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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帝国基因（3）
2.终止战争的记者
有一件事对默多克的影响很大，那就是父亲基思·默多克的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5年4月25日，一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利登陆，遭到土耳其军队的猛烈抵抗，被压在了一处陡峭的悬崖峭壁下面，死伤达一千多人。当时军方“不允许批评这次军事行动，不允许在新闻里说军队进攻受挫或是军事行动受阻，也不允许透露伤亡数字”。因此，当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军队节节溃败的惨烈程度。
谁应当为此血腥的屠杀负责？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是英国将军们的责任。
1915年，基思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一家新闻机构驻伦敦的记者和编辑，他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舍尔，授权他在去伦敦的途中，
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调查澳军对关于他们的信件延误的抱怨。
在开罗，基思给达达尼尔远征军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写信，要求允许他采访加里波利前线，他向司令官保证，将遵守新闻检查规定。汉密尔顿同意了。1915年9月2日，基思到达了汉密尔顿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他与伦敦《电讯报》的记者埃里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莱特同样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战地记者，消息灵通，他将自己听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记录下来，并透露给基思。
一天，巴莱特告诉基思，他准备给英国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写封信，抗议这场战争的指挥情况，并将此信的副本给了基思一份。基思当时意识到，自己手里所掌握的信息足以成为新闻史上最精彩的报道之一。
但是，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知道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基思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因此，当基思到达法国的马赛港时，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基思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基思给澳大利亚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并夸大了事实。他在信中指责英**官，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和精神的折磨。
基思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一个编辑。该报的老板是洛德·诺思克利夫爵士，他于1908年买下了《泰晤士报》，成为最早的英国报业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在达达尼尔的角逐，而这位记者的信，成为诺思克利夫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在诺思克利夫的鼓动下，基思将他给费舍尔的信的副本寄来了，并在诺思克利夫的授意下，变成了一份发给英国内阁的文件。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经过英国内阁的讨论，认为基思的信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改善达达尼尔的情况。
尽管汉密尔顿将军力图证明这封信里所说的许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撤换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军队从这个半岛撤出了。
这一系列事件使基思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诺兰在描述加里波利的故事时说：“作为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里程碑，是当时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的感人至深的事件。”80年代，默多克也曾资助拍摄了一部影片《加里波利》。1989年，当鲁伯特被问及他父亲的那封信时，他回答说：“那封信，确实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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