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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人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评论
一些美国学者说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政治上的梦想家，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他在现实中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一些学者一致断定，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家，按照他们的说法，毛泽东的思想被幻想和空想占据着。
莫里斯·迈斯纳断言，毛泽东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主义者，他的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民粹主义，或空想的社会主义。在迈斯纳看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个是来源于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他肯定，从前者说，毛泽东一贯认为“农民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本质上的小农倾向和他对‘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农民理想的浪漫称颂，使他把‘人民’这一概念仅仅理解为农民群众（因为农民毕竟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导致他高度评价他相信农民所具有的那种自发的革命性。”①由于毛泽东的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导致了他对职业专门化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强烈的反官僚主义的倾向、反城市的癖好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
从后者说，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关于未来的信仰，并不是基于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即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的。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种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正因为如此，对于毛泽东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而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无需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既定水平，而革命行动也无须受制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
迈斯纳肯定，就是这两个因素，使毛泽东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者，一个幻想家。他的革命贯穿了农民的空想，连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受到这种空想的激励。革命胜利后他的空想越来越突出，例如，迅速的合作化随即导致迅速的集体化，这使许多党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成为不顾后果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激进的社会变革已远远超过了中国脆弱的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限度。①
莫里斯·迈斯纳在另一部著作《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原名为：《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对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深化。
他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主义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待乌托邦主义具有二重性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既代表了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幻想的最强有力的方面，同时又对乌托邦主义提出了最猛烈的批判。
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凡属乌托邦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是指对未来的空泛幻想，而且常常是指反对历史进步要求和阶级斗争必然性的一些反动思想。乌托邦主义者之所以成为空想家。不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是他们缺少达到那些目的适当的手段。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思维方式，
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59页。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浑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209页。不是对历史的信念，而是对一种永恒性王国的信念。因而乌托邦主义者特别强调人类意志，尤其是强调那些持有真理和理性的天才人物的适时出现，乌托邦主义者不能在道德理想和历史事实两者之间建立起任何紧密的联系。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计划与现代历史现实相背离，充其量不过是对所谓“乌有之乡”的徒劳探求。
另一方面，迈斯纳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它没有克服作为应然之物的道德理想与现实事物的历史必然规律之间的对抗。马克思在宣告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之前，就已经得出了共产主义在道德上是可以向往的结论。正是通过把道德上可以向往的东西同似乎有理由证明为必然的东西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才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现代历史中的一股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未来，成为似乎是现在发生作用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从而强化了乌托邦主义。
迈斯纳进而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二重性观点非常重要。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并且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幻想，同时又是带着马克思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的一种学说。
迈斯纳通过毛泽东对农村与城市相互关系看法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明显倾向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即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首先，毛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前提：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和进步的阶段，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第二，毛主义否认（在其理论中是含蓄的，而在其实践中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未来的承担者这一观点。第三，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而毛主义则用唯意志的观点取而代之，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潜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①
迈斯纳的上述观点具有典型性，但是，也有美国学者不这样看，施拉姆便不赞成这样的观点。施拉姆指出，首先，说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具有民粹主义的特征是站不住脚的，说毛泽东如同民粹主义一样，只相信笼统的“人民”的力量，而不相信阶级的力量并不可信。早在1922年9月，他在湖南自修大学的讲义中就对农民中的阶级作了最粗略的分析。1925年底，他在《政治周报》上以“子任”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对农村的阶级关系作了进一步勾画。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他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清楚地分析。毛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的特性。因而说毛泽东只是看重“人民”的力量，而不看重阶级的力量没有充足根据。
其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不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东西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而在于他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毛看来，中国农民所要承担的使命，和马克思认为的应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无产阶级来承担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这同时，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仍然提到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如果我们把毛的前一种观
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0页。点看作是不久将来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说明，把后一种观点看作是长远的革命方式的表述，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尽管这种综合的解释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①
最后，施拉姆并不赞成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毛泽东决没有把现代社会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想法，相反，他相信只有工业化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说“毛是田园诗式的乌托邦的信徒”，说“毛睥睨我们的先进的工业社会”，说毛敌视城市、敌视专家、敌视知识分子和敌视专业分工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施拉姆要求注意到相反的事实：“在毛看来，工业是第一重要的。因而工业起着或可能起着增加中国财富和力量的作用”；毛要求引导中国“由一个农业国进到一个工业国”；他“要使农民学习知识，特别是学习城市所创造的技术知识，从而把他们带入现代世界”；他要求认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技术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键作用”，因而“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①施拉姆认为，种种事实表明，毛并没有把他的理想建立在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空想基础上。
我们也认为，说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上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个梦想家，是不符合事实的偏颇看法。
马克思主义不是乌托邦主义，它和乌托邦的本质区别在于：乌托邦是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因而是没有方法可以达到的幻想。它是弱者对自己命运的叹息，是弱者在苦难世界中无法解脱而对虚幻世界的求告。马克思主义有它的社会理想，但是，它不是先建立社会理想，然后再求助于历史逻辑来保证社会理想。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从社会规律客观性所揭示的发展趋势中建立社会理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不是幻想，它有实实在在的客观根据，有达到其理想的现实途径。
说毛泽东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就在于他的思想的基本特征与乌托邦主义毫不相干。首先，毛泽东如同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并不是从理性的王国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的。在中国社会实际中，他又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的。他的社会理想，绝不是农民的乌托邦幻想的翻版，而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客观分析出发而建立的。他不仅严格地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而且严格要求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他把中国共产党行动的全部出发点归结为实事求是，要求全党要从客观存在的情况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晚年曾犯过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那只是一段时间的错误。即使如此，也不是因为他首先建立了乌托邦的理想，才导致了他的唯意志论。他的唯意志论，是思想方法错误的产物，而不是所谓乌托邦理想的产物。
其次，毛泽东从来没有宣称，他要实现的就是中国小农千百年来的乌托邦社会。相反，他对小农的乌托邦的缺陷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农民
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51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47页。的理想、农民的斗争呈现落后的性质，它们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农民追求其理想的斗争与革命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就使当时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①他很早就提出了教育农民的问题，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他专门开出“农民教育”一门课，实施“使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以后，他一再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把农民提到主力军的地位，但是他没有把无产阶级降到农民的地位；他强调农民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但他同时强调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必须接受城市领导，农民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这些确凿的事实，理应推翻所谓“乌托邦”的说法。
最后，断定毛泽东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建立社会主义便是乌托邦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迈斯纳从西方的正统观点出发，混淆了两个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逾越的，但现代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没有与工业化相联系的现代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认识毛泽东是确定不移的。他提出在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发展现代生产力。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过渡社会，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建国之后，他推进“一化三改造”，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要巩固，要发挥其优越性，便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虽然他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对生产力发展的关注从来没有放松过。迈斯纳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唯一能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是一切国家的必经阶段，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乌托邦，他的这个观点，反映了西方历史观的狭隘性。
尽管一些美国学者说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个政治上的梦想家，但是他们又都承认，毛泽东的理想在现实中已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决不是梦想，而是现实。
对民主的强烈追求是毛泽东政治思想最突出的特征，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懈地用民主制度的要求反对专制制度，在社会主义时期他捍卫民主制度，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深刻地感受到，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民主占据着中心地位。毛泽东对民主的强烈追求，给了美国人士深刻的印象。
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认为，毛泽东首先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制度。1936年斯诺亲笔记下毛泽东的诺言：“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那么，红军和苏区便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斯诺注意到，毛泽东肯定南京政府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府，它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1939年，斯诺再次见到毛泽东，他问毛泽东：“从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有没有向民主方向取得进步呢？人民有没有得到政治权利呢？”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孙中山的民权原则存在几十年了，但至今没有兑现。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它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①斯诺认为，毛泽东强烈地要求把中国真正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改变，如果不实行民主，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斯诺对毛泽东如下一段话印象极其深刻：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有人假装支持抗战，但却拒绝民主方针，他们实际上是对剑的两个刃都不愿意使用。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
其次，毛泽东还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政体。斯坦因认为，毛泽东提出“三三制”，并以“参议会”形式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民主政治，从而深受群众欢迎。他肯定“三三制”在实际政治工作中是行得通的，人民对于他们第一次的民主政治机会表示欢迎，他们觉得这个参议会是个前途光明的改革，他详细地记下了参议会议员们对这种制度的看法。他们向斯坦因指出：这种新制度对于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善的许多旧问题都给了答复，这种答复在战前是没有的。这是将来中国所能遵循的最好途径，倘若能使全国都改行这种制度，中国人人都可以有个好的生活。①
福尔曼和斯坦因一样，他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权是一种民主政权，“三三制”的战略、公民权利的扩大、人们所熟悉的选举程序的执行，以及人民群众对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这一切使绝大多数的来访者感到信服，红色中国的政府机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民主的形式。②海伦·斯诺在她的日记本中写道：“共产党实行的是特殊的民主政体。董必武告诉我：‘我们的民主政体有些像法国的代表制，但并不是模仿外国人的，我们的政体产生于当地的特殊需要，而且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③
但是，一些美国人也按照西方民主制度的模式来硬套边区的民主制度，认为“三三制”的民主制度没有形成政治上的对立面，没有组织上的反对派，因而这种民主制度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一场滑稽戏”。④
斯诺不同意这些观点。他称赞边区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所知道的民主的政府。他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目前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作为直接的目标，他们作出了一个伟大的民主的选择。他否认中共将要在中国建立一种美国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说法，毛泽东并未将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其自身的目的。他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只不过是中共将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更远大理想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再次，毛泽东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权利。尼姆·威尔斯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和平方式，真正致力于政府的民主化，为人民争取发言权，至少要为他们争得抗日的权利。因为他们从历史上看到，拿破伦胜利的原因在于他率领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大军所捍卫的是民主，故而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为什么弱小的美国能战胜世界上强大的帝国，在独立战争中获胜呢？因为美国人民是为民主而战的。①白修德也肯定，毛泽东把民主看作是老百姓的权利。他说：假如你遇见了这样一个农民，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一个地方政府，让他组织他自己的警察和宪兵，决定他自己应纳的赋税，而且让他自己投票减租减息——假如所有这些你都做了，这个农民就变成了一个有奋斗目标的人了，而已他一定会为了保护这个目标而向任何敌人斗争到底，不问这敌人是日本人或是中国人。而毛泽东和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②他们把民主权利交给群众，群众便无私无畏地为捍卫国家和民主权利而斗争。因此，要使国家独立不能没有民主，要使人民觉悟也不能没有民主。
①《斯诺在中国》第125页。①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272页。②转见《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81页。③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195页。④转见《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81页。①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75、276页。
最后，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所讲的民主还有其他的含义，例如民主是一种政治势力，毛常常讲到中国的“民主势力”，以此和“专制主义”势力相对。有时毛对民主作动态的理解，把民主看作一种过程，一种秩序，他强调共产党人希望经过“有秩序的民主过程”①走向社会主义。他有时又把民主看做一种手段，一种“民主管理办法”，或“民主的作风”，或“民主概念”即民主思想等等。
总之，和毛泽东接触过的美国人都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民主政治的建设，他把民主看作是政府的最好形式和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肯定蒋介石政府是没有民主基础的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是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与过去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专制而又无能、腐败而又黑暗。它不给人民以权利，人民也不支持它。蒋介石的反共、反民主的独裁政权，反映了他自私的、封建的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政策”。他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作是美国在中国究竟是支持民主还是支持专制的试金石。有一次朱德向福尔曼指出，中国是在为民主反对独裁而作战。美国应该帮助中国的民主势力——而不是独裁势力。②《亚洲》杂志的编辑们已经形成一个界限分明的“两个中国”的概念：国民党中国是一个独裁、腐败的警察国家；共产党中国是现代的、进步的和主张民主的。③绝大多数讨论这个问题的美国人都承认，毛泽东是把民主作为专制的对立面加以强调的，他强调民主对于改造中国有现实作用。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者，如迈斯纳等人认为，毛泽东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出自于他的乌托邦的幻想。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的是民主还是专制？
施拉姆认为，毛洋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既是正统的，但也有背离正统的特征。一方面，毛使基层群众广泛地分享民主制，这一点他超过了当代其他任何革命领导人。同时，毛又把民主的增进看作是只能在“强大国家”组织内实行的事项。遗憾的是，他的强大国家的思想特别象独裁，在这个强大国家中，毛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领导人，归根到底仍是一个“独裁者”。①施拉姆实际上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的一面，但又有很大局限性的一面。
施拉姆分析，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延安到60年代初，毛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变的因素：就是强调由政治精英构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中，毛泽东强调集中比民主更重要；在群众路线
②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224页。①转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22页。②福尔曼：《北行漫记》第193页。③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49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24页。中，尽管领袖们信任群众，但群众最终却必须学习和领会领袖们的思想；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毛泽东更强调集权；1956年他强调了分权的重要性，但是即使是下放的权力也必须由党委会掌握。因此，施拉姆对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究竟能否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表示怀疑。
迈斯纳认为，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民主”的概念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首先，在常规的意义上它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他们有选举权，选举自己的政府，而政府又将对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实行专政。其次，民主是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以及相应于这个阶段的政府政策，它是指历史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的完成。在城市中鼓励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在农村中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而是民主主义的步骤。中国社会既是一个后封建社会同时也是“前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便也是一个“民主卞义”社会。第三，民主意味着被规定为“人民”的4个阶段的政治表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最隐晦的方面。这就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①..
迈斯纳接着分析，经过这样一个过渡的民主主义社会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旧的国家官僚机构已几乎完全消失。由于旧制度的官僚机构残余不构成前进的障碍，因而共产党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创造自己崭新的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的形式。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可能是尚未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思想和行为的传统官僚主义模式的顽固性，尤其是革命胜利后特殊的社会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那种列宁主义组织结构，都是迅速产生官僚主义结构的重复，那么他们很快背上了他们自己产生的新官僚主义的重荷。②..
迈斯纳分析，毛泽东从民粹主义者对官僚政治敌视的立场出发，对新政权的专制和极权进行了极为痛苦的自我批评，考虑到毛以极端的民粹主义态度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种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视为最大的社会邪恶加以谴责的现象——就不难想象革命内部这种潜在的官僚主义制度化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同样令他难以忍受的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发展，还出现了危险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趋向，它加大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特别是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鸿沟，同时加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要求缩小这个差距。①美国其他一些学者或人士也有类似看法，他们断定，毛泽东对民主制度的倾心和对官僚主义不能容忍的态度，使他对官僚主义发动猛烈的攻击，既包括意识形态上的，组织上的，甚至是制度上的。他亲自创建的民主制度，如果变成了官僚主义制度，他甚至于不惜把它摧毁。
我们认为，美国人士强调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关注是有道理的。的确，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建立、维护和发展民主制度而奋斗，使中国变成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一个人民有权享受文明和进步成果的国家，是他的终生理想。但是，如果想要把毛泽东的民中政治的理想和实践纳入西方民主的模式或框框予以解释，那便大错了。
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91页。②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97页。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浑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110页。首先，判断毛泽东创立的中国社会制度是否是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决不能使用西方标准来判断。民主是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没有千篇一律的民主，也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把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制度称之为“虚伪的民主”或专制，这便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为唯一尺度，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照此办法，反过来用社会主义民主作尺度去衡量资产阶级民主，那么是否也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根本就不民主呢？其次，毛泽东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它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前者是国体，它规定了那些阶级享有民主；后者是政体，它规定了人民用什么方式享有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有效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它既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质，又具有中国的特色，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把“人民民主”说成是一个民粹主义的概念毫无根据；把人民民主专政强调国家政权的作用，说成是一种独裁，也是没有道理的。再次，如果因为中国采用了集权制，便说中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么西方大多数国家也采用集权制，它们是否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呢？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因为有集中的一面，便把它归结为“精英政治”，就是把领袖的意志“强加”给群众，那么，如果完全没有集中，岂不又成了迈斯纳批评的“崇尚自发性”了吗？所谓“精英政治”，是指视群众为“群氓”，主张由少数“精英”主宰一切的政治，它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然后形成政策，加以贯彻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最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一样确实抱着极大的反感，他反对官僚主义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毛泽东强调了二者的区别。专制主义是与民主相敌对的政治制度，必须连根拔除。而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中产生的官僚主义，则是由旧社会习气感染所致，或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所致。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教育问题，完善和健全制度的问题。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情绪，也不存在要把他自己建立的制度摧毁的问题，即使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也是如此。
毛泽东为民主制度奋斗了一生，他在中国大地上创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将像珍惜布帛粟米一样珍惜它。
毛泽东从来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他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他坚持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些美国人士在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评论中，有“阴谋论”之说，又有“民族主义”之说，其实，这些说法都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
所谓“阴谋论”之说，其发起者是美国的魏特夫。他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莫斯科操纵下一场国际阴谋的产物。“阴谋论”者宣称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做出一种温和的姿态，使人觉得他只是一个“土地改革论者”，或者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纲领没有什么特别“激进”之处，他做出这样的姿态，目的是为了换取美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国政府的许多官员“上当”。而诸如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则成为这种“阴谋论”的鼓吹者和宣传者。另一位美国人厄利特认为，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土地改革派，这是施加给美国公众的核心骗局。①
很显然，“阴谋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法。毛泽东从来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他决不害怕公开声明中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但是，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的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进行。把革命的阶段发展和远大的目标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①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91页。
许多美国人士都如实地肯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卡尔森把这种民主理解为取消社会交往中的等级制度；史沫特莱把这种民主理解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关心被压迫者的经济要求，其实质是财产的合理分配；威廉·班德则把这种民主理解为各个阶级都可以参加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制度；对于斯诺来说，这种民主就是有人民广泛参与的决策过程和政府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任；福尔曼等则把“三三制”理解为有效的民主，因为它在政治上代表中国社会中不同的集团；海伦·斯诺则对中国共产党人促进“民主的”社会风气而大加赞扬。总之，他们都肯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毫不怀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
斯诺从中国面临着争取独立的伟大要求出发，理解毛泽东目前的具体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他指出，按照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它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一方面争取民族解放，另一方面清除“封建主义残余”而实现社会民主。毛不但没欺骗美国公众，反而是他提醒美国公众，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与其他共产党是不同的，只是“改良派”、“民族主义者”。“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而且他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不怕被淹没成为人家的傀儡。但是他们的信仰仍然是国际社会主义；而且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头上’。”①
斯诺指出，一些人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产生误解，还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共奉行一套不同于苏共的政策。他们不理解中共在长期的斗争中因时常被割断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就迫使中共不得不自己分析判断中国的情况，不得不自己做出有关生存和发展的决定，这就培养了毛泽东和中共一种自信、自力更生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认识到，必须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依靠来自遥远的指令，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一个决定往往可以迅速导致同志们的生或死。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并不防碍毛和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相反，这使他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更为有效。
海伦·斯诺深信，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共决不会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毛泽东不仅善于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中共的方针政策，而且善于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根据面临的突出任务，妥善安排革命阶段的发展。毛泽东的头脑是高度清醒的，又是现实而有远见的，海伦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中国现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当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胜利、达到一定阶段后，它有可能转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是坚信这种可能性的。
谢伟思通过他与毛泽东及中共其他要人的接触和谈话，从另一个角度肯定毛泽东和中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这样说的含义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他们的辩
①《斯诺在中国》第121页。证方法，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主要地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一种着眼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一切着眼于眼前利益或时机不成熟的权力短期考虑，都要无情地从属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这种解释，使他们相信，经济社会要经过一定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也意味着，不能绕过这种自然发展的顺序。要尝试这样做定会招致灾难，并且会违反他们战略上的基本原则。①谢伟思认为说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他的世界观、立场和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严格地按唯物史观办事，这是任何民主主义者都办不到的。其次，毛泽东肯定经济规律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中共必须按客观规律的要求来推进社会的发展。因此，谢伟思强调，不能看到中共把注意力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任务上，便断定毛泽东和中共是民主主义者或土地改革派，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缺乏联系的看法。
卡尔逊认为，尽管毛泽东强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但他的信念是坚定的。他非常注意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准备。毛说：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①
只有福尔曼在会见毛泽东之后，认为毛泽东告诉他，中共将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②
福尔曼的说法，在美国人中引起了异议，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对他的这一印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福尔曼接着说：“在共产党有着那些仍然希望在未来中国，出现一个共产主义政制的。其中一个是周恩来，共产党的书记。”
③他这个补充说法，更令美国人怀疑，他们知道，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不可能对一位美国记者发表意见不同的看法。福尔曼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迈斯纳把毛泽东归结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归纳迈斯纳的看法有如下几点：第一，近代中国一直存在一股民族主义的思潮，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和反传统联系在一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不能再从传统中寻求出路，而只能向西方寻求出路，所以他们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反传统的。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相联系的。“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①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预言的国际革命的理想鼓舞下产生的，但是他们是通过一条有着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而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第三，中国农民作为对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的认同感。和农民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表明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意识，而中国共产党在向农民灌输现代民族意识中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早在1937年以前，毛泽东和中共就是热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将民族主义灌输给了农民，而不只是反映它。第四，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革命几乎就是世界革命；他确信中华民族在重建未来国际革命的秩序中担负着近似于救世主的使命；他对共产国际抱长期敌视的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不如说来自中国外部。为了对抗外部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可以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帜下，而那些不能或不愿意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的人，应当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表而从中华民族至少从“人民”的行列中驱逐出去。②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21页。①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0页。②福尔曼：《北行漫记》第200页。③福尔曼：《北行漫记》第201页。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23页。
泰韦斯也同意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是从另外的角度说明问题的。他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属于超凡魅力型权威的类型。而民族主义与传统型和超凡蛙力型权威总是有一定的关系。在民族自豪感和伟大传统之间有一条天然的纽带。社会上义革命的杰出领袖很难同民族的大救星区分开来。革命的成功塑造了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民族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权威。中国广大民众更容易把毛泽东看成是得胜的民族英雄，而不是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毛泽东的同事们，他们的感情为毛所吸引，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使得民族复兴成为可能，实际上，毛泽东同这个民族是融为一体的。①
毛泽东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一些美国学者那里使用得很混乱，往往在许多含糊不清的意义上使用。
马克思主义把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而使用。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主张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看问题，反对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看问题。民族主义只强调狭隘的民族利益，反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只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而不顾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之，它强调“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正确理解。
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是不是民族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肯定民族压迫说到底就是阶级压迫。在现代，民族压迫是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的权利的各种办法，它们构成了通常称为民族压迫政策的轮廓。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它坚决支持为“民族独立生存权利”而斗争的奋斗。马克思主义肯定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的时代中进行。”因此，肯定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爱国主义的行动。举行民族解放运动与推行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正如毛泽东说：“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绝不会也不能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却宣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因为我们是殖民地的党（条件），所以必须为着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因为必须首先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才能参加世界的
②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58、59页。①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89—90页。②《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页。共产主义社会，这就使二者构成了同一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相反而又相成”。①
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要求发扬民族自强精神，要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主张一个民族要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不是民族主义？回答是：这与民族主义毫不相干。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的、狭隘的排外主义，是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外，敌视其他民族的低级情感，因而民族主义是不足取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任何民族都要具有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这些东西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既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条件，又是一个民族的发展条件，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者，但是它并不盲目地排斥民族的存在，它认为民族消亡是一很长的自然融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而具有自己民族的特征，乃是正常的现象。把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强精神与民族主义划等号，这是一种传统的西方歧视弱小民族的偏见。
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它主张要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这是不是民族主义？回答也是完全否定的。社会主义是共性，各国都将或先或后走上这个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反映，但是，各国经过什么道路到达社会主义这又各不相同，这便是社会主义民族性的反映。根据各国的情况，经过各国人民独立思考，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与民族主义毫不相干。正如毛泽东所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①毛泽东从来不隐瞒他的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但是他坚持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种作法已被证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
至于一个民族拥戴自己的领袖，称颂自己的民族英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也是正常现象，绝不是什么民族主义情感的流露。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任何民族都称颂自己的民族英雄，并从民族英雄中吸取行动的力量，这乃是在任何民族中都常见的现象。这并不防碍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开放和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毛泽东既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是二者的统一。他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和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地位交相辉映，这使他更加崇高和博大。
美国人士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还作出了多方面的评论，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介绍。
①《矛盾论》原稿，1937年。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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