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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雄风骚——毛泽东与诗词文赋（下）数风流人物
文艺史上有句名言，“风格即人”。这是法国18世纪散文作家布丰说的。在中国，也有一个相似得惊人的说法，“诗品即人品”。这两个表述虽然主要是指创作主体的个性情趣与其作品风格的统一，但也同样适用于接受欣赏主体与作家作品的关系。
毛泽东对历代待人诗作的品评和选择，既立足于他所从事的历史的、政治的事业目标，又与他那独特的人格意志、浪漫个性、巨人般情怀密切相关。因此，最能投合和满足他的欣赏情趣的，是那些气势沉雄（如曹操）、豪拔（如李白）、奇诡（如李贺）、慷慨（如辛弃疾、陆游）、悲壮（如岳飞、陈亮、张孝样）一类诗人诗作。豪放，是毛泽东那宽阔奔涌的审美体验河流的厚实河床。
汉高祖刘邦，算不得什么诗人。但一次衣锦还乡，酒酣耳热之际，禁不住击筑自歌，唱出一首不同凡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质朴的几句，活脱脱展露出一代雄主的豪阔胸际。毛泽东认为，“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并认为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诗风出于本色，刘邦为诗的气魄同他立业的气魄是一体的。毛泽东显然是把二者揉在一起来体验和推崇。
毛泽东对曹操诗歌的品评，更是如此。有一次，他同子女讨论曹操父子的诗歌，子女说喜欢曹植的诗（其风格浓丽忧怨），毛泽东则说喜欢曹操之
①作，因为其“文章诗同，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他对曹操的十来首诗都多次圈划过。在一本《古诗源》中的“武帝”旁，用红铅笔划着两条粗线，此下有一编者注解：“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以下，纯乎魏响，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毛对此圈点断句，足见其重视。他还用龙飞凤舞的草体手书了曹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对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也念念不忘。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一诗，被历代文人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
有唐一代，李白之前，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初唐四杰”和王昌龄等边塞诗人。当时，国家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皇皇威武的帝国气象蒸蒸日上。一种为国立功，为王前驱，横行万里，际会风云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激发了一大批士人投身边塞、立业封侯的渴望。上述诗人的作品，典型地反映这种精神气貌。毛泽东读《初唐四杰集》时，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标题前划着大圈，并写下了一条长达1000多字的批注，集中表达了对王勃等初唐四杰的高度评价，他说，王勃“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又就王勃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道：“为文尚骈，但是初唐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
①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
唐初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并认为杜甫称赞“王、杨、庐、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事实正是这样。王勃等人的诗文，有风有骨，感情充沛，有的境象雄阔，摆①脱了齐梁以来浮华补假的习气，使文坛“积年绮碎，一朝廓清”，开盛唐诗风之先河。“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一名句，便出自四杰之一杨炯的诗篇。象“牙漳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龙庭但苦战，燕颌会封侯”这样的描绘，在四杰作品中也多有所见，推出生龙活虎般腾踔的气象。就毛泽东喜读的王勃的《秋日登洪府腾王阁饯别序》而言，形式上虽由骈体铸成，但对仗工整，讲求声律，语言精炼：内容上，则挟裹凌云壮志和不凡抱负。你看：“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吟俯唱，逸兴遗飞。……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一气呵成而又情景往复的旋律中，孕育成浑重的意境，读之朗朗上口。毛泽东在最后几句划了圈，以示注重。尤其对“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浑阔的句子表示由衷的喜爱。60年代初，在和子女们的一次谈话中，一边背诵这篇诗序的佳句，一边评论，一时兴起，悬肘挥毫，为他们书写了这一千古名句。这样的骈体，确实与齐梁的死旧文章“相差十万八千里”，与中唐韩、柳倡导的“古文”，在形式上虽是两类，但在精神内容上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勾通。也就是说，王勃等人独创的骄体的“新”“活”之处，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其昂扬进取的精神和沉实的风格。
四杰之后，王之焕、王昌龄和岑参等一批边塞诗人，进一步把上述精神作为讴歌的基本主题。那“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捲出辕门”的壮景，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那“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信念，那“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情，那“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的喜悦，都在毛泽东的心中唤起深深的共鸣。其实，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向往着这样的人生风格。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中，他反复描绘着“任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力拔山气盖世”的“猛烈”，“不斩楼兰誓不还”的“不畏”，“骑突枪鸣，十荡十决，暗呜颓山岳，叱陀变风云”的“蛮拙”气势。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又时常凭记忆挥毫书写上述王瀚、王之涣、王昌龄的豪拔诗作，有时还写出来送给自己的子女。
在宋词中，苏东坡、辛弃疾是豪放派代表。在历代词人里，毛泽东最喜欢的是辛弃疾。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里，他圈划得最多的便是辛词，近100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四册，每册的封面上，他都用粗重的红铅笔划着读过的记号。辛词慷慨纵横，之所以别具魅力，不仅是因为他继承了苏拭的豪放，更在于他具有激动人心的战斗经历，强烈的政治热情，豪爽的英雄本色，从而把歌唱的内容引向比苏轼更广阔、更激荡、更深沉的社会现实，苏轼洒脱地看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辛弃疾则执著地“梦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怀念自己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憧憬着历史上建造烈烈轰轰的伟大业绩的英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最喜欢辛词的，就是这类题材内容，熟悉他的田家英曾告诉一位诗人：毛泽东某首诗的开头，便有意仿照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①杨炯，《王勃集序》。
诗为心声，书为心画。毛泽东喜欢书法，同他喜欢诗词一样，二者在他的心目中，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艺术活动。他常说，练习书法，“又学写字，①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毛泽东对传统书法艺术风格的选择，与他对诗词风格的选择相互印证，共同敲奏着他内心世界的“英雄交响曲”。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书法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从其早年手迹（如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上所写的一万多字的批注）看，用笔谨严开拓，绪体疏朗飘逸，具唐楷的规模，更有魏碑的古拙神韵。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颇有情致欣赏书法。长征途中路过遵义县北的娄山关，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停下来饶有兴趣地向身边的同志讲解这三个字的特点，称赞其写得苍劲，象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还不断用手在笔划上临摹运笔写字，感
②叹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关于毛泽东在建国后对传统书法的欣赏，从逢先知同志下面的回忆中可知大概：他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泽东最喜欢怀素的草书，他多次要过怀素自叙帖。我们见到怀素的字帖，只要是好的，就买下来给他送去。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并要我们把他所有的字帖都集中起来放在他身边。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我们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草隶篆，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20件字画，其中八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微明、董其昌等。①
书家的笔迹如人的面颜一样，各有不同，这是风格。种种微妙的思想情绪，总要通过点画线条、结构布白、行款疏密、用笔疾徐、墨色燥润等等透露出来。欣赏和摹写什么样的书法风格，同样与内心旨趣相关。在历代书法家中，毛泽东对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唐代的张旭、怀素最为欣赏，
②明确表示不喜欢乾隆皇帝四处题写的那种“有劲没骨”的书风。二王一派追求“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风度，这种审美理想同其时代背景相关，是魏晋士大夫追求萧散飘逸的生活和思想的写照。在传统书法的多种字体中，行书、草书最易表现动态，最能任凭书家放辔驰骋。这是二王对我国书法的贡献，并把这一书艺推向登峰造极的境地。毛泽东欣赏和学习二王，摒弃其“流美而静”的意韵，汲取其“刚健中正”，特别是刻意于“飞动”的态势。把
①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②《毛泽东轶事》，第75页，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7页。②商勇主编《一代革命家晚年纪事》第16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北魏及民间书法的古拙粗犷融于行草之中，入古出新。毛泽东中年时期的书法，以行草居多。笔法上“折”多于“转”，“方”多于“圜”，结体上扬左抑右或扬右抑左，尤如长枪大戟，呈剑拔浑厚之势。如1939至1942年题写的“为消灭文盲而斗争”，“天天向上”，“推陈出新”，“准备反攻”等，在重庆谈判时书写的两件《泌园春·雪》，或笔势雄健峭拔，或雄浑中时透遭丽，两件手迹都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为雄盖全篇的重点，高视阔步，气宇轩昂。
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更多地揣摩以张旭和怀素为代表的狂草。1974年，他还把怀素的自叙帖真迹作为“国宝”送给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草圣”张旭与“诗仙”李白在唐代齐名，并非后人牵强，实乃二者的艺术精神的勾通。韩愈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
①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一切有动于心者，都通过那激情澎湃、翩翩欲翔的狂草表达出来。关于怀素风格，李白称赞道，“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恍惚如闻鬼神惊，时
②时只见龙蛇走”。毛泽东喜欢的，正是张、怀狂草这种激越雄壮的气势神韵，并吸收入他的书法艺术实践。1961年至1963年他书写的自己的诗作《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当为他晚年的得意之笔，典型地体现了后期书法特征。从这些作品看，他把狂草的诸特征移于行草，章法浑穆、八面生姿：其态势在原有的豪迈雄健的基调上，增之以流利酣畅；各字无定路，随式布白，上顶下插，飞动自在；且运笔快捷。使用生宣纸就更加神速，每每激情满怀，兴到运笔，毛锥在纸上不停运划跳跃，令人眼花缭乱，透露出毛泽东难以遏止且有意放纵的心潮。深得狂草精髓。张旭、怀素向以骤雨急旋著称。“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毛泽东把握了“兴”与“急”的关联，情不自禁乃秉笔急书，有如驾驭烈马，构成风云突变局势，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诗品出于人品，书品发自心境。对创作者来说，黄钟大吕的艺术气势，根本上源于主体品性气魄，对艺术接受者来说，“知音其难哉！”只有接受者与创作者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才会相互在特定品貌的作品中发生心灵的共颤，获得默契的对话。故慷慨者逆声而击节，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对毛泽东来说，似乎只有慷慨豪放的诗风，才能更深沉宏亮地拨动他那壮怀激烈的心灵情弦，激励和充实他力量源泉。因为他必须以非凡的毅力意志，强劲厚重的作风，来迎接“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征途上各种各样的挑战。这种实践和心理的需要，似乎使他的心时常处于冲刺状态。这也是他渴望的生存方式。越是在乱云飞渡、山雨欲来的搏击气氛中，他越是体验到一种人生的幸福，越能实现和张扬他的个性意志。他说他在七级台风的海浪中游泳，就感到“很
①舒服，平素没有一点风浪倒是很吃力”。这种生存个性，甚至渗透到他对一些非艺术的审美的感性判断之中。1973年7月接见外宾时，他冷不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白皮肤好，还是黄皮肤或黑皮肤好。在座的人都说：各
①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评张胆草书。②李白：《草书歌行》评怀素草书。①1957年3月18日在济南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有各的好处。毛泽东则坚持认为，“黑的光亮，还是黑的好看”，而且“越黑越好看，我看。”很难说这是在客观地理性地讨论一个审美视觉课题，关键是，浓重而有力度的黑色似乎更投合他那浓重而有力度的内心世界。这同他偏好豪放诗风一样，是在审美上实现一种情感转换的需要。
作为一代诗词大家，毛泽东更多地把他的这种需要形于笔端。作为欣赏者的毛泽东和作为创作者的毛泽东，了无判隔。在近代诗人里，毛泽东喜欢柳亚子。他为自己是柳诗的万千读者中的一个而“引以自豪”，因为他在柳诗里体会到“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的雄壮气势，“读之使人感发兴①起”。当他把自己那首堪称绝作的《沁园春·雪》寄给柳亚子的时候，没忘②附带一句，“似于先生诗格略近”，愿意同柳诗风格认同。他评陈毅的诗，③是“大气磅礴”，又说：“陈毅的豪放奔腾，有的地方象我。陈毅有侠气，④爽直。”这些评柳、陈而兼及自己之语，清楚表明毛泽东对自己诗风的评估和有意识的创作追求——豪放。
事实正是这样。1962年，他说自己写《浪淘沙·北戴河》一词的缘由，是因为李煜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没有豪放的，故特意用《浪淘沙》⑤的词牌写一首豪迈的词。读陆游《卜算子·咏梅》之后，毛泽东特地“反其意而用之”，借原牌原名写出“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劲傲情调，改变原作“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凄凉抑郁。这些，大概都算是毛泽东从具体作品对传统婉约意境的有意改造，来透露自己诗风的豪放品格吧。
器大者声必宏。有两件词墨案事，向世人一展毛泽东的盖世豪情和博大诗怀，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诗家们体会豪放诗风的范例。
一件就是大家知道的，1945年一首《沁园春·雪》搅动山城文化风云。事起于南社盟主、词坛泰斗柳亚子先生向来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10月7日致柳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录呈审正。”稍后相聚时，毛又应柳之情，在柳的纪念册上再度书写此词。《沁园春·雪》随即不胫而走，在山城传开。毛泽东回延安后，柳亚子将毛词连同自己的和词送给《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有关负责人答复说，按党内惯例，发表毛泽东的作品非得本人同意不可，须到延安请示云云。柳亚子又提议先发表他的和词，将毛的原作撤回。《新华日报》于11月11日刊出和词后，不少人希望读到毛的原作。时任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吴祖光，辗转得到毛原作的三个抄本，校和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首次发表。并在后面加写了一段按语：“毛润之诗词，似甚少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段文字，并非关于《沁园春·雪》的最早评论。柳亚子作为第一读者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263、607页。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263、607页。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263、607页。④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⑤《毛主席的读书生活》第259页。
的和词，便从词史角度予以评说：“才华倍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大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祗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客若，艳想秾情着意雕。”稍后，即10月21日，柳亚子还写过一篇直到1987年才公诸世的手跋，对毛词作了更多的分析。这天，曾为毛泽东画橡的尹瘦石向柳亚子索求毛的诗作手迹和柳的和词手迹，柳慷慨赠与，尹又进一步请柳对毛的词写段跋文。柳稍加思索，欣然写道：“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从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日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隐，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①柳的跋文，有两处关节，蕴含了11月至次年1月毛词公开后掀起的文坛大波的重要内容。
第一，是毛词风格的豪放逼人，使苏、辛两位豪放派的顶头人物也“瞠乎其后”，使近代以未不讳“跋扈”的柳先生本人也“殊自愧汗”。后来的许多和词，也大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谈对毛词的感受。诸如“岂等沛风？还殊②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望尘莫及，竖子牢骚”，③“看回天身手，绝④⑤代风骚”，“不识作态装娇，更不惯轻盈舞秀腰”，“浑莽不事妆娇，更⑥不自矜持不折腰”等等。对毛词风格的感受和推崇实在是“不约而同”。
第二，关于《沁园春·雪》里的“帝王口吻”。从柳先生的“口吻”来看，他觉得中共有关方面拒绝发表毛的作品，是顾虑其中的“帝王口吻”给人口实。是不是真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不得而知。或许是柳先生的误解。但柳先生认为即使有此“帝王口吻”，也是“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这种想法，在直呼“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和词）的柳先生那里，也属自然，但是，12月8日《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署名文章，则首次公开对此进行了批判。作者说这是早已写好的一篇旧稿，“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接着，《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益世报》先后发表20首（篇）和词或文章予以攻击。显然，这远非文墨官司，已转化成一种政治斗争了。诸如“草莽英
①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之类，直露天机。进步文化界也立即撰词撰文予以回击。时在重庆的王若飞把这些和词文章收集起来，寄给毛泽东，毛看后短短几句，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其
②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重庆《新华日报》也没有另发
①包立民：《柳亚子评说<沁园春·雪>》，《文艺报》1987年5月16日。尹瘦石得此跋文后一直珍藏在
家里，1960年他把它同毛词手迹和柳的和词手迹一同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②③郭沫若：《沁园春》，聂绀弩《沁园春》，载《客观》1945年第8期。④陈毅，《沁园春·一九四六年二月，山东春雪压境，读毛主席、柳亚子咏雪唱和有作》。⑤黄齐生：《沁园春》。⑥景洲：《沁园春·咏雾》。①雷鸣：《沁园春》，载《益世报》1945年12月28日。②毛泽东1915年12月29日致黄齐生信。
和词或刊载反驳文章，只在次年5月23日转载《咏雪词话》一文时写了一段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1957年1月号《诗刊》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写了一个自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一向反对作者为自己的旧体诗写注解，这一例外，且言辞恳切直露，实与当年山城的风波有关，算是一种回答吧！
不管怎样，一首《沁园春·雪》，毕竟在抗战胜利后的那段极为复杂的日子里，使大后方的文化人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那古今独步的胸襟气魄，使此前对毛泽东知之甚浅的人们体会到，他绝非是他们先前以为的，也是国民党御用报刊宣传的那种草莽英雄形象，他的才思文采使人大为震惊。相形之下，那位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委员长”倒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当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的最高领袖井肩而立或握手相谈等人拍照时，“略输文采”的那一方分明在人格魅力上败了下来，人们也由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另一件词案，影响不如上一件大：发生在解放后，说来也颇为有趣。
1964年，时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高亨，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所撰的关于《周易》的著述和所填的词。毛泽东在3月18日的回信中称：“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高文典册云
①云，当是对高的研究著述的赞誉。毛泽东没有评及高所填之词，这与高词的内容有关。《文史哲》杂志1964年第1期发表毛泽东建国后的十首诗词时，配发了一组有关“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文章和附词。其中有高亨的一首《水调歌头》：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高亨寄给毛泽东的，很可能就是这首词。词上阙写毛泽东的胸怀本色和历史功绩，下阙写毛泽东的诗风流韵及其“奇雄”魅力。概括颇为恰当。因是对毛泽东诗词的赞誉，毛泽东不甚经意，未置评语，也属自然。
事情还没有完。高亨的这首词后来传得很广，因其境界阔大，气韵雄壮，吻和毛泽东的性格和诗风，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1966年初，康生曾当面问过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哈哈一笑：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查实为高亨所著后，为证视听，《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第六版右上角，用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诗。还加了这样一个说明：“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①建国前，高亨就著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古经今说》等。1964年他在旧著的基础上又着手撰《周易大传今注》一书。
①毛泽东的诗风为什么如此豪迈雄健？
功夫在诗外。与毛泽东叱咤风云的一生所扮演的角色有关。一位西方当代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曾惊讶地谈到：毛不是一种，而至少是五种类型的人。他是农民运功的领袖，发起了遍布全国的暴动；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
②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做诗，只是他诸多角色中的一种。其诗风的根本源泉，来自他的丰厚实践。“政暇论文”，于是妙句拈来着眼高拔。毛泽东那豪放强劲的个性，与他对自己所开创的直古未有的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不可分割。这种完美的融合构成他的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就其诗风而言，也可以说兼具一般浪漫主义豪放待人的洒脱拔俗、即兴随意的气派，和刘邦、曹操这类在历史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开国政治家的雄壮浑厚、本色凛然的威风。读之既文采斐然，情思飘逸，又甜畅淋漓，咄咄逼人，集生气、神气、灵气和豪气、霸气、戾气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自己表白的猴气和虎气两个性格侧面。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而言，他对诸子百家基本上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但毕竟有所取舍。从他的虎气中多少可以体会到法家的影响，从他的猴气中多少可以体会到道家的渗透，但无论是道家还是法家，他的取舍都有一个潜在的中心——这就是注重反映下层意志，高扬群体事业，既崇实尚用又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墨家的一些主张。总之，这一深层的文化传统和他的现代革命事业，铸就了他在中国旧体诗史中的特殊地位。
作为诗人，他是政治家诗人；作为政治家，他是诗人政治家。（或许，随着中国文化艺术习惯的变迁，他事实上已经成了最后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酷爱和工善旧体诗词的代表。）这种双重角色，使他的身分及创作意识和作品风格，说得上是古今独步。
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类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政治家、军事家，也确实缺少文字意义上的“文采”、“风骚”。至于南唐李后主，虽为一代词家，但在毛泽东心目中却是等而下之者：他“多才
①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挥鞭执马，“东临碣石有遗篇”的曹孟德，
①可谓文采武功兼善的卓越人物，但“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在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批判精神。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挑战气概、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信念面前，多少显得拘谨、沉郁，少些昂扬奋发。
毛泽东对《晋书·刘元海传》中刘元海评价汉初将相“隋陆无武，绛灌无文”的话印象很深。他曾借此来劝一位在他看来厚重少文的一代名将“以
②后搞点文学”。这位将军逝世的那一天，己病得无力站起，说话也很艰难，但仍要求家人把他抬进车内上山驱猎，当汽车颠簸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奇迹般地击节诵出“钟山风云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随后依头车窗，③只剩颤抖的呼吸声。豪壮人写豪壮诗，豪壮诗激励豪壮人！
①这个情况，是笔者从中宣部龚育之同志那里得知的。②[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97页，刘路新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①1957年4月10日的谈话。①钟嵘：《诗品》。②1973年12月21日同中央军委同志的谈话。隋，陆、绎、灌，分别为隋何、陆贾、周勃、灌婴。
另一方面，与屈原、唐代三李、苏、辛这类毛泽东所喜欢的文采斐然、气势雄放的诗人相比较而言，毛诗的豪放，是个性意志和通过自己的实践使理想抱负逐步实现中的豪放。而上述诗人却是豪放的个性情怀和建功立业的理想意志由于种种原因（或环境、或主体的实际才干）受到压抑后的倾泄。于是，他们在现实面前，或去国远游而又狐死首丘（屈原），或“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或感觉“人间如梦”，只好“一尊还酹江月”（苏轼），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辛弃疾）。他们纵然是诗坛霸主，但其气概只能在书卷上展露，“只解牢骚”。（笔者在此仅就毛泽东诗词的整体气势而言，并非认为其作篇篇都是超越古人的豪拔之作，事实上，毛有的诗句虽有骇世效应，但我个人认为未免空泛，如“小小环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的诗句虽然有逼人气势，但又有些随意粗糙，如“不须放屁”。）
与此相应，作为政治家的诗人，当毛泽东审视传统的豪放作品时，无疑有一种心理优势，并且不可能完全是基于非功利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他必然关注诗人本身所建立的功业及其作品的社会实效。这一角度难免影响对诗人的评价。
譬如李白，无论是他那种傲视一切的心态，还是古今独步的诗思，都是毛泽东极意推崇的。但当毛泽东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位豪放诗人时，其悲剧性格中的喜剧性弱点使被毛泽东明晰地剥离了出来。李白志在“申管晏之谈，
①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故而他在《古风》第三首中赞美秦始皇的功业。但毛泽东却从这首诗中引伸出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白帝城遇赦，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是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
②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从这段富有情趣的调侃议论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纯粹的诗人心态的超越和轻视，不难体会到他是怎样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古代诗人对历史伟人充满意气的清谈评论。他不赞成李白超越时代，超越客观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来感叹秦始皇的最终结局（“金棺葬寒灰”）。李白的感叹明显是把诗人有关抽象的人生价值和超脱的历史观念强加在政治家头上，以道家的玄辩来褒贬法家的务实；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家就应该牢牢地把握和创造现实，更何况秦始皇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历史上了不起的非凡人物，其烈烈轰轰的功业、成就和影响也是千古相传的。毛泽东不无挑剔地指出李白在自己诗歌中抒发的傲视一切的勃勃雄心，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想当官而不得）之间的深刻矛盾。可以说是点出了古代大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们的普遍命运。这虽然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合理制度压抑人才的痼
③权延赤《英雄辞世—许世友将军女儿的回忆》，《中国作家》，1992年第1期。①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②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疾，但从诗人角度看，也是书生式的空好议论的必然结果。（李自虽志向远大，但并无实际才干，再加上他为人放荡不羁，这就必然导致四处碰壁，可惜他至死未悟。）从这个角度一比较，纯粹诗人与政治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天平上自然发生倾斜。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标准，绝非偶尔用之，而是他论人论文的一贯主张。他早年便在《讲堂录》里记下“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受经世致用的湘学土风的影响，推崇文章、事功并进的曾国藩。晚年读史，也经常写些这方面的批注。譬如，他说少知名，号八骏，姿貌甚美的刘表是“虚有其表”；当史家说曹操荡平天下，是天助汉室，非人力所为，而曹操却封兼四县，食户三万；曹操虽不可让位，但应该辞掉邑土。毛泽东批注说：“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
①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称衡，此为近之。”当他读到历史上战功赫赫的名将事迹时，赞美之辞，径直倾下：“（韦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曹）景宗亦豪杰哉！”“再读此传（陈庆之传），
①为之神往”，“臧质豪杰之士”等等。有时候，毛泽东还禁不住读史赋诗：“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贲……”。
数英雄人物，露天骄风骚……。
①读卢弼：《三国志注解》批注。①读李延寿《南史》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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