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潘季驯评传 > 一、初试锋芒的第一次治河活动（嘉靖四十四年～嘉靖四十五年）
（一）此次治河的历史背景
嘉靖后期，黄河的河患主要集中在山东曹县以下，江苏徐州与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而这个地区恰巧正是山东闸河与黄河的文汇处所。黄河洪水在这个地区的分支漫流，无疑对大运河的运输和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七月，桀骜不驯的黄河又一次在沛县飞云桥地区决口。开始是新集决口，尚可支吾；后来是庞家屯决口，遂致不可收拾。
全河北流，分为二支，又分而为13 支，或横绝，或逆流，股涌沛地，东注昭阳湖，散漫湖坡，达于徐州。黄水经过之处，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这次黄河泛滥，也给山东至江苏段的运河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徐州为中心，"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特别是山东运河济宁至徐州段，以往主要靠位于山东和江苏交界处的昭阳湖水济运（那时运河在湖西）。四十四年黄河决口散乱北流后，浑浊汹涌的洪水冲毁运河大堤，涌入昭阳湖中，散漫湖坡。使得山东南阳到江苏留城之间的190 多里运河全部淤毁。①汛情飞报京师，引起了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的极大关注。这时庙堂之内严党已除，大权尽握，朝纲急需修补整顿。但年老昏庸的嘉靖皇帝终日不理朝政，只是一味烧香斋醮，整个国家的担子几乎全部压在了徐阶的肩上。现在又突然遇到黄河决口，漕运中断，中外汹汹。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原任总河都御史孙慎又抗命不职。②派谁去接替孙慎，协助在任工部尚书朱衡组织河工呢？咨谋在庭，在吏部文选郎陆光祖的推荐名单中，徐阶很快相中了刚刚被提升为大理寺左少卿的浙江同乡潘季驯。
给潘季驯的"敕谕"是在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颁发的，其大意曰："河臣潘季驯奉敕：近年沛县以北漕河屡被黄河冲决。今特命尔前去总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闸等官，时常来往亲历，多方经划。遇有淤塞之处务要挖浚深广。其黄河北岸各堤岸，亦要着实用工修筑高厚，以为先事预防之计。凡属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访究水源，可以开通分杀，并可筑塞堤防处所，严督各该官员量度事势缓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修理。??尔为宪臣，受兹专委，尤须竭忠尽力，悉心区处，毋惑因循怠玩，虚费财力。
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故敕。"③从这篇"敕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河官中的总理河道大臣，实际上是一个集工程决策、工程实施、河工技术、工程管理、河务监督等数职于一身的高级行政官员。他必须同时精通工程技术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的业务。他既要有事无巨细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胆识，又要有高瞻远瞩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勇气；他既要有统帅千军万马协同施工的才能，又要有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的精神。因此在封建时代对于总理河道大臣的选派一般来说都是相当慎重的，起码应当具有才识过人、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众人信服等方面① 参见《明史·河渠一》。
② 孙慎抗命事，见《明实录·嘉靖实录》卷五五一："十月丙子，命总理河道右都御史孙慎回藉候用。时河患方急，慎被命迁延，不即赴任，都给事中王元春疏劾之，故有是命"。卷五五二："十一月已亥，升大理寺左少卿潘季驯为右佥都御吏，总理河道"。
③ 见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
的品格。虽然具体到每一个任职者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对于潘季驯来讲，这些才能品格他都十分具备。
可能是考虑到第一次从事治河工作，徐阶并没有马上让潘季驯独当一面，而是让他担任助手，主要协助刚上任的工部尚书朱衡来开展工作。
朱衡（1512-1584），字士南，号镇山，江西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
曾历任知县、刑部主事、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迁山东布政史、山东巡抚，后召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嘉靖四十四年进南京刑部尚书。其秋，河决沛县飞云桥，淤运道百里。遂于八月改为工部尚书，总理河漕。
和潘季驯一样，朱衡也是一个廉正能干之人。他从嘉靖四十四年任工部尚书，在任长达十年（万历二年致仕）。其间，他先后与潘季驯、万恭合作治河，治绩颇著。《明史》中称他"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不仅如此，朱衡还擅长著述，在当时的学术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位。他所写的《道南源委录》一书，对明代岭南地区的思想家及其学术源流作了系统的追述，是研究明代嘉靖以前岭南学术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根据史料记载，朱衡与徐阶、张居正、高拱等人均很熟识，同海瑞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当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儒学作教谕时，朱衡正在福建做提学副使，是海瑞的顶头上司，他很欣赏海瑞的思想和个性。后来海瑞调任江南赣州兴国县知县，又调任户部云南司主事，都是由于朱衡担任了吏部侍郎以后，经过推荐才得以任命的。①和海瑞一样，朱衡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明史》上说他"性强直，遇事不挠。"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嘉靖四十五年与潘季驯治河时，因为治河见解不同，两人闹了不少矛盾。万历初，又因为他的个性不被新任首辅张居正所喜，终于被劾回家，于万历十二年去世。②从各自的经历来看，朱衡与潘季驯以前虽无很深的交往，但起码都互相认识。因为嘉靖四十一年六月潘季驯被调任顺天府督学，随后又调入北京任大理寺寺丞时，朱衡正是吏部侍郎。朱衡与徐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徐阶才下决心调潘季驯协助朱衡共同治河。
虽然是合作治河，但是朱、潘二人此时各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很大。从年龄上，朱衡大潘季驯将近10 岁；从学历上，朱衡是嘉靖十一年进士，比潘季驯早了18 年；从官职上，朱衡是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职，潘季驯是右佥都御史，为从四品职；从思想个性上，朱衡的个性强直，容易固执己见，而潘季驯则善动脑筋，不愿人云亦云。这样虽然他们都可能与徐阶等人关系密切，但由于是两个强人被拴到一起，产生矛盾应属预料之中，这种不悦一开始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以后随着工作上的进展，两个人的分歧就日渐明朗化了。
一接到朝廷的敕谕，潘季驯马上交代完大理寺的工作，离开北京，沿着大运河到当时的总理河道衙门所在地山东济宁府走马上任。根据潘季驯本人的追述，他是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接旨廷谢，十一日领敕起程，于二十二日抵达济宁府，与原任总河官都御史孙慎交接的。随后即赴治河工地夏村集，①会同先期已经到达的朱衡沿河勘查去了。
① 参见《明史·朱衡传》。
② 《明史·朱衡传》。
① 夏村集在沛县境内大运河昭阳湖段，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第46 页。
（二）此次治河活动的经过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底，潘季驯与朱衡在夏村集会合。然后在有司官员的陪同下，沿着被冲毁的运河工地勘查水情。巡视路线是从山东济宁以南的南阳口出发，沿着昭阳湖的东、西两岸向南巡视，一直到达沛县境内的百中桥。在百中桥附近，发现河势分为两路，"一从留城出口经黄家闸、大小溜沟等处出境山，此则运河之故道也；一从沂山至窑沟等处出境山，此即今岁新冲之支河也。"②在巡视过程中，潘季驯仍然按照过去长期形成的老习惯，注意深入村舍堤铺，向当地的年长老人、有经验的船工，以及下级官员询问河势。当时昭阳湖西岸已被黄河洪水淹淤，潘季驯就改坐小船溯流而西，问故道于撑船的老篙师，并亲自到实地观察。①巡视的路线是大致相同的，然而在选择哪种治河方略的时候，朱、潘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朱衡看见原来昭阳湖西岸的运河旧渠已经淤积成陆，而湖东岸当年盛应期所凿新河故迹②尚在，地势高，河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定计开浚新河。而潘季驯则通过沿河调查认为新河土浅泉涌，劳费不赀，而留城以上运河故道初淤可复也，而主张复故道。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两个人又都固执己见，"由是二人有隙"。遂决定各自向朝廷奏上意见。③潘季驯先奏上的是《阅视河工疏》。他说："议者（显然是指朱衡）谓出留城一带沙淤，挑浚工费颇巨，不若从沂山为便。但臣（指季驯自己）虑新冲支河俱系湖坡，运舟不便牵挽。"因为自沂山以下，一直到境山，六十余里俱系湖坡，深处不过三尺，沿边山势又蜿蜒曲折且夹以诸多湖岔，欲建筑运河长堤，势必困难。因此"臣度沂山一带既不可行，则留城出口在所不免。"④大概是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工作要受朱衡的节制，而且河道诸官的观点也大多倾向朱衡一边，舆论与已不利；也可能是通过进一步实地勘查，发现恢复运河在昭阳湖以西的故道确实不可能，潘季驯又于十二月初十日紧急奏上第二篇疏文《浚秦沟等处下流疏》①，他说："见今挑浚里河（即运河新河）
以避黄水，无容别议。但里河固所当挑，而（黄河）故道犹须加意。臣阅视夏村集等处河工毕，即驾小船。??行至沛县一带地位、沿洄眺望，延袤数十里间，非洚水横流，即沙淤崇积。今虽水势稍落，然明岁霖雨时行，其害固在也，可不虑乎？"黄河变成此种没有约束的漫流之势，不加整治怎么能行？因此他把自己"复故道"的治河主张在内容上作了实质性的修改，由复运河故道改为复黄河故道。他说：臣惟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两端。
而今之所谓上源者，非新集口与庞家屯等处乎？议者谓其地远费广，且虑黄河已弃之故道开亦无益。
臣询之舆论，大略相同，委难轻议，姑置之矣。夫上源不可导，则下流② 参见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阅视河工疏》。
① 参见王锡爵：《潘公墓志铭》。
② 嘉靖七年（1528 年），总督河道都御史盛应期请改昭阳湖东为运河，以西岸为湖障，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朱衡实际上采纳的是盛应期的观点，参见《明史·河渠志》。
③ 见《明史·河渠一》。
④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
①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
在所当疏。而今所谓下流者，非秦沟浊河飞云桥与沛县西门诸水乎？秦沟浊河飞云桥等处俱各浅涩，惟西门一流，冲决长堤，逆上西北，径入湖陵城，至将鲁桥南阳等闸泉水壅阻漫流，则今日为运道之害者，西门一流为最也。
夫水性避高就下，而水势南顺北逆。秦沟浊河颇近徐、吕二洪，其流为顺；而沛县北去徐州百五十里，故飞云桥与西门之水为逆。然诸流异派而同宗，秦沟浊河之势胜则飞云桥与西门之势衰，是秦沟浊河者又飞云桥与西门水之下流也。欲杀沛县之水，非导秦沟浊河不可。
与此同时，朱衡也奏上了自己的方略《修复运河故道疏》①。他说：恢复黄河故道，臣参考地形有五不可。第一，上源新集一带无故道可因，郭贯楼以下虽有河形，但属新淤，无法驻足；第二，"黄河所经，鲜不为患"。如果现在改复黄河故道，就会把鱼（台）、沛（县）所遭受的水灾转移到萧（县）、砀（山），其结局都是一样的；第三，现在黄河的大势是向西北奔流，如果现在要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就必须在河道中筑坝横截，遏其东奔。而要想在狂澜巨浸之中，筑坝数里，那实在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第四，役夫30万，旷日持久，骚动三省，社会影响实在太大；第五，大役踵兴，工费惊人，一有不继，前功尽弃。所以复故道之举断不可行。他认为，与其花费数百万工费驱数十万役夫，于狂涛巨浸之中浚河挖泥，恢复故道，不如就在黄河南岸修筑堤防，防止黄河水再向南奔溃；而在黄河北岸，留出沛县以北数百里地区，形成一个天然滞洪区，让黄河洪水有所停潴休息；②同时疏浚秦沟（黄河的支流）的下游，最后导引停潴在这个地区的洪水慢慢泄走。至于现在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集中全力，将原来位于昭阳湖西岸的运河故道迁到昭阳湖的东岸，以保证漕运的畅通，躲开黄河的危险。
总之，一个要把恢复黄河故道作为主攻方向，一个要把开挖运河新渠作为工程重点。潘季驯与朱衡在治河方针上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朝廷一时无法作出判决，最后决定派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工，再作定夺。这己是嘉靖四十五年的事情了。
四十五年（1566 年）二月甲申，工部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道。在此之前，治河工地上曾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朱衡个性强直的老毛病这时又犯了，他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在朝廷还未做出最后决断之前，就命令运河新渠开工，并"引鲇鱼套、薛沙诸（山泉）水入新渠马家桥堤，以遏飞三桥决口。"同时他还在工地上"身自督工，劾罢曹■副使柴涞，重绳吏卒不用命者，浮议遂起。"事情闹大了，传到了京师，于是给事中郑钦劾"衡虐民悻功。"朝廷才命何起鸣即刻起程，勘实以闻。①经过一个月的实地勘查，三月辛酉，何起鸣②奉诏从沛县勘河工还，上言曰："旧河之难复有五"，而新河"谓难成亦有三。"其中谈到旧河难复的原因时说："黄河全徙，必杀上流，新集、庞家屯、赵家圈皆（黄河）上流也。以不货之财投于河流已弃之故道，势必不能。"再加上"自留城至沛（为① 见《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九。
② 朱衡留昭阳湖为滞洪区的观点，参见李攀龙：《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还朝序》中的引述："夏秋水猥盛，虽时溃而东北沙淤存落，泛浅力微视其自索，抵极而反，亦在新河西堤外，昭阳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谓勿与水争者，独河焉为壑？"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一。
① 见［清］夏燮：《明通鉴》第六册，嘉靖四十五年卷。
② 何起鸣，四川内江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曾选工科、礼科给事中，后迁工部左侍郎。
运河故道），莽为巨浸，无所施工"，10 万之众，无所栖身，夏秋淫潦，难保不淤。而与此相比，"新河内多旧堤高埠，黄水难侵，开凿之费视旧河为省，且可远将来溃之患决。"至于开新河的三个困难，完全可以设法克服。
在黄水异常、复漕无日的情况下，"臣断以为开新河便宜如衡言；开新河而不全弃旧河（此处指运河故道），宜如季驯言。"①从这段证言中可以看出，何起鸣虽然同时介绍了治河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但他明显是站在朱衡一边的立场上赞成开"新河"的。另外他的介绍也证明，潘季驯所谓复"故道"的主张，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恢复从新集到庞家屯、赵家圈的黄河故道；另一层是指恢复从南阳口到沛县留城一线的运河故道。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有区别，又互相牵制，因为前一个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后一个问题的解决。可惜《明史·河渠书》上对此种情况未作说明，却一概归之曰："复故道"。后世的研究者不明真相，以讹传讹，都以为潘季驯坚持恢复的就是一条运河故道。这样的理解不仅降低了潘季驯方略的积极意义，而且还误导人们产生潘季驯的主张就是因循守旧的错误印象。这种误解应当予以纠正。
嘉靖四十五年的河工形势如图4.1 所示。②从这个图示中可以清楚看到，从新集到赵家圈指的是黄河故道（史称"贾鲁故道"），在黄河南岸；从留城到沛县指的是运河故道，在黄河北岸；而从南阳一夏村一留城一线则是指运河新河。前述潘季驯所讲的"开导上源"之策就是指疏浚从新集到赵家圈的黄河故道（贾鲁故道）；而他的"疏浚下流"之策就是通过疏浚秦沟和浊河来减杀黄河北流趋势，疏导沛县以北地区储留的巨量洪水。这样就可以通过治河的办法来保护从南阳到境山的运河不受冲毁，同时救灾民于昏淀之中。由此可见，这里不能把潘季驯的"复故道"主张简单的理解为"复运河故道"。
何起鸣勘河的奏疏对于朝廷下决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疏入，下工部会廷臣议，俱合，上意乃决。诏勒限开筑新河，仍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①由于受朱衡的节制，再加上何起鸣勘河奏疏的影响，潘季驯复黄河"故道"的方略基本上没有被朝廷所接受，只是复运河"故道"的建议被部分采纳。朱衡负责挖筑从南阳至留城的新运河工程（史称"南阳新河"）约140里，而潘季驯负责疏浚从留城到境山的运河故道工程约53 里，此外，他们又督工修筑秦沟以北沿线河堤三万余丈，石堤30 里，"遏河之出飞云桥者，趋秦沟以入洪。于是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①转眼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整个工程已完成了大半，运河新河只剩下10余里水道就可以同旧河贯通了。然而，黄河秋汛，河情骤然吃紧。有一天，上游忽降大雨，黄河暴涨，洪水骤发，又一次冲决并毁坏了沛县马家桥新筑堤防，工程暂时受挫。消息传进庙堂，朝中一片哗然，纷纷谓新河工程必不可成。九月庚戌，原本就不赞成开新河的工科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等人同时上疏，弹劾朱衡悻工欲速，欺上误事，请求立即罢黜。原先曾奏上"复故道有五难"的给事中何起鸣这时也自变其说，称朱衡开新河是决策不当的。
① 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五五六。
② 本图示参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中有关地图绘制。
① 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
① 见《明史·河渠一》。
②上述各官奏疏俱下工部复议。邸报传来，对正在工地上督工的朱衡、潘季驯二人以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潘季驯再次上疏，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局势的基本看法。他说：看了邸报中诸官的奏疏，特别是看到王元春重提自己当初关于"疏浚秦沟、浊河以杀水势，建筑堤岸以防泛滥"的建议，并请求让潘季驯再行勘查此段黄河的"上源"和"下流"时，"臣捧读此疏，不胜悚惕。该科洞烛此中事体，必欲两利俱全，故有此论。"自己当初所发出的警告，终于被现实所证实，提出的治理对策，也终于有了回音，这能不让潘季驯感到激动吗？但他不是落石下井的小人，他要服从整个工程建设的大局，要维护朱衡的面子，不使他难堪。而且现在新河工程已接近完成，全盘否定前一阶段的工作成就，对他自己也不利。因此他提出可以把疏浚黄河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等到运河工程完成以后，再行施工。他说：现在"因里河工程分委各工监督，时刻难离，且各处人夫派调颇多，二处工程（指疏浚秦沟、浊河和沿河筑堤事）一时与里河并举，其势必致重困。吾民诚有如该科所云者，臣随批行各该司道，姑候里河工程就绪，躬诣复勘呈夺，以凭具题，方敢兴工。"①其实，尽管潘季驯一直在坚持"开导上源"和"疏浚下流"的方略，但是他与王元春的主张是有很大区别的：潘季驯主张在彻底疏浚黄河主河槽的前提下治运河，而王元春只看到洪水冲垮马家桥堤的后果，主张用开浚黄河支流的办法来分疏洪水，一个是长远规划，一个是权宜之计；潘季驯主张工程建设应有轻重缓急，先标后本，而王元春则主张开新河、疏浚秦沟和浊河"三工并举"，②这是潘季驯所不能接受的。
果然，几天以后，9 月9 日，朱衡和潘季驯就主持修通了从南阳到境山的194 里新、旧运河，并以"新河工成"告言朝中，称："大帮粮运由境山进新河，过薛河至南阳出口，随处河水通满，堤岸坦平，并无阂阻。"奏疏入内，"群嚣寂然"。帝大喜，赋诗四章志嘉，以示在直诸臣。吏、工二部乃复诸臣疏，谓，"河工既有成绩，衡宜留用。令会同季驯悉心料理，以图永久。"从之。③总起来讲，这次治河工程的内容包括：创筑南阳至留城新运河141 里，疏浚留城至境山旧运河53 里；建筑马家桥堤30000 余丈，石堤30 里；疏支河杀薛、沙二（泉）水之势者96 里；建坝、置闸、原堤、密树诸可以利久远者甚周。工程仅"十阅月告成功矣。"①根据潘季驯本人的亲自统计，其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工程未完成之前，六个月的时间共过粮船3396 只，而工程完成以后，仅12 天，实过粮船就已经超过3894 只，真是"迟速多寡，大相悬殊。"②运河工程虽然完成了，但是潘季驯并来忘掉他治理黄河的理想。
就在运河开通的当月，他又奏上了题名为"为河工就绪，恭请勘议上源事"的《候勘上源疏》。他说："臣窃谓治河之道，固先以开导上源为急，而通漕之计，又当以排浚运河为先。"正所谓："急则治其标也。"现在运河已② 见《世宗实录》卷五六二。
① 见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一。
② 关于王元春的观点，参见李攀龙：《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还朝序》。
③ 见《明史·河渠一》.《世宗实录》卷五六二。
① 见［明］殷士詹：《驾宫保大司空镇山朱公考绩序》，《明经世文编》卷三○② 见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二，《报军运粮船尽过济宁疏》。
经开通，急标已解，应该腾出手来治本了。因此他请求朝廷批准他"带领地方官书算水平人等，再往新集、庞家屯等处复习踏勘，逐一估算明白，务求归一之说，以图永久之计。"③然而，正当潘季驯充满信心，准备听旨勘查黄河故道的时候，却从乌程老家传来他的母亲阂夫人谢世的不幸消息。他只好怀着遗憾的心情向朝廷请假，回家奔丧去了。这样，从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上任，到四十五年十一月丁母忧回家，潘季驯第一次参加治河的时间恰满一年。
由于潘季驯协助朱衡治河有功，隆庆元年六月丙申，新皇帝叙治河功，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潘季驯为右副都御史，职衔为三品官。
（三）对此次治河活动的评价
对于潘季驯在嘉靖四十五年参加的这次治河活动，后世的研究者们一直重视不够。特别是由于《明史·河渠志》的作者不分黄河、运河，一概冠之以"故道"，更是迷惑了不少人，以为在这次治河活动中潘季驯是个反对创新、因循守旧的保守人物。其实大谬不然。通过前面的具体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朱衡和潘季驯二人在此次治河活动中的根本分歧就是：先保漕还是先治河？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只治运河不治黄河，还是"黄运一体"统筹兼顾？显然，朱衡坚持的是前一种观点，而潘季驯坚持的是后一种立场。
对此，清代著名水利专家康基田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他说："衡与季驯同理河事，衡欲循盛应期之旧迹，季驯思复贾鲁之故道。??衡以治漕为先，季驯以治河为急。??衡所见在近，季驯所见在远，治黄而运在其中。"这个评价是相当公允的。①《明通鉴》的作者，清代学者夏燮在考异这段水利史事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朱衡开新河，潘季驯复故道，《明史》两是之，盖新河之利在目前，故道之利在永久也。若是时开新河者，衡主其事，季驯不得不列衔具奏，而季驯寻以忧去。若《实录》所载，谓'季驯亦已中变其说'，似非也。"这个考异也是合乎事实的。②它说明，潘季驯第一次参加治河活动，就已经深刻地注意到治河与保漕之间的不可分割关系，认识到保漕必先治河，它们之间，治河是本，保漕是标，只有先固本，治标才能持久。潘季驯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对于明代前期治河观念的一个重大冲击。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从明代永乐年间到嘉靖年间，治河者多采用放任黄河，以保证漕运畅通为主的政策，"南岸分流，北岸筑堤"成为历朝统治者陈陈相因的基本方略，其结果是长期以来黄河一直游荡不定，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淮河水系，给在黄淮地区生活的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也越来越直接地对运河交通造成更多的威胁和破坏。现在潘季驯看到了治河与保漕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只有先治河才能保漕，这在认识上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了。
这里还应当对朱衡的治河活动作一个公允的评价。朱衡虽然个性强直，但是在对待治河的态度上，却和潘季驯一样，十分认真负责。朱衡开南阳新河，虽然忽视了治黄的内容，但是仅就运河工程本身的建设来讲，避开黄河的干扰，却是明代中叶以后运河建设的一个大趋势。到了万历后期，不仅南阳运河，而且从徐州到江苏清口间的中运河，也都借助于开凿泇河而与黄河③ 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初任）卷二。
① ［清］康基田：《河渠纪闻》。
② 《明通鉴》第六册，中华书局本，页二四八一。
脱离，不再借黄济运。这种分离的趋势一直维持到清代后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朱衡开南阳新河并没有错。至于忽视治理黄河，也不完全是朱衡一个人的过错，倒不如说是整个明朝政府的责任，他们只顾清运畅通，却不管黄河的安流与否，一切治河活动的效果都仅仅以漕运是否畅通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这样一个大原则的确定，无疑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位河臣的具体决策。
潘季驯与朱衡的区别仅仅在于：潘季驯辽想在朝廷规定的大原则之内有所作为，既保运，又治河；而朱衡则干脆按照朝廷旨意，只管保运，不管治河了。
这样才表现出他们之间在思想水平和工作方法上的高下差别来。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无论潘季驯还是朱衡，在这次治河活动中都还没有形成后来称著于世的"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系统治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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