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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革命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对毛泽东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历史观做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样两个重要内容，被压迫阶级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的进步包含着一个伟大而永恒的真理——对压迫阶级的造反有理。他的革命生涯，就是对这两等原则的实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融化为他的主体个性。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强调斗争，颂扬造反，既是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的人生观。反映在小说阅读和接受倾向上，他的兴趣、思绪和感情便集中投向被压迫的小人物和敢于反抗官府的草莽英雄身上，对那些为统治阶级尽忠尽孝的人物形象则极其鄙夷。于是，《水浒传》这部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十分自然地成为这位20世纪诞生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所关注的对象。这部小说，深刻地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生动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群象，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展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因此，这部小说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不啻是煽动造反的“教科书”，一直遭到禁忌，或被删改。而其思想内容在许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造反运动来说，却大有可取的经验教训。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环境里，《水浒》是他爱读的作品之一。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①浒》是他急于要找来一读的书，以至警卫员匆忙地给他抱来一尊“水壶”。1938年他对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著述中，《水浒》故事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建国后，《水浒》是他的书架上的必备之作。即使是1974年后在身体和视力大减的情况下，《水浒》仍是他爱读的书，并几次同人谈论他的看法。
在戎马倥偬、政务繁杂和病魔缠身的情形中披阅《水浒》，不是为了寻求纯艺术的审美享受，更不是为了满足少年时代爱做的英雄好汉梦，而是《水浒》和毛泽东的意志、性格有一种深深的共鸣，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起到了在一位最伟大的现代革命家身上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那么，毛泽东究竟从哪些方面看重《水浒》的内容和价值，或者说这部小说究竟给了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1926年5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述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例证之一，便是“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
①《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①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以此来反观国民革命，非有农民运动的开展，不能成功，“设全国的农民组织起来，不知其力量大到怎样了。”
于是，在1927年1月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回湖南对农民造反运动做了33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现象，并为之高呼“好得很”：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了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是几千年来未成就过的奇勋”，如果把它说成是“糟得很”，则“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米的理论”。在这里，毛泽东无疑是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来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一生同《水浒》发生联系的潜在的逻辑起点。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去动因和历史必然性。应该说，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着重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他说农民们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①队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在建国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他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②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主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平等的理想，化为造反者的行为模式，最根本的是两点：“扫富济贫”和“英雄义气”。前者是客观的活动，后者是从事这种活动的造反群体必备的性格作风，是维系这一活动必须的共同气质和情感沟连。这两点，《水浒》作了详尽描述，同时在现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发动过程中也有深深的回响。
①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在毛泽东当时的表述中还没有加以区分，所要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
①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②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拟了六条口号，诸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列强，平债分田，中途变心者腰斩弹穿不赦等等。实践证明，农民最能接受的是后两条。
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便是“打土豪、分田地”，并收编了袁文才、王佐两支自发的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对此，拖拉姆教授说与毛泽东“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点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①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少年时代的热情。”进一步说，毛泽东初上井岗山的一些做法，也不简单是重温少年时代的热情，而与他对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有关。在1926年1月1日发表在《中国农民》上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毛泽东就专门谈到了“游民无产阶级”即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的问题。他说他们是失了土地和工作机会的人，谋生方式不同，但同样是“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等等。他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927年在对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①友。显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并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错误。相反，毛泽东一生对《水浒》里那位“不准人家革命，结②果把自己的命丢掉了”的白衣秀士王伦的印象却很深。
毛泽东对传统农民反抗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吸收，既是推动、联合和壮大现代农民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包含了对传统的造反方式的基本认识和对其某些合理性的承认。哥老会是清初以来长期存在、影响广泛的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秘密反抗组织。在现代史上也有一定影响。从纲领、手段、组织形式和成员奉行的行为作风上，可以说都是传统农民反抗的上盘继承。它和当时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1936年7月15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曾对哥老会与红军的相近处
①施拉姆：《毛泽东》第103页。①参见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7页。
做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陕北革命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完全相同。我们要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站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爽尚义之士……。这段论述，自然是为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需要，目的是争取对哥老会的领导和改造，剔除其封建保守的东西，“把哥老会的反抗的侠义的精神，发扬光大为哥老①会群众的英雄的革命行动”。但毛泽东对哥老会积极方面的概括，毕竟是实②事求是地肯定了哥老会“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以及在行为模式上与红军的相近之处，反映出这位曾被称为“农民大王”的革命家，对“水浒”式传奇英雄的了解和对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水浒英雄好汉们的行为模式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完全消失。他强调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发扬光大革命的热情和拚命精神。什么是拚命呢？“《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①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于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在谈到不能盲目地刮“共产风”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谈起：“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应为晁盖等——引注）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②财。”言下之意，宋江等取不义之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是对的，是义行；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生产队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包括北宋未年梁山起义在年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发展过程，无例外的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乓，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占府。这可以说是传统农民造反运动的一个普遍规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不能说是从什么书上学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但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的探索卫无疑始终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伴随着对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规律的把握，伴随着对历史上农民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那时还不知道有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
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页。②《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年7月16日）。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
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①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上山以后，他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②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③在革命道路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④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是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毛泽东读《水浒》，谈《水浒》，还特别注重一些细节和情节描绘，善于把握一些人物形象的性格，分析这支起义队伍在组织、政策、战略、战术以及人员构成诸方面的特征，从而有意识地引伸出一些具体的，有益于现代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两个著名的例子。他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强调在它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因此，“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
①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在另一处谈到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退却原则时.毛泽东又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
②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里，正是由这样一些敢打善打的英雄们组成和领导的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地主武装和官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
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最欣赏的是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他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
①参见何长工：《伟大源于实践》，《红旗》1979年第12期。②③《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61、92页。④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①《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362页。②《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87页。
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2年，毛泽东又指示延安平剧院根据他的这个论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建国后又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向人们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说“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①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
毛泽东还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的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和推行的政策。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年11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步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七条主要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由此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又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水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故事。其后20回与前面之间的描写内容是那样的南辕北辙：反抗与投降，打破既成秩序与维护既成秩序。前者使毛泽东何等的振奋，后者使毛泽东何等的厌恶。如果说，前者对毛泽东的启示是有关造反有理和造反道路以及策略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引起毛泽东在晚年特别关注，则是因为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发展和保持革命成果的问题。
梁山义军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分析过它的原因：“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①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
①1959年2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具体形式有多种，或被镇压，或投降，或建立新朝（即被利用）。其中李自成的失败是最令人惋惜的了。他的队伍已攻占京城，建立新朝。终至失败的原因较复杂，其中就与一些首领在胜利后生活腐化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一经验教训。1944年4月29日，在读了《永昌演义》后给李鼎铭信中说，“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所获之“益”和将来之“用”，意思是很明显的。郭沫若干同年3月在重庆发表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叙述李自成在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至陷于失败的过程。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信中又特别谈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告诫人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个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因此，一定要警惕和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1949年春离开河北向北京进军的那天早晨，他的心情就象进京赶考那样忐忑沉重。他对其他同志说，我们千万不要学李自成，要考好，要站住脚。
这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超越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革命是没有尽头的万里长征，每一个胜利都是夺取下一个胜利的起点。保持和发展革命成果的一个关键，是革命者自身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经得起腐蚀革命意志的裹着糖衣的炮弹的攻击。他的一系列告诫，对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在整体上跳出李自成现象的“怪圈”，起到了巨大作用。
宋江起义的失败则属于另一种形式——投降。值得注意的是，梁山义军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接受招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实与梁山英雄们奉行的忠义思想有关，特别是与义军领导人宋江推行的路线有关。而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60年代以后所忧虑的课题，是那样的吻合。在他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让人们注意到《水浒传》后半部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很明显，毛泽东晚年着重从宋江投降这一角度来谈论《水浒传》，有着特殊的心理背景。
其实，关于《水浒传》及宋江形象的讨论，建国后一直在进行。在艺术上一般没有分歧，肯定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杰作。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
①《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588页。
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计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水浒传》评论的著名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证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又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也①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庭没有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
①《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
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拓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他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嚇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的了。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的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庭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尊视不歇”，这种观念“箱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使人们永远向封建统治者尽忠尽孝。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这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对歌德的历史剧《葛兹·冯·伯利欣根》所作的评论。歌德在作品里写的德国16世纪初，低级贵族葛兹·冯·伯利欣根领导农民起义，不是为了推翻封建等级制度，而是为了抬高骑士的社会地位和取代诸侯的权力。所以马克思说“在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反抗”。宋江的造反悲剧，正是这样的悲剧。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由于没有社会理想的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坚持继续造反的好首领。
于是，不受任何拘束的造反者孙悟空，代替宋江成了晚年毛泽东心目中革命英雄的典型。①
《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从南宋起就开始流传，到元末更甚，传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定稿。最早出现的版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100回本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插入了征辽的故事。明末又出现了郁郁堂刻的120回本，增加了平田虎、王庆等故事。清初的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水浒传》，说只有70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无端加上的。于是，他把71回以后的章节全部删去，又对第70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伪造了一个“惊噩梦”的结局，即卢俊义梦见知州“嵇叔夜”击溃了梁山队伍，并把一百零八位头领斩尽杀绝。金圣叹又将原第一回改为楔子，还伪作了一篇施耐庵的序。这就是后来留传最广的70回本。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把金本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金本第70回的“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成为71回本。
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表明他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是很熟悉的。毛泽东不满意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因为金的“腰斩”反映了他企图把梁山泊的英雄们一网打尽，反对朝廷招安的思想倾向，足见他对农民起义的痛恨之深。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也说金的“腰斩”反映了他“昏庸得可以”的“官绅”立场，在艺术上也使一部完整的小说成了“断尾①巴蜻蜓”。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金圣叹砍掉《水浒传》的后半部分，“不真实”，其意或许是指不足以全面总结建封社会农民起义全过程的经验教训，由此提醒人们注意宋江等受招安的内容。于是他建议100回本、120回本和71回本都要出版，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也是恢复宋江起义从胜利到投降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是得当的，不失为精炼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②的忧虑。这也是他嘱咐把自己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并“采纳姚
①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①《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27—5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②《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
③文元的提议，批准发动了‘评《水浒》’运动”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好因此断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和影射具体人物。而姚文元等人促成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从什么角度开展评《水浒》运动呢？姚文元在他的信中开了个头。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量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把它算作“农民局限性”，这等于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起义和投降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因此，“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防修反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说这还有些“含而不露、“引而未发”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组织的一些文章便逐渐把包裹匕首的图纸打开了。诸如：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以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①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最后，“老娘”上场了。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对古典小说作如此的评论和运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悻悻收场。
③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4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水浒〉》；
《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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