名卒”
的讽刺小品大受欢迎。
但是，他很快就觉察到，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荣誉和权利，就必须依傍于政府。1876年他以极低廉的价钱买下了首都一家小报《新时代》，从此便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现存秩序维护者的姿态。这种180°的大转弯使他受到了知识界的鄙视，但却使他得到了政府当局“慈父般的”保护。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新时代》成了俄国最大的报纸，影响越来越大。
他在报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推荐女厨师、女仆、保姆的广告文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后又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并经沙皇政府特许，经营全俄铁路线上的报刊书亭。财富越聚越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过着奢华的生活。
苏沃林成了有钱有势的主编，沙皇宫廷感到他不大可靠，开始对他进行“关照”。他也开始改变方针，适应环境，随机应变，按谢德林的说法“适应卑鄙、下流”。《新时代》逐渐成了有害的罪恶团体的报纸。谢德林给《新时代》起了个诨名，叫做“有何吩咐？”
苏沃林的金钱和权势是以不断背叛内心深处的感情为代价换来的。他在《新时代》上宣扬**主义的好处，为沙皇政府效劳，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却谴责**主义的残暴和愚蠢。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说谎能手，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
契诃夫第一次和苏沃林接触时，感到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精力充沛、热情温和、忠实可靠的人。这种表面现象使他很快和苏沃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以后苏沃林多次邀契诃夫去彼得堡，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并赠钱赠物，取他的欢心。邀请他去克里米亚的奥多西亚海边自己的豪华别墅度假，到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
苏沃林需要契诃夫，想使契诃夫变成自己的作家；契诃夫也需要苏沃林及其《新时代》。尽管苏沃林在自由派眼里是沙皇政府的走狗，一个无耻之徒，但契诃夫决心永远不参与激烈的政治斗争。契诃夫认为在哪里发表作品，事实上都一样，重要的是使小说真诚纯洁，使小说服务于进步，而不是服务于反动势力。
苏沃林善于揣测契诃夫的心情和性格，他通常不直接公开和契诃夫发生争论。他知道，独立性是契诃夫的重要生活准则之一，所以他没有向契诃夫提出什么条件，没有限制他可在哪儿不可在哪儿发表作品的条件。他一方面对契诃夫的作品称赞不已，一方面又允许自己的同事们在《新时代》上批评契诃夫。他试图不引人注目地使青年作家对他养成习惯。而契诃夫对苏沃林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直率地承认、他所以需要跟苏沃林通信、“并不是说你比我熟悉的人都好，而是说，我对你习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逐渐看清楚了苏沃林的本质，看清他是个什么人。他认为苏沃林是不道德的、不诚实的、不正直的。当他的弟弟米舍尔想去《新时代》工作时，他写信劝阻，并对他说：“《新时代》里只是一些善于保养，心宽体胖的富人。苏沃林说谎，说谎透顶了……”以后，由于在文学、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过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反动长篇小说《信徒》展开的。
《信徒》的本质是反对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反对无神论和唯物论。苏沃林对《信徒》大加赞扬，他向契诃夫推荐此书，并假装只不过谈“纯艺术”问题。其实契诃夫早就读过这本书，且深谙其反动内容，这就跟苏沃林发生了分歧，与之进行争论。契诃夫认为，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这是反对唯物思潮自命不凡的斗争。”“不准人有唯物主义观点，就等于禁止他寻求真理。在物质之外，既无经验，也无知识，因而也就没有真理可言。”
契诃夫和苏沃林之间的意见分歧，90年代初尤其剧烈，导致了契诃夫最终和《新时代》断绝了关系。
契诃夫和苏沃林俩人的友谊，在交往的中前期是很深的，合作是成功的。
契诃夫的创作，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呈现出兴旺景象，家庭经济的紧张局面也获得了缓解
2. 草原大诗人
80年代后半期，从侧面看好像契诃夫的处境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五斗柜”里悠扬的琴声，悦耳的歌声，欢乐的笑声，热烈的争论声，足以显示他的生活的幸福和欢乐。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显示出最富诗意、情绪乐观、视野开阔的特点。这类作品主要以《幸福》和《草原》为标志。
《幸福》是表现对人间幸福的渴望和苦闷主题的，全篇小说充满了清醒的忧郁的沉思。
在人世间存在着幸福，但是幸福埋藏在很深的地底下，就像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宝贝一样，谁也不知道怎样获得它。作品通过老牧人、放羊小伙子和一个骑马的巡查员的对话，反映出农民对幸福的向往和找不到通向幸福道路的苦恼。
老牧人说：“我这一辈子，已有十多次寻找宝藏，地方没有找错，但你知道一切宝藏都被施了符咒，所以，我的父亲找过，我的哥哥找过，可是连鬼也没有找到，就那样到死也没见到幸福……你们年轻点的人，也许还能看得到，可是我们这些人该是丢掉那些想法的时候了。”
“唉，你跟胳膊肘靠得最近，但是你啃不着它。财宝有是有，可你没本事找到它。”这句话反映了契诃夫的一个真实思想，即他对人的幸福，对美好的合理的人世生活，对这种生活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渴望和信念，焦虑和企盼。
对幸福的信心，对没有本事找到幸福的苦闷，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情调。
然而在这草原之外还有没有幸福生活存在呢？
“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所有的古墓和远处的好像云彩般的尖顶的绍尔墓已经看得清楚了。要是你登上这座古墓之顶，可以从那里看到整个平原，是那么平坦，那么无边无际，有如天空一般。还可以看到地主的庄园，德国侨民和摩洛卡尼人的住宅、村落、如果是视力好的加尔梅克人，甚至可以看到城市和铁路列车。只有到那上面才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草原和古墓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跟埋藏着的财富没有任何关系。”
小说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实际行动的、积极进取的道路，也是最有希望的道路。如果只等待幸福而没有行动，或只耽于幻想，希望出现任何奇迹，那是永远找不到幸福的。
这篇抒情诗式的散文中有深刻的艺术思想，那气势雄浑的草原的企望，那还未和草原生活融合的急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那对农民幻想幸福的同情以及对幻想的模糊不清和不可能达到的冷静的讥笑，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意味深长。
在短篇小说《幸福》和随后写的中篇小说《草原》中，草原正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形象，为幸福而苦闷不堪的祖国的形象。
《草原》以集中抒情的方式深化了《幸福》的主题，又是对生活的欢乐，大自然的美景，勇士般的祖国雄伟的赞歌。
在《草原》中，契诃夫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用朴实无华的文笔，把一个儿童认识世界、认识大自然的新鲜感和淳朴感表达出来，既是一首散文诗，又是一篇揭示社会秘密的游记。
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叫叶戈鲁什卡的儿童，他的一位商人叔叔，带着他乘一辆破旧的带篷马车穿越草原，去城里上中学，在漫长的旅途中遇到了种种波折，构成了以叶戈尔为中心的一系列故事。
在穿越草原的过程中，小叶戈尔目睹了大自然绚丽多彩的风光，结识了农民、车夫、商贾，耳闻了各种奇闻轶事，他时时回想起祖父、祖母、母亲，又时时被草原的景色迷醉。
草原风光变幻无穷：黎明晨雾飘渺，朝霞辉映；白天皓日当空，开朗明媚；夜间夜幕笼罩，幽静神秘；风雨天，狂呼怒嚎，威慑天地。这一切使小叶戈尔觉得新鲜神奇，他感到整个草原充满了迷人的青春活力，有几句诗表达了他的心情：
在那些日子生活的整个印象，
对我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神奇，
敞开胸膛呼吸草原花草的芬芳，
我感到一切充满了勃勃生机，
啊，生活是多么宏浑而宽广！
草原开始使人觉得是生机勃勃的、美丽的、为幸福而冥思苦想的活物，人们似乎看见它的胸腑在呼吸，使人觉得这个有生命的形象，跟思念幸福的祖国的形象浑然一体。
“在蓝天深处，在月光之下，在夜鸟的飞翔里，在你看见的和听见的一切之中，那辉煌的美丽，青春的气息，旺盛的精力和求生的热望开始透露出来，心灵顺应着美丽的、庄严的祖国的呼唤，一心想随同夜鸟在草原上空翱翔。于是在辉煌的美景中，在充沛的欢乐中，你产生了渴望和苦恼，仿佛草原感到自己的孤独，感到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在这世界上白白地荒废了似的，没有人用歌曲来赞颂它，没有人需要它；在欢乐的喧闹声中，人们听见草原悲凉的、绝望的呼唤声：‘诗人、诗人！’”
青年作家通过《草原》的小主人公叶戈鲁什卡的眼光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对生活的朴实纯洁诗意的理解，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3. 最高荣誉奖
《草原》完稿以后，契诃夫立即寄给《北方通讯》杂志文学部主任、诗人普列谢耶夫，请他坦率地、不客气地发表意见。五天之后普列谢耶夫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草原》赞不绝口：“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你的中篇小说。一开卷阅读，我就爱不释手了，柯罗连科的看法也和我一样。作品真是妙笔生花，诗意盎然！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多么无与伦比的风景描写，多么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我预言，你极有前途，非常光明的前途。”
契诃夫对这样的赞誉深为感动，他对《草原》比以往任何一篇作品，有更深的感情。童年时代母亲跟他讲述的横跨草原，穿越森林的旅行，去找外祖父坟墓的情景，暑假里去爷爷居住的顿涅茨草原上游玩的见闻，1886年重返故乡再次游览顿涅茨草原的感受，都为他写作《草原》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素材。他能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一挥而就，是他长期积累、思考、酝酿的结果。
契诃夫集中了全部精力写《草原》这篇作品，他写道：“我在自己的《草原》上耗去了许多心血、精力和脑汁，我夙兴夜昧，奋笔疾书，不遗余力，以至累得疲惫不堪。成功与否我毫无把握，总之，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已经不能写得再好了。”
他怀着十分兴奋、畅快的心情写这篇作品，把自己对草原上的感受和爱凝聚到笔尖上。“我描写了平原、紫巍巍的远方、牧羊人、马车夫、神父……
夜间的大雪雨、马车店、大车队、草原的鸟雀，每章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故事，前呼后应，紧密相连，丝丝入扣，使文章有共同的基调，共同的气氛。用一个主人公把通篇联系起来……”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写得酣畅淋漓……不慌不忙，犹如一个美食家品尝一只山鸡，既津津有味，而又不慌不忙。”
《草原》总结了作家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极充分地表现出契诃夫式的抒情散文的巨大潜力——揭开了契诃夫新的艺术视野。
《草原》在《北方通讯》三月号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轰动，纷纷发表极其热烈的赞美之词，列斯科夫称契诃夫为天才，谢德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其更高的褒扬。《新时代》的评论家布列宁把他比作果戈理和托尔斯泰，青年作家加尔申在各个沙龙朗读这篇作品，并宣称：“一位第一流的作家在俄罗斯出现了……就像破了一个脓包，我现在感到舒服。”
《北方通讯》编辑部付给了契诃夫1000卢布稿酬，这使他大吃一惊。他每遇到一个朋友，就要炫耀一番，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1888年9月，契诃夫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苏沃林的豪华别墅度假回到库德林斯卡娅花园大街那个“五斗柜”以后，他又咯血了。身体健康的下降，吵闹不休只会伸手要钱的家庭，使他产生了新的烦恼。
然而正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进了“五斗柜”，使他顿时精神振奋。他的小说集《黄昏》、《苦恼》出版以后，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给他普希金奖金。他曾一直盼望得到这一奖赏，但觉得没有多大把握。
接受奖金时，他像“一个热恋的男子”一样狂喜不已。整个家庭都为这个胜利的喜悦所感染。他的父母高兴得无法形容，他的妹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所有朋友，到处加以宣传。契诃夫给苏沃林写信说：“我太幸运了，竟至带着猜疑的目光睥睨上天，我想藏到桌子底下去，静悄悄地呆上一会儿……
我要把500卢布的奖金存起来，留着买一个农庄。”他还给科学院院士格里戈罗维奇写信，他相信格里戈罗维奇给他带来了好运，他还以满意的心情，写信向科学院院士们表示谢意。
普希金奖公布以后，他的朋友、亲戚纷纷拍电报，寄贺信，向他表示祝贺。他接连不断地出席了各种招待会、宴会和演讲会，他一时间好像上了九层天。然而他没有被这种极高的荣誉冲昏头脑，仍然是那么谦虚。他在给文学界的一位朋友写信回答祝贺时说：
“……我感到非常幸运，还有许多人能有希望得到科学院的桂冠。我所写的一切，过五至十年就会被遗忘。但是，我铺就的路，将会完整地保留下去，不受损毁，这是我惟一的功劳。”
契诃夫这句话是指他把小品文提高到了伟大的文学形式的水平，俄罗斯生活伟大时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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