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在书斋里
1.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十分喜欢屈原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 （次年并入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在《讲堂录》的后面有十几页是手抄屈原两部代表作《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以屈原作品为主集成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浪漫主义创作高峰。1957年，毛泽东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研究著作，收集了50余种给他。1959年和1961年，又两次要《楚辞》，其中包括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这段时期里，毛泽东较为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讲话中多次谈到宋玉的《风赋》和《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喜欢楚骚，自然与他的文学欣赏情趣有关，但他对屈原的推崇，对《楚辞》的评价和运用，却是多方面的。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周世刽等人时，有人谈起屈原与屈瑕 （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屈原为其后裔）的关系，毛泽东评论说：《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这些谈话都是推崇屈原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内容。
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大量谈话中，还说过这样的话：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离骚》这样的好的文学作品。这段评论又把屈原的生活遭遇同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联系了起来。
毛泽东最着重的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批判性和战斗性。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他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合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此外，毛译东又特地印发了汉代枚乘的《七发》全文。8月16日又在会议上逐段讲解了这部作品。在讲解中，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七发》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的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没有批判色彩的为文造情或形式主义的作品，毛泽东读起来是没有兴味的。因枚乘《七发》的成功，引来一批仿作，使“七”体繁兴，但毛泽东认为“没有一篇好的”。诸如《昭明文选》所收的曹植《七君》、张协《七命》，由于“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便索然无味了”。
屈原不仅因其创作而不朽，还因其独立不羁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为后人敬爱。对此，毛泽东也是很注重的。1954年10月，在会见外宾时，他引用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向这位异邦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性评价的，大概要算是他晚年写的以《屈原》为题的一首七绝了：
屈于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第二句是对屈原作品的战斗性的描述，第三句寓其人格的高洁并感叹其遭谗受讥的处境，最后一句无疑是对屈原生命结局中光亮一闪的赞美和高扬。
2.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同文艺界人士有不少交往。一次，诗人徐迟向他请教怎样作诗，并请他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驰毫聚墨，写下“诗言志”相赠。建国后，《诗.385刊》创刊时诸毛泽东题词，他写的也是这三个字。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最基本的诗歌观念，由此形成了他阅读和体会古代诗人诗作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1959年7月4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与王任重、刘建勋、梅白三人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发挥说：要虚心体察，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肯定了这一传统，认为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读诗，也要从诗中体味诗人的胸怀与情操。
《诗经》，是中国诗史上第一座高峰，相传为孔子编订，历代注家不绝如缕。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是“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毛泽东这段评论，有一点值得注意：孔子怦《诗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司马迁认为是“抒愤懑”，毛泽东则发挥为“反对统治者”，并认为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自成一家之言。
心里有气，才写诗，这并非毛泽东偶尔道出的一个文学创作观念，在他看来，不独诗歌如此，所有文化现象及精神创造皆然。1958年10月15日在天津视察的谈话中，他就说过：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日》，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 《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
罗隐是晚唐很有才气的诗人，因写《谗书》触犯权贵，一生不得志。毛泽东藏书中有两本罗隐的集子：《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据统计，毛泽东亲手在上面目划过的涛作便有91首。其中《嘲钟陵妓云英》云：“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毛泽东同情作者自比妓女的遭际，在旁批注：“十上不中第”，即罗隐十次考进士十次落考。更使毛泽东同情的是，罗隐不仅仅是一个有才气的诗人，他以英雄自喻的抱负也非一般的书生之论。毛泽东从《通鉴纪事本末》第220卷中读到罗隐在一次战争中向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献策一事，便十分赏识地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王勃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他读王勃的作品，更了解他的生世遭际和创作行迹。在《初唐四杰集》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旁，毛泽东写了1000多字的批注，并在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他说王勃“为文尚骈，但是初唐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7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并认为杜甫称赞“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
毛泽东的评论还没有结束。他从王勃的早夭及其出众的才华和出色的文学成就进一步引发开去，联想起文学史上同类作家的命运，说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这一由此及彼的发挥，事实上牵出了王勃的命运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普遍意义，毛泽东诗文批评的价值取向也展露无遗。
3.诗人们的矛盾
毛泽东读诗评诗，常常习惯于从作品中挖掘作者内心的矛盾。这也是知人论世的重要途径。
这个习惯，在青年时代写的 《讲堂录》笔记中即有体现。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原为晚明进士，是重要文学社团复社的魁首之一，著名的《圆圆曲》即其所作。毛泽东说他的作品“雄于一时”。清兵进关以后，吴伟业屈节为臣。他的两个好友苍雪、王瀚皆避清为僧，对吴伟业事清行径颇不以为然，劝他保持晚节或出世为僧。吴伟业的心情是痛苦而复杂的。他写了20多首以《杂感》、《扬州》为题的七律，感慨兴亡，关心时事，苍凉激楚，还有歌颂抗清英雄的作品，但他自己毕竟又大节不终。在 《赠愿云（即王瀚）师》中，他说自己“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又说“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渐负青山约”。足见其矛盾而惭愧之情。青年毛泽东读吴伟业诗，感到他“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渐者然，其意常于往来诗中见之”。那么，吴伟业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吴伟业的家境和社会环境：“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
毛泽东爱读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也注重谢灵运其人。在《南史》列传九中，他仔细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记载。作为豪族子弟，谢灵运自幼袭封康乐公，政治上“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但终未被宋室委以军国要职，于是“常怀愤怨”、纵情山水。后被告谋反，“遂有逆志”，被杀。正是基于对诗人生平处境及志向的了解，毛泽东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这首山水诗的经典之作里，看出了谢灵运潜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写下独具见识的批注：“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接着，又引用《宋书·谢灵运传》中记载的谢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被逮捕时写下的四句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说这是“造反的檄文”。虽寥寥百字，但对谢灵运创作心理的刻划却入木三分。
如果说毛泽东对谢灵运的内心矛盾是采用客观分析的态度，那么，他对王勃的评价，则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尽管这二人都是郁郁不得志而发为诗文。毛泽东谙熟王勃的人生遭际，在读《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注中说：王勃“作过英（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英王的斗鸡写了一篇檄某王斗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他推崇王勃的才华和文风，称其“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他读《新唐书·王勃传》，在“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诸句下，用红铅笔画下着重线，表明对其构思过程和创作才华的注重。毛泽东更同情王勃的命运，并把他的命运同为文气质联系起来，说“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处，还有牢骚满腹一方。”毛泽东喜爱的《秋日登腾王阁饯别序》，便集中体现了王勃为文的风格，即光昌流丽与牢骚满腹的糅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阁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怀才不遇、遭际危艰的苦闷，跃然纸上。
4.不废婉约，宜读 《文选》
毛泽东对人说过，他对古代诗文的欣赏情趣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有人提到：有人说，轻音乐是抒情的，重音乐是战斗的，毛泽东立即插话：“那战士就没有抒情？诗、词也是一样，在同一朝代，如宋朝，有柳永、李清照一派，也有辛弃疾、苏东坡、陆游一派，柳李的词就讲爱情。”这可视为毛泽东不废婉约的一个注脚。他阅读并圈画柳永、李清照、秦观的一些爱情词，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婉约风格，扩而言之，也包括一些清淡、柔丽、自然的作品。1948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途经五台山，顺道游览了塔院寺等寺庙。挂在大白塔上的风铃叮作响，引起他的注意。便同寺庙方丈谈到：在这深山老林中的古老的寺庙里，听到这优美的响声，真是别有一种风味，令人神往。古代一些写景抒情有根强艺术性的柔美诗文，也是毛泽东所喜读的，恰如他艺术体验中的“风铃”。
1949年5月，进北平之初，毛泽东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5月1日，他赴柳亚子所住的颐和园晤淡。尔后，两位现代杰出的旧体诗人在一起，泛舟昆明湖上，其兴会所在，不言而喻。分手时，二人又相约，5月5日，由田家英接柳亚子赴毛泽东家宴。这天赴宴的，还有朱德。临别，毛泽东书写谢灵运、薛道衡和苏轼的名句赠给柳亚子：“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并特意注明：“1949年5月5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念。”
《古诗源》收谢灵运诗24首，毛泽东作了圈划的就有22首，在编者注释中，评论谢灵运诗歌“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以及“别绪低徊”、“触景自得”等处，毛泽东都画着曲线和圈。其“池塘生春草”即《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说起来历，还有一段佳话，常为人们所道及。谢灵运很喜爱他的族弟谢惠连，说每看到他便觉神智俊爽，“辄得佳句”。一天他梦见谢惠连，醒来得“池塘主春草”的诗句，自己说是“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以后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所说的“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即援引这一故事。金人元好问在他的《论诗绝句》中曾有“池塘春草谢家春”之句，也是拿“若有神助”的这句话和宋代诗人陈师道的“闭门觅句”相对比，强调作诗应该是自然流露而不是苦觅硬造。薛道衙则因在《昔昔盐》一诗中写出“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诗句而受到隋炀帝杨广的嫉妒，杨广后来借故把他杀掉了，杀他时还悻悻他说：“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毛泽东与柳亚子“论及”这些名句，想必也会涉及其背后的佳活，文墨情趣，不难想见。
此外，在毛泽东读过的一本《注解唐诗三百首》上面，也留有对唐代最著名的山水诗人孟浩然、韦应物作品的好评价。他推崇孟浩然的《早寒有怀》、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后一首作品直露出“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的钟情自然的疏淡旨趣。
毛泽东读清新淡约之诗，特别认真，断非随意翻阅。1961年11月6日这天，为查找明代高启咏梅花的一首诗，他给田家英写了三封信。
早晨6点，他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 （和靖）的诗文集。8点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干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速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不久，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很快查清，该诗为明代高启的 《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甫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景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在这天用人们熟悉的草体书写了全诗，在右起，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又书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一直推崇高启之诗。1957年1月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在1957年前后，他还书写过高启的七律《吊岳王庙》。高启的《梅花》大体就是给毛泽东留下好印象的作品。那么，1961年他为什么仿佛记得是宋初林逋作的呢？这与林道的诗风有关。林通隐居西湖，终身不仕，以赏梅养鹤为娱，人称“梅妻鹤子”。其诗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尤以咏梅著称，风格幽静淡远，艺术性很高。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最为人称道。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中便有这两句。上述高启之诗，便明显化用了林诗的意境，且都是咏梅。
除清丽婉约的诗歌以外，毛泽东对一些纯粹写景言情的辞赋散文也很感兴趣，这类作品，《文选》收纳颇多。这部诗文选集是毛泽东青年时代起就特别熟读的作品之一。
《文选》是我国现有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到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 （501—531年）主持编选，故称《昭明文选》。他在序里说编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是有相当贡献的。
这就使 《昭明文选》成为有代表性的诗文总集，收录很多辞藻华美的文章，后人学习前代作品都要经过《昭明文选》阶段，《昭明文选》对唐以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之世的学者，几乎人手一编，甚至流传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除《韩昌黎诗文全集》外，古代诗文集中读得最热的便是 《昭明文选》了。许多篇章，他都可以背诵。据罗章龙在他的回忆录《椿园栽记》中说，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衡山，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曾给罗章龙写了封信，主要记述景观名胜的见闻。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接着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文风与木玄虚的《海赋》格调相仿。《海赋》便收在《昭明文选》李善注本（下同）卷十二。建国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都多次要过《昭明文选》来读。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也有《昭明文选》。毛泽东批注过的版本，现存的便有三种。在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他用刚劲的笔触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大字。对其中的诗、赋部分，做了很多圈画。在毛泽东主前，卧室里有两本用大字排印的江淹的《根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 《雪赋》，以及庚信的《枯树赋》，封面上都有红铅笔画的大圈。这是他晚年嘱咐印制的，病重时经常读，有时还背诵。
我们且介绍几篇《昭明文选》里的作品，看看毛泽东是怎样阅读和运用的。
1939年7月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三个法宝》的讲演中，毛泽东颇为欣赏地谈到：南朝梁代的文学家江淹（444—505年），做了很多好文章，有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但是是伤感流泪的话。最为人们所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作为“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这篇《别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六。毛泽东评改的四句，乃赋中名句，以美好的春色衬托别离的愁绪。毛泽东把“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改为“送君延安，快如之何”，去掉了古代文人低沉的离愁别绪，转为快乐地送别同志们从后方到前方去工作。《别赋》开头两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也是很有名的。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引用过。
西晋平蜀后，征蜀中名士李密（224287年）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紧逼。李密便上《陈情事表》以达辞因。该表感情诚挚，语言质朴而精美。如：“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了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诈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该表收入《昭明文选》卷三十七。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引用《陈情表》中“茕茕子立，形影相吊”的话，来形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尴尬处境，说“没有人去理他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他同舒同讨论先秦齐国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的事情，为了印证他的观点，便随口背起谢庄（421—466年）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柑。悄焉疚怀，不恰中夜。迺清兰路，肃桂宛。腾吹寒山，饵盖秋阪……”接着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谢庄的《月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三。
《昭明文选》卷五十三收有三国时魏国李康的《运命论》，其中有这样一段：“夫忠直之迁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毛泽东比较欣赏这段话，时常引用。1975年6月7日接见外宾时，毛泽东说起：“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接着，他又引用《运命论》的话解释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别人骂不好。”这个解释。很反映毛泽东的个性。外宾对《运命论》中的这几句话很感兴趣，毛泽东又随手用铅笔把这句话写了出来。
《昭明文选》卷十六还收了江淹另一篇有名的《恨赋》。1975年夏，毛泽东让芦获为他读这篇赋。当读到“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时，为解释其中的“溢”字，毛泽东又将《西厢记》中的一段有“溢”字的原文背了出来。
《昭明文选》里的文章，光昌华丽，也有不少骄文。清代许橙（字叔夏，生卒年不详）子道光年间专门编选了一本《六朝文絮》，绝大多数是南北朝的骄文大家的名篇。许梿认为，六朝骄文的缺点是繁冗，于是，他选文的标准是“析词尚简”，注重构思精练和修辞简洁的骄文精品。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要过这部书来读。如1957年10月20日给林克的信里，便请他“找一部《六朝文絮》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1959年10月23日赴外地前要带走的书目中，也有《六朝文絜》。庾信（513—581年）是有名的辞赋家。早年是南朝梁代的东官讲读，侯景之乱时任建康令。后奉命出使西魏，便滞留北朝，后又仕北周。他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都是六朝骄文的代表作。毛泽东对他的作品读得很熟，1949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大概他知道语文学家符定一有一个口头禅：“你认得几个字？”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把庚信《谢滕王责马启》中的一段顺口念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运连影。”接着凤趣地间道：“他（厦信）总能认几个字吧？”1951年，他还吟诵厦信的《枯树赋》来表达他听到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时的心情。
5.引诗证史
毛泽东是诗人，又是史家。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诗与史常常结合起来，互为印证。在读史的时候，他常常想到诗，以诗注史、证史。
《南史》卷二十二《工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病笃，已置棺材，不久却病愈，活到90多岁，“因此而言天道来易知也”。对这种宿命论思想，毛泽东以曹操的《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恰之福，可得永年。”
诗、史结合，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简单的联想，往往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一些历史事件和观点的看法，即解诗与解史相融。1957年夏天，毛泽东曾和一位老先生讨论南宋初年高宗、秦桧的投降政策，他认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接着说：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岳飞一引注）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俊的《泌园春》所说：“何须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又评论道：这一点连赵构自己也承认了的，他说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在诗中）独排众议。毛泽东的引证，使人感到，似乎诗词比“御断”的“正史”能更大胆和准确地揭示历史的真实性，文征明是明代人，以贡生为翰林院待诏。毛泽东随口念起的，是他看到宋高宗信托岳飞时所赐的手诏石刻所作的《满江红》中的句子。该作是关于岳飞风波亭冤狱的有名的翻案文字，认为高宗南渡主和，“自怕中原复”，“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区区秦桧，只不过是投其贪恋帝位之“欲”而已。
毛泽东引诗论史所表达的观念，时常与他的情感立场相关。他读谷应泰撰的《明史纪事本末》，在卷四十五叙述农民起义领袖赵风子、刘七事迹的末尾空白处，写了这样的批注：“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接着引用相传黄巢在起义失败后所写的《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说赵、刘的下落，“得毋像黄巢么？”毛泽东对黄巢的这首诗相当熟悉且感兴趣。罗荣桓元帅逝世时，他曾将这首诗的首句用入自己的悼念诗里。
上面是由史而诗。反过来，就读诗本身来说，毛泽东对评判历史事件、阐发历史规律的咏史诗也是较为注重的。如李商隐写安史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马鬼》，写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生》，写齐后主亡国前醉生梦死的《北齐二首》，写隋炀帝淫怯无度不听谏言的《隋宫》，写唐文宗时“甘露之变”的《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等，毛泽东都圈画过三至五遍。对罗隐驳西施丧吴之说，提出“越国亡来又是谁”的《西施》，写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焚书坑》、《秦帝》，颂西晋大将王浚的《王浚墓》，毛泽东也是一路圈点，精读有加。他还对刘禹锡赞刘备而贬后主刘禅的《蜀先主庙》做了批语，六次圈画刘禹锡的《乌衣巷》，该诗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句写尽豪族的兴衰，借古讽今，意味深长。
咏史诗不仅引发毛泽东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思考，而且他还时常习惯于结合现实中的问题来阐发一些咏史诗包含的道理。大家知道，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曾引用白居易 《放言五首》之三，来说明一个人的错误的发展是有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要有一个过程。该诗后四句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早在1939年5月30日于延安的一次讲演中，毛泽东就引用过这首诗，并发挥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杰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白居易这首诗说的就是“盖棺论定”，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功罪是非，在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里，毛泽东对这首诗用红线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对此诗的注重。
6.还是旧的民歌好
1925年毛泽东在故乡休养期间，在农村组织农民运动。他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由，依靠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原来的族校设备，开办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夜校还用当地民谣撰写识字课本。湖南韶山陈列馆至今保存着这样两首：“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祖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金花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日望，明日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看来，毛泽东对民歌的注重，一开始便是同他的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
在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期间，毛泽东又让学员们收集和记录各地的民歌，并读了其中大量的作品。这次活动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加深了他对民歌的赏识，后来他多次谈到收集民歌的事情。1938年4月在延安“鲁艺”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时，毛泽东说：农民不懂胡适的“八不主义”，但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里让同学搜集歌谣，其中有许多极好的东西。
对《古诗源》里收集的汉乐府民歌，毛泽东阅读并圈画的不少，记得很熟。如相传为一个叫苏伯玉的妻子写的《盘中诗》，便对它有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还是圈画在不同的版本上，可见其“三复四温”，有的还径直在天头上批注“熟读”字样，并批送给别人阅读。诗中写道：“山树多，鸟呜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北上堂，四入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结君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正是这些质朴而不矫情的悲诉，扣动着一位现代伟大革命家的心扉。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下苦功夫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著。1936年底到1937年他在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唯物论课程》中读到“否定同时是肯定， ‘死灭，同时是保存”诸语，他立刻批上“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的民歌。这是支散曲，见于明人陈所闻编的《南宫词记》，曲牌为《锁南枝》，全文为：“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毛泽东认为，这首曲子说明“一刀两断……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否定观，既是扬弃，又是肯定，保存和融合。
上面这首民间散曲的意思，在此前文人之作中也有反映。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颁有件艳事：他有位贤良的妻子，叫管道升，眷画墨竹、兰、梅，亦工山水、佛像，诗词歌赋也造诣很深，本来是女子中魁首。但赵盂颁却异想天开，要纳妾，又不便开口，便填首词，给管夫人看，其中有：“岂不闻王学士有机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还安慰她：“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知道后，自然很不高兴，可又不便发作。为了劝阻丈夫，也填了一首《我依词》：“我依两个，忒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它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啊那其间，我身子里也有了你，你身子里也有了我。”赵孟頫读后，颇为惭愧，随即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其问各党在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道：“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句古语：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这么大的世界性会议，这么庄严的论题，毛泽东却讲得如此通俗、风趣，引起满场笑声、掌声。于是，一致同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大同，存小异，互相支援，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战。
毛泽东喜欢民歌，在一定程度上同他的文化创造和发展观念有联系。因为民歌大多是底层劳动者的创作并反映着他们的生活内容。他坚信：“‘卞和献璞，两刚其足’， ‘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呜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与此相应，基于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决定其创作力的观点，毛泽东对作者的学历、学问在创作中的地位作用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多次强调，古代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多不是进士出身。他排列了许多作家、诗人来印证他的这一观点，有一次还把杜甫算了进去。在读 《新唐书·卢纶传》时，还从卢纶命运的记载联想到他所属的“大历十才子”的共同出身，批注说，“十子只钱起为进士”。他时常津津乐道历史上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识字的人的诗歌创作。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同人讲起：梁武帝时的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还有梁朝大将军曹景宗，打了仗回来做诗：“出师儿女悲，归来前鼓竞；借间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斜律金《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1964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两桌客，特意把陈永贵、邢燕子这些劳动模范安排自己身边，同他们讨论“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的问题。
从艺术角度看，毛泽东在考虑诗歌的发展时，更是特别注重从民歌中汲取养分，1957年1月14日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时，他明确提出：中国侍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谈起：在广东农讲所的时候，发动学生写民歌，几百学生，各省都有。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失掉了，非常可惜。由此，他希望各地方要注意收集反映广大人民创造热情的民歌。“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又指示工作人员把各地报上来的“跃进民歌”收集起来给他看。
1958年的民歌运动，事实上是经济“大跃进”在文化上的反映。许多是粗制滥造、沦为标语口号的东西。即使由郭沫若、周扬精心编选出来的 《红旗歌谣》里，可读之作也不多。毛泽东读后曾对周扬说：水份大多，还是旧的民歌好。于是，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对其弊端作了分析。他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毛泽东并未因此丧失对民歌的信心。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主持广州农讲所时发动学生写民歌的事情，认为“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论诗的信中，仍然坚信：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写的《八连颂》，是不是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呢？“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做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别具一格。大白话，句子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明显的民歌风格。
7.读韩说柳
毛泽东有很深的古文造诣。这与他青年时代的严格训练有关。1912年6月在长沙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国文教员便曾在他的一篇题为《商秧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上面写下这样的评语：“逆折而入，笔力挺拔”，“义法亦骎骎入古”。
青年毛泽东学习古文，一个最重要的对象就是韩愈的散文。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改变了六朝以来骄四俪六的形式主义和为文造情的淫靡风气。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特意从；日书店买回一套20多册的《韩昌黎全集》，还将国文教员袁仲谦批注过的韩愈文集善本借来校正其中的讹错。其 《讲堂录》后面部分便主要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的韩愈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议》、《谏臣论》、《复志赋》、《感二乌赋》、《闲已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对这种反复研读、细心揣摩韩文的情况，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用字。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行文跌宕，很得韩愈笔意。
建国后，毛泽东也读韩文，1965年8月10日，他便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在言及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一段旁，毛泽东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此流传，厥功伟哉”。看来是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一件不小的事情。
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部书。里面收的多是唐来八大家的散文，其中有一篇韩愈的《与崔群书》。韩愈在这封信中提出：“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桓无以自存，不贤者气满自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韩愈替知识分子发了点牢骚。
但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说法，在一旁批注道：“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又提出：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文学史家刘大杰聊天时，毛泽东还说到柳宗元，认为他的文章的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刘大杰问：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回答：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
他更推崇的，是同柳宗元关系密切的刘禹锡，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毛泽东都给以较高的评价。当刘大杰问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他明确回答说：“可以。”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详细阅读章士刽近100万字的《柳文指要》书稿，该书分上下两部。上为“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疏笺等几个方面。下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及其散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章士钊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革新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包括柳宗元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在韩愈与柳宗元的对比中，论述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可谓“解柳全书”。
毛泽东对阅读这部鸿篇巨制兴致很高。他不仅从头到尾读完一遍，还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把这部书推荐给康生看的时候指出：你无事时可继续看去，颇有新意和引人发喷之处。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认真地把书槁中的错别字改掉，对一些不恰当之处，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韩柳古文运动“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沤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形特显其长。”毛泽东删掉了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小言，合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这段话高度评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文学和社会意义。此外，毛泽东还从政治角度评价这部书，“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对于“跋”中原有的“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所受长者督教”等用语，毛泽东均谦逊地分别将它们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友人督教”等。
章士钊在80多岁高龄时完成了这部《柳文指要》。毛泽东一开始就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诚然，由于作者不甚懂得唯物史观，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的信中，毛泽东直率地指出，这部书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例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办事补正”。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颇不协调，章士刽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检讨自己的《柳文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的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读信时在这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在他看来，对柳宗元进行学术研究还是需要的，不能一笔抹煞。1970年毛泽东又问及《柳文指要》的事情，有关部门才决定将书稿发排铅印，并使其于1971年得以出版。1971年8月14日，章士制以91岁高龄续写《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的确，毛泽东对柳宗元一直较推崇。他1973年在一首诗中说自己“熟读唐人《封建论》”，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就思想倾向角度看，毛泽东是扬柳抑韩。但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未忽视。在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文章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文学史家刘大杰 1975年写信给毛泽东，提出韩愈思想确有矛盾。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同意刘大杰的意见，指出对韩愈的评价以“一分为二为宜”。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说韩愈把话说尽，不留余地，还挪榆地称韩愈的文章只有两篇是好的，一篇是《送穷文》等等，但毛泽东也不是一概否定。在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信中，他就提出：“韩愈以文为诗，有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大过。”
8.“杂书”有益
除反复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著外，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
1937年1月31日，他专门给李克农一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 （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是指近人蔡东藩所著的流传甚广的历代通俗演义小说。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告诉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还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23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谈到学习安排时，毛泽东又特地叮嘱：“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批注过的笔记小说就有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的《智囊》等。他生前要的最后一部书，就是他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宋代洪迈写的《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
毛泽东读这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史家兴趣和史家识见。他很注意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角度来看待作品的内容。譬如，《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描写“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他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与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钱凤进屋，王敦屏去左右，两人商量逆节谋反之事，却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知道若被他们发现他听到了这一机密，必无活理，于是把唾沫抹在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二入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于是撩开床帐，见王羲之吐唾纵横，相信他确实熟睡，王羲之的性命才由此保全。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此事有误，待查。”
《明人百家小说》“田居乙记”中有三段关于为仕之道的叙述。一则说魏公子牟远行，穰侯来送他并请教致仕之道。他说：“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毛泽东批注说：“有理。”一则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人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乃治，治乃行。”毛泽东认为这个看法“有唯物论思想”。一则说孙叔敖遇狐丘大人，狐丘大人对他说，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即爵高人妒，官大生恶，禄厚人怨。意在劝他激流勇退，孙叔敖则回答说：“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加益博。可以免于患乎？”毛泽东则认为这种表白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在演义小说中，据《左传》编写的《东周列国志》是比较接近史实的一部作品。50年代未60年代初，毛泽东曾仔细读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提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 《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之后不久，他开始从理论上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领袖和中国革命导师的独特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但毛泽东把历史剧变时代的权力更造，视为社会经济剧烈变化所引发的上层建筑斗争，并由此评论作品的特点，逻辑上是清楚的。
1960年，有人送给他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的故事编绘的小人书。此前他是不看小人书的，这次却看了，井由此引起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小说和《左传》。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的一个作家。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可让你们的秘书去找这本小人书。”
明代的冯梦龙，以编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而称名于世。他在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改编、整理的同时，还纂集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说。《智囊》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编集明代以前的经史子传、野史丛谈、演义传说中的有关智慧的故事近2000则，分门别类，按以评语。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他的搜罗选取之中。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且寓意丰富，发人深思。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在上面的批注较其他文学作品都多。
卷三《上智部·通简》记叙：汉代的朱博本是武官，后来作了冀州刺史，在巡视部属时，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说要告状，一个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这位从事是要试探自己的本事，便让从事出去宣布：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属于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人管辖部门找从事处理。这些安排，使四五百人顷刻散去，都没有想到朱博应变能力这样强。后来朱博慢慢打听，果然是这位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于是“博杀此吏”。毛泽东读这则故事的批注是：“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接下来，《智囊》又叙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受了贿赂，没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找借口召见尚方禁，避开左右，故意间他脸上的伤疤怎样来的。尚方禁明白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着说：“我想为你洗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方禁惊喜道：“万死不辞。”此后，尚方禁经常破获盗贼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毛泽东读后批注：“使人改过自效。”
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讲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毛泽东读后批注说：“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在读了赵国将领赵奢领兵救韩攻秦，巧用敌探，大败秦军的故事后，又批注道：“老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
清代有个人叫梁晋竹，写了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作《秋雨庵随笔》，在书中记述了一些文学故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以及一些论学考证。毛泽东爱读明清笔记，此书即为其中一部。他曾在一部成都昌福公司印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上作有批语。该书卷四《昆明池对联》一文引了大观楼那幅长联，毛泽东批注说，“此阮元改文，非尽原文。”
1972年9月，周世刽旅居北京，时间久了，不免思乡。谁料毛泽东于1972年9月4日赠书一套，书名即是这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书共八册，线装本。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 （惇）元兄消遣。并署上“毛泽东”三个字。毛泽东送给周世刽读的，尚不知是哪种版本。周彦瑜、吴美潮是周世刽的女儿、女婿，他们在《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还说，毛泽东赠书给周世刽时，同时还附了一封信，“惇元兄：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9.史学一家青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好读史书，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备齐不易，尽读更难。怎么办呢？毛泽东最为讲求读史方法。譬如，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便谈到两种方法。一为“择书”。所择之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读之，则如“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择书要有眼光，读之更须方法。于是他提出一种空间比较法。如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又说“地理者，空间之间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结合地图来读历史，其实就是把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增强实感记忆和理会。这一方法，确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在文史方面为什么那样博闻强记。
譬如，1963年5月，在杭州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 （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现代的唐生智，也是那里的人。由一个地名引起的一番随兴漫谈，文、史、哲传统泉涌而出。
有时，毛泽东还把一些历史地名的来源记得很清楚。1965年1月23日同周恩来、薄一波等谈到大西南的三线建设工程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毛泽东说：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白帝城呢？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毛泽东青年时读史颇有个性。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所写的批语中，表露了这样的兴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二十四史，也兼及其他，如历朝的“纪事本末”和《资治通鉴》等。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读的遍数较多的，是《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从史学角度讲，毛泽东特别喜欢的是《史记》、李贤注的《后汉书》、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关于《史记》，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评论说：“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和准确。”关于 《后汉书》，毛泽东在该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21册的封面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时，读至注家说“赤眉杀更始而隗器据陇右”一句，批注说“而”字为“衍文”，又颇有体会地把李贤等对《后汉书》的注和裴松之注《三国志》放在一起做了评价。他写道：“李贤好。……裴松之注三国，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钦？譬如积薪，后者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对二十四史的其他诸史，毛泽东也简略淡过看法。他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但对《新唐书》中的《严郢传》、《吴通玄传》两篇，则分别批注道：“此篇写的不错”，“这一篇写得好。”毛泽东还认为《南史》、《北史》比《旧唐书》更好些。
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芦获，1975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文史书籍。芦获回忆：1975年5月30日毛泽东让她读《晋书》、《南史》、《北史》，还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具体到历史著作，毛泽东认为：“《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画了大量的圈和线，注有很多的赞赏的标记。
东晋时代，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南北之间，战争不断。东晋朝中的大臣将领，对此态度不一。毛泽东评价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犯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是作样子”。
毛泽东读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未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盲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扛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认为：“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孙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时，吕蒙说：“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抗集幽冀，未暇东顾……”毛泽东认为此述有误，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朱友硅葬其父梁太祖朱温“于闭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闭文也”。
唐朝刘知几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负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明确提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刘知几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唯其如此，他对刘知几提出的史识之论，特别感兴趣。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人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显然，这已是借“史学”来讲“政学”了，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拉向现实。
10.古为今用：“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芦获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一文里，曾说到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同他谈起自己的历史观，特别是如何看待煌煌巨著 《二十四史》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诫告。毛泽东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为什么说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呢？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
一、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臾记·高祖本记》和《汉书·高帝记》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揖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三、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和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 《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四、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不为史累，力求去读活《二十四史》。于是常常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
这就是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地方劳力搞项目的倾向。他说：征劳力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可以有点，绝不能大多。玉安石有六项政策，其中著名的一项叫兔役，即免劳役，凡能出钱的，各家都出钱，叫免役钱。过去是直接出人，王安石是征税，用这笔税钱由政府雇人搞各种事业。这是个很进步的办法。我们现在公社不出工资，把人家的劳力拿来归它。我看，调一部分劳力，少数的，办必要的对公社有利的工厂，是可以的。对工人要出工资。
毛泽东对朱元漳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加固，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
三国时代，群雄割剧，势局变幻，风云际会，人才辈出，斗智斗勇。这段历史，毛泽东颇喜欢研读，井读得细，记得也熟，评说也多。
1960年5月初在山东视察时，他还即兴同舒同讨论过曹植的行迹呢。当时，谈起山东的历史，舒同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他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五十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工初丧应刘”。言下之意，曹植是在陈王封号上死于应刘，而不是东阿。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曹丕继位后，曹植11年中而三徙都，数改封王邑，确是封东阿王在前，封陈王在后。但曹植在东阿时，喟然有终焉之心，也确曾在那里营造过坟墓。毛泽东同舒同的讨论，谁对谁错，并非是一个非去较真儿不可的问题，这其中有意思的是一个大国领袖的史家情趣。
汉末伊始，战乱迭出，始终没有安定过，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遭受惨重破坏。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说到赤壁之战，毛泽东对当时孙权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在和战问题上的态度，曾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评论。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曾同人议论道：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孙权手下的战将吕蒙，毛泽东格外欣赏，他虽行武出身而善于谋，有见识。吕蒙十五六岁随姐夫投孙策，贯常勇战，多立奇功。有“吴下阿蒙”之称。孙权继位后对他说：你握有很大兵权，应该好好读书以开阔眼界。从此他认真读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果然军机大长，立擒拿关羽之功。孙权说他“有国士之量，岂徒战将而已乎！”1958年毛泽东赴安徽考察的途中，在火车上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便同随行的张治中、罗瑞卿谈到：“吕蒙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接受孙权的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
《三国志集解》卷六十《吴书·全琮传》记述，孙权派儿子孙登出征，已出发到了安陆，全琮上书谏阻说：“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毛泽东批道：“都是废话。”
谈《三国志》，自然离不开《三国演义》。因为后者，事实上成为民间了解三国历史的普及课本。毛泽东自幼喜读《三国演义》。在井冈山那段根本不是欣赏小说的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稍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
解放后，毛泽东也很注意《三国演义》这本书。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了吴组湘的《关于“三国演义”》（三）的文章。毛泽东读到后，立即在旁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关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他是当历史来读的。譬如，他认为读《三国演义》，既要看它对战争、对外交的描写，还要看它对组织的描写。北方人一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毛泽东还很注意史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情况，诸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关于儒法评价问题等等，有时也经常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里只举一例。
60年代前期，史学界曾讨论过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问题，引起毛泽东很大关注。在1965年12月21日于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剪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进近代；看看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是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德就搞“扶洋灭团”。毛泽东又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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