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万历六年二月丁酉，正当潘季驯交待江西事务，准备转迁刑部右侍郎时，北京传来新的敕命：升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已而，季驯疏辞，上以河漕多虞，总理任重，不许。

　　为什么潘季驯突然会第三次被任命总理河漕工作？要揭开这个谜，首先必须对隆庆六年以来河漕工作的情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一）"治黄保运"的新思路开始受到朝野的普遍认同

　　早在隆庆六年正月戊辰，朝廷命工部尚书朱衡接替潘季驯经理河工。经提议，又将家居兵部左恃郎万恭调来，专门负责黄河一段的治理工作。

　　这时，勘河给事中雒遵通过现场踏勘，已经发现潘季驯"复故道"、筑堤防的方略对于治理徐州以下的黄河故道确实是有效的，而所谓的"开泇河"之议则很难成功。因此当潘季驯被罢黜之后，雒遵先后条陈了一系列奏章，请求朝廷继续潘季驯的治河政策，并暂时废止开泇河议。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与其烦劳厚费以开泇口之河，孰若时加修防，如期趱运，保百数十余年之故道。"①与此同时，巡按直隶御史张守约也上疏陈言，称："与其开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旧河，为力甚易；与其费数百万开河，孰若以数十万修河，为费甚省。"②张守约的疏文，再加上雒遵的勘查报告，犹如一盆凉水，彻底熄灭了张居正、朱衡等人的"开泇河"设想。这时他们才认识到当初潘季驯的观点言之不谬，他们是错怪了潘季驯，冤枉了好人。正如前面所引申时行的评论："公归而泇河之工亦报罢。用事者乃大海，且叹服公卓识。"后来到了隆庆六年六月间，朱衡本人还亲自上疏承认失策，并请寝泇河之议。他说：泇河开凿之难有三，一则开深之难，一则凿石之难，一则筑堤之难。"先是漕河淤塞，损船伤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策，请开泇河以救燃眉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使岁加修葺之功自无可患，故不烦别为建置。况公帑空虚，支费不给，濒河生灵从事徐、邳役劳者未息，呻吟犹闻，拨之时势，诚所弗宜。"①这样、在事实面前，朱衡等人也对河漕兼治、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向前完善了。

　　如朱衡在隆庆六年七月甲午上奏的一篇疏文中称："河由淮入海，运道实资之，故于两岸筑堤，不使其从旁溃溢，始得遂其就下海之性。盖以顺为治，非以人力胜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赖不变。"②该年十月庚午，他又在另一篇疏文中称："臣故谓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防黄河即所以保运河。故自茶城至邳、迁，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益以防黄水之出则正河必淤，??河深水束无旁决中溃之虞。"③这个论述，几乎就是潘季驯观点的原样照搬。

　　至于万恭，上任伊始，就对潘季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① 《明穆宗实录》隆庆卷六七。

　　② 《穆宗实录》卷六六。

　　① 《明神宗实录》万历卷二。

　　② 《神宗实录》卷三。

　　③ 《伸宗实录》卷六。

　　持赞赏和拥护的态度，并对潘季驯在第二次治河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表同情。他在隆庆六年十一月甲午的一篇疏文中说："欲河不为暴，莫如令河长而深，莫如束水急而骤。束水急骤，使由地中，舍筑堤无别策。前都御史潘季驯议开一百里故道，给事中雒遵议筑三百里长堤，人情汹汹，谓堤费且无益于河。独荷先皇谕，允臣等督司道等官申画地之约，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以六万两而费止，三万堤工遂成河流顺轨。"①按此时万历皇帝已登基，内阁首辅已是张居正。故万恭此处称明穆宗为"先皇"。说明潘季驯在隆庆年间主持治河时，朝中对他的治河主张看法尚不统一。而到万恭主持治河时，大家意见已经趋向一致，承认"治黄保运、束水攻沙"之策是当时唯一节省而又效显的治河之策了。

　　（二）河、漕矛盾的激化，已达不可调和的地步

　　明代前期的河漕制度曾有规定，"理漕属之漕司，治河属之河道。"两个衙门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到了万历初年，由于上述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病，又重新规定："以漕司而则之天妃闸以南，于河道而责之天妃闸以北。"实际上是用"信地画分"的办法来代替河道与漕司在职责上的分工。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没有解决河、漕两部分之间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尖锐矛盾。其实这也是明代官方治河政策的一个必然恶果：评价治河效果的标准不是看河道是否畅通安流，而是看漕运是否畅行无阻。如果漕运不通，你治河的效果再好也是有罪。这样就使得河道、漕运诸有司时时留意不要引火烧身，出了问题就向对方部门推卸责任。特别是漕运部门，只要漕运延误或者出了损船沉船事故，他就借口河道不便，把责任推向河道衙门。这种情形正像当时的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所批评的："画地既分，遂成彼己。一设官也，而或去或留；一决口也，而或筑或否。以至有司下吏，彼此观望，迄无成功。

　　无论今日，即臣有知识以来，漕艘迟缓，不曰漕艘，而曰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曰河道而曰漕艘，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①这时候在河道总督万恭与漕运总督王宗沐②之间就发生了这种矛盾。对此，张居正也多有所闻。所以在隆庆六年万恭赴任总河职务的时候，张居正就给王宗沐写过信，提醒他要注意团结协作，避免发生矛盾。他说："万恭已至河上，河漕事体如左右手，同心协力，乃克有济，惟公留意矣。"③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两个衙门之间的矛盾仍旧不可避免地复发，并且愈演愈烈。这一点可以从张居正给万恭的信中看出来："近有人言公与漕督不协，两家宾客，遂因而鼓煽其间。仆闻之，深以为忧，甚于忧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轸念者也，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举，漕运乃通；漕运通，河工斯显。譬之左右手，皆以卫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风，撸师见帆之将坠，释其撸而为之正帆，帆者不以为侵官，撸师亦未尝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异此？"④但万恭、王宗沐都是个性极强的人物。《明史·万恭传》说万恭"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张居正也曾评价王宗沐说："王君锐意任事，而颇有① 《神宗实录》卷七。

　　① [明]陈堂，《请遣大臣治河疏》，引自《河防一览》卷一三。

　　② 工宗沐，号敬所，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此时任漕运总督。

　　③ 张居正：《答河漕王敬所》，见《张太岳集》卷二四。

　　④ 张居正：《与河漕万两溪论协和克让》，见《张太岳集》卷二五。

　　好功之病。"现在让他们两个人学习先圣舜禹皋陶，协和克让，做谦谦君子，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不得不考虑采用调人换马的老方子。恰在此时，万历元年九月丁未，工科给事中朱南雍奏本劾万恭治河不力，有掩过悻功之罪。工部复亦罪恭，下严旨切责之。这样，万恭被罢官回家，改由原任山东巡抚傅希挚代替。①傅希挚，号后川，衡水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过去从未有过领导大规模治河的经验。他上任时，朝廷内部又因为治河方针问题发生争吵，过去一度被放弃不用的治河主张，如开凿胶菜河，开凿泇口河，疏浚入海口等，又重新被人们翻捡出来，纷纷具本上奏。一时间张居正没了主意，只好写信向刚上任的傅希挚求教："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易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之区皆为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②这次张居正倒是很谦虚的。但是傅希挚的回答，却是把当时流行的各种治河观点不加评论，通通列出，让张居正自己来作判断。这种模棱两可的消极态度使张居正很不满意，他马上来信提出了批评："辱示治河之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泇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东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人告于上而行之。"③这是逼着傅希挚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傅希挚才不得不表明立场，于万历三年二月上言，请开泇河以避黄河险。①但是疏上后，马上遭到了朝野内外广泛的批评，人们纷纷指责他的"开泇河"主张是放弃治黄，置"民患"于不顾的错误观点。②就在庙堂上辽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的时候，这一年的八月，黄河与淮河同时大决溢，"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自此桃（源）、清（口）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③对于这次黄淮大水，时人有不少评论，大多认为它是继任者没有继续贯彻潘季驯和万恭的加筑堤防、束水攻沙的治河政策所造成的。

　　俗语云："病急乱投医"。面对河漕堵塞的混乱局面，张居正一方面命河道总督傅希挚继续就现有河道设法进行整治，另一方面又多方探寻，对于自己一度曾反对过的治河主张，也都放手鼓励去试验。如"开胶莱河议"即是。他在答河道总督王宗沐的信中鼓励他说："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之大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④随后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与工部侍郎徐栻亦上疏请开胶莱河。

　　张居正又给他们回信说："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意也。读大疏具见，私询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① 参见《神宗实录》卷一七。

　　② 张居正：《与河道博后川》，见《张太岳集》卷二六。

　　③ 张居正，《答傅后川议河道》，见《张太岳集》卷二六。

　　① 参见《神宗实录》卷三五。

　　② 参见《神宗实录》卷三六。

　　③ 《明史·河渠二》。

　　④ 张居正：《答河道总督王敬所》，见《张太岳集》卷二七。

　　凤竹公（按指徐栻）肯身任之，犹为难得，今即属之。"①信中的态度完全是热情的支持。张居正大概忘记了，几年前他在评价前首辅高拱的相同建议时，还曾信誓旦旦的宣称开胶莱河之议必不可行呢！然而尽管张居正不断给徐栻打气撑腰，开胶河之议经过实践，还是遭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反对，甚至原来赞成开河的人最后也改变态度了。结果，喧闹了一阵子的"开胶河之议"终于寿终，从此再未兴工。②就在开胶河工程乍兴乍停的时候，万历四年二月，漕运总督也换了人，由吴桂芳代替王宗沐总督河漕，又开始了"疏海口"的试验。③吴桂芳上任不久，河、漕之间不和的矛盾又一次爆发了。事情起因于对黄河决口的治理。万历四年八月，黄河再决崔镇，宿（迁）、沛、清（河）、桃（源）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面对如此河势，河道官傅希挚上疏请求塞崔镇决口，束河水归槽；漕运官吴桂芳则坚持利用崔镇决口，使之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路"；④给事中汤聘尹却议论"导淮入江以避黄"；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又主张开挑黄河淤浅，堵塞高家堰决堤，使淮、泗之水并力入清口以敌黄。⑤产生争论本来不足为怪，糟糕的是，这场治河方法的争论随后就演变成了河道衙门与漕运衙门之间的责任和意气之争。

　　开始，张居正还希望能够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他在给傅希挚的信中说："河、漕意见不同，此中亦闻之。窃谓河漕如左右手，当同心协力以期共济。如所见必不能合，宜亦各陈以俟宸断，不宜默默而已。国之大事不妨公议，事君无隐，岂为失忠厚之道耶？"①可惜张居正的苦心调解没有奏效。

　　无奈之中，他只好重操旧策，将傅希挚调离总河，另派人接任，这是万历五年九月的事情。没过几天，他干脆又将"总理河道"的职位取消，将河、漕衙门并为一体，全部交给吴桂芳管理。

　　然而，正当吴桂芳抖擞精神，准备大于一场的时候，却不幸染病，于万历六年二月在任上去世。这时，朝中无人了，张居正才想到了考满待升的江西巡抚潘季驯，将他第三次调任到总理河漕大臣的位置上来。

　　通过上面的概要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隆庆六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以来，明朝的河、漕形势表现出如下的一些特点：第一，张居正一直未能找到一位真正值得信赖的治河专家。自从隆庆六年二月潘季驯被劾回家之后，六年左右的时间，治河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从朱衡、万恭、王宗沐、刘应节、徐栻、李世达，到傅希挚、吴桂芳，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所做所为最后都使张屠正大失所望。

　　第二，与此相应，张居正一直未能找到一套真正有效的治河良策。自从潘季驯、万恭关于治黄济运、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被冻结以后，先后被人们提出的治河方略令人眼花缭乱。从王宗沐的"海运说"、傅希挚的"开泇口说"、刘应节徐栻的"开胶河说"、汤聘尹的"导淮入江说"，到吴桂芳的① 张居正：《答河漕刘百川言开胶河》，见《张太岳集》卷二七。

　　② 参见《神宗实录》卷四八、四九。

　　③ 参见《神宗实录》卷四七。张居正的支持立场参见《张太岳集》卷二八，《答河道吴自湖》。

　　④ 参见《明史·河渠二》。

　　⑤ 参见《明史·河渠二》。

　　① 张居正：《答河道傅后川》，见《张太岳集》卷二九。

　　"疏海口说"，都曾经被张居正满怀希望地批准实施过，但最后大都以效果不佳，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告失败。

　　第三，这个时期的治河政策主观随意，变化多端，结果导致河、漕形势大坏，治河工作更趋复杂化。自万历初以来，随着上游堤防工程的不断完善，黄河的决溢重点逐渐向徐州以下的河段转移。到此时，也影响到淮河，使淮河下游泄流不畅，频频决溢，对于淮（安）扬（州）之间大运河的漕运，里下河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造成了连年不断的威胁和破坏。这就是吴桂芳去世时，所留下的一个混乱局面。

　　潘季驯正是在这样一种严峻的社会和自然历史背景下，匆匆走马第三次上任总河职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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