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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风波
毛泽东不限于自己运用唯物史观和反映论来感知和评价古典小说，他更乐于看到它成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方法。文学攀上历史，把小说当作认识历史和阐发思想的工具，或反过来从哲学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功能价值，这时的小说评论，就不单纯是个“文学”问题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取得胜利和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因此，在1954年读了李、蓝文章后于10月16日写给中央政治局和文艺界有关同志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基本上可视为毛泽东在建国后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所做的一次重大尝试和努力，而且包含着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的强烈的不满。
关于《红楼梦》的各种研究思路和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相应的文学观和哲学方法。在“红学”史上，作为“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循着索隐派的思路，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于是他着意去“破译密码”，附会出“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确定该书是“清康熙朝政小说”，“红者，朱也，明也”，其旨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深受叔本华意志论哲学影响的王国维，从人性的普遍本质出发，探求小说超现实的“以美灭欲”的解脱功能，于是，《红楼梦》在他看来只是关于人生美学的著作。以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认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于是，他们从反对旧红学以附历史人物走向作者的生平、家世、及其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一向关注《红楼梦》的研究。其精细程度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看出来。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准？》和《曹雪芹生平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①
基于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和熟悉，毛泽东对“红学”的发展曾有过轮廓性评价：“《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②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其中王昆仑的“红学”成果主要是人物形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明确否定了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对“新红学”代表人物的研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其“比较对一点”的是，划清了考据同附会、猜迷的界限，为红学的考据立了规范；把《红楼梦》的研究从“八杆子打不着的”‘外四路”的人事一边，扭转到考证作者生平、家世、版本和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这就从理论观念上抓住了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作用。但是，“自叙传”这个观点，既是新红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又是它的终点。这就构成了其思路的封闭性，忽略了这部经典小说对历史生活的典型概括，限制了“新红学”的成就。
①黎丁：《毛主席和〈东风〉》，引自《难望的回忆》第236—23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②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红楼梦》一直有自己的看法。1954年3月10日，他在杭州同工作人员谈起，多年来，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①没有真懂。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其红学观最根本、最明快的表达。
同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它们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并非偶然。
毛泽东详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圈划布满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划了问号。值得注意的批注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划了两道坚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李，蓝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的批注是：“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该文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此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显然，毛泽东不仅在李、蓝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旧的哲学方法挑战上的特殊份量，并有意识的发掘和强化这两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意义。因此，在10月16日写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一开始就肯定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旧的错误观点，就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泽东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有关报刊对新旧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抑此扬彼的不同态度。
具体情况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九号“新书刊”栏目推荐《红楼梦研究》说：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李、蓝写批评文章之前，1952年11月曾有人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白盾）寄给《文艺报》，
①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
但被退回，迟稿信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页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也是经过一番曲折才在母校校刊大发表。有人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但役能实现；于是《文艺报》被指定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表现了保留态度，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思想状况，既没有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错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也没有敏感到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在10月16日的信中，毛泽东首先叙述了两位共青团员的文章几经曲折才得以发表的经过；由此联想起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那场讨论，在195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毛泽东就提出，对武训这样的“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特别气愤的是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一遇倒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把两件相隔三年的事情联系起来，认为“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起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次事件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单纯是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了。
使毛泽东感到欣慰的是，这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总算“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开，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钟洛）。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义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各有关报刊编辑60多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也参加了会。先后发育的有周扬、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郑振铎、何其芳等全国著名的文艺界人士。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于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会上一致认为李、蓝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担心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报告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因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
同日，毛泽东在修改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特地加上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该文发表在28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他“希望”“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
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11月10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两篇文章，毛泽东都有批注。
关于冯雪峰的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注是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转载上面。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抵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冯文最后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上面几段话都作了批注，中心意思是，冯雪峰的错误不仅仅限于古典文学方面，错误的性质不仅仅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还在冯文中“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划了竖线，并写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阅读黎之文章的批注，主要有这样几条。1）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文字旁边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道：“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黎文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写道：“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3）黎文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道：“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4）黎文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作风”旁分别划了竖线，并写道：“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2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个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系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计划。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以及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计划（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12月8日早晨，毛泽东又批示了周扬送上的准备在当天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认为“决议可用”。毛泽东还阅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扬的发言稿《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的发言稿《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并批示说：“你（周扬）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做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沫若的讲稿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改为《三点建议》。“决议”和郭、周的讲稿分别发表在12月9日、1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从毛泽东接触、关注和思考的角度来看，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的发生过程，大体就是如此。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这场运动的发生也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建国后不久，文化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研究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确有一定距离，即使在有关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宣传、普及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学术的研究，也处在逐步探索或适应过程之中。而当时各个领域又在深入学习和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紧接着又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文化建设高潮。一向关注“文化思想战线”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任务将基本完成时，自然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并进而认为这一矛盾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必然着重考虑如何彻底清算旧的文化思想观点，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各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普及为文化研究者、工作者自觉运用的根本方法。李、蓝文章在这个时候出现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自然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李，蓝文章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①新问题、新任务。”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一向喜欢《红楼梦》，对该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本身有着充分的发言权。
这样，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在毛泽东心目中，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对一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学观点问题，不只是一个报刊编辑如何看待不同作者的研究结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资本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的问题。这就必然使这场讨论和批判，后来发展到那样的规模——由《红楼梦》而古典文学，由古典文学而各文化学术领域，由各文化学术领域而整个思想理论界，由研究方法而思想批判，理论批判。
这场讨论对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建设和影响是深远的。就文艺学领域而言，它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美学表述是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成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当代文艺思潮研究的“共识”。何其芳在讨论文章中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大体可代表当时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和作品本身，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情况，政治的情况，以及文化思想情况，然后才可能判断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是属于什么阶级或什么阶层，然后才可判断它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可以说，50年代中期以后，这是人们研究文学现象的基本思路。就《红楼梦》研究来说，参加讨论的文章主要批判了俞平伯的“自叙传”说，“色”“空”说，“怨而不怒”说，以及《红楼梦》的传统性不过是借用古典作品的某些情节和写法等观点，同时指出了其文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根本缺陷，如主观主义的是非标准，趣味主义的审美观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有的文章还是说理的，并且肯定了俞平伯在考证上的功绩。此后在新的思路导引下，也出现了一些建设性研究成果，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和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就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但是，这场讨论和批判也不是没有教训须记取。特别是有些学术批评文章过于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研究方法的教育运动搞成了简单的思想批判运动，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文化艺术采取的“双百”方针。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①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因为象《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40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乃至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不是“怨而不怒”，这些，毕竟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②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从当时的情况看，尽管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俞平伯学术观点的批评用了过份严厉的词语，但他在政治上与胡适作了区别，提出“应该团结”。此外，无论是郭沫若的《三点建议》、茅盾的《良好的开端》，还是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都强调“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利，根据真理来作是非的判断。”这种态度和风气在批判胡适唯心论文化思想中没有得到体现，在关于《红楼梦》本身的讨论中，过火的批判色彩
①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3页。①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②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依然浓厚。比如，有的文章称这场争论“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③研究领域的反映”。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过分强烈的政治斗争意识来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也难以准确和全面地实现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及其科学价值。譬如，有的文章为了突出《红楼梦》的历史意义，甚至断言从①贾府的衰败中“可以感到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燎原之势。”这种批评思路对后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③李希凡、蓝翎：《走什么样的路？》，《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4日。①佘树声：《关于贾家的典型性及其它》，《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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