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特工训练
1994年3月，以色列：Tsahal
大白天。我成了新兵部队一员，被一帮二十一岁的老兵指挥。以我二十三岁的“高龄”，觉得他们比我小太多了。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平原，上面有几座两层楼的建筑，靶场，帐篷，大家基本上鱼贯而入，然后就没完没了的分发东西。这边领外套、内衣、鞋子，那边领背包、装备，还有在一过道里飞快地打疫苗，最后给我们发武器和子弹。
差不多到尾声的时候，我终于费劲地从还在挪动的队列里挤了出来，醒悟过来自己已经穿上了军装。在我看来它意味深长到令我头晕！我的父母在哪儿，而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的父母又在哪儿？他们能看见我吗？他们能知道犹太人今天已经有了一个国家了吗，一个有能力保护自己，甚至比这更有力量的国家？能够穿上这身象征着勇气和坚定的制服我是多么的骄傲，而这个国家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所有犹太人因此有权在一个合格的国家里生活，拥有一支合格的军队……
“Hey！At！Ze lo zman la'hlom arhshav！”1……这些傻乎乎的“小头头”无处不在。我略带懊丧地打量着居高临下向我大喊大叫的年轻上士。没错，绝对是合格的军队。
头几个星期全部是基本操练。我倒是一直认为他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但最后还是大吃一惊。上面又给我们发了袜子，装脏衣服的垃圾袋，小收音机，书，明令不能戴的太阳镜，还有用来防止掉弹夹的结实又实用的胶带。我学东西很快。这里和别处一样，自由自在需要建立在深谙规则的基础之上。
在有些方面我还是很讨厌被束缚得规规矩矩。如果是在课堂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无法忍耐的时候我就会一走了之。这不是“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但管他呢，我一向听从自己的本能，秉承我身上欧洲和东方祖先“野性”的一面。还记得第一次从学校出走的情形，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那时刚上了几个月的学，我找了一条不会有人追赶的小路步行回家，尽量避开暴露地段，以确保在我跑过的时候不会有老人坐在窗户边，也不会有好奇的行人看见我经过。我常专心致志地候着女老师从大门口进进出出，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人绕围墙转圈子找它的裂缝，或者在上课和课间时候找借口跑出去，到医务室扔口香糖进去，这自然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按规定应该把它扔到教室后面的垃圾桶里，尽管没人喜欢闻那桶的气味。对所有这些，我都有一套完整的计谋，而且每一个细节都很完善。现在想起来，这些行为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是很古怪——她还不认识字，没看过电视，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真见鬼，我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念头？我真不知道。该是一种“天赋”吧。
那天妈妈见我大上午就回家了，何等惊奇！
“你怎么会在这儿？”她问我，甚至没来得及掩饰目光里一闪而过的佩服之情。
“我烦了，所以我就走了。”我回答得很干脆。
接连不断的谈话、教训和遣送回校，都没能把我的品行纠正过来。现在依然如此，我始终相信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是我不能离开的，只要我决心这么做。我依本能行事，而且总能找到办法解决不断碰到的难题。耐心是唯一的法宝。这是某种无法用理性去解释的东西。
服役期间，失去自由的痛苦没多久就在我身上显现了。实地上操的几个星期，我相对来说还是“听话”的，野外能给我想要的空间。等训练转移到层层叠叠摆满床铺的小宿舍里，事情就不同了，那鬼地方刚够我们平躺下身子。我坚持了四天，然后就擅自离营。厌烦情绪冒头了。我没办法对那些命令逆来顺受，尤其是那些装出一幅大人模样的小头头们下的命令。我还无法容忍他们的斥责。先是和他们争辩，然后变成公开的争吵，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扎扎实实给了某军官一记耳光。原因是这样的：他怒气冲冲地谩骂我，说我认为他歇斯底里。我用这种方式让他安静下来再自然不过。禁闭后面接着警告处分。对自身哲学深信不疑的我再次干了出走的事儿，回到特拉维夫。我告知艾尔戴德我的困境。他先是抱怨说早就警告过我，然后答应试着和他原来的战友联络一下，那人现在是职业军官了。等消息期间，我必须在宪兵到来之前尽快返回兵营，作出道歉并且姿态要低。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至少我得试试。
1994年3月4日：开罗协议签订，裁定加沙和耶利哥地区自治。
正好安息日到了，而这天是可以获准离开兵营的。我高高兴兴地呆在艾尔戴德家，盼着他快点有消息。我惊奇地发现他变得待我特别好。我没多想，尽量享受。很快我就习惯了我这朋友的脾性突变。
我们出门，沿着Yarkon河边散步。在特拉维夫，Yarkon就相当于塞纳河岸，只是社交场所的味道更多一点。孩子们专心在这被污染的水里钓鱼，一家家人在岸边草地上野餐和喝酒，沿岸的小路则给那些慢跑和滑轮的虔诚爱好者带来了乐趣。而安息日的Yarkon河岸成了节日的聚集地，连空气里都是好心情，连带把人们的道德感也提高了。
艾尔戴德是个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人，他兜里没带一分钱——这是安息日的规矩——可是当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他还是到处找开门营业的冷饮店。我就等着这一刻呢，我虽没他虔诚可对自己更诚实些，所以在身上留了几块钱。我们聊了好多，不过显然他没告诉我最关键的东西。我问他：“什么事情让你这么苦恼？为什么一直不对我说？我做错了什么吗？你怨我？”
“是的！”他顶了一句，回答像是发自肺腑的喊叫。“我早告诉过你，你掺和进去是件大蠢事！”
“还有呢？”我有点激怒他的意思，“有点血性吧你，在我唯一的休息日里如果你不惹我生气的话，我会很难受的。”
“你在那儿都干些什么？”
“干些傻乎乎的没完没了的杂活。没意外的话，我从下周开始该去计算机中心工作了。很可能还是秘书处那种蠢活。总归能休息一会。”
“那么很可能这些下周就开始了。”他像是在喃喃自语。
“开始什么？”
“没什么。”
我知道，艾尔戴德是那种一旦闭口不言就跟钢筋混凝土似的人，不过我要着手搞清他担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这个‘没什么’，和让你不开心的那个‘没什么’是一回事吗？”
“对。你别问了。”
“和我的服役有关，对吗？你和军官朋友联系上了？”
“是。”
“那结果呢？”
“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无权告诉你。”
“听我说，如果你向他保证了不和我提这件事，我理解你的难处。换上我是你，毫无疑问我也会为难的。”
“别说了。”艾尔戴德很没好气。
“但是我永远会将我们的友谊放在第一位。所以，如果我知道了什么和你有关的事情，我会信任你，告诉你。悄悄告诉我吧，我听了不怨任何人，也不会变动你教我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是为这个担心的话。没人会知道我了解内情。相信我，说吧！”
“他们说对了，你是有天赋的人。”艾尔戴德神情古怪地打量着我，说了这么一句。
“谁说对了？有什么天赋？”
“从一开始你就该听我的。”
“听这话，你像是要建议我搭明天的头班飞机回巴黎去。”
“没错。这主意太好了！”
“你当真？没这么严重吧？没什么事情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吧？”
“你说对了。很严重。”
轮到我打量他了，可这回他不再说话。我们继续散步，不过不再提及白天的话题。第二天早晨，艾尔戴德天刚亮就把我叫醒了。
“穿上便服，”他对我说，“我们去法国大使馆。他们会帮你办所有手续的。拿着这些钱，他们不会给你钱的。即使你没有退役证明，他们也能让你离开这个国家。”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疯了？”
“我没有，相信我。这样比较好。”
“我没想过要用这种办法来逃跑！”
“冷静点！如果找个好律师，两三年以后你还能回来。你有的是时间。来，按我说的做！”
“如果让人看见了，我会有麻烦的！”
“绝对不会，因为你不再踏入兵营半步。赶快，我送你去。”
大使馆在海边，离这儿两公里多路程。一路上，我强烈抗议艾尔戴德和他的粗暴决定。可是另一方面他惊惶的样子又很让我担心。他绝对有他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犹太复国分子三年多来曾经每星期都要追问我一次决定什么时候回以色列来。现在他却一心要赶我走！
大使馆离十字路口也就百来米，我“回国”那天坐的就是在这路口下的222路公车。路的另一面，大海依然在歌唱，但我已经没感觉了。
艾尔戴德在离门口几米远的地方松开了我。我经过站岗的警卫，他看我的眼神没什么异样，于是我推开那道窄门，心里沉沉的。没等我迈进门里，一个年轻人迎过来，挂着礼貌的微笑把我往外推。
“大使馆今天关门，”他对我解释道。
“什么，关门？为什么？”
“今天是星期天。这是法国大使馆，我们依照法国的作息时间工作。星期天在法国属于节假日。”
“可是我有急事。”
“对不起，”这工作人员把我推到门外的时候，还是挂着笑容，全凝固在脸上。“明天再来吧。”
“这太可笑了！我不可能明天再来。就是在今天我需要帮助。”
“今天是星期天。大使馆关门。很抱歉。明天再来吧。”
我走开了，心里又沮丧又高兴。我追上艾尔戴德。他看着我，两眼炯炯地。他张开嘴正准备责备我一通，我打住他话头，气呼呼地讲了一遍刚才的情形。他伤感而温存地看着我。居然没有耸肩。这回我真是担心起来了。我最后一试：“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于事无补。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的比我还多。到时候轮到你什么也不对我说了。”
我们走着，相互一句话也没说。晨风送来花园里新鲜土壤的气息，树木的气息，还有咸咸的海水味道。我做着深呼吸，感觉很陶醉。一路上我们碰到几个获准回家的士兵，肩上背着枪。我为刚才没走成感到幸福，我很骄傲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走在这路上，呼吸这空气，感受这叫我暖洋洋的阳光。我全身上下充满了生活的喜悦，声音不大不小地唱起歌来。
艾尔戴德转过身来。我不加掩饰的快乐逃不过他。他只是伤感地笑着摇摇头：“我尽力了，”他歉意地说。“有时候命中注定而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那就顺从天意，该来的让它来吧。”
1994年7月1日：阿拉法特凯旋加沙。
计算机中心设在座戒备森严的大楼里。那时电脑刚刚开始普及，脱离系统工程师们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互联网特别些，还很少被使用。互联网是从1996年开始才起步的，约摸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入伍仅三个月就能摆脱刷墙的活儿——都刷四遍了——而挪到电脑上工作，我的心情好极了。我干活很专注，整天的工作量两小时就解决了。剩下的时间我得以用来研究我电脑的各项功用。我正在探究当中，有个四十来岁模样，叫乌里的长官，特意搬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来，对我的试验很感兴趣。
“你喜欢计算机？”他问我，语气听起来很友好。
“非常喜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用它我想做什么都成。”
“是吗？说说看。”
“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正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写个程序出来是小意思。好像我考虑问题的方式和这些小虫子工作的方式很合拍。”
“那是因为你只做简单的小运用，”乌里笑着说，高人一等的样子。
“才不，”我反驳他，略微有点不快。“高级程序我也写的不坏。和你想的恰恰相反，难度越大，挑战的乐趣也越大。”
他接着问我问题，显然对我上面的回答没有不同意见：“你能用哪种计算机语言来写程序？”
“Pascal， C++，Fortran， Lisp……这是Unix操作系统里我最感兴趣的几个。”
“你学新语言很容易吧？”
“很简单。”
“从某种角度看，和学一门外语差不多？”
“更简单些。学外语吧，要想掌握特殊的表达方式和语法就得先了解说这门语言的人的思想。而计算机嘛，逻辑结构是共通的而且更清晰，定义也更明确。只要陈述几个概念就可以了。”
“嗬，你学一门语言还要动用社会学？”乌里强调了一遍，声音里突然多出几分兴趣。
“这理所当然，不对吗？”
“对，理所当然。你不想在计算机方面成为专家吗？”
“在这儿吗？”我很吃惊。“不！他们只会用自己培训出来的人，而且要签十年的合同。”
这下轮到他不快了：“那又怎么了？你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显得更出色。有没有兴趣？”
“十年！这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谢谢你了。越快离开这里，我越高兴。”
乌里嘴唇紧咬。很显然，他本以为我会因为自尊心得到满足而上他的圈套。这叫我挺开心的。他可能从我的目光里看穿了我的心思，脸上现出怒气来：“说的也够多了，我现在命令你工作。”他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弹起来，走开了。
浇水人反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冷水，我为此狂喜不已。如果这就是令艾尔戴德担心的小把戏，他也太小看我了！让我签一份这样的十年契约，连门都没有。
一个星期安然过去了。我高高兴兴地等到了星期四。第二天我获准出营度周末2.还有十分钟我就能解放了，这时候乌里进了房间。如果说安息日有个破坏者的话，那就是他了。他径直向我走过来，拿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如果你在计算机方面像你说的那么厉害，那就过来帮帮我，”他向我宣布，“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丢失的数据集。”
我觉察到这是个圈套：“我无权做任何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情。”我拉开了作对的架势。
“好一个回答！”他的怒气就快爆发了。“我叫你去帮忙。我说的话似乎还是比一个军龄只有几星期的中尉说话管用，对吧？”
“如果你是命令，那好吧。”
“这就对了。”乌里的腔调里透着满意。“我用的是台叫‘L’的机子。你必须进到局域网才能看到。我只需要你帮我恢复数据集，而且你只有很短的时间。我记不得文件名了，不过这里有部分内容，对你来说够用了对吧？就这样，我先走了，回头找你。”
他把一叠散页丢给我，在桌上扔得七零八落的。
怀着对这些下班前三分钟还能潇洒丢给你紧急任务的“老板们”的愤怒，我着手进网去找他的机子。没找到，于是我准备和其他人一起走，这时进来了一名上尉军官，他用目光扫了一遍房间，然后看着我：“是你在负责找那个数据集吗？”他问，“找到了吗？”
“没有，因为……”
“什么，没有？ 你不找该找的东西在干什么？这可是十二分的重要！”
“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不要那些计算机技术负责人去做？这是他们分内的事情！”
“他们没空。你不要争辩了。去找就是了。”
“我没办法。他的电脑根本就不在局域网上。”
“不是在这个局域网，傻瓜！到L网上去……”
“我进不去，那是加密的。我没有得到授权……”
“不要学会用授权这东西来烦人。他既然要你找到数据集，那么你找到了就是算数。”
“Tov3，可他至少也该给我密码。”
“他没给你吗？”
“没有。”
“我去找他。”
办公室里没人了，夜幕降临，我怒气冲冲。我可不喜欢这种麻烦事。我很想丢下这摊子事去见我的指挥官。如果非执行这次寻找任务不可，我也宁愿是他直接下命令。我起身走了出去。很不幸，在走廊里我碰上了打回转的上尉。
“你要走？ 我敢保证，你是想把我们撇在这里！等着吧，我会告诉你指挥官的！”他威胁我。
“太好了，去吧！我更愿意他知道事情经过。”
“看来你，你从法国来这儿是为了熟悉诉讼程序的。在那地方，干什么都需要身份证明。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
两分钟后，乌里闯进房间，带着三明治，薄烤饼，苏打水，还有一脸迷人的微笑。
“你能帮我真是太好了，”他说着，递给我一个薄烤饼。“瞧，你可能耽搁不了很长时间，我希望你的每个神经都调动起来。”
“Todah4，”我有点生硬地向他表示感谢。“密码呢？”
“我的生日……”
我试了一遍。局域网不能辨识。
“你肯定你有资格联机这个网吗？”我变得怀疑起来。“谁能向我证明？”
“给你，”乌里一边说，一边把他的证件贴到我鼻子下面来了，“这足够证明吧？这白痴网络管理员一定是把我的密码给改了。”
“这样的话，给他打个电话。”
“他休假了。”
“会有人替班的。不然，就应该有办法可以联络上他。”
“太费时间。没有密码你能试着解决难题吗？”
“试着联络他会比自己进去花的时间少！我需要得到我上司的同意。对你编的故事我没兴趣。”
“继续用这种腔调和我说话，你就可以和休假说再见了！”乌里暴怒，对我狂吠。
他转身对着上尉，加了一句：“马上找她的指挥官来。”
我们一句话不说地等在那里，气氛令人窒息。过了难堪的几分钟，上尉迈着敏捷的步伐过来了，后面跟着我的指挥官，有点吓呆了的样子。他一进门，乌里就站起身来，在他面前站定，生硬地开口道：“你能向这个倔骡子似的人证实一下吗，我要求她干什么，她是不是必须执行？”
“当然，这是无可置疑的，”与其说我的指挥官在献殷勤，不如说是害怕。
“谢谢，再见！”
冷冰冰的乌里做了个简单的手势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转向我：“试试不用密码进我的电脑，恢复数据集。我留下来陪你，这样你就有保护伞了。没人会问你这么晚在办公室干什么。”
总之，如果他留下来，我还怕什么呢？我开始力图进到局域网里去，这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我向乌里讲解我的操作。
“有两道加密，局域网一次，机子上一次。密码可能是你机子上的那个，而不会是局域网的。我至少得有第一个密码，否则几个月也找不出来。”
“我们没有几个月，顶多几个小时。明天早晨我必须拿到这个数据集。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吧。”
“肯定有其他能连接局域网的人并能给你密码！我们不能到其他已经联网的机子上去工作吗？”
“不行，我有我的理由。我不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至于你，我相信你，是因为你正好不是这里的成员。现在快干吧。你会有好办法的！”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告诉他“不，我不知道怎么办，试来试去都是徒劳的”，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开溜。糟透了的假日。在我硬着头皮充好汉的当口，警报响了。我完全没了自信。
乌里脸色柔和下来，两眼也和气了。他做出更坚定不移的样子，和我说话的神情也突然变得无比温柔：“我只要你试着帮我排除故障，没别的。很简单，你是我能找得上的唯一一个机灵人。”
他趋近我座位，脸上笑容灿烂。他把我放在桌上的薄饼递给我，自己拿起另外一块咬一大口，冲我眨巴眨巴眼睛，又在我肩上快活地拍了一下。然后他专心盯住屏幕，好像答案能突然从里面蹦出来似的。
“依你看，我们能怎么干？”
他这一套挺能迷惑人。再说，我这处境能和他对着干吗？而且他提的问题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进入角色。事实上这网络肯定有缺陷，任何系统都有自己的缺陷。
“我们或许可以置换密码，”我建议，“不过这需要时间……”
“我们没这时间。试试那些不容易被注意的操作。我可不想你启动警报器。”
“这事合法吗？”
“我罩着你，开始吧，不过别弄得太大声。”
我打住心里直犯的嘀咕，那声音老在劝我撒开脚丫子开溜。我赶跑艾尔戴德在河边留给我的心理阴影。我只留下最纯粹的良好辨别力，开始工作。乌里不错过屏幕上的任何变化，兴趣盎然的。
“你这是干什么？”他时不时向我提问。“给我讲讲。”
“我在看由系统返回来的信息，想搞明白它是怎么设计的。”
“也可以说，是它的社会－心理学对吧？就像外语的语法。”
“对，我试着分析它的语法结构。”
“然后呢？”
“然后让我慢慢监测。”
“要很长时间吗？”
“怎么也得整一个小时。”
“好吧，我陪着你。时不时给我讲讲。”
我的不安又上来了：“我怎么能确定这不是个圈套或者不是一个愚蠢的测试？”
“好好呆着吧你。这么个周四晚上，除了测试一个偏执狂似的新兵蛋子，我还是有事可干的。”
这理由说服了我。
四个小时过去了，我摸着点门道了。乌里一刻也不放过我。他很有耐心，看着我做分析，不断给我施加压力，好像存心要让我分心，或者想看看我能不能在压力下工作似的。我注意到他的小伎俩。
突然间，我找到办法了。他一定是在我脸上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表情，因为他更专心地凑到屏幕前问：“你有办法了？”
“也许。想从端口进去是白费功夫。我在琢磨一个办法，就是回到这个链条更初级的层面上去。”
“怎么做呢？”
“你看，我能够进入数据交换的信息流通道。这边是我们局域网上机子的计量……而L网的计量在这边……看到这些数字了？它们表明两个网络之间数据交换的总量。”
“那接下来呢？”
“缺口就在这儿。如果局域网不和外界交换数据，我们就完蛋。可在这里面，只要我们滞留在线上，持续监视进进出出的数据集就行得通。运气好的话，极有可能让我找到联通L网的密码。”
“这么简单？”
“理论上是这样。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用这种侵入办法成功过吗？”
“在大学的时候成过，两三次吧，不过比这个简单些，我们不必躲躲闪闪。而在这里，如果我长时间滞留线上的话，他们很可能探测到经过的波段流量有变化，从而启动警报。我得施个小计谋。越级行动但又不引起他们注意。”
“你觉得能行吗？”
“说实话……没问题。”
“那好，干吧，试一把。”
我开始试验，但一无所获。快过去一个半小时了，我的心情在欣慰和失望间摇来摆去，正准备放弃的当口，我突然截住了一个身份认证错误的信息。然后又一个。紧接着就是连接成功的标识。我赢了。
“快看哪！”
整个网络内容都在眼前了。侵入成功。乌里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两只眼睛里布满了因不相信而来的惊奇。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低了一个整八度。
“真不敢相信！你怎么办到的？”
“很简单。有个人想登陆，试了好几次，但老提供不了用户名和正确密码。网络管理员每次都给他回一个关于密码错误的信息而我也能看到。破绽就在于，当这个人最后终于成功登陆的时候，管理员同样给他回了一个密码正确的祝贺信息……而如果有人一开始就给出了正确密码的话，最后这个信息就不会出现了。我不得不说，这是由网络管理员造成的十分可笑的程序错误。”
乌里的目光黯淡下来，但我太兴奋了，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
“这是你的那台机子……等等，我试试输入你的生日……好了。不过选这个做密码挺差劲的，有机会的话把它改改。”
“找到我的数据集了吗？”
“快了。我键入一个grep1就可以了……好了，由两个……一个是今天的，原始文件；还有一个恢复文件，日期标明为昨天。好，看看，是这个吗？”
“没错，就是这个。好了，怎么说也得把这个安全缺陷通知他们。把你刚才对我说的写下来，打印一份。”
我将数据集归位，起草了一份几行字的报告，然后进行打印。乌里要我等一会儿，他到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取打印件，打印设备都在那儿。我反坐在椅子上，打开最后一瓶可乐庆祝自己的“胜利”。已经凌晨三点多了可我自我感觉就像玫瑰花一样新鲜，被成功弄得精神振奋。
一阵脚步声。两个宪兵走进房间。在我强烈抗议着被他们带走的时候，乌里跟在我们后面，埋头看我的那份报告。我请他说句话，他没有任何表示。出了大楼，我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我看他慢慢走远了，眼睛一直盯在报告上。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艾尔戴德会为我担忧了。
一方面，这种情形让我愤怒。另一方面，它又令我心安理得。如果一切都已经算计了不少日子，我成为猎物也没什么好埋怨自己的。何况我努力去避开过。除非公然抗命，否则该来的总会以别的方式来，迟早而已。
就这样，因为可能致重罪的动机，我在监禁中度假了。往好里想，他们只以盗用计算机未遂的名义拘留我，而最坏的结果是干脆指控我为军事间谍。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可以做好思想准备了，肯定超出我对这种幽闭地方的忍耐限度——我顶多忍几个小时。
我又想起了艾尔戴德，他对这一切都先知先觉。我还有点信心：让我闲呆在这里不会对谁有好处。我回想不起来有什么危险迹象能够解释那个四十岁男人的行为。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等着一纸协议，它应该会说明一切的。
时间难捱。我毫无睡意。我睡不着，也就打几分钟盹，偶尔一个小时，顶多了。这么多年我从没想到这种睡眠方式会落到我头上。我的生活就在刚才稀奇古怪的转了弯。
两天后，我被传到一个小房间里，没有窗户但是装备舒适。三个人坐在那装模作样地吃早餐。有个位置像是留给我的。乌里自然也在其中。我不看他，担心控制不住自己。生气是没有用的，我拿定主意：随他们的便。
年长的那个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要我随便点，和他们一起用早餐。我毫不客气地发动了攻击：“说吧，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他表示惊奇。
“你们让我从这儿出去的条件。安排这种困局的理由是什么呢？”
“什么局？”他问，一脸无辜的样子。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们心里有数，我反正会接受的。因为毫无疑问你们知道我是幽闭恐怖症患者。”
“你没有什么幽闭恐怖症，只不过是酷爱自由罢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个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不得不承认，这种酷爱，加上你的聪明，给了你一种寻找一切方式获得自由的能力。只需指导你不偏离到无政府状态就可以了。以后你会明白的。建议你签下这份八年合同，我们可以暂时忘掉发生的事，而你将和我们共事。”
“8年，这是例外了，我听你说过你不喜欢十年的合同，”乌里语带讥讽。
“我不喜欢‘我们暂时忘掉发生的事’里面的‘暂时’二字。换上‘完全’，我就签。”
“你没被允许讨价还价。如果不愿意，没人强迫你。”
“那我们没什么可谈的。无疑这样对我更合适。我会让自己习惯的直到最后。再见！”
我说着站了起来。他们没坚持，甚至挺高兴，叫人带我回牢房。我气得抓狂。哦！他们吃准了我的弱点对吧？那好，走着瞧！我鼓足了劲。我想适应一段时间之后会习惯的。这就好比管理制度，头三天一过，剩下的就好办了。没错，我会习惯的……
事实上，分分钟我都感觉跟疯了似的。牢房里没窗户，我对时间没了任何概念。我试着唱歌。一首歌大约是三分钟，那么三到四首歌就是十分钟……我计了会时间，很快就烦了，我决定睡觉。惊醒的状况比原来更厉害了。为什么要受苦受难受到底呢？原本今天就可以出去的。只要能溜出去，总比傻瓜似的关在高墙之中更有条件报复。合同是什么东西？一截在这个国家受约束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毫无用处的有法律效力的纸，对吧？（何况，真就有效吗？）世界上其他地方，这实在够宽广啊！让你的自尊心见鬼去吧，姑娘，把那些流氓叫回来，签了那张纸就从这出去了！
我开始用脚踢门。主宰我的这种感觉，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的起点？不，当然是希望，继续。
那些人还在。还在吃早餐。我愣愣地看着他们，目瞪口呆。一整天过去了这怎么可能！我睡了二十个小时却认为只是几分钟？其中一个人笑了起来，递给我一块表：“拿着，送你的。留下做个纪念。”
我看了一眼。离我们上次见面不过半个小时。我对自己的软弱很愤怒。略微高兴的是，我的诡计——我自以为很难被识破—— 鼓舞着我。这鼓舞很快被乌里的大笑给赶跑了：“用不着恼怒，”他安慰我，“你做了最合适的也最明智的选择。在你这种境况下，先假装屈服然后再找机会，这和毫无指望地受苦相比显而易见好很多。但仅限于这种境况。在其他情况下就并非一码事了。别担心，我们会教你怎样捱过半小时！”
我把自尊心收进壁橱，坐下来吃东西。胃口好极了。接下来，我在所有他们递过来的纸上签名，连看都不看。何必呢。走的时候，乌里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了，有一个！
“只能提和现在有关的问题，”他纠正了一句。“至于以后，你到时候会知道的。”
第一个问题就这么被噎回去了。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其他的问题就在嘴皮上打转呢：“这套把戏，我猜在我之前你对别人也玩过吧？”
“对，但不是经常。”
“为什么？”
“志愿来参加选拔的人多了。一般来说，如果给他们一份合同，他们都会热情洋溢地接受。你知道吗，这是被人羡慕的好机遇，至少人们会因为足够的爱国主义而接受它。”
“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我再说一遍，我是出于爱国主义热情才志愿来这儿的。”
“我知道。”
我继续：“被你试过这套把戏的那些人……有女的吗？”
“没有。”
“那么其他家伙……最后那个……他挺了多长时间？”
又是一阵哄笑。再一次，我为自己的敏感而恼羞成怒。
“别担心，你创下了不坏的记录！首先，你能够向我们提出合同措辞的问题，而其他人，在我们做详细讲解之前都没有质疑过什么。其次，你很少采用大喊大叫的方式。这是不随大流者的固有特征。有性格很好，但是在死路一条的境况下不能自拔就很愚蠢。你妥协得越快，说明你明白的越快。在这种处境中”死扛“是不明智的表现。对我们来说，不随大流很难得，但白痴似的不随大流却毫无用处。对这种人我们会让他在监狱里呆段时间，也就一到两年，如果他出去把事情说出来，也好解释成这是磨练他。”
如此这般让我安了心之后，乌里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一字一句重申：“如你所说的‘死扛’，你并没有得到好处。另外我马上会让你明白，任自己和我们对着干将永远得不到任何好处。现在你和我们合作，一切会好起来。离开这条路，你会麻烦多多。懂吗？”
这显然是威胁！我点头，他笑了，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以示友好。我又一次强压住自尊心。眼下，是他手里握着通行证，但等着吧你这家伙，等牌局一变我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需要一个月，一年，或者十年，可我会做到的！
两小时后，我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送进医院。他们拨给我一个单间。它并不比我刚住过的地方宽敞但至少我能让门开着。
三天里，身体检查和别的把戏一个接一个：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心理运动上的，还有其他差不多的玩意。刚开始我不想让健康状况显得太好，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我对那些没有结论的荒谬的测试百依百顺。最后一天有个男人来访。他自报家门叫多夫，是我的教官，而我则为看到一个不穿白大褂的人感到满意。
那些测试都在我脑子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总算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点骄傲感。这良好感觉没持续多久，甚至没来得及体会，因为多夫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些念头全打发了。当时我们在谈论心理分析医生对我做出的有利报告——“至少我敢保证本人精神健康！”我不无得意地说——，他反驳道：“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为确切地说是，你的病理状况和你将进行的活动相适合。”
这句话让我局促不安：干这一行还得受病理之苦吗？我可认为它是专为具有钢铁般心理素质的精英分子和杰出人物所准备的。我对多夫讲了这番想法，他听了没有笑，只是像艾尔戴德那样耸了耸肩。
“你以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能干这种工作吗？他可以找份轻松愉快的活儿，有个小家庭，驾驾四轮马车什么的！”
可怕的真相！我无比惊愕。我不再把这行业看成是佼佼者的专利了。就是执行而已：一种病的结果，病理的表现。人家刚才说的是病理说的是治疗。恢复正常就意味着离开这行当的时候到了。
这一天标志着我开始进入到和体制的冲突之中，其结果便是痛苦。
生活和我绕了一个多么奇怪的圈子：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我还具备干这份工作的能力，而看到令他们满意的检查结果之后，我反而变得无能为力。
一被录取，我就进入了训练……还有自我畸变。刚加入的前几个星期都是用来把我与生俱来的东西转变成别的什么，变成那些更有用的——对不起，应该说是更安全可靠的——以便重新学习他们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了我性格里某些“野性”的东西，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有用之物。我因而处在了这样的境地：一切都令我不满，而他们我行我素直到我拳头紧握为止。我遭到严厉的责骂，因为我常常在上课时抱怨、叹气，或是没有在两个小时内都热情饱满地奔跑。
从到这地方开始，我就没有顺从过这里的生存环境，只要做的到，次次我都唱反调。这种情形之下，和多夫的冲撞每天都会发生。他对我的态度是个混合体，驾轻就熟地将耐心宽容和残酷无情按比例调配起来——多数教官都有这手。虽说他们基本上是为了新手好，可坦白地讲这不对路。心理论证和死命令都不能使我长进，甚至好像起了反作用。冲突很快就公开化了。多夫施加高压，我就加剧对抗。他突出威信，我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冒犯。这种验证实力的把戏持续了一个多月。我都记不得了，一共有多少个晚上被关禁闭、罚跑步，为了作弊而加罚俯卧撑。
多夫是个聪明人。对我渐渐了解之后他终于搞明白了，我这态度更多的是由于自尊心放的不是地方，倒不是故意使坏。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再时时寻机用过分的刁难来折磨我，转而开始器重我。这办法奏效了。我并非上当，而是我清楚这等频率我也挺不了很长时间，再说拉人一把更有好处。因为确认自己的点子颇见成效，多夫还护着我免受其他小头目欺压。训练强度在不断加大，我们表面上也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我以四年以来的最高分数完成第一阶段培训，在所有毕业生中名列第一，至于我糟糕的纪律档案里一个字也没写。
1994年8月5日晚和6日晨：多发喀秋莎火箭炮飞向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西部和黎巴嫩南部停火区。在以色列境内，三名儿童在攻击中受伤。
“国家至高利益”总要人作出各种古怪的牺牲。最有难度的一项无疑是将“心理敏感”放大到极致，几乎就成了心灵感应。“观察一切，倾听一切，领会一切，推测其余。”要察觉到最最细微处，比如几近于无的手势，稍纵即逝的眼神，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呼吸的变化，还有对话者最细微的情感流露或者不适的表现。要记得住穿着，说话，行动以及停车习惯的日常性变化。刚开始这些看起来很难，但我们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种敏感程度——用不着刻意，最不起眼的细节也会主动跳到我们眼皮底下来。
要做到绝对敏感，可又不能神经质，不能脆弱，不能差劲。就算真做得到，也是胜算几无的赌博。目标射击练起来不难，而且越练越准。体能训练只要假以时日和精力，再加上用在这两样上面的劲头，也谈不上有多麻烦。敏感训练成本最大，因为它会产生永恒的痛苦。从中只得到快乐和力量的人十分罕见。变得敏锐等于承担无数苦痛。在希腊文里，“心灵感应”一词是“远离病人”的意思。远离，诚然。确切地说就是：以足够的后退来保护自己。人若将这种特殊能力推到极致，就会得到和它同样极致的严酷命运。
大多数“正常人”把敏感的人视为“难于相处”，这是出于嫉妒。“正常人”对逼近身边的痛苦往往无知无觉，无动于衷。敏感，这和洞悉他人弱点，拒绝付出同情——或更糟一点，利用同情心去对付他人——完全两码事。我并没有立竿见影地体会到敏感训练的影响。数年后，很偶然地有朋友对我说，“你真难相处！”或者“你变得这么难相处！”。本已烟消云散的看法碰巧被这次对话印证了。不过我没时间在意他们的提醒。
有天早晨，多夫见到我时突然重重地推过来。我没防备，一下子摔飞到房间另一头，狠撞到对面墙上。
“嗨！你干吗？”
“你得习惯这个，做着梦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一切。没想到试第一回你就乱了阵脚。”
又进入叫人麻木的阶段了。先是言语间粗暴，接着是举动上的，几个星期下来，从课堂到吸烟室，这种突然袭击接连不断变本加厉。养成“习惯”，用幽默感来对付“不测风云”，这样的方式得以让身体和心理都不感觉到受伤。这需要不断有小计谋，找大堆借口。如果精神上不产生被侵犯的意识，身体对未定性为侵犯的行为就撑得下来。看看一起玩耍的孩子便明白了。只要不超越一定的生理限度，一个十岁孩子对六岁同伴的折磨是可以被承受的；如果让成年人也被陌生人如此对待且毫无怨言，能受得了一半的人都难找。新生入校过关也是个例子。他们能忍受的东西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极尽污辱之能事。换上是一名人质处在这样的境地，肯定受不了。
训练科目里百分之二十四的内容和精神训练有关。剩下的就是帮助身体习惯于各种痛苦，目的在于调节神经系统并尽可能控制内啡呔分泌。反复告诉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属“正常”。“正常”，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遇事的第一反应。痛苦？难受？环境复杂？“这很正常。”安定的精神状态会向身体发出放松的命令，适应环境。既然正常那么就不存在危险，所以毋需改变什么，不对抗，不反抗，不冲突。在没有冲突的前提下人是松驰的，不会产生痛苦感或者准确的说，会减少痛苦感，大大地减少。这相当重要。
前面几个月训练固然艰苦，但毕竟是在健康状态下完成，吃的好，休息也好。现在，所有练习都放在更加“真实的”环境中进行。一个是作为健康人去通过各种体能测试，另一个却要求带着剧烈的头痛和背痛，几天不睡觉的疲惫以及越来越少的食物去达标。
接连不断的熬夜，也不给时间恢复。食物配量逐步削减。我已经习惯于每天得到几杯茶水就感到满足——后来变成一杯——更别说能吃上苹果了。我具备了保存自身能量的良好意识，养成了耐力，懂得节省力气，在大白天里也能随时随地抓住机会睡上五分钟以恢复体力。我的身体在起变化。苛刻的食物供给促使它不断增加自身储备。如果不特别刻意去增大食量，我无法再做到一天吃两顿饭。
对忍耐力的训练是从“再坚持一小会儿”开始的：达到极限最终超越极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实实在在的演练。我们用三种方法来调节生理和心理状况。“事前”——做好心理准备并节制恐惧感：“中途”——节制痛苦并控制心脏的疲惫感：“事后”——尽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大量残酷的操练强加在我们头上。到达所谓的极限需要时间。我们训练得越狠，就将极限推得越远，而训练目标便更加遥不可及。
必须承受超出生理限度的痛苦。必须训炼呼吸和外在形体的表现技巧。没完没了地加练形体。我们有一些“经典”图解可供模仿，一般都是挨打的动作，或是其他相似的顺从姿态。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完完全全的洗脑，以保证在另一种环境下能够冷血地攻击。
局部的痛苦变得可控了。最困难的是长时间忍受不适感。众所周知，单纯患一个头痛，要保证正常有效的工作都是很难的。而为了得到耐力，我们被强行要求在偏头痛，头晕，视力听力模糊以及高烧恶心的状况下坚持。最终目的是将痛苦驯服，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身体无论它是好是坏，是无论处在何种境地都能尽最大努力掌握并保持智力上、生理上的平衡性能。这当然是理论上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熬受拷问的训练了，这是在医疗监护下进行的非常特殊的项目。拷问是件很禁忌的事情，但在阿拉伯国家却被到处使用。我常常听到有人发誓，说这样那样的折磨不足以撬开他的嘴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从心理上突破最重要： 就是迫使这家伙步步退让，方寸大乱，屈从于自身以外的他人意志，要剥夺他所有的分析能力、对所处环境的控制能力，最后令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彻底沮丧。刚开始的时候，令对方失去方位感和时间概念是关键。接下来，如果想让效果更明显，应该令对方自行感到危险逼近及生理痛苦，比如利用恶劣环境造成不适，因为直接的压力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对抗到底的意志，令讯问方事与愿违。而训练的作用是帮助了解这些不同阶段，“适应”它们从而减少惊慌情绪，但这顶多能将必然出现的结果推迟。在以上种种手段下而不崩溃可能非人力所能及。但可以做到保持沉默。为此必须甘于一切。甘于眼看着自己的神经走向脆弱和崩溃，甘于发抖并像孩子似的哭泣，恐惧着，难过着，变成一件可怜巴巴的破衣服，在被人损毁和玷污后丢到地上。接受痛苦。接受死亡。
通过拷问承受度“测试”的时候，我比男同事“轻松”得多。可能是因为我没那么好面子，看到自己那种熊样没他们痛苦。晚上时间我们则是以在医院病房留观的方式度过。疲劳的模样加上氖灯一照，镜子里那个半死不活的人把我自己都吓死了。我身上发冷，止不住地寒颤，两眼不停流泪。多夫过来看我，鼓励我，他用两床被子把我裹起来也暖不热我的身子，便用力地帮我做按摩。护士给我打了镇静。我眯着眼，想盯着多夫却睡了过去，他忧心忡忡地坐在对面，手在我肩上来回推拿。
为了给我们减压，实地拉练没日没夜地开始了，主体内容就是在密集的人群里或者石头和荆棘丛中寻求推进，那荆棘能把牛仔服扯得跟一朵花似的。而所有这些就凭几张假地图和破照片。我们得到的款待如下：在那些连山羊都上不去的陡坡上，险些将脚踝骨摔个粉碎，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尤其。有人以为脚下是块石头，其实石头根本不着力，因为荆棘下面是个大窟窿。我们还碰到过既不能进又没法退的境遇。全是教官设的陷阱。而在所谓静悄悄的森林里，说不出名儿的小虫子能弄出难以置信的喧哗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 熬苦受累，恢复体力，放松疗法，一幕接着一幕从大清早五点钟一睁眼就开场，要折腾一整天。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补充训练：射击，驾驶，电子技术，语言课，地理课……偶尔会有男同胞们喜欢的攀岩或单杠练习，但这种机会不多。我们没必要练力量。“像先遣队员” 一样强壮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利于隐姓埋名。身型也一样，首先是得丢在人堆里找不出来。也是，我们要去的那些地方，并非放眼都是运动健将。
在忍耐痛苦和熬受酷刑期间，我极快地相信了地狱的存在：地狱就是人世间。我的身体变成了“这一个”身体，它是痛苦的潜在来由，是我隔着距离观看的陌生人。我若是和自己太接近，它便可能变成被要挟的目标，完成任务的威胁，变成一个致命弱点。
一旦把生命看成了死亡的引子，我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最悖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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