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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真正的以色列人

  1990年 7 月:法国南部。

  音乐透过开着的窗户弥漫到巷子里。我呆在外面,聆听轻快的音符在灼热的空气里回响。我的未婚夫达尼埃尔正在朋友借给他的钢琴上练习。那一刻的好天气令人迷醉,我记得我把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尽情享受了好一阵子。抬头看看,碧蓝的天空溢满阳光,呼吸一下,旁边棚架上都是紫藤花开的气息,我真渴望能把这份和谐保存一辈子。存下这音乐,花香,温暖,记忆。存下青春。存下无忧无虑的幸福。我很不情愿地从这心醉神迷中脱出身来,上楼回家。门掩着,看来达尼埃尔希望我不要打扰他。我进房悄悄坐下,痴迷地看着他,就像是在梦中。他完全被音乐所吸引,居然没有意识到我来了。

  我们正筹划着移民以色列。法国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达尼埃尔的父母都过世了,他也没别的亲人。至于我,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但她害怕生活的变化,执意不肯离开。

  我们有个朋友,叫马克思。科恩的,早两年就打定主意去以色列上学,这是他在参加了一次招收移民“新闻发布会”之后做的决定,这类集会数不胜数。他的学历没有得到负责人的青睐,他们正为手里握着大把的高中毕业生而忧心忡忡。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上了一所名叫 “yeshiva” 的教会学校——他评价这地方 “轻松自在” ,但怎么说也是宗教性质的。

  “每天有一到两个小时犹太法典和摩西五经的课程,不过对自由而言,这代价一点都不高”。

  他高高兴兴地挥舞着一本小册子,给我们看即将属于他的“没有中央监视器”的卧室,还有万万不能少的篮球场。至于其他的,什么无边圆帽,黑色衣服,白袍祷告以及法典研习,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了。

  我和达尼埃尔商量好,由他先去圣地看看情况。按规定他得入伍服役,这样一来,我便有时间先完成在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学业,然后再找他去。就这么着,我的音乐家在 1990 年初夏移民回国并开始服役。

  1990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站在萨达姆一边战争也在此时爆发并不令人有多么吃惊。运气问题。

  达尼埃尔死于 1991 年 9 月 9 日。一个刚服完首期预备役的以色列少年,把整夹 M16步枪子弹都打到了他身上。一桩蠢事,一件恐慌之下发生的事故。这类事情时有发生,据统计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在他下葬的那天,我也埋葬了自己对将来的计划。我随便找了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心一意赚钱生活,照顾母亲。母亲很开心,如她所愿我们留在了法国。工程师这职位不错。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上班的路上,我在车里放上以色列音乐,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但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慢慢窒息。那个梦想重新回来敲门了,在清晨的风里,在市场货摊上熟透的水果和照向干裂地面的阳光里,都透着它的味道。于是我以短期旅行的形式,重新开始办理去“圣地”的手续。我认为迟早能说服母亲跟我走。而在她看来,我这次旅行更像是日益明显的离弃。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裂痕变深了。她很难过,因为她发觉不再有力量给予我最大的幸福。

  母亲日渐显出疲惫,但拒绝去看病。我白天工作,晚上也几乎见不着她的面。我通常深夜才回家。对母亲的病情发展我没有引起重视,直到那天她发了高烧。我没去上班留下陪她。烧一直不退。等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已是淋巴癌晚期。三个小时后,她去了。

  我陪着母亲到最后一刻。灰色的发卷散落在她脸上,我不停地摩挲着它们,为她哼唱那首赞美诗: “它们垂到脸上,就像加拉德。山上的羊群,” ……而她微微笑着!这些场景,连同这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连同她肿胀的脸上每一块青痕,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晚,我最后看了她一眼,安详,平和。看到她不再有痛苦,这给了我些许安慰。我感觉不到母亲的存在了,她身子轻飘飘地一动不动,我明白她是真的离我而去了。

  母亲的走令我茫然,我没了继续留在此地生活和工作的理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既是痛苦不堪的孤独,又有完全自由后的兴奋。

  我也该动身了。

  1993年 11 月间,“回到”以色列的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迷人的记忆。我的目光越过飞机舷窗落到这片“圣地”,它是被人如此热爱,如此渴望又如此充满理想色彩。它布满点点灯火,被幽暗的海洋包裹在中间。在漫长的飞行之后,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最终伴着降落同时来临,落向这个美好的地方,落向我。大巴上面,“公共”告示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不准吸烟,不准和司机交谈,不准吃带核食物……棕榈树在晚风里摇曳。一面面以色列国旗像是专门在那儿反复向我证实:“你没有做梦,这回是真的!”Eretz Israel,“以色列圣地” .或者,就像这里所称呼的, HaAretz : “祖国” .一进机场大厅节奏就紧张起来。有三条通道供选择:“以色列公民”,“移民”,还有“其他”。我深夜到达,可是所有人都在热情欢迎我。我说的希伯来语显得年代久远,不好懂。不过我是跟磁带学的……而他们说的,我也觉得有不少糟糕的语法错误。很快就找到了暂时的解决办法:多数时候说英语,夹杂一点简单的希伯来语。一些年轻士兵,有男有女,正忙着办理手续和进行安检。我察觉到一个女兵在“测试”我,她轻轻把我推到后面但又尽量不做得那么明显,意思要我别走得那么快。我明白过来并配合了一下。欢迎来到中东。

  走出机场,我便触摸到了热热闹闹的以色列社会。不断有出租车按着喇叭擦身而过,有行人在高声打招呼。一辆警车停在路旁,收音机的声音开得老大,三个半大不大的小伙子正兴高采烈地在车里你推我搡。

  我差点没赶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最后一班222 路公车。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样子有点紧张。我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是年轻而且讨人喜欢。我的箱子把过道给挡住了,不过车上没什么人所以司机也没说什么。开过几站后,一个新上车的乘客走过来教训我:行李应该放到储藏格里去。他是对的可惜说晚了点,箱子这么沉,如果司机不愿停车帮我安顿,我也无能为力。我无奈地耸耸肩。这人又过去找司机,司机任他讲了一大通,最后很生硬地说了句什么便结束了这次争论,可惜我没听懂。我是最后下车的。司机确认我没有弄错目的地,这才帮我把行李拿下去,然后两眼炯炯地看着我,很郑重地道别。说不出为什么,我有一点留恋……

  车站在一个很大的交叉路口,周围都是豪华酒店。虽说车来车往,我还是能在夜色中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被挟着咸味的风带来的:大海。

  “你就在那,”我寻思,“你肯定在那,老兄……”

  我是地中海边长大的孩子,虽然到处游历也见过各种各样的河流,却始终只有大海以他永远野性的殷勤来接纳我。在它身边我就像在家里一样。

  循着海的气息,我用不着搞明白那些交通信号灯就径直穿过了两条马路。我一眼便看到海浪,无边无际的暗影扑打在沙滩上,在夜色中显得那么清晰。卷浪一波一波,不时被月光返照着。这波浪的轰鸣声比我常见的更响也更有节奏。连这里的大海也有别样的音调。

  一阵轻风吹得棕榈树簌簌作响。天空繁星一片。城市的明亮令星星只是隐约能辨,但没关系,我知道它们在那里就足够了,和迷人的月亮呆在一起。

  我在沙滩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看会儿海,又看会儿车流和灯火,听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在酒吧角落里窃窃私语,任凭咸咸的小浪珠在我的肺里充盈起来。哦,真是一个迷人的夜晚!

  我没有像别人那样住到“移民中心”去,在那可以把一切交给他们,走移民的惯例程序。我更喜欢独自打理一切,最终也这样做了。

  我径直跑到特拉维夫一个朋友家住下。公寓很小,位于大海和广场——那会儿还不叫“拉宾广场”——之间一条安安静静的小街上面。艾尔戴德很开心能参与拯救一个落难的法国姑娘,这姑娘在她的国家正被不断扩张的排犹势头所威胁。所以他什么都自作主张。最开始我很不习惯,随后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把这种姿态归结为男人们出于自我保护而表现的骑士风度。以色列男人虽说属于东方,但也免不了大男子主义。有一阵子,我心甘情愿地扮演弱女子的角色,听凭他指导我去了解新祖国以及他本人日常生活里七七八八的事情。

  俗话说,要想认识以色列就得从南到北把这块土地走个遍。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后我会有机会在做徒步训练的时候横穿南北。我搭乘大巴到处旅行。第一目的地自然是耶路撒冷。我不是第一次拜访它,但依然充满激情。经那里我去了马萨德,一座兀立在朱迪亚沙漠里的城堡。那是一支犹太部落英勇抗击罗马军队的地方,在我看来有着比圣城更重要的象征意义。穿过内格夫沙漠我往南面走了一段,但没到埃拉特港就折回了,那地方我觉得旅游气息过重。然后我重又折回北边,横穿儒尔丹山谷。我爱上了那里的基尼烈湖,属Tiberiade城地界。我还花了大约一个星期横跨Jizreel平原,它从加利利山脉脚下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面。匆匆看了看海法港后,我回到特拉维夫。

  很明显,民众在很多事情上是各不相同且四分五裂的。被反犹分子想出来的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是个大笑话,毫无根据的幻影。事实上有的只是无休止的争斗:右派和左派斗,反战派和主战派斗,宗教和世俗斗,西班牙系犹太人和日尔曼系及斯拉夫系的犹太人斗,这两种犹太人又合起来对付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或者俄罗斯犹太人,也门人则和所有人针锋相对。所有这些都以调和的方式存在着,值得探究。尽管存在这些矛盾,甚至正是因了这些矛盾,以色列社会才在不断向前。

  而阿拉伯人很清楚可以从这些争执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大量进行恐怖行动,挑起争端和分歧,好让以色列政府陷入危机,经济停滞而且移民中断。他们一股脑地跑到反战组织和极左派团体那边去哭诉悲惨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成功了,得以在同情巴勒斯坦人团体和早将他们集体宣判有罪的团体之间,添加了一个新的中间阵营。

  以色列民众倒是理解那些一心希望掌握话语权的政治强人。这里设有很多民主机构,每派都能各抒己见而不至于把国家弄得一团糟。效果真的相当不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言论自由,一个在邻国压根儿不存在的概念。以色列算得上中东地区的一个政治特例:议会式民主将三权分立。四年一选的议会,在每一次政治危机中都能遵照选举结果更迭。这一制度的特殊性还在于,得票率只要达到1.5%党派就可在议会获一席之地。这样一来议会多党化,其中一些党派在政治生活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其影响和他们左右的选民数量相比却并不成比例。

  以色列的重要政党有12个之多,其中有些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比如两个大的派别:左派方面有Avodah,即由梅尔、佩雷斯、拉宾等人成立的工党,曾在1992年5月——我到达此地的前一年——赢得大选;右派方面有Likoud,代表人物为沙米尔、内塔尼亚胡、沙龙等。

  这片土地的景观也是对比鲜明的。在这里,沙漠的边缘就是海洋,白雪皑皑的大山俯视着砂砾遍布的干涸谷地。以色列是个再小不过的国家,可当你从加利利山顶或者从Neguev沙漠来眺望它的时候,它却一望无际。

  马不停蹄地旅行过后,日子就显得难以打发了。我决定去拜访亲爱的马克斯。科恩,那个又懒又笨的学生。他是我最后一个青春堡垒了,我敢肯定他见到我会十分高兴,他会带我去从没去过的地方,给我引荐一大堆同龄朋友,就是那种在沙滩和酒吧无忧无虑打发时间的以色列小年轻。我向来视这种浅薄的生活姿态为治疗人生创痛的药方。我深知马克斯也有同病,所以他肯定已经找了一剂良方。

  我穿上一套包裹最严实的衣服,拿着唯一可以算作线索的学校地址,跳上开往耶路撒冷的大巴。

  学校在城郊一个特偏僻的地方。那儿还真有一个篮球场,球场四边一圈预制板房就是教室了。正儿八经能算作房子的建筑物就只有一座,它的一部分被腾出用作了宿舍。几队学生从我上面走过,都是身形瘦长的男孩子,挺迷人的:黑帽子白衬衣,黑色长裤,长外衣也是黑色的,在风里飘摆着。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犹太教学习中心。我朝校长办公室走着,想到文学青年马克斯在这地方呆了三年不免有点沮丧。我被盘问了一番来的动机,还被要求保证:找马克斯不是为了和他结婚,只是两个老友之间的小会面而已。

  我最终获准校方会将这次来访通知他,于是留了朋友特拉维夫家的电话号码。

  “是你的电话吗?”那校长一脸狐疑地问。

  “我租住的男孩家的。”

  我感觉到了他那不以为然、难以忍受的眼神。一个“好”女孩不会住在一个“男”朋友家里。

  “他和妈妈一起住。”

  撒谎也没能救我。不以为然的眼神变得满是讽刺。一眨不眨盯着我的这双眼好像在说:“你不但有放荡的品性,也还有羞耻心,对吧?”

  “他妈妈去度假了,所以把地方腾给我住,”我补充道,“他们挺慷慨大方的。”

  我平静下来。总不能在一个极端论者面前气馁。我大胆地迎着他的目光,那目光也就不再兴趣盎然并软了下去。我刚才被看成了堕落少女一个,所以抵抗也无济于事。

  回到特拉维尔后,我对得到马克斯的音讯几乎不抱希望。然而我错了。当天晚上电话就来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愉快,这给我吃了点定心丸。

  “这么说你也来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会喜欢的,这儿的生活太有意思了!明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没问题。去哪儿?”

  “你能再来耶路撒冷一趟吗?”

  “行……不过我得先取消明天下午这边的约会……”

  “这不太好,还是我过来吧。”

  他的声音渐渐没那么兴奋了。我担心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虽说有些吃醋,艾尔戴德还是以他以色列人的细心帮着我“破译”对方所传递的信息:“如果你那哥们是个虔诚的教徒,到特拉维夫这种遍地婊子的城市来大吃大喝他会焦虑不安的。”

  我耸耸肩。这不该是理由。如果说马克斯热衷过宗教,那也是中学时代的事了。他是个生性活泼的人,绝非能在耶路撒冷正统教区深居简出的家伙。

  可是第二天,我发现和我面对面的马克斯整个儿一个《黑色是美丽的》版本。艾尔戴德说对了。我目瞪口呆。

  “你看到我好像很吃惊?我变化真有这么大吗?”马克斯好奇地问。

  “应该说,我找不到那个穿着百慕大短裤(一种齐膝短裤),和我说要一天到晚打篮球的朋友了……”

  “我随心所欲地玩过。但责任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了神圣感。这才是真正的寻根……”

  这顿饭在沉闷的对话中吃完了。马科斯说的言谈简直就是洗脑。他对事物的看法令我失望。我觉得失去了一个朋友。我感到孤独。我本指望他带我走进一个“年轻又快乐”的以色列。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向车站方向走去,而他依然在不停地向我灌输。他自顾自地说,好像没什么能打断他。最后还是他自己伤心地发觉我们之间隔得越来越远。

  到了公共汽车上,好些人对他侧目而视。从餐馆出来后,他就不说法语而改用希伯来语跟我交谈。碍于周围的人,我没有断然拒绝。

  显然并非只有我一人被他的“思想”弄得很烦。周围的乘客都向他投去厌恶的眼光。突然一声暴响。车停下了,一个男的冲向马克斯,把他当棵李子树似的推搡着,高声叫骂地将他丢下车去。我连忙跟下车,虽说有点不情愿但毕竟我们是一起的。

  那个暴跳如雷的家伙还在嚷嚷:“蠢东西!这儿没你的屁事,给我滚,滚回你的犹太区琢磨你的蠢事去吧!没服过兵役,你甚至连以色列人都不是!你们一伙都是胆小鬼,废物,白痴,寄生虫……”

  汽车发动了,带着其他人继续向前,扔下马克斯含泪站在人行道上。几个过路人回头看我们。人在以色列呆着便无法置身事外,辩论随时有可能发生。马科斯飞快地向我说了声再见,一边低声抱怨真不该来,白白浪费时间什么的。他令我很不好受,我追上去,用手扶着他肩膀轻轻地摇了摇,就像小时候试图安慰他或者帮他度过难堪时分那样。他颤抖了一下。我把手拿开。我对他说,即使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还是爱他的。他勉强笑了笑,迅速离开了,轻薄的黑色礼服被风吹裹在身上。我看着他远去,样子伤感而自尊,一如公园里的黑天鹅挥动着受伤的翅膀,一场既徒劳又高贵的飞行。

  回到家里,我向艾尔戴德讲述了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他听得又是摇头又是耸肩。

  “绝大部分以色列人都会指责教士不服兵役。不难理解这些人,生命里去掉三年毕竟不是件小事……不过我并不赞同他们,我认为没必要指责教士。以色列就是这么形形色色。不然的话,这些犹太教士怎么办?太可笑了。”

  他停下想了一会儿。我乘机提出一个让我烦恼的问题:“那个叫骂的男人说马克斯不算真正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是法国人,还是因为他是教士?”

  “没服过兵役就不算真正的以色列人。”

  1994年4月6日:阿富拉市中心一辆公共汽车遭到汽车炸弹袭击。8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4年4月13日:哈德拉长途汽车站被人体炸弹自杀性攻击。5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最终还是艾尔戴德把我引进了这个城市的时髦圈子。他的那些朋友和我想像的以色列年轻人很是吻合:有着重重的口音和足够的放荡,像是以此宣布他们是活生生的,可以将试图找上门来的痛苦统统赶跑。他们说世上根本不存在公平的地方,这太对了。我轻而易举地就和这帮快乐的家伙混在了一起。

  我白天的时间基本上被分割成三部分:到国家机关去排队,和法国团体联络,找工作。当夜色降临,我就去找那帮朋友,他们会慎重其事地在公共汽车上为我恶补现代音乐,俚语,还有甜点——不是甜腻腻的就是油乎乎的,或者两者兼有。

  我自认为已经融进了这个国家。可是找工作的时候,服兵役的问题来了。因为入籍晚,我被准许免除兵役。我未来的年轻同事们每每想到上学和工作都比我晚了三年就会阴沉沉地看我几眼。这种年龄的时差变成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即便我对每个人都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和全部宽容,他们也无法做到不嫉妒。我没办法把一个念头从他们脑子里赶走——“她没服过兵役所以她不是以色列人” .这本来也没什么,直到上一次招聘面试。一切都很顺利,除了那些没法回避的充满嫉羡的脸。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决心已定,回家后就骄傲地宣布:“决定了,我要去服兵役。”

  “你疯了?”艾尔戴德惊呆了,大叫起来。

  “不是疯了,是我当够了害群之马。我想做个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再说,这对我有好处。”

  “什么好处?简直胡说八道!他们根本就不会要你,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他耸耸肩,十分肯定。“你刚到这儿嘛。”

  “走着瞧。他们会觉得我有可取之处,我会让他们信赖我的。”

  “你真是个傻蛋。你会白白浪费时间,而你原本有机会马上工作。”

  “如果是说我闲话的机会,要它何用?你不是也说过吗:这人不是以色列人除非……”

  “你错了。他们不会要你的。”他再次耸耸肩,以此结束了谈话。

  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艾尔戴德会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希望他会祝贺我,鼓励我,给我很多建议,告诉我很多他自己服役的趣事。我安慰自己,过段时间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第二天,我就加入到招兵办公室前的长队之中。我担心要排上一整天队。末了,办好所有手续用了足足两天半的时间。我如愿以偿。我的语言水平用来入伍后随班已经足够了。希伯来语加强班很可能会让我忘掉一些我至今还掌握的古老用法,这对我不能不说是件可惜事。签完合约后,我终于像只骄傲的孔雀一般回家了,相信艾尔戴德这回一定会分享我的快乐。

  “可怜的傻瓜!”他没好气地低声抱怨着。“一想到你是来自那样一个拒服兵役者有权要求律师辩护的国家,我就……”

  “你别再讲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大道理了,你现在是拒服兵役者吗?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不明白靠武力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吗?你具备懂得这道理的常识,必要的让步,民主的教育,而现在你将做的一切却是给那些盲目和轻率的人打气!”

  “什么盲目和轻率?那是实干的政治家。军队只是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你不明白,我一直目睹我的母亲在任何制服面前都发抖,因为她无法抹去对战争的记忆。我不想要这种恐惧,我不要,我的孩子也不要。今天我们有一个国家,有一支保护我们的军队,这多么可贵,多么难以置信!我为自己能够加入感到骄傲!”

  这一次,艾尔戴德看着我却没有耸他的肩膀。我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我入伍,是我需要借此摆脱过去的梦魇,你懂吗?”

  “我懂,”他让步了,“但是你会给巴勒斯坦人带去一个和你一样的过去。试想一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怎么来摆脱这一切?”

  “你的左派言论有点过分了。你真的相信要用解除军队的方式来维护和平吗?你很清楚这行不通!如果各有阵营的人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各自退让那当然再好不过,Tsahal并不希望只用战争的电闪雷鸣来组建。”

  “你说什么了,能让他们录取你?”

  “实际上也没说什么。考试结束的时候他们把我单独留了下来,做了四次言谈泛泛的面试,还有很多其他的测试比如说逻辑。”

  “四次?他们没说什么特别的吗?”

  “一句也没有。”

  “奇怪。”

  “别胡说八道了,走吧。我请客。”

  这就算是最后的结论了。熟悉的耸肩意味着一切恢复常态,艾尔戴德穿上夹克衫跟我出了门,临了还不忘埋怨一番,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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