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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个性特征的评价
毛泽东作为历史的巨人，他还没有远逝在地乎线上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中国和世界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在美国，人们对毛泽东褒贬不一。有的人断言“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有的人却断言，对于毛泽东这样重大的人物，历史还没有作出它的裁决，也还不可能作出它的裁决，毛泽东虽然已不象60年代那样在中国和世界以高大威严的形象耸立在人们眼前，但直到今天，他却还没有远逝在地平线上，因此要对毛泽东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还为时过早。①美国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的著名学者S·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确实伟大，但又很复杂，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他的后半生，特别是最后二十年左右，很复杂，这个问题现在不容易一下子谈清楚。施拉姆的看法，代表了美国慎重的学者们的意见。
施拉姆还认为，对于毛泽东的研究，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第一，中国现在大量地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原始材料，这使美国和西方学者能够系统地提出对毛的评价的资料基础大大地扩大了；第二，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分析和其思想的论述，其范围大大扩展，中国人发表的文章，对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领导下出现的事实和毛泽东所制定的政策进行再思考，这些再思考为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第三，西方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已不再把眼光仅仅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了，他们有可能对毛一生的意义进行思考，而不是把某一段时期或某一个事件看做是毛的模式的范例或毛的经验总结了。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施拉姆认为，对于毛泽东，美国学者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历史的公正的客观的评价，这一切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美国官方，还是美国学者和美国人民，他们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人物”、一个“巨人”，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对世界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政府中的官方人物是肯定毛泽东的。如前所述，罗斯福对毛泽东很感兴趣，他从《红星照耀的中国》一书中，熟知毛泽东早期的历史，他重视毛泽东传奇的经历，重视他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准备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政府打交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福特，万里迢迢到中国来会见这位住在紫禁城中的中国老人。尼克松由衷地赞美毛泽东是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
①参见〔美〕S·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日本学者视眼中的毛泽东思想》，1988年，第192—193页。他高瞻远瞩，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他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福特肯定毛泽东是现代史上中国的“一位巨人”，他深刻地影响了本国的发展，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诚如特里尔指出，事情是这样的奇怪，五、六十年代诋毁毛的政府越厉害的，1976年对他的颂辞也越多。
不难看出，只要超越意识形态，尊重历史和现实，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也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公允的看法和评价。历史毕竟是事实。毛泽东这位新中国之父，在中国悠悠数千年历史中，在中国最困难、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能够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结束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受人蹂躏的旧中国，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在世界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的新中国，这样的事实，谁又能否定得了呢？！这样的人物，又怎能说他不伟大呢！
在美国的历史上，华盛顿、林肯是美国人民公认的伟人。没有华盛顿、没有林肯，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华盛顿和林肯是开创基业的伟人，美国人把他们看作“美国之父”。奇怪的是，美国许多作家、记者、访问者，他们在接触毛泽东之后发现这位中国的革命领袖，竟与华盛顿、林肯一样，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气质，甚至相同的行为、外貌。许多美国人肯定毛泽东就象华盛顿和林肯。斯诺如是说，索尔伯兹如是说，海伦刎是说，卡尔逊如是说，白修德如是说，他们似乎在中国看到了华盛顿和林肯。事实，毛泽东并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林肯。他们的时代相去甚远，他们的思想也相去甚远。但是，他确实和华盛顿和林肯有相似之处。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的那样，他们也和华盛顿、林肯一样，都是从事伟大而正义的事业。所不同的是，华盛顿把美国人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把亿万中国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残暴的地主政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是这种相同之处，使他们显示出他们具有的共同之处：目光远大、宏伟的气魄和恢宏的气度。难怪美国人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华盛顿和林肯的形象。
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对于世界历史发生持久的、深刻的影响的人物，不是以武力实现统治的人物，而是用思想和真理改变人民头脑的人物。在这种意义上，思想的作用比武力的作用强大，武力是征服不了思想的。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就是如此。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的政权是没有思想动力的，它甚至“与任何乌托邦思想体系从未有过什么联系”、“甚至也从未与任何严肃的社会变革纲领有过什么联系”，①他只凭借武力和专制，因而注定了他的失败。1946年，史迪威回顾他在中国的历史时说，蒋介石这个人想要用武力同一种思想斗争，他不懂得那种思想，他也不懂得武力，他用武力与思想作斗争，难道能成功吗？史对蒋抱着极大的轻蔑，他认为，如果及时地把蒋介石从中国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对中国、对美国和全世界都要有益得多
①。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的理论，看作二十世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另一些学者把毛泽东作为用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人物，列入了他们推选的世界人类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恩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①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53页。历史100位名人之中。美国数学家麦克·哈克在和各类专家们广泛交流意见的基础上，参阅了权威性资料，列出人类历史上100位名人，他把毛泽东排在第20位的名次上。看看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有趣的。他概述了毛泽东的历史，特别对毛泽东后半生的历史功过作了概述。他写道：
“毛泽东接管政府时，历经36年之久的内战的中国，满目疮痍，贫困落后，大多数国民是文盲。当时毛泽东已56岁，担心在克服内战留下的困难中遭到失败，但他以非凡的耐力和决心，努力发展国家工业，极度重视教育事业，改善人民健康状况，终于成功地战胜了那些困难。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些变化自然是不够的，共产党政府所进行的第二项工作就是从经济上把国家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政治方面，毛泽东建立了严格的专政制度。毛泽东发动了社会革命，力求将个人对家庭的效忠转向为国家效力；这个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人以忠于家庭而闻名。此外，他还掀起大规模的批判孔子学说的运动。这个运动取得了可观的成功。
1949年—1976年，毛泽东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的计划之一，许多观察家认为，那次旨在强化农村生产手段的计划是失败的（无论如何己被废除了）。他的第二项计划是‘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那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一场内战。
有趣的是毛泽东搞‘大跃进’时年已半百开外，进行“文化大革命”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他与美国开始接近时，年已八旬。”①..
麦克·哈克不仅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肯定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致力于变革孔子的儒家价值观，力求将过去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效忠转向为国家的效力。他要求人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超脱个人的立场和视野，把个人融于国家、人类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即使到了晚年，他还是致力于一系列巨大的事业，这些事业有得有失、有对有错，但留下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位美国的数学家对毛泽东的变革精神、进取精神和巨大的魄力赞叹不已。在中国现代伟人中，哈克的排名甚至没有考虑孙中山，而把由古代中国的秦始皇到现代的毛泽东突兀巍然地立于中国历史之上。
美国《大百科全书》第18卷，由唐纳德·W·克雷思撰写的《毛泽东》的词条，详细地叙述和评价了毛泽东一生。词条在概括毛泽东一生时写道：
“毛泽东（1893—1976年）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27年的领袖。他并列于斯大林、罗斯福、列宁、希特勒和邱吉尔，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巨人之一。他使中国成为不再被否认的强国，1971年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受尊重的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标志。在亚洲，毛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焦点从都市的无产者身上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原因是这些农民决定着亚洲的社会及其政治。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在以农业为主的第三世界他赢得敬佩的原因。在外交事务上，毛从靠近苏联的军事联盟转向提倡‘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最终转向同美国建立邦交。”
W·克雷思高度肯定毛泽东在二十世纪的地位，承认他是影响20世纪的“政治巨人”之一，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
①〔美〕麦克·哈特：《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一个为联合国尊重的中国。W·克雷思力图从毛泽东的战略上去描述毛泽东的影响，他创造了中国革命道路；他坚持独立地决定国家事务，摆脱对苏联的依靠；他支持民族解放战争；他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霸权政策；他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和美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所有这些，奠定了毛泽东作为20世纪有影响的“政治巨人”的地位，塑造了他历久不衰的形象。
W·克雷思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可抹煞的。他由衷地写道：“确信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在于他是作为革命运动缔造者的角度。他论述游击战的著作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任何一个把他当成一位国家领袖的评价，他得首先从他在1949年接管一个贫穷、瘫痪、战乱的民族这一事实开始。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之一。尽管人平均主要收入没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同过去相比，这也是一个可观的贡献。”
美国是目睹近代中国沦落的国家，也是亲自参加制造使中国沦落的历史过程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在谈到中国时，他们使用的那种轻蔑的、贱视的、不屑一顾的语言比比皆是。他们把中国看做是“东亚病夫”，看做是一个下贱民族的国家。曾几何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努力，以扭转乾坤的力量改变了中国。这使公正、客观的美国人对中国重新刮目相看，W·克雷思的这段简单的文字，表示了历史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W·克雷思肯定，毛泽东是“古典伟大首领式的大思想家和实践家”，他最大的成就表现在他改变了中国几亿人在近代形成的屈辱自贱的心理，重新赋予了中国人巨大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他也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这不能不使世界注目。W·克雷思指出：“毛最伟大的成就可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改变了中国市民所抱有的对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对他们国家的想象：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相类似地他把可怜的、轻视等这些外国人常常对中国的感觉转变为尊敬的、畏惧的，或二者皆有之的看法。”
W·克雷思认为，毛泽东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心”，对经济、技术的管理不在行，他“显然没有清楚地理解管理事务”。但是，“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周恩来，一位高水平的管理者，”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毛得力于当代最伟大的外交总理之一——周恩来的帮助。”
W·克雷思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具有明显的西方看问题的贯常观点，但作为百科全书的词条，它保持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业绩和他的过失，其影响是不小的。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潘塞强调：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既是高度开放的，又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旧中国的不独立和四分五裂造成的巨大灾害，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灵，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他的奋斗目标。对于任何外来力量涉及中国独立和统一的任何意图，毛泽东都高度警惕、坚决抵制和反对。“毛泽东为建立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奋战了20余年。现在，国家终于实现了统一，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再度缓慢倾斜。他不愿意让共产党在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初期，费尽千辛万苦所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被丢弃。”①..
斯潘塞认为，即使是来自盟友苏联方面的任何造成中国对他人依赖的企图，毛泽东都会强烈地反对，甚至不惜与之决裂。毛泽东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他吸取一切外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他巧妙地拒绝了它们企图要强加给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乔纳森·斯潘塞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在过去奉行的孤立政策，并影响这个国家的接受能力。西方顾问所带人的每一项技术，最终都为所吸收。日心说、历年说、外科学、经济计划学、工程学、现代大学、长距离通讯、机械化战争说、核物理说，无一不被中国消化。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受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②..
斯潘塞强调，中国文化的这种二重性特征，在毛泽东身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国能够改变和中国不能改变的原因。中国接受和消化了世界文明中的一切普遍成就，使它和世界先进文明看齐，它又拒绝了一切外来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了它的民族性的特征，避免了文化同化。斯潘塞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58年，他对赫鲁晓夫断然指出，中国不会放弃独立，也不可能被任何强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同化。他说：“英国、日本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的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①在美国学者看来，毛泽东的伟大正在于他改变了中国，但他又有效地防止了西方侵略者改变中国。
美国哈佛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教授，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他的历史功过做了严肃的分析。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朽的造反者”，“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②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和他的领导能力的影响仍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以致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他赋予了民众“由他这一代人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使命感”，“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以终生的奋斗，“恢复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在1949年9月说，‘我们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会被人忘却的。”施拉姆肯定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之父，他和其他美国学者一样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把他毕生的精力和一切献给了中国，他怀着一个崇高的使命在奋斗。施拉姆写道：“毋庸置疑，其中最有决定性的一点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毛在世时民族革命已经完成，最后的一幕是美国总统在紫禁城里访问中国的统治者。中国与其他大国真正平等，还有一段漫
①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第286页。②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第292页。①见《赫鲁晓夫1958年秘密访问北京情况》。②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6年，第2页。长的路程。但是毛认为中国应该做到这一点，并且应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做到这点的决心，仍然受到大家的尊重。”①
施拉姆肯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持久、最普遍、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理解毛泽东的关键。“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反过来，这个观点又意味着，如果不概括一生，你就不可能概括他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贯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是不断变化的，但又具有持续性。他的思想来源于历史，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
施拉姆把毛泽东的思想分为六个阶段来描述。
1917—1927年是第一阶段，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毛的“革命的学徒时期”，后来改称为“性格形成时期”。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是由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到农村中心论，这种思想在1925年至1927年，他在农民协会工作期间达到了高潮。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自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20年代没有“革命大师”可供毛泽东拜师搞革命。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同毛泽东的年龄经历相比，他们都是年长资深的革命领导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才能使革命在中国这个国家取得成功，而斯大林也不是一个可信赖的领导人，因此许多重要方面只能由毛泽东自学而得到。很显然，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养成了独立思考、力求探索、不断提出独立见解的品质。施拉姆认为，到了这个时期的晚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事变中，虽然还不是主角，但却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
1927年—1936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有了巨大变化。由于军事斗争始终是革命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逐渐形成，同群众路线相一致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施拉姆把毛泽东的这个阶段，称之为“锻造武器”的时期。
1936—1947年，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使他一步登上了国际舞台；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加以贯彻和实现；在“七大”上他的思想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南；之后，在马歇尔的调解失败后，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彻底推进国内战争和土地改革的新高潮。施拉姆把毛泽东的这一阶段，称之为“确定和实行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
1947—1957年，是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在指挥国内战争最后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和重工业上；他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他的《论十大关系》第一次阐述了不同于苏联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且宣布阶段斗争在中国“基本上”结束；在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的时刻，这个相对多样化的阶段却为“左”倾主义的新高潮所取代。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收拢起推翻国民党的胜利成果，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设社会主义
①以上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前言部分和结束语部分。社会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任务。到了1957年初，中国和外国的许多人都看出这个计划确实很有希望成功。
1957—1966年，是第五阶段。这个阶段中，反“右”斗争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激进的创造；1958—1960年的“大跃进”导致了经济混乱和群众饥饿；紧接着他制定了紧缩和调整的政策；1962年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从那时起他就准备反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内“走资派”的那些人。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大跃进’”时期，他进行了三次宣战，1958年他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60年代初他向党内那些对他的政策积极性不高的人宣战；60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战。
1966—1976年，是第六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以到处泛滥的、猛然的暴力行动对付他在党内的对手，和所有那些他认为在思想上到退、在行为上官僚化的人。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困惑与挫折与日俱增，因此，毛泽东越来越渴望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这时他仍处在统帅地位，却越来越没有力量做这件事。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几乎不能思考，更谈不上说话，甚至象他在1966年所抱怨的那样，成了他自己葬礼上或种种愿望之坟墓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力的偶象。施拉姆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他认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试图铲除利己主义，他达到了继续清除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就改变人性这个目标来说，根据毛泽东逝世后几年发展情况看，人们所相信的显著改变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作六个阶段的概括之前，施拉姆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态度进行了一个分期概括，这就是：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在继续探求知识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是有约束力的。在晚年，随着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他创立的学说变成了教条，甚至成了宗教仪式的化身。然而，一直到死，他仍试图用过去的知识为未来指出一条道路。
看得出，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一生就是在为自己、为中国创立思想模式，这种模式既规范了中国人的行动，又限制中国人的行动。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毛泽东不是在先知式地提出什么，而总是面对现实实际问题去解决它们，他的思想便是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中形成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的六个阶段的分析，是三个时期划分的深入。他认为毛泽东在其生涯中，有伟大的贡献，也有历史的局限性。施拉姆指出，从毛泽东最后20年的情况看，他发自内心地相信他制定了一条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道路。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在承认他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承认了毛的贡献的历史局限性。引人注目的是，施拉姆和西方的一些著作家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他的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相反，正是他违背了自己思想的结果。施拉姆认为，他晚年的错误也不是他年老体弱，脱离实际的结果，而是“他暴烈和容易冲动的性情，他好走极端的习惯，以及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想方设法对党内批评他的人进行报复的动机等等，都促使他走到了这一步。”①对于施拉姆的这个分析，我们有不同看法，但毛泽东后期在个人性格上的变化，也的确可以考虑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他的功与过作为巨大的历史遗产留给了我们，它需要我们很长时间才能分辨和消化，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是正常的。
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59页。
毛泽东的美国传记作者R·特里尔对毛泽东也作出了详细的评价。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曾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特里尔承认，毛泽东使中国来了一个彻底改变，他赋予了中国人民巨大的革命热情。“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毛生于1893年，逝于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一切事情几乎都翻了个过儿。封建王朝被推翻。战争象有轨电车一样去而复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密友翻脸。斗争的火炬传给新一代，而他们并未感到象毛在燃烧时的那种热度。”①
特里尔指出，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人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毛泽东英勇奋战，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殉国，而他却毫毛未伤。在毛泽东个人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对他怎样评价？农民造反者？军事统帅家？诗人？帝王？特里尔认为，各样形象兼而有之。
但是，特里尔认为，不管怎样，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虽然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如果毛不在30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特里尔肯定，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作为主宰人物。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特里尔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他写道：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年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①
如同许多美国和西方学者的共同看法一样，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统一了中国。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
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独立，使中国人感到骄傲，中国在发展中的每一重大成就，都使中国人感到骄傲，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
特里尔高度赞扬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这个巨大变化。他指出，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的统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等教育，成为大多数人的享受，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中国已向繁荣迈出了几步。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和如此深刻的影响，因此，特里尔认为，毛泽东这个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却以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特里尔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写道：“我认为，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者邱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①..
对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有许多美国学者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但是，不管这些学者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时，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和多少的不同，他们肯定毛泽东在变革中国历史，使中国走向独立，走向统一，走向现代化，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等方面的作用，是大体相同的。这毕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976年，当毛泽东去世时，纽约联合国大厦降半旗志哀。这一小小的事实所蕴含的意义是如此巨大，应当说它反映的是100多年来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与毛泽东分不开的。试想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在西方人眼中哪有“东亚病夫”的什么地位呢！毛泽东虽然离去，但是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和没有毛泽东的世界，并不因此而失去了毛泽东的影响，他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仅是他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且是他经久不衰的思想，美国学者估计到的正是这一点，他的伟大和深远影响也正在于此。
毛泽东的性格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美国人对毛泽东的个牲发表了无数评论，但是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时，由于存在着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了两国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视角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应当是合理的，对对象的多视角的审视，会给我们提供可资比较的不同结论，会使我们在比较中更接近真理。
美国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时，他们相信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对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个性特征（思想、性格、作风等），又和文化背景密切地联系着。从文化背景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对毛泽东社会化的巨大影响。
关于毛泽东的思想、个性性格形成的文化背景，就我们所见材料，美国学者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承认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作风形成的影响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肯定，毛泽东终究还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特里尔突出地强调这一点说；“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刚果能产生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
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527页。心理特质来说明毛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正象毛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①
特里尔肯定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作风等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举出一系列证据说：当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展开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时，北京对毛泽东却没有吸引力，它没有什么可以使毛在北京呆上半年的时间，“就在北京学生砸烂孔家庙的时候，他去拜谒了山东省的孔子墓。”②而到了1925年，他已经从他所受的西方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的态度。”“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问题，他悄悄地向排外思想转变。”③而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的新策略，就是按照中国传统行事。“他要象《水浒》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④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能够占据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地位，既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了行动。总之，特里尔的基本看法便是，毛泽东固守了中国传统文化，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成了具有鲜明中国个性的领袖。
当然，特里尔的看法也并非少数美国学者的看法，还有一些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美国学者R·A·斯卡拉皮诺也这样看问题，他说：“与本民族文化的这种认同，不仅影响了毛泽东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影响到他的人格关系的信仰结构，不论毛泽东的叛逆思想有多么深，这些中国传统的因素终究在这个极为复杂的人的头脑里占了领先的地位。”①
特里尔、斯卡拉皮诺等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个人性格，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观点，当然是不能令人同意的。他们对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缺乏时代的历史理解，对于他肩负的历史使命也缺乏真实的理解。毛泽东是时代塑造的人物，他肩负着中国走向独立、自强和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已经不能把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塑造出来，他必须借助于当今世界时代思想的精华，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历史转换。因此，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显然是不足取的。
第二种意见，与特里尔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一部分美国学者不否认毛泽东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塑造毛泽东以致形成他的思想的是西方的文化，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无论是洪秀全的思想，还是毛泽东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是出自太平盛世的中国传统，而是以近代西方理性为源泉的。”“洪秀全和毛泽东都不是作为中国的圣人而出现在中国的圣人传统中的，相反，他们二人都是作为反传统者、新的社会理想的负载者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先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这种社会制度是以从西方的理性与政治传统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为基础的。”①..
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523页。②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46页。③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88页。④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10页。①《年青的革命者——毛泽东的成长》。《亚洲研究杂志》1982年，第42卷，第1期。
迈斯纳认为，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它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一方面，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儒家传统，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它还为反对中国旧传统与旧制度的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的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迈斯纳写道：中国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它将摈弃中国文化——历史的过去，这就奏响了反传统的和弦，其声响依然回荡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②..
迈斯纳分析，近代中国革命是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开始的，而且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太平天国开创了一个强烈的反传统的运动，它为后来历次革命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继承，而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迈斯纳认为他们都倾向于采用那些被认为是西方提供的最激进的观念和思想，并从这些观念和思想中推演出要求与传统方式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的、激进的未来蓝图。
迈斯纳的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它代表了西方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早在他之前便有一些美国学者持这样的观点。
比如，美国记者白修德便认为，延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很有一些西方化的味道。在延安存在着一种熟悉的美国文化。1939年，他在山西的山里听到共产党的士兵在行军途中用中文高唱《前进、基督战士》这支美国歌曲。在1944年的延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随着《扬基歌》和《佐治亚进行曲》这两支美国乐曲跳舞。28年后（即197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招待会，革命胜利后有造诣的乐队为尼克松演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这样高难度的美国歌曲。而最真实的美国民乐，是在1944年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的舞会上响起的咚咚的鼓声的时候。那里穿着厚毛料棉衣的男男女女，头戴便帽在锤平了的泥土地上翩翩起舞——我们大家都在友好的节奏中一直跳到深夜。①..
在白修德看来，毛泽东的风格与其象中国人，不如说更象美国人。他记叙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听毛泽东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时的情景时写道：这位主席那天下午走进了礼堂，周旋于当地官员和应邀参加的人士之间，就象一位美国政治家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会见医务和公共卫生工作者那样。他边走边同人握手。他身穿淡褐色毛呢衣服，扣着衣领上的钮扣。不久他登上讲台，开始讲话。我记得他讲话时那种异常平易近人和富于表情的特点，在我聆听过的美国政治演说家当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堪与毛泽东媲美。②白修德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们对美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政治局的13名委员，他们都有鲜明的性格，都渴望得到美国人的欢迎，都乐意于开诚布公地提供情况。白修德断定，毛泽东与中共的领袖们不是中国传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②同上。①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62页。②同上。统式的，而是西方化的。白修德作为一名记者如是看，麦克·哈克作为一名数学家也如是看。他肯定毛泽东致力于变革孔子的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基辛格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断定毛泽东一生都在“致力于推翻传统中国的社会准则、结构制度以及形态风貌”①。他们都把毛泽东看作是反传统主义者，把他的思想看作是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延续，把他的性格看作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为西方文化所塑造的产物。
此外，贾菲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比其他中国人更加不拘礼节和“西方化”。斯诺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非中国人”的特点，这使他在和毛泽东与中共要人接触时感到，“我身边都是美国人一样”。卡尔逊也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比中国社会中任何集团更象美国人——他们“直瞪瞪地逼视你的眼睛。”②..
很显然，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或革命领袖，是另一种极端的看法，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并没有割断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他立足于中国大地之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没有抛弃传统或全盘否定传统，他做的工作只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改造传统，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形成起来的。
美国学者的第三种意见是，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其中特别是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这方面以施拉姆为代表。施拉姆借用中国学者使用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但是，他在这一命题中，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施拉姆认为，中国化就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要求相结合。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相互关系中彼此消长着，这种消长导致了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施拉姆指出：早在五四时期，“包括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现这些思想体系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中国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政治文化持久动荡的环境中。”施拉姆肯定，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①而毛泽东成熟的思想，也是如此，例如，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便批评那些所谓的“列宁主义学者”，只会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词句，而对于自己的祖先，则对不住，忘记了。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等重要性。
施拉姆关于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个性性格特征形成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是，有几个问题却必须认真考虑到：
首先，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就是接受西方文化呢？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不仅它的形式是西方的，它的具体内容也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特殊性是和普遍性相联系的，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马克思在西方的形式和具体内容中，阐述了近代社会最一般的、最普遍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他的思想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的，作为普遍真理，它是属于全人类。它所以能对东方的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大作用，正在于它具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马克思主义既是西方文化又是世界文化。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接受它的西方的形式和具体内容，而是接受它的普遍真理，即它的世界文化的成分。正如1944年谢伟思从共产党人那里得到的说明那样：要把马克思对他所在的那个社会（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全部解析，和他认为人民为摆脱那种状况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全部移置于中国，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也违背我们的现实的客观主义和回避说教式的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的。①..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产生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不是西方化的产物，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普遍性与特殊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①《基辛格回忆录》（1968—1973），节译本，第46页。
②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68—269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3、25页。
②谢伟思从他在延安长时间的观察中得出结论：“共产党人努力使他们的思维和纲领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模仿苏联的模式，也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人正试图模仿美国模式”“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模仿任何人，他们强调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在每个领域都竭尽最大努力实现民族化，以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东西去影响他们。”③..其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特征的影响，无可否认是巨大的。但是，传统文化能否如施拉姆和某些中国学者所说那样，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或基本构成成分呢？我们认为，它既不能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也不能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成成分。所谓来源就是指它从哪里来，它属于哪个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思想，施拉姆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毛决没有否定欧洲倡导的两个伟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直接来源于属于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能提供关于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说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就象说《易经》是现代科学的来源一样没有根据。至于说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索，也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两个，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社会实际。这两个要素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便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国社会实际的一个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构成成分，也不是主要构成成分。主要构成成分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实际，文化传统作为实际的一部分，是从属于经济和政治的实际的。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是发生了积极作用的。
从内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如同西方文化一样，它们既包含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积极成果，又包含着人类实践和认识过程中产生的消极成果。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优秀成果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是人类
全部实践和认识的优秀成果的总结。毛泽东思想要具有可靠的真理性，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4页。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752页。①S·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55页。它也必须总结和继承以往实践和认识的优秀成果，使它植根于深厚的土壤之中。毛泽东思想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成果，并对它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在毛泽东思想中不是作为独立成分，而是作为养料被吸收、被消化。这同时使毛泽东思想在具体内容上也具有了中国的特殊性。传统的东西得到改造成为研究新事物的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方法论的思想资料。因此，把传统文化看作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独立的因素，是不合适的。
从形式上说，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是它所以成其为传统，所以非常适合中国社会大众的显著特征。民族形式是传统文化的特殊性的重要方面，是形式对内容积极适应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它要成为广大群众的方法论，当然必须取得民族文化的形式。它必须具有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的形式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延续，又因新内容的要求而得到改造和发展。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①
依据上述各点可以说，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制衡的一个矛盾体系的观点，显然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误解。
而且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个性，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主要地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个性，而是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个性。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个性就是特殊性。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特殊环境指导中国革命的产物，因而它不能不具有个性、特殊性，但是它又是一个真理体系，因而它又不能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7年她在美国《亚美》杂志上发表了她1946年在延安写成的《毛泽东思想》一文。她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她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用他们自己的办法以及他们认为正确的西方的任何办法，去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问题，尤其是他们运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即大家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运用自己的思想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政策，甚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都与欧洲的模式大不相同，他们的思想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具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首先来自毛泽东。①斯特朗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显著之处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新的条件下，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的或亚洲的形式。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个性特色的思想，毛泽东的性格也极富于个性。他的个性特征既是属于他个人的，又与他的家庭生活、个人经历、学识修养、环境条件和他从事的事业有密切关系。他的个性特征又是一种时代特征的凝炼。毛泽东是适应中国伟大的历史巨变而被呼唤和塑造出来的人物，他的个性特征，多方面地反映了时代的历史要求，是时代精神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凝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747页。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结和典型反映。从他的个性特征中可看到时代变革的主要特征。美国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在美国人眼中，毛泽东有哪些个性特征呢？——崇尚发展变化。“他极端恼恨僵化”，他不承认有什么恒定不变的
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发展变化自身。正因为如此，他渴求用变化之棒来搅动锅中之水。①
美国学者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崇尚发展变化的个性特征，是他对时代特征最敏锐、最集中的反映。中国社会很早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之中了，中国社会现在也正处在大变动之中。毛泽东早年便形成一种挺身而出迎接变动的性格。他认为，既然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变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恰当的立场便是操变动的主权，掌握变动，控制变动，使变动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他崇尚发展变化，但他更欣赏巨变。巨大的变动才能改变国家社会的面貌，才能造成人才，使社会面貌日新。但是，毛泽东也不主张一时一刻都要巨变。他主张细微的变化是巨变的基础，没有细微的变化，就不能造成巨大的变动。因而他乐于从细小的变化做起，从艰苦的基础工作做起。他崇尚变化发展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曾发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曾发生过一些消极作用。但是，他的变化发展观点所体现的现代发展观，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这一点无可否认。
①——喜欢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喜欢成为锋刃，而不是钝刀。”许多美国学者都是这样说的，许多美国政界人物也是这样看的，连年轻的美国人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例如，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在见了毛泽东之后，便对毛泽东渴望斗争的性格形成了深刻的印象，说到斗争，毛泽东便像年青人那样兴奋起来，他使劲用两个手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朱莉写道：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我坚决相信，尽管这位主席经过八十二年的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美国人说毛泽东喜欢斗争。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形成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性格。他认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斗争便没有人生，便没有幸福，没有前途。他高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渴望成为博击时代狂风暴雨的雄鹰。他赞成这样的观点：“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他认为这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早年从进化论和生命哲学的观点出发，把斗争看作是“天择”的必要手段，他对抵抗斗争表示了无限的礼赞。他充满激情地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更强调“斗争的绝对性”，随时提醒人们斗争的作用，他经常主张要“七斗八斗”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的确喜欢斗争，但是，把斗争看作是毛泽东的个性性格的突出特征，我以为是不全面、不公正的。其实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更充满了调和的特质，他喜欢调和，也善于调和，并且经常从理论上说明调和的重要性。最突出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大革命时期，他最坚决地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当国人和东西北军将领、包括红军将领都主张将蒋介石处以死刑的时候，他最坚决地主张放掉蒋介石，实行新的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中他主张国共两党要“和为贵”，只要蒋介石不公开投降，我们就和他合作到底；建国前夕，尽管美国对中国持公开敌视的态度，毛泽东还是愿意见一见司徒雷登，和他探讨建立中美新关系的可能性问题；而经过长期的对抗之后，毛泽东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超越中美两国不愉快的历史，在紫禁城里和美国总统坐下来会谈，终于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526页。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38页。
所有这些说明，毛泽东从来不无原则的偏爱斗争，需要斗争时，他坚决彻底，需要调和时，他毫不含糊。在政治生活中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他调和各种关系，表现出他调和的个性特征的例子，举不胜举，不必细说。
美国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把毛泽东的斗争性格绝对化了。他们没有看到他的性格的调和的一面。因而他们把他的性格肢解了，把他的理论片面化了。其实在性格上和理论上他都显示出对同一性的顷向，他历来主张同一性是辩证法的中心。这一点，我们将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加以介绍和讨论。
——很富于人情味。“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斯诺写道：当他讲到他那些牺牲的战友时，两只眼睛是湿润的。史沫特莱感受到他有很深沉的情感。史沫特莱写道：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曾经爱上甚么男人，原因是什么，爱情对我有什么意义。有时他吟一段中国古诗，或者朗诵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是纪念他的第一位夫人。霍华德·海曼深感毛泽东是一位关心人的人。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她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总之，美国朋友一致认为毛泽东很富于人情味，这个观察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
的确，毛泽东的人情味很重，这是他性格中显著的一面。他同情人、尊重人、爱护人，他有很深沉的、很丰富的感情。他的感情世界就象水量充沛的江河始终奔腾不息。毛泽东极富人情味的性格，受他的母亲的深刻影响。他的母亲就是一位同情心极重、极其慈爱、极其尊重子女和他人的人。毛泽东最感于她的，便是她的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他在早年写的《祭母》一文，对以亲赞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几。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毛泽东对他的母亲的歌颂，简直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在他的母亲的影响下，在他对周围贫苦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和理解中，他形成了极富人情味的性格。他的同学去世了，他曾“冷泪侵双题”、“琴绝最伤情”，梦中还“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毛泽东极富人情味的性格，在革命之后，升华为对人民大众的热爱，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巴心巴肝为人民谋福利，彻彻底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使他的人情味显得更加博大广阔，更加丰富深沉。他的人情味不是滥施的，对敌人、对他讨厌的人，他一点也不施予人情。1975年7月25日，他在看了朱老总送的反映江青《红都女皇》的信件之后，他对江青的胡作非为勃然大怒，在朱老总的信上他对江青断然写上一句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看来他又是这样的无情。人情施于谁，毛泽东有严格的界限。
——喜欢大，但他又不放过细节。海伦认为：毛泽东是巨型化了的普通人，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毛泽东的特点是大——在各方面都如此。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卡尔逊则认为，毛泽东的确喜欢大，但他又不放过细节的问题。类似的看法，在其他美国人那里也有。例如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一致地认为，毛泽东喜欢谈的是战略问题，他的政策，总是一种大政策。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注意到，“毛泽东本人只关注国家大事”①他一再号召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白修德也认为，毛泽东气魄宏大，“藐视一切”，他“一切都从远大处着眼”，决不受纸上的无谓纠缠。
毛泽东喜欢大，这的确是他的性格特征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还在早年，他就和“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喜欢江河湖海、五岳大山，喜欢谈宇宙、世界、人生；喜欢立大志、办大事；喜欢人生、社会“奇伟之大变”，如此等等。他喜欢大，这和他高远的志向，伟大的追求分不开的。他立志要做华盛顿、林肯那样的人物，以天下为己任。他喜欢大，还和他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的历史的热爱分不开的。他总是要求自己把自己的胸怀和宇宙世界融为一体。毛泽东喜欢大，这又是和他受到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南方文化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老了言道，称之为“大道”，穷宇宙之极，浩浩荡荡，无始无终。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大道汜兮，其可左右”。正因为道为大，老子便喜欢大政策，“执大象，天下往。”庄子极颂其大。毛泽东最喜欢庄子的《逍遥游》开篇便极言其大：“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对蜩与鸠的渺小极尽嘲笑，对严鹊雀的无知而狂妄不屑一顾。小是不能理解大的，“此亦小大之辩也”，毛泽东极其欣赏庄子的宏大气魄和人生态度，他以此演化出一首寓意深刻的念奴娇的词，其词大气磅礴：“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中国南方文化重宇宙的穷极，富于形而上的特色，富于大的特色，这种特色在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但是，美国朋友们对毛泽东喜欢“大”的性格特征观察还不全面。他不仅喜欢大，反过来他也鄙视大。他对那貌似强大或庞大、实则空虚的事物，从来抱嘲笑和鄙视的态度。五四时期，他严厉斥责和嘲笑在巴黎和会上高视阔步的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大革命时期在中山舰事件中，他并不害怕手握大权的蒋介石，主张以兵戎相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小小的井岗山上，敢于和统治全中国的蒋介石挑战；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德意日法西斯反革命的大联盟视为“空架子”；解放战争时期，他并不害怕美国这座横亘在中国人民解放道路上的“喜马拉雅山”，这座山虽大，中国人民却能以移山填海般的力量搬走它。看来，毛泽东的确鄙视大。他总是以大无畏的气概向一些看似可怕的庞然大物挑战。
大在毛泽东的性格中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就是说，他不局限于大，他总是超越大、把握大、在大中显示其更大。它追求的大，是实在的、有基础的大，是个人的博大胸怀，人民的伟大事业，除此之外那些空虚的大，他是看不上眼的。正因为如此，对“大”的热爱又体现在对小的认真之中，正如斯诺指出，他对于工作总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
——具有质朴纯真的性格。他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斯诺认为这是毛泽东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他写道：毛泽东喜欢毫无拘束地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史沫特莱和王安娜也有同样的体会。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使他她们难忘。她们写道：毛泽东很富于幽默感，很爱说谈谐话，这一点使人极为愉快。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诙谐质朴的印象也极深刻。他认为毛泽东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和他在一起会显得年轻。爱泼斯坦认为，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虚。连年轻的美国人也为毛泽东的质朴所折倒，朱莉写道：毛泽东纯真质朴，有时会象孩子般地高兴。总之，所有见过毛泽东的美国人，无不佩服他质朴和幽默的性格。
①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美国一些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把毛泽东的质朴归结为他的农家出身，是他保持了农家的本色。无可否认，农家勤俭朴实的生活对他影响很深，在他的身上的确保持了很多的农民的生活习惯。但是，值得指出的，质朴与农民生活习惯并不是同义语。质朴是一种优秀品质，它反映一种人性的深层本质。只有热爱生活、贴紧生活，热爱人民、贴紧人民的人才能形成这种品质。否则质朴中便会显出粗陋，诚实中便会显出愚昧。而毛泽东的质朴既是自然的、又是机智的，既是纯真的、又是充满人性的。他的质朴乃是一种为人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忠贞不二的精神在个人品质上的反映；乃是人民性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乃是对大地的倾心，对人民的恭敬的内在本质的必然反映，是一种升华了的质朴，而不是一种原始粗糙的质朴。
毛泽东的幽默、诙谐，既是他的质朴品格的延伸，又是他的质朴品格的升华。他相信人民、相信正义、相信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实现。因而在质朴中浸透着无穷的乐观，在挫折中把握着未来的希望。困难摧不垮他，敌人的围剿吓不倒他，亲人的牺牲压不倒他。他在幽默、乐观、诙谐中不断地增加力量、勇气和信心，使自己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锻炼。他的诙谐、幽默当然是以学识为基础的，但是有学识的人并非就能幽默和诙谐，这乃是人性的深刻体现。
——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这样说。美国许多人士一致认为，毛泽东是“坚韧不拔”的，“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没有什么力量能打倒他。他一生迎着挑战而上，为着挑战而活，哪里有挑战，他就冲向哪里。爱泼斯坦写道：在著名的“长征”时，红军中有些精疲力尽的部队，打算在富足的四川安居下来，不再前进，另一些人打算冲向苏联的边境，以求至少能在一个侧翼上有一个友区，以便整顿自己的部队，但是毛辩论说，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敌人，人民就会抛弃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红军北上抗日最前线。特里尔注意到，毛泽东的胃口在战争中最好，消化最强。基辛格由衷地赞叹毛泽东：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致力于在八亿人口中争取平等，把地球上历史上最长和从未间断的自治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制度连根拔除，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献身，但是如此超级规模的事业必然带来巨大规模的痛苦。社会的本能的抵抗，由于它的抽搐受抑制而更加剧烈，激起这位巨人的更加强烈的反应，他的理想敢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不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以增添一定的威严，他靠的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去胜过对方。尼克松则肯定毛泽东具有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和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舞意志”。
毛泽东的意志力无比坚强，这实在无可否认。他的这种个性特征在早年已经形成，也是和他怀抱经纶天下的追求分不开的。国家必须振兴，民族必须自强。但是国民精神如此不振，令青年毛泽东无比忧心。他看到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推行殖民政策，其最恶劣的手段，就是首先打掉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意志力。没有自尊心、自信心和意志力的民族，便只有永远沦为奴隶。他急切地认为恢复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民族自强自振的首要条件。他把坚韧不拔的意志力看作是成就大事业的力量源泉，甚至就是生命本身。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反复说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意志力的一致性。“肢体纤小者举业轻浮，肤理缓驰者心意柔纯”。意志力就是自然之力、生命之力、抵抗之力，生长、征服、创造之力。没有意志力，个人就要走向坟墓，国家就要走向衰亡。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便是在他的崇高理想追求下磨炼意志力、运用意志力的一生。烈火焚烧，千锤百炼，他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块纯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垮他，甚至死亡。他永远是一个强者，他从不向命运低头，尽管他经历了重重挑战，他仍旧高歌猛进。戴维·艾森豪威尔在亲眼看见毛泽东无比衰弱时，为了把一杯中药从胸口举到唇边进行的巨大拼搏。他由衷地承认毛泽东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以他巨大的意志力顽强拼搏了一生。他极富意志力的个性凝聚了民族振兴自强的深沉要求，他的意志力代表了中国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特征，它是来自于历史传统的，来自于母亲河——黄河的哺育，又是来自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意识的。因此，强大的意志力，不仅赋予了毛泽东一个人，而是赋予了整个中华民族。
——无比机智且大智大慧。美国朋友、学者、甚至美国总统对他的智慧都无比惊讶。他是一个“天才的预言家”，“一位走在时代前面50年的天才”，“他足智多谋，既能掌握枪杆子又能迫使历史的发展适合他的想法。”他的“知识无比渊博”，“他对西方的了解并不比东方少”；他能随时“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他的思绪显然象闪电一样敏捷”，他即使年迈“对遥远国度里的同内政治居然了如指掌”；他以“东方的智慧”打出小球，转动了地球；他机智地运用暗示，如让晚会演奏贝多芬的乐曲，“这是以另一种方法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如此等等，美国各色人等对毛泽东的机智和智慧给予了由衷的赞美。
的确，毛泽东是智慧的化身。他的智慧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神明似的启示，玄虚而奥妙，高远而抽象，它是一种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的实在把握，是脚踏人生社会实际，对人生、社会、世界这本大书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研究的结果。毛泽东的智慧和改造世界与中国的伟大抱负是分不开的。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理想，他总是感到自己不足，他不仅在成就伟大事业、改变中国面貌上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在学习上他也有一种紧迫感。他读“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从地上读到天上（坐飞机也读），从南方读到北方，走遍大江南北，读遍大江南北。中国之大，无不是他读书的场所；五千年文明积累的知识之多，无不是他想要开采的矿藏；世界万方绚丽的文化，无不是他想要采撷的精华。没有成就宏大事业的胸怀，便没有他无穷无尽的求知欲，便不可能下毕生的功夫去认识世界。
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机智，还来自于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在早年游学的时候，在接近工人、农民的时候，便有了这样一个坚定信念：“卑贱者最聪明”！他赞赏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他在农村调查之后，一再由衷地说，他从群众中得到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量知识。他恭敬地称群众是先生。他一再告诫全党，一定要认真地拜群众为师，先作学生，后作先生。他一生都向群众请教，恭敬地对待群众。因而他的知识是渊博的，又是朴素无华的；是极其深刻的，又是人民群众需要的。他精通马列著作，但是正如大多数接触过他的美国人所指出那样，他又总是用人民的语言讲话。他的机智不仅来源于书本，而且来源于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以他渊博的知识，无与伦比的机智，充分显示了他与人民割不断的联系，与古老的文化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与这块生他、养他，并使他一生为之奋斗献身的大地有割不断的联系，与伟大的事业、理想、抱负有割不断的联系。他不是一般的学者、智慧家，而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融铸出来的，由人民和事业培育出来的伟大的智者。
——个性中有一种紧迫感。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都深感毛泽东为一种神圣的使命所驱使，他要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事业的巨大发展和成功，他渴望中国早日摆脱受人欺凌的贫穷落后的局面。他“期望取得迅速突破和惊世骇俗的成就”。“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受到如下设想的激励：设想要迅速发展经济，设想一个由群众的创造性与大胆、灵活的领导相结合而促进的技术革命，设想构造一个以空前的速度消灭种种不公平的社会。”①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把紧迫感，变成一种对速度的渴望，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目标变成了直接的目标，毛泽东主义宣称这些目标即刻就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其中包括国家的“自行消亡”这类乌托邦式的幻想）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的未来，而是时代的迫切任务。”“毛泽东渴望行动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这些年中一直困扰着他的头脑）反映在他于1963年那首著名的‘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中。在词中他写道：‘一万年太夕，只争朝夕’。”②尼克松也感到毛泽东个性中的紧迫感，施拉姆则把这种紧迫感说成是越来越发展的急躁情绪。
无可否认，毛泽东的个性确实反映出一种紧迫感。但这种紧迫感的形成并非他天生具有急躁情绪，而确实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所致。中国必须改变现状，中国能够改变现状。他多次提醒国人：“落后就要挨打！”他也多次警告国人：要谨防被开除球籍！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搞不好没法到马克思那里去交帐。他深知中国革命来之不易，几千万人的牺牲和死亡使这块大地浸透鲜血，中国绝不能再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他必须为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他对全世界的竞争态势比国人都看得更加清楚，中国已经大大地落后，如果不奋起直追，我们便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便是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历史重任。这就使他偏爱速度，一切要快快从速。
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是有足够的耐心的，耐心也是他性格中一个重要特征。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便受到杨昌济达化斋不二之法门“以久制胜”的教导，杨昌济把做事的耐心、持久的韧性传给了他的优秀弟子毛泽东。毛泽东一生都在磨炼自己的持久和耐心。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强调“凡事皆宜有恒”，一切“皆缘有恒而得也”，他把持久和耐心作为制胜的法宝。他向同志们宣布，他从事的宏伟事业，是“可久可大之基业”，因此必须长期地预备，才能见到功效。革命之后，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便包含着耐心和持久的功夫和韧性的战斗。抗战初期他针对甚嚣尘上的速胜论，从抗战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持久战”的著名论断，强调以时间换取空间，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①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36页。②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297、384页。
他的持久和耐心的个性，事实上使另一部分接触他的美国人惊叹不已。斯诺认为，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这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甚至于在建国之后，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也表现出持久的韧性和足够的耐心。例如，他对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在一种持久的耐心中便包含着一种轻蔑的嘲笑。对于美国把中国排斥于联合国之外的无理举动，毛泽东也表现出一种不急不怕的耐心。中国不急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反而置美国政府于被动之地。
毛泽东要求全党在各方面都要有持久的韧性和足够的耐心。他说，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觉得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的这些告诫准确地说明了他的持久性和耐心。连基辛格也发现，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耐心。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便是如此。基辛格写道：在初次的会见和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它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忽忽忙忙呢？”
可以看出，毛泽东个性中的紧迫感与持久的耐性是有机结合的。他的紧迫感确实导致过他的急躁和冒进，但持久的耐心却从来没有导致过他对事业和未来丧失信心。这两种矛盾的性格，往往起着相互制衡的作用。当他强调总体上持久的时候，他便用局部的速决来补充它，这就是“持久中的速决”；当他渴望速决而导致急躁冒进的时候，他便用持久的耐性来修正这种过失。他告诫自己和全党，一切都可能要用更多更长的时间。从他的紧迫感和持久耐性相统一的性格中可以看出，起主导作用是他对中国命运的关怀和思考，而不是空想、偏爱和固执己见。
——他是一个“最无私的人”。这是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形成的一个深刻印象。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用这样那样的语调描写过毛泽东的这个性格特征。而斯诺的描写尤能说明问题。1936年他在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便坚定地相信：毛泽东是彻底无私的，他不考虑自己，他只考虑人民和事业的利益。斯诺写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3年以后，斯诺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还是如此俭朴，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莫里斯·迈斯纳认为，长征的壮举在塑造毛泽东的献身精神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长征塑造了毛泽东的献身人格，也塑造了中共献身的传统。
的确，毛泽东是无私的，他从来都拒绝对自己作什么特殊的打算。从青年时代起，他便养成了无私的品德，不计名、不计利、不追求留芳百世。但是他认为最大的欲望是人民的满足，最大的功利，是群众的利益。因而必须以全付精力为人民谋福利。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①他写作《纪念白求恩》，提出了他的理想的人格标准。既然一个外国人尚能具备毫不利己的动机，为人民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象白求恩一样，培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必须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情。他愤恨那些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人。他对那些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的人投以鄙夷的目光。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挑选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时候，他坚决以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为主要标准。他对私心的愤恨甚至发展到极端，急于要铲除人性中的这一弱点。于是他提出“斗私批修”的号召。正如施拉姆所说，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毛泽东试图铲除利己主义。毛泽东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操之过急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或者混淆了利益与私心的界限，但是他的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他要求每一个国家公务员要全心全意地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做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他愤恨官僚主义、腐败和做官当老爷。毛泽东以他崇高无私的品格和魅力，不仅赢得了了解他的美国人的尊敬，而且在中国人民中也赢得了永久的崇敬，他的无私的人格和品质是一本中国人民永远读不完的书。
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还对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发表过许多评论，上述所举各点，远远未概括完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评论。尼克松喜欢引用s·特里尔对毛泽东个性特征的概括。特里尔认为，毛泽东的个性构成了他生命中的平衡，如果真有这种平衡的话，是来自对立面的冲突。尼克松和特里尔都引用毛泽东对自己性格特征的评论：在我的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
毛泽东的性格中的虎气是什么？尼克松认为，这种虎气就是，他在想要实现他的幻想时，会以他的行动“震撼中国”。的确，他有“震撼中国”的气魄。他有雄狮猛虎般的性格，他一生雄姿英发，勇猛战斗，斗天、斗地、斗人，从来未在对手面前胆怯退却。他始终有充沛的精力、钢铁般的意志、压倒一切困难的气概。在冲突与对抗时他益增其猛；在激烈斗争时他欢乐振奋；对于对手他冷酷无情、横扫一切等等。这种虎气，带有湖南人“霸蛮”的特征。他的虎气，凝结在他的两句名言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性格中的猴气是什么？尼克松认为，乃是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毛身上的猴气被这种幻想所占有。对这一点似乎不能苟同。毛泽东的猴气，不是五彩的幻想，而是崇高的理想，他的智慧、机智，是战略上的洞察力，战术上的高度灵活性；是他超凡的魅力和不可抑制的幽默感，是他敏锐的不可欺骗的感觉，以及他的落拓不羁，龙飞凤舞的浪漫主义等等。他的猴气，也凝结在他的两句名言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欲与天公试比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77页。
毛泽东个性特征究竟用一句什么话来概括呢？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这也许是最恰如其份的评价吧！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自己，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个性特征却永存于中国人民心中，并影响着中国下一代人性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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