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潘季驯评传 > 二、独当一面的第二次治河活动（隆庆四年～隆庆六年）
（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从隆庆元年到隆庆四年，潘季驯一直在家中为母亲守丧。闲来无事，日与儿孙辈杜门较课。恰遇其兄仲骖因事下狱，公遂早出晚归，多方奔走以救之，竟因此得罪朝廷使者，遭弹劾。隆庆三年四月，挚友王世贞抵湖州任知府，季驯真是喜不自禁，经常与王世贞、陆理之辈登岘山，登飞英塔，赋诗唱和，饮酒结社，慢慢地竞有了绝意仕途的念头。
然而这一时期明朝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河漕形势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这个时期的政局变化就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隆庆元年二月，首辅徐阶调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吏部侍郎陈以勤为礼部尚书，预内阁机务，并参大政。而礼部尚书高拱、吏部尚书郭朴却因徐阶草遗诏不预，而与之有隙。
由于徐阶与高拱的不和，该年五月，高拱在言官的弹劾下，被迫辞职致仕；同年八月，郭朴也被弹劾辞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隆庆二年正月，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为他在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的改革活动铺平了道路。然而，该年7 月，徐阶却在得罪了穆宗皇帝之后，在言官的弹劾下也被迫辞职了。
徐阶去位，首辅一职暂由李春芳代理。但李春芳并没有当首辅掌大权的野心，他是一个谦谦长者，谈下到什么作为。因此，隆庆三年，徐阶去职后的第二年，内阁的成员又发生了变动。该年8 月，内江人赵贞吉入阁，为礼部尚书；12 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穆宗复召高拱入内阁，兼管吏部事。结果，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又重新被转移到高拱手里，高拱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高拱的这个权力，在明穆宗的全力支持下，一直保存到隆庆六年。
其次，在河漕形势方面，自从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潘季驯丁母忧回家后，他的职务一度由工部尚书朱衡兼任。隆庆元年正月，朱衡请罢上源议，惟广开秦沟，坚筑南岸长堤。①潘季驯勘上源、复故道的那一套主张一时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到了隆庆二年九月，由于上召朱衡还京履行工部尚书职，朝廷又起用服阕都察院有副都御史翁大立，以原职接替朱衡总理河道。翁大立上任后，由于新开南阳运河通漕便利，因而对朱衡避旧河、开新河的政策十分崇拜，遂于隆庆三年四月上疏颂新河之利。他批评主张复旧河的人是"顾道路之言或称未变者，以鱼台、滕、沛沮如成湖，谷亭、沽头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摆国是耳。"②这显然是对潘季驯观点的批评。对于鱼台、滕县、沛县一带潴留的洪水，他提出了建"水柜"以蓄之的对策，"黄流逆奔，则以昭阳湖为散漫之区；山水东突，则以南阳湖为潴蓄之地。"同时，挖沟排水。可以看出，翁大立在治河战略上完全遵循的是朱衡的一套主张，并无什么新创见。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水柜"思想和排水计划，还可以稍稍体现他对于局部地区洪水的调节观点。然而这只能算是和平时期的因循，并没有面对黄河的勇气。随后而来的河患，就完全打破了翁大立的因循，使他感到六神无主了。①隆庆三年七月壬午，黄河决沛县、洪水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① 见《明史·河渠三》。
② 见《明史·河渠三》。
① 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三一。
州，沿河两岸各县俱受其害。由于河水旁出，茶城到徐州的运河被淤塞，徐州以下河道水位降低，2000 多艘运粮船被阻塞在邳州不能前进。秦沟、浊河口淤沙旋疏旋壅，沛县一带重现洪水横流的混乱局面。到了九月，淮水又决溢，自清河县至通济闸抵淮安城西，淤30 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②其实上述局面正是朱衡等人只保运、不治河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把全部治河经费和人力物力全部投向开凿南阳新河，而对于黄河两岸和淮河沿线，任其堤防残缺破损，千疮百孔，焉得不决？
然而朱衡等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隆庆三年七月，工部都给事中严用和上疏建议重视治河工作。他说，黄河决溢，震荡徐、邳，运道为梗，请饬有关部门筑塞决口，挑浚淤沙，先解目前之急，然后再命有关河道衙门悉心计处经久治河之策。然而朱衡却以工部名义回答说：现在河流稍平，漕运船只以次可进，沿河堤防闸坝可以慢慢修复，大局无足为虑。只有沛县一带黄河易决溢，使运道受阻，应当及时讲究治理之策。
"然臣以为黄河为患自周、汉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决之术，要在因势利导、随弊修补而已。今沛县东堤已完，而县城南至境山西堤未及修举，宜亟加兴筑以遏沛河之溢。其秦、浊二河易淤难疏，宜于梁山之南别开一渠，远避黄水，以免沙淤之患，计无便于此者。至欲多开故道以杀河势，则臣以为不可。夫汉武罢于郀子，二宋**基于回河之役，即如嘉靖中开浚孙家渡等处，费出下赀，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约束者也。"①这里的言论，通篇是悲观失望、无能为力的语言。你看："臣以为黄河为患自周、汉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决之术，要在因势利导，随弊修补而已。"黄河是硬治不得的，历史上，汉武帝堵郀子之决，无功而返；两宋兴回河之役，导致亡国。
天下有谁能出奇策使黄河水受约束的？倒不如划出地方，任其游荡决溢，只是尽力保运，"别开一渠，远避黄水，以免沙淤之急。"只要运河畅通就可以了，黄河决溢，淹点地方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明初以来治河家们遵守的通则。因此决不能同意"开故道以杀河势"的主张。然而朱衡的这一番言论却受到了穆宗的支持和赞同。
在工部尚书朱衡只保运、不治河思想的影响下，翁大立对这次河患的态度也只是因循。不过他又把朱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朱衡为了避开黄河的影响，在昭阳湖东岸修筑了从南阳到留城的"南阳新河"；翁大立倍受启发，则进一步提出了"开泇运新河"的建议，这是隆庆三年九月的事。他说："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可别开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这十大好处综合起来讲，就是与黄河的狂澜激湍"远不相涉"；漕舟循堤而上，可以避免淤浅之患，还可省盘剥之费；用治旧河的经费来开新河，则长堤可缓，费用大省；弃旧河以为水壑，可以排泄洪潦。翁大立的这个建议正合朱衡之意，因此"章下，工部以大立议为便，请行抚按及巡盐官相度地形并议钱粮夫役以请。"①翁大立建议开凿的泇运河，实际上起自夏镇（今山东微山）李家口，东南合彭河、丞河至泇口会泇河。②这样大运河就可以在徐州至邳州直河口段避② 《明通鉴》第六册，隆庆三年条。
① 《穆宗实录》卷三五。
① 《穆宗实录》卷三七。
②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中有关地图，另见《明史·河渠五》中的说明。
开黄河风险。在明代中叶的治河史上，翁大立的泇河议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左右了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三十二年（1569-1604）之间的明朝治河政策，最后终于成为现实。《明史·河渠志》上说："其议始于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于李化龙、曹时聘。"其实，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翁大立的"开泇河议"实际上是受了朱衡"开新河议"的启发，是朱衡开新河思路的进一步拓展。
翁大立的"泇河议"顺应了明代中叶以后黄、运逐步分家的历史趋势，对于大运河本身的建设确实是一个贡献。但是他的这个方略和朱衡的观点一样，都是建立在彻底牺牲治黄工作的基点上。"弃黄"而"保运"，这样的观点就未免短视。况且他们放弃"治黄"的理由是认为黄河自古以来无法治理。不如弃之以地，任其决溢，这在思想上就更是一种悲观失败、无所作为的观点了。
翁大立在任期间，始终不渝地鼓吹开泇河之议，但迟迟没有得到朝廷的明确支持。到了隆庆四年七月，山东地区普降暴雨，沙、薛、汶、泗诸水骤涨，恰好此时黄河洪水也暴至。两处洪水相遇，导致四处决溢，使茶城一带黄河全部淤浅。于是翁大立上言建议：今山水甚胜，自梁山而下，合于黄河，对此除多加开浚之外，还应集中力量，"依山筑堤，以避秦沟、浊河岁岁涨淤之患，此所谓因势而利导，不与黄河争尺寸之地者也。"①工部从其议，请翁大立相度举行。但翁大立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除了在请求"开新河"问题上频频上奏外，在治理现有黄河的洪水方面他拿不出多少可行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遂决定以提升兵部侍郎的办法，将翁大立调离总河位置，再由翁大立提名，请丁母忧满三年已销假回朝的潘季驯接任总河职务。
在潘季驯还没有到任的时候，由翁大立继续在任内代管。翁大立代管没有几天，九月甲戌，黄河再次暴涨，洪水大决邳州，自睢州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之间河道淤塞了180 多里，运船千余艘被阻不得进。朝廷震动。被灾情搞得焦头烂额的翁大立此时已乱了阵脚，他先是上疏"请浚古睢河由宿迁历宿州，出徐州小浮桥"以泄洪，同时"分河自鱼沟下草湾，以保南北运道。"然后又上疏辩称："近来黄河之患不在河南、山东的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口河以远河势，开萧县以杀河流者，正为浮沙涌聚，河南增高，为异日虑耳。??臣以为权宜之计在弃故道而就新冲，经久之计在开泇河以避洪水，议无出此两者，惟上决择。"①其实面对雪片儿一般飞来的灾情通报，究竟是先集中全力开筑泇运新河？还是先开支河分流？还是先修复故道？还是先从新冲出的河槽顺势通运？翁大立此时早已是不知所措了。这从他后来于10 月间所奏上的另一篇《河道疏》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是后话。因此当翁大立的疏文先后送到工部尚书朱衡面前时，同样被灾情搞得心烦意乱的朱衡此时也对翁大立完全丧失了信心，对他那一套总不见实行的两可之言己极不耐烦。他提笔写道："旧时黄河自刘大夏设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嘉靖初，曹（县）、单（县）筑长堤而山东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丰（县）、沛（州）之患息，非必河自顺轨，由人力胜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济漕，而新冲之渠卒未可就，惟筑塞决口如昔时房村方略则故道宜可通。至如泇河之议，虽工费不赀，而一劳永逸，比岁岁疏凿费亦自省。宜令大立躬自相度，① 《穆宗实录》卷四七。
① 见《穆宗实录》卷四九。
条其利害以闻。其管河官员俱令戴罪立功，俟河道奏请。"上从之。②这里直接了当地批评了翁大立企图弃黄河于不治的消极治河心理，指出不能坐等黄河自己安流，要想办法去治，"由人力胜也"。同时批驳了翁大立以"就新冲"为当务之急的设想，指出当务之急是筑塞决口，疏通河道。现在朱衡大概也开始认识到了，"弃黄"而"治运"的观点其实是短见的。不过，如果以为朱衡完全放弃了"开新河"使黄、运两河分家的想法，那也不客观，朱衡自己就讲了，"泇河之议，虽工费不货，而一劳永逸"。但是现在还不能搞。面对朝廷百官和穆宗皇帝的责问，现在只有暂寝泇河之议，让潘季驯来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将来只要时机一到,还是要把这个长远之策诉诸实施的。
至于后来河势的发展使得朱衡本人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隆庆四年十月已酉，以运河淤阻，漕舟不至，诏夺总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等各禄米半年，戴罪管事。以后，又以治河无策为由，将翁氏罢斥回籍。他的治泇河议自然就告吹了。①当然，这对刚刚上任的潘季驯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又请敕都御史潘季驯、陈炌协心共济，如运到而河尚未通则罪河道，河通而运不通则罪漕运。"②这样一来，所谓的"治河"完全成了"保运"的代名词。治河就是保运，这是明代统治者始终贯彻的治河方针，也是他们的唯一评价标准。在这样一个人为设置的狭小框框里，潘季驯要想实现他的黄运兼顾的治黄目标，可真得费一番脑筋了。
（二）本次治河活动的经过
隆庆四年八月，潘季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次总理河道，以接替翁大立。这一年他刚满50 岁。
这次朝廷给他的"敕谕"，除了基本内容跟嘉靖四十四年的敕谕大致相同外，在交代任务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兼提督军务"，要将"山东济宁各临近地方，南直隶淮、扬州，颖、徐州,山东曹■、临清、沂州，河南睢、陈，北直隶大名、天津备该地方听其督理，各兵备道悉听节制，务要防护运道以保无虞。"①这说明在封建国家里，治河活动从来是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活动，必须由国家出面，通过有组织的群体力量才能完成，而这个组织力量的核心部分就是军队。从这个意义上讲，治河官员本身又必须是一个军事上的指挥员，必须具有能够调动和协调千军万马，组织大规模的工程战役的能力。
接到敕谕，潘季驯即刻准备行装，告别了妻女儿孙，携一仆人，于9 月下旬离家赴任。
也许是守孝三年，困守家中的缘故，此次出门赴任，潘季驯感到心情特别愉快。他决定借此机会顺路到太仓州王世贞兄弟家拜访。他们是文坛上的老朋友，又是儿女亲家。自从隆庆三年四月王世贞到任湖州知府，一直到隆庆四年六月王世贞辞官回家，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的交往十分密切，至今令潘季驯思念不已，这才有了一段访问的插曲。关于这次拜访的热情场面王世贞② 《穆宗实录》卷四九。
① 《穆宗实录》卷五○。
② 《穆宗实录》卷五四。
①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
事后在给潘季驯的一封信中作了生动的回顾："扁舟顾访，东海云霞为贤者增色。华琛异味，稚子诧传，以为希遘，至月下浮白啸傲，成小祗园一种佳话矣??。"②从信中的描述，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友情溶溶的动人画面：金秋时节，稻香鱼肥，潘季驯带着家人雇一叶扁舟，从乌程家中出发，沿江南运河泛游到苏州府，再转向东，沿着娄江，来到太仓州王世贞兄弟的家中造访。信中的"东海"此处是指东晋元帝时曾割吴县地方置东海郡，也就是王世贞的家乡；而"小祗园"则是王世贞家后花园的雅称。王世贞作诗文喜用魏晋时典故，潘季驯先祖又是东晋时名臣，此种写法大约也是为了表示对潘氏的敬意吧。稀客到来，令王世贞全家惊喜不己，以为是千载难逢，大家在"小祗园"欢聚一堂，有说不完的友情话。至日沉西山，明月升起，遂移席舟上，泛水于溶溶月色之中，吟诗作赋，议论朝政，直叙胸臆，一醉方休。
直到季驯走后很久，世贞还念念不忘这段相逢，对于未能亲自牵猪肩酒回访季驯深感抱歉。季驯和王氏兄弟都是知己朋友，豪爽之人，所以此次拜会所谈内容围绕治河，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大家直叙胸臆，毫不掩饰。潘季驯既谈了他代替翁大立独当一面总理河道的宏伟设想，又谈了自己厌烦朝政，宁愿弃官，解甲归田，享受儿女之情。当谈到江南太湖流域的治理时，对于"五湖"应当不应当"复读"，众人发生分歧，大家借酒助兴，争了个脸红脖子粗。事后王世贞尚感歉意，特题扇头诗一首，以示陪礼。这封信大约就是潘季驯告辞后不久，王世贞所写的。
告别了王世贞兄弟之后，潘季驯于11 月初到达了山东济宁府"总河"衙门，与翁大立交割事务。此时翁大立已接到邸报，知其被言官弹劾，夺禄米半年，戴罪管事。衙门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潘季驯的到任，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潘季驯第二次总理治河，从隆庆四年八月被任命，到隆庆六年二月与万恭交代，前后共计一年零六个月。这次治河，潘季驯第一次被授予全权，能够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设想来开展工作，分派任务。同时这也是他的"筑堤束水、借水攻沙"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这期间他留下来的奏疏也相当多，总计有30 多篇，均被后人收入《总理河漕奏疏》之中，使我们得以管窥到他的治河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最初的表达方式。应当指出，虽然潘季驯本人在结集出版《河防一览》时没有收入一篇他第二次主持治河时的奏疏，以致使后人对他的治河思想的形成过程感到扑朔迷离，甚至产生错觉，以为他的有关思想形成于万恭之后，万恭才是"束水攻沙"理论的首创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文献的记载告诉我们，潘季驯作为明代"束水攻沙"理论的第一位提出者和系统组织者，他的首创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下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顺序，看一看他此次治河的过程，以及有关思想的形成轨迹。
1.抱定宗旨，坚持"复故道"方略潘季驯第二次治河，"复故道"思想是他预先谋划好的战略思想，复故道也就是治黄河。在这个问题上，他曾于嘉靖四十五年与朱衡的观点相对立，现在又与翁大立的看法相冲突。隆庆五年十月庚申，翁大立临交接之前，曾奏上一篇《论河道疏》①，其中把"开泇河"视为上策，把"就新冲"视为中策，把"复故道"视为下策。他说："臣② 王世贞：《与潘中丞书》，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五，《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二八一册。页一一一。
① 翁大立的《河道疏》见《移宗实录》卷五○；或《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七。
窃计治邳河淤阻之策有三：一开泇河口，一就新冲，一复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参焉。"通过分析利弊，他认为开泇河可以避开徐州的秦沟、浊河，以及徐洪、吕梁二洪之险，直接从邳州入黄河，只是需要劳费数年，而后可久，因有"五便三不便"；而利用黄河新冲的决口，夺睢河以达邳州，劳费不多，道里更近，只是在旧河上建截河大坝，费用不赀，新堤难固，水致复决，还要废睢宁一县，亦有"五便三不便"；而复黄河故道则可以解救胶在河中的九百余艘漕舟，可以还百年运道，可以振兴徐州保存唯宁，但百数十里淤河泥沙难以挑浚，"置沙两涯，势亦崩塞，扫湾筑堤，虽筑不固，且河流所固，多不能复。"所以有四便四不便。其实翁大立的意图很清楚：长远之计就是开泇河，权宜之汁就是"就新冲"，而复黄河旧道必不可行。但是他在奏文中没有这样明说，而是采取了各析利弊、一并端出的办法，不予表态。因此奏疏递上后，马上受到工部的指责："工部仍请复故道以济目前之急，其开凿泇口之议，令大立熟计以闻，无持两可。"不过这里应当承认，翁大立对"复故道"的困难的分析确实有道理，对于长达百余里的淤河，用人力浚挖，显然不是办法，而且挖出的泥沙置于两岸，也势必引起崩塌。在没有新的治理办法产生之前，"复故道"显然就是弊多利少了。
与翁大立的上述观点截然相反，潘季驯却在他的奏疏中把翁大立的"下策"视为自己的"上策"，认为只有复故道才是唯一可行的治河方针。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治河时，通过实地踏勘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那次治河，可以说是见解已形成，而壮志未酬。这一次潘季驯是决意要把自己的见解真正诉诸于实践中了。所以他到达总河衙门的当天，征尘未洗，"即招诸司道大夫计之。"在商议中有人提出"故河卒不可复，宜因睢宁决而导之者。"潘季驯闻言马上反驳道："不然。夫避难趣易，争一时之便，而略其害，非长策也。快于袭，功于身，而遗艰于后人，非纯臣之节也。故河见以为难集功耳。
吾不忍苟趣于睢宁决，以病来者。"这一番充满激情的表白无疑感动了与会者，于是大家议复故河。①可喜的是，这一次潘氏的复故道战略真正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幸赖辅弼大臣主持国是，沮遏群疑，决策开复；而工部堂臣朱衡等示以开塞之法，曲中机宜。悯其工费之艰，俯从设处??。"②按此时的辅弼大臣是兼掌吏部的高拱，工部尚书是朱衡，说明高拱和朱衡这次都是非常支持他开复故道的。
但是如何具体的"开复故道"？是以人工挑浚河中泥沙，"开渠引水"为主呢？还是以堵决口、筑堤防、束水流、刷泥沙为主？潘季驯一开始并没有预定的设想。只是当他上任后在邱州巡视河工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工挑浚河道办法的弊病之后，才下决心把复故道的主要措施定为"堵塞决口，高筑堤防"。这个思路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任职后递交的第一篇疏文中。疏文名为《勘什河工疏》，③奏于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文中是这样写的：工程初议只欲傍岸挑土。今粮船多淤河中，须从河心开浚新淤河身，一尺之下即皆淤泥，随挑随陷，无所着足。有水缺口肆际弥漫，无水之地积沙便野。堵塞决口取土于四五里之外，得之甚艰；卷塌下桩，投土于波涛汹涌之中，失之甚易。筑堤缕水，去沙实上，① 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二八二册，页三六八。
②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旌别效劳诸臣疏》。
③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一。
沙之深浅，土之远近，俱难测料。??再照自徐至淮，屡被沙壅。河身渐高，水易散漫，若非两岸高筑，如大王金堤，则明秋冲决必不可免。??今据前因。??臣等窃照浚复故道不越筑塞决口与开渠引水二端。但开渠则满河稀淤，其状如饴，随取随漫。筑决则一望皆沙，取土四五里外，计一人之力，穷日不过七八筐。施工之难，诚有如各司道所言者。
潘季驯的这番描写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治河者面临的困难和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原来以为只要用人工挖浚即可开复故道。但是现场勘查的结果表明，这种办法脱离实际，得不偿失，应当废止，另寻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筑塞决口和开渠引水二端"。这是工程正式开工之前潘季驯的初步观点。
2.勤奋观察，初步形成"束水攻沙"理论治河工程于隆庆五年正月十六日正式祭告开工。从正月十六日到二月初五日，潘季驯属下的五万河夫主要是从事在河床上"开渠"的工作。从2 月初5 日起，开始调拨人夫分投"筑决缕堤"。到2 月23 日，沿徐邳以下的数十处决口已大部堵住，堤工业已初步成形。然而就在这一天，黄河春汛到来，河水陡长，水与岸平，直冲新挑河口，逼迫河工围堰。面对此景，潘季驯只好命令打开围堰，提前放水入渠。
①放水入渠的直接效果，就是"水势沛然，原淤漕白粮船并官民船共一千三百余只尽皆浮活，出渠前进。"但是使潘季驯大感兴趣的不只是漕船浮活，而是河水进渠以后产生的一种奇异自然现象：当汹涌激流的黄河水涌入河床中新开挖的小渠之后，流速骤增，水势骤涨，强大的水力像热汤沃雪一样，迅速溶解并带走了小渠两岸的泥沙，使河槽很快变宽变深。这个被偶然观察到的河流现象给潘季驯以很大的启发，他想：长期以来人们在治黄工作中最感头痛的，不就是因为泥沙淤积，河床填高，人力无法挑浚，而使得河水四处决溢吗？既然黄河的水流有这么强的泥沙携带能力，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它的力量疏浚河道，清除淤沙呢？现在河水四处决溢，水流不专，水力下强，泥沙自然就要淤积了。那么，防止黄河泥沙淤积沉淀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设法把黄河主流约束在河槽之中，让它力专而一。这样，天长日久，河床不就可以被刷深，河流不就可以稳定下来而不再四处决溢了吗？原来水流和泥沙之间还有这么一种巧妙的制约关系呢！
那么，用什么办法使河流按照人的要求，力专而一，在河槽中相对稳流呢？堵筑沿岸决口，不使它们四处流散，当然是约束河势的当务之急。但是到了夏秋之际的汛期怎么办？所以从长远来看，沿河岸高筑堤防，才是保持河道稳定的经久之策。这样看来，自己所坚持的"复故道"主张并没有错，问题是要通过大规模创筑堤防的措施来加以切实保证。这个发现使潘季驯十分高兴。从此以后，他便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观察水流与泥沙的影响关系和大规模创筑堤防的实践中去了。
潘季驯上述思路的转变，在他的奏疏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只要我们把他这个时期治河的奏疏与他上次治河时的奏疏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在第一次治河的奏疏中，很少有水力冲沙现象的具体分析。虽说那时他早已提出了开复故道、"治河保运"的主张，但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工程手段来开复，他心里并没有数。他反复强调的就是"开导上源"和"疏通下流"，至于如① 参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二，《勘估工程疏》。
何开导，怎样疏通，他也讲不清楚，奏文中出现的字眼大都是"挑河"、"疏浚"之类。但是到了隆庆五年时的治河奏疏中，则大量的表现出他对于河流与泥沙关系的详细描写，以及他对于堤防束流作用的反复强调。例如，他在隆庆五年四月上奏的《议保新堤疏》中写道：查得邳睢河工前报未筑王家口八丈并旧冲阎家口七丈俱已筑塞，止余新冲阎家口坝外两处见在兴筑，渠水日增。虽新复之河沙淤刷者，淦流甚急，牵挽稍难，而运船日过不绝，量无阻误，再过旬日，水势定矣。①这是作者对新开河渠中水力刷沙现象的一个具体描写。同年四月的《议筑长堤疏》中写道：照得徐、邳、睢、淮，当全河下流，兼受闸河山东诸木，又累年沙积，河身垫高，容受渐少。上年水溢出岸丈余，漕渠阻塞，为害莫甚，堤工一节，诚不容水一泛滥，即漫堤上，是以复有睢宁之决，即使邳州上下仅复故道，安能使徐吕之河尽去伏淤？为今之计，当自徐至邳，自邳至淮，查照两崖堤岸，如法高厚；两岸之外，仍筑遥堤，以防不测。庶几水由地中行，淤沙亦随以去，数年之间，深广如旧，冲决之变亦自免矣。
看得黄河淤塞多由堤岸单薄，水从中决，故下流自壅，河身忽高。??必须预筑长堤坚固，水无泄漏，则沙随水去，无复停蓄壅遏之患。??故欲图久远之计，必须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此不易之定策也。
这里的表述就具体得多了。这些文字中，有潘季驯对于属下报告的引述，有他会同有司官员实地考察的结论，也有他总结出来的原则性观点，其基本认识都是完全一致的：即河道淤积的根本原因是"水从旁决"；而防止水从旁决，保持水流挟沙力的根本措施就是"顶筑长堤"；筑堤有两种方式："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渍决"，两种堤防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能防止决溢而使河流归槽；这样，"水由地中行"，河中泥沙就可以随之而去，坚持数年，冲决之变就可自免。这个推理过程虽然过分乐观，但它起码证明潘季驯已经认识到黄河中水流与泥沙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初步的束水攻沙思想。
上述思想在他的以后各篇奏疏中亦反复出现。例如，在五月间上奏的《趱运粮储疏》中写道：徐州以下黄河广至200 余丈，深至三丈多，去秋淤沙填满河岸，今春开工以后，靠人力挑浚小渠不及其中1/10，其余"全恃水冲刷沙，沙随水滚，跌荡成淦。"他认为这是"牵挽者苦其难而在治河者方以为幸"的有效措施。②六月，在《正漕通复疏》中他又介绍了上述治河措施的形成渊源："查得臣未接管时，先管工部议复河工，内开将大小决口筑堤断流，中开小渠，使水归河身，则沙自冲刷，咨行在卷。臣以为治河之策，无出于此。"这里很可能就是指工部尚书朱衡所示的"开塞之法"。说明在潘季驯之前，朱衡可能就已经初步认识到水力刷沙的道理，并把它运用到了实践中。所不同的是朱衡仅仅把它看成一种单纯的开河技术，而潘季驯则把它上升到基本方略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二。
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二。
的高度，使之成为"复故道"主张的理论支柱。①七月，在《乞留贤官疏》中，潘季驯又一次明确地指出：臣惟河渠之塞，必先旁决，防决之策，要在堤防。
昔者贾让言之详矣。故臣于筑堤一节，独拳拳焉。
运土于数里之外.觅淤于积沙之下，如燕垒巢，日计分寸。今高恃两崖，庶几足恃，自此勿坠河，可百年无恙矣。不然何自我国家以来，河患不在河南，而独在徐邳之间耶？
有堤无堤故耳。
这确乎称得上是一篇"堤防宣言"，同他治河之初时的态度成一鲜明对照。所以在这一篇疏文中，他花了整篇的文字来举荐管理南河工部都水司郎中张纯，说他与张纯"朝夕共事，稔知其人，志行贞亮，才识充融，??全河皆其履历，要害故所熟知，欲保是河，诚非本官不可。"结合隆庆四年十二月张纯所提出的堤防之策，我们不难判断，在潘季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张纯的参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据有关史料介绍，张纯是一位常年奔走于河上，有着丰富治河经验、资历很深的治河官员。早在嘉靖四十五年潘季驯协助朱衡开南阳新河时，张纯就是他们手下的一名得力官员，所以潘季驯说他是"昔年新河堤坝累有劳绩。"隆庆四年十月，朝廷因翁大立治河不力，论罪举动的时候，本来名单中也有张纯的名字，这时工部上疏为之求免，称张纯刚从"北河"（按指山东济宁以北的运河段）郎中署调来此职，尚未工作，不应承担延误漕运的责任。结果张纯得以幸兔。①以上说明张纯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从事治河工作，对治河有着丰富的经验。这就难怪潘季驯要上疏大力挽留，希望能将他破格擢职，专理河道。这个请求不久就得到了工部和吏部的破格批准。②在七月间上奏的另一篇《开复工完疏》中，潘季驯还介绍了施行治河新方略之后的工程效益。他说，黄河自隆庆三年海啸之后，河流停缓，沙垫底高，兼以两岸原无堤防，任其漫溢。延至隆庆四年，东溃西决，正河遂淤，粮运阻隔。"臣于交代之时，亲诣踏勘，殊切惶惧，盖不惧河之不通，而惧通后之未能尽刷积沙，仍复深广也。今??诸决即塞，两堤告成，水从下刷，沙尽底深，一带河深，俱已复旧，伏秋洪水异常，所在巨浸，土人皆云比去年水高三尺而新堤仅及根址，寻即消落。此河身深广可受之验，而昔之所谓沙垫底高者，不足虑矣。"①这些文字不仅真实反映了潘季驯治河方略的工程效果，而且将隆庆五年前后的河道情形作了对照，说明潘季驯的独特贡献正是表现在正确认识黄河的水流与泥沙关系，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沿河岸大筑堤防活动上。可以说黄河的结束游荡，相对稳流，正是从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河以后开始的。
以上有关思想，用潘季驯在该年六月间上奏的《议筑长堤疏》中的话来说，就是："为照筑堤束水，治河要策，""古所称下策则今之上策也。"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②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① 参见《穆宗实录》第五○卷"工部言：'纯，初自北河继管南河，尚未视事。'复宥之。"② 见《穆宗实录》卷六○："五年八月戊午，改工部营缮司郎中张纯仍为都水司郎中，以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言其治河有效，特请久任故也。"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这些彼高度概括了的论述表明，潘季驯作为明代治河史上"束水攻沙"理论的系统提出者和勇敢实践者，他的首创地位都是当之无愧的。由于他的这个理论在实践中对于稳定黄河下游的河势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以后竟得到了历代治河者的广泛推崇和遵循。
3.孤军奋斗、无故遭贬的结局潘季驯的高明之处不仅表现在他勤于观察，善于总结出不同凡响的治河理论，而且表现在他勇于实践，始终奋战在治河工地的最前沿。明人申时行在《潘公传》中曾详细记载了潘季驯在这次治河活动中，栉风沐雨，身先士卒，冒着极大危险，亲自登船指挥堵筑黄河央口的事迹："始公塞决时，淫雨连旬，水骤至，几没公趾，不为避。万众野处，公往来抚慰，不惮劬劳，至呕血负疽，犹力疾视事，矢以身殉河，报明主。尝乘小艇行河，风雨大作，震撼波涛中，几覆，挂树杪乃脱，父老神之，为潘公再生，识其处，当是时，公之滨于死者数矣。然有天幸不死，谓公忠诚感格非耶？"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治河活动中，有两次行动最能表现出潘季驯的非凡指挥才能。一次是工程开始以后的第二个月，本来经过一月奋斗，沿河各处堵决工程已基本完成。不料正在此时，上游突降暴雨，河水大溢，将新旧堤防，溃决殆尽，重新决口43 处之多。面对此景，在工军民无不垂泪气馁。这时潘季驯方患背疽，疼痛难忍，正在官邸中治疗。听到灾情汇报后，他马上裹创而出，督率从容，对役夫官吏抚慰有加。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他还想了一个办法，故意写了一道徼文令人送到河神庙，"移文责之神"，然后借河神的托梦宣告此次洪灾非神灵所为，洪水不久就可以消退，希望大家不要气馁。
有人发愁这么多决口，从哪里寻找堵口用的石块和竹木埽料？潘季驯启发大家说：你们没听说过这样一句古诗吗，"塞长茭兮湛美玉。"河神吃了我送的供品，已经告诉了我塞决口的办法，这就是"伐河柳为骨，而草衣之，土实其中。"用这些便宜的材料做成围径二丈的大埽，缒巨绳下之，决口立塞。
大家听了他的生动介绍，纷纷照样动手去做。果然，一个月以后，40 多处决口全部堵筑完毕。①（参见卷埽示意图）还有一次是在四月七日，"桃花水"方来罢，"麦黄水"又借着风势涌来，水位上涨，堤防告急，部分地段又冲开了新的决口。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潘季驯身先士卒，乘小艇赶赴决口处，组织民夫，亲守筑口，与水力争。这时恰遇风雨大作，小艇震撼波涛之中，几覆，幸挂树梢才脱身。前述"公之滨于死者数矣"，此即其中的一次。经过大家的一番紧急抢险，终于堵住了决口，使堤防得以不溃。①徐邳间黄河工程稍稍就绪，山东运河又以水泉久旱告急。潘季驯闻讯后顾不上休息，又复拨棹而西，直奔济宁，设法解决引山泉济漕渠的工程措施问题。就这样奔走河上，来回穿梭。他在写给当时的淮安府守令傅希挚的信中自嘲地谈道："旱则忧漕，潦则忧河，仆之忧何时已耶？"②正是由于这种躬亲实践，使潘季驯得以熟悉河情，总结经验，且颇多创获。例如在挑浚河道时，"淤泥深，人立辄陷。公命以木横沙面，决半沥水，左右互倒，水尽沙干，乃得施工。"①① 参见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康基田：《河渠纪闻》。
① 参见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康基田：《河渠纪闻》。
② 潘季驯：《与淮安郡守书》，见《留余堂尺牍》。
① 康基田，《河渠纪闻》。
又如，"施工决口，悬溜蚀土辄化。命以大埽截流，楸以巨缆，旁植巨桩。其当冲之处，湍猛流急，桩折埽滚，势难猝就。乃复相视缓急，偃仰合度，卒复压以原土，势若冈陵，始足当巨溜。"②再如，"筑堤捍水，浮沙不坚，而实土又取用不便。乃命囊土程衡，唱筹课役，土工乃集。"③这些描述既体现了他在河工技术方面的创新思维，又表现了他在工程管理方面的组织才能。
这样，在潘季驯的指挥下，整个工程进展很快，到隆庆五年六月三日，主体工程已经完工，10 个月后全部工毕。共用役夫五万，费水衡金11.8 万两，浚河80 里，筑堤150 里，出官民之舟于淤积者以万数，"其所浚筑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费半之。"于是，河道衙门中的诸司道大夫，如冯君敏功，张君纯辈方思所以侈大公功，立石碑而树之永永。④然而，尽管潘季驯所主持的第二次治河活动功效明显，成绩很大，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庙堂中当政者的真心支持。他们只是把他拉来临时解决危机，危机一旦过去，他的治河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事实上，在潘季驯还主持治河工作的时候，朝廷中的当政者就已经开始考虑用新的治河官员和新的治河方略来代替他了。这便是"开胶莱河"建议的提出和"开河"建议的再提出。
隆庆五年四月，正当治河工程即将告竣之时，黄河汛发，洪水再次冲决王家口一带，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10 余处，运舟漂覆近百，损漕粮4 万余石，淤河80 余里。①消息传到京师，朝中一片哗然，"于是胶莱海运之议纷起。"首先是给事中宋良佐、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议，请求用海船自淮入海，直接运米到天津。②然后户部给事中李贵和等人也提出用开凿胶莱河的办法缩短海运道路，增加航船安全。③所谓胶莱河出自山东省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湾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本是一条天然的季节性河流，旱枯汛流，根本谈不上漕运。因此有人提议在两河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便形成所谓的胶莱运河。这一建议提出后，立即得到当朝首辅高拱的极力支持。他以为，有了胶莱运河，漕运便可以避开黄河，由黄入海，直达天津了。但是高拱的这个观点却遭到另一内阁成员张居正的反对。张居正认为，打通胶河和莱河，必须要凿开两河之间的分水岭，工程太艰难，而且打通后水源也成问题，更谈不到行船了。但是张居正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他没有公开出来表示反对，而是先写信让他的门生山东巡抚梁梦龙出面，上疏表示工程难以成功的意见。结果奏疏被高拱回敬一信给驳斥了，信中告诫他："千万其勿阻也。"④话都说到这个程度，梁梦龙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张居正经过一番思考，又找到了给事中胡槚。胡槚本来是高拱的门生，他又是一个有主见而不随意附和的人。张居正提议派胡槚实地勘查，高拱当然没有意② 康基田：《河渠纪闻》。
③ 康基田：《河渠纪闻》。
④ 见王世贞：《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
① 按《明史·河渠三》记为四十余万石，可能有误，根据张居正：《答河道潘印川》，应为四万余石。
② 见《明史·河渠四》。
③ 见《明史·河渠五》。
④ 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与梁巡抚论开河》。
见。但是胡槚到山东胶莱河工地查勘了以后，于隆庆五年六月回京上疏，同样也表示了胶莱河不可成的观点。这才真正泄了高拱开胶莱河的志气。①张居正虽然反对开胶莱河兴海运，但他也并不支持潘季驯"治黄保运"的战略，而是接受了工部尚书朱衡的意见，主张"开泇河"。这可以从他给潘季驯写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顷报运舟漂覆近百，正粮亏损四万有余，数年损耗米有如此之甚者。国计所关，日夕悬切。今海道既已报罢，河患又无宁时，不得已，复寻泇口之议。顷已奉旨。烦公与张道长勘议，幸熟计其便，且将从事焉。
信中的口气是相当冷峻严厉的，他首先指责了潘季驯保运工作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其次强硬地要求潘季驯立即放弃目前的治黄计划，集中全力勘测泇运新河的工程路线，为尔后的正式开工做准备。张居正此时已身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高位，在内阁中的权力仅次于高拱。他的上述观点显然和高拱的观点一样，对潘季驯的治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冲击。
以上介绍说明，隆庆五年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活动，是在一种极为困难、极为孤立的处境中进行的。朝廷中不仅没有人支持他的治河政策，反而时时有人将他的治河活动当作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反面例子，加以无情的指责、羞辱和鞭鞑。人们根本不相信潘季驯能够通过筑堤防，堵决口，"复故道"，以"束水攻沙"的办法来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在当权者的心目中，只有弃黄河另寻新道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当潘季驯凭着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毅力，在工地上栉风沐雨、亲自指挥，堵决口，筑堤防，疏河道，清淤沙，并于六月下旬奏上工程告捷的疏文后，朝廷中竟无一人肯相信它的真实可靠性。《明实录·穆宗实录》中有一段记载，非常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朝中当权者们的基本心态：隆庆五年八月甲寅，命礼科左给事中雒遵住邳州等处查勘河工。先是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奏："邳河工成，乞录效劳诸臣。"上曰："今岁漕运比常更迟，何为辄报工完？且叙功太滥，该部核实以闻。"于是尚书朱衡复言："河道通塞专以粮运迟速为验，非谓筑口导流，便可塞责。乞遣官就彼复勘，而命季驯戴罪管事。"报可。
辛辛苦苦，治河一年，几乎把命都送掉了，不但没有得到奖励，反而得罪遭贬，要受到言官们的审查。潘季驯当时的愤怒心情可想而知。因此，当收到张居正命令他改弦更张，全力投入"开泇河"工程的书牍之后，他断然回信予以拒绝。潘季驯的这种不合作态度，显然触怒了内阁从辅张居正和工部尚书朱衡。因此当给事中雒遵于隆庆五年十一月从河上勘工回京之后，马上被授权在奏疏中弹劾潘季驯，请求"罢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同原任漕运都御史陈炌，俱冠带闲住。"理由是："运船漂没之故。"其中，推到潘季驯身上的责任是："王家口初决之时，黄水尽从漫坡经流，南出小河口。籍季驯稍缓筑堤一月，则漕船可以尽出漫坡，避新溜之险。乃计不出此，反驱① 见《穆宗实录》卷五八。
② 张居正《答河道潘印川》，见《张太岳集》卷二三，书牍三。
① 见《穆宗实录》卷六○。
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方复腾章报功，罪滋大矣。陈炌虽回籍未尽其辜，而季驯尤不宜独免，乞并赐罢。"工部复："从其言。"①这里所提出的定罪理由今天看起来十分可笑：治河者抓紧时间堵筑决口，提前一月疏通河道是罪过，而坐视黄河决溢横流，推迟一月再去堵筑却成了正理。评价治河工作是非对错的标准不是水归正道，黄河安流，而是"漕运"是否畅通。这样的标准虽然荒唐，却是明代治河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
关于张居正和朱衡在隆庆五年打击潘季驯的事，正史上不见记载，人们一般所看到的也只是万历六年张居正重用潘季驯，和万历十二年潘季驯为张居正家彼抄事鸣不平的事迹。其实在不少明人文集中都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如申时行的《潘公传》中是这样写的：居无何，廷臣或言河数不治，工费无已时。不若废旧渠，开泇河，以漕便。公言泇与黄河相首尾，籍令（黄）河南决淮阳，北决丰沛，漕渠不相属，泇处中，将焉用之？乃以三难二悔之说迸。杵用事者，唆勘河给事中论罢公。公归而泇河之工亦报罢。用事者乃大悔，且叹服公卓识。
这里潘季驯的"三难二悔说"今己不知所云。用事者就是指张居正、朱衡和勘河给事中雒遵等人。王锡爵的《潘公墓志铭》对此事写得更加直接了当，公开指明是张居正在潘季驯第二次治河中被劾罢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泇河议与江陵（注：张居正字江陵）寔，阴主之属人谓公新河成，成且大司空矣。
公谢曰：司空任他人为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唆言官论公去。已，试之，果无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狱起，公反上疏为江陵讼冤，触时讳，至镌秩罢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长者。
这段追述更加清楚地表明，在隆庆五年治河问题上，张居正等人的基本立场和政治权术，以及在这种政治压力面前，潘季驯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
申时行和王锡爵都是万历初由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内阁成员，张居正死后，又都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他们的记叙应当说是准确的。
这里应当指出，潘季驯反对开泇河，反对开胶莱运河，决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批评的，是他在治河政策上立场保守。而是他深深地担忧，一旦这些工程诉诸实施，朝廷就会放弃治理黄河，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潘季驯自己就说过：胶、泇二河之不可成，诸臣之疏早已辨明。"然驯之意则谓不当辩其可成与否也。假令胶泇告成，海运无困，将置黄淮于不治乎？亦将并作之也？??今欲别寻一道，遂置（黄淮）两河于不治，则尧舜之时，泛滥于中国者此河也。纵使漕艘无阻，民可得而食乎？"①这就是潘季驯比他同时代的人思想深刻的地方。对于潘季驯的这个立场，清代学者叶方恒也有一个公允的评价，他说："公独谓泇河之不必开者，则就治黄而言也。盖以黄河泛滥于中国，自古而然。即使运不借黄，仍不可一日不治。与其多费金钱，另开一河以通运，而治黄之费固在。何如治黄而运即在其中。故后人以此为① 见《穆宗实录》卷六四。
① 见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二，《河议辩惑》。
公之间然。"②这样，在朝中当权者们的排斥打击下，潘季驯第二次被迫从"总理河道大臣"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这次治河又是以喜剧开端，而以悲剧结束。
② 见《山东全河备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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