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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出将人相——喜欢和鄙薄的“干部”典型
作为一党一国的权力和精神领袖，知人、用人，是毛泽东的必备素质。这方面，他有高超而独特的操作艺术，也很关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出将，坐镇一方，统辖一地，怎样执行中央王朝的政策？
入相，辅佐君王，周旋群臣，怎样协调局面，在朝廷里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
也就是说，怎样使自己成为能臣干将，而又善始善终，是出将入相者面临的人生大课题。
怎样调动并让这些能臣干将各得其所，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最高统帅所面临的大课题。
毛泽东曾谈到两个例子。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一些领导在工作中做出重要决策时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大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
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矫诏”—引注），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怎样处理上下级或同级关系，怎样处理权力和义务的关系，干部怎样具备好的素质，是毛泽东一再“唠叨”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现实太敏感，于是他经常借史为镜，让干部们多照照，也吐吐他的期望和评价标准。
1.两个好典型：“多谋善断”的郭嘉，“劳谦”仁厚的韦睿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207年）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把《三国志·郭嘉传》推荐给领导干部们阅读，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后经荀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我们的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
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着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他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 （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
这与总结和解决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这个想法，毛泽东曾直通通道来：“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得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反过来说，当初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是不是正好缺少了郭嘉这样的“谋臣”呢？毛泽东是在倾吐心中的遗憾？还是在表达一种热切的期望？
韦睿（442—520年）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 （506年）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很爱读《南史·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有25处之多。
《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有一段概括：“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眼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很赞赏，批注说：“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
那么，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哪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往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先说第一点。
史家记叙韦睿督兵攻北魏小岘城时，韦睿环城巡视，魏城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睿欲击之，部下劝阻说：我们轻装前来，待回去披甲整装再来迎战。韦睿却说：魏城中只有2000余人，只能闭门坚守，这次无故出来几百人，定是骁勇善战之辈，我们如果能打败他们，城内魏兵便没有信心了，其城自拔。部下有些迟疑，韦睿便指着手里的令节说：朝廷把它交给我，不是装饰用的，我说的话不可违抗。于是部众听命进兵，魏军果然大败弃城。在这段叙述旁，毛泽东批注说：“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决心”。
接着，史家又叙韦睿率军攻合肥，久未能下，韦睿又环城察看，决定先攻合肥东西两个小城，此时魏国派兵五万来援救，形成敌众我寡之势。部下要求增兵再战，或退守巢湖。韦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接着又令取来自己的旗帜树于阵前，以示无退兵之志。又亲自坐在板车上阵督战。夜间又张灯达曙，处理军务。终于攻破合肥。缴获一切，自己无所私占。读至此，毛泽东两次批注：“以少击众”，“将在前线”等等。
当史家叙韦睿会同曹景宗救钟离一事时，毛泽东又批注说：“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再说第二点。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
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兵，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在本传末尾，李延寿补叙了韦睿的几则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重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2.两个不成大器的“主公”：“多端寡要”的袁绍，“虚有其表”的刘表
乱世之中，群雄逐鹿，常常出现拥立一方土地的“诸候”，其部下习惯于称之为“主公”。有的“主公”后来成了皇帝，有的“主公”后来则身败名裂。这自然取决于他们的胸怀志向、个性见识、才干智慧。
汉末的袁绍和刘表，属于后一类。
在毛泽东心目中，袁绍是一个志大才疏、办事拿不住要点，得计迟、见事迟的典型。
1959年，他推荐郭嘉的多谋善断时，常顺带着袁绍，并非偶然。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
例如， 《武帝纪》载：“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 （曹操）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有一次，曹操准备向东边去攻打刘备，他手下将领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也劝曹操攻刘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毛泽东读《三国志》，也很注意作者对袁绍特点的描写。1959年3月2日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接着说：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同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书生办报”，又扯到袁绍：“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又说：“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庐山会议期间，7月17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又说：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其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从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二是见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 《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袁绍一下子后悔了，要曹操把天子送到鄄城来，靠近自己，以便打天子旗号收附各路诸侯，结果被曹操拒绝了。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与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田丰却说，主公若出军胜利，我可能会保住命，如今打败了，我的死期也到了。果然，袁绍回来后，对人讲，我不听田丰的建议打了败仗，如今被他嘲笑，接着杀了田丰。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点，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 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谈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作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在某座谈会上的讲稿时，他提出：“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作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着，或者还要坏。”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不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导艺术和风格吗？
郭嘉的多谋善断与袁绍的多端寡要，也正是映照干部素质的两面历史镜子。
刘表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如今的湖北、湖南。在军阀混战中持观望态度。所据地区受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其中就有诸葛亮等一批高人。但他无进取有为平定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毛泽东读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写的批注，都是贬语。
《刘表传》开头记述：“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虚有其表。”
荆州是刘表的根据地。本传叙述了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示之以和”，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上曲线，在夭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子董卓旧部、袁绍、曹操这三大势力之间。他手下的治中邓义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记载的刘表回答邓义的话：“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对峙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干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刘琮被迫投降了曹操。
3.四个坏典型：“无行”的郭象，“庸人”王建，“笑里藏刀”的李义府，“能伸而不能屈”的刘幽求
郭象（252—312年）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淡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但据《晋书》卷五十《郭象传》载，他开始以清高扬名，以清淡自娱，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其本传载，向秀死时，其子尚幼，郭象以自己的特殊身分把向秀的《庄子注》遗稿要过来，略加补充，便以自己的名义传布于世。毛泽东读《郭象传》，在旁边批注：“郭象无行。”
王建是北魏初年武帝拓跋硅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无二十年（395年），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 （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在《北史》卷二十《王建传》说到这件事情的旁边，毛泽东批注道：“王建庸人，不懂政治。”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待天明北魏军队准备进城时，仍受到后燕败军余部的反抗，拓跋珪令人招降，这些人都说：“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就是说，我们投降了，害怕你们像在参合之役中屠杀俘虏一样屠杀我们，因此，我们抵抗，或许还能保全一时的性命。“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这是怪罪当初王建坑杀俘虏的建议。的确，坑杀俘虏，是王建的建议在政治策略上的重大失败。
李义府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右相，权倾一世。《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载，李义府借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加之为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颇为百官痛恨。后因罪流放巂州。毛泽东对这样的人，极其鄙薄。他在《李义府传》说“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被忌阴贼。……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 ‘李猫’”一段旁批道：“笑里藏刀李义府。”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早年拜间中尉时，仅以刺史没有礼貌待他，便“弃官而归”，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如本传载，先天元年（712年），唐玄宗初即位时，迁其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唐玄宗的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才被重新起用。开元初年，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又因“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恚而卒”。
毛泽东读《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时，在其篇首处分别批注：“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这显然是批评他处理个人名位时，心胸过于狭窄，同时也不懂致仕的进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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