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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的矢之喻
实事求是，以高度压缩了的形式，包含着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和调查研究等丰富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特色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全党提供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一理论联系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实事求是的主旨，就是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反过来说，要真正实现这一结合，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态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此相反，教条主义的态度就是“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①
毛泽东在这里又引用了传统的语言“有的放矢”与“无的放矢”来比喻这两个关涉到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的”“矢”之喻，出自王充《论衡·超奇篇》。王充是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曾对汉代一些儒生专以背诵儒经、拘守章句为事、日趋“浮妄虚伪”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提出重“效验”、“得其实”、“不违实”的思想原则。在《超奇篇》中，他说：“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可见，王充的“的”“矢”之喻，本就是指读书与效用的关系。毛泽东借此来论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可谓恰到好处。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①
毛泽东用“有的放矢”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包含着丰富的意蕴。从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早在20 年代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的现实了。1930 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了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做调查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这里已经初步包含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而教条主义则被称之为“本本主义”。1938 年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了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向全党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③；但另一方面，他又突出地指出，不应当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作为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学习马列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们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列的一般的结论，而且应当注重学习他们观察与研究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这两方面的要旨“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①。1939 年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8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11～112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把党的建设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就看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日益结合的过程。迨至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更深化了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我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②毛泽东把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和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在同一意义上论述，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成为一种有机的联系。“有的放矢”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也就是实事求是。由于将这样一个过程契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之中，这就使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变为一种创造性的复杂工作，而不是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际，两个相加或简单拼合，这并不是真正的有机的联系。因此，毛泽东责备有些人天天讲“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却是在“隔离”。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一种糊涂观念。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进一步从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这“才叫作理论联系实际”③。他甚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①
从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尖锐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运用。其表现就是“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或有矢不放，“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②这些人偏偏又以理论家自居，装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当时延安就有关于毛泽东与王明究竟谁的学问大的议论。因此，毛泽东说，现在对于理论家有许多糊涂观念，真正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③像王明那样虽然非常熟悉马列“本本”，却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一窍不通，是称不上理论家的。毛泽东在1942年2 月1 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说，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的书，每本又读了一千遍，以至于句句背得，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还是不能算作理论家。这种与中国革命实际不发生关系的理论，只是教条。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出发，对于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以至说，教条实在比狗屎还没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
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0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4 页。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他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这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好拿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对他的深刻影响，但是，这不能把毛泽东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认为经验主义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者偏于局部的片面的感性知识，缺乏理性知识，看轻理论而自得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并常常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与帮手，因此必须使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都背离了理论和实际，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所要求的则是理论与实际的有机联系。
从宏观背景来考察，党内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这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有它们的深刻根源。毛泽东是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深知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极大功绩就是反对旧教条，提倡民主与科学。但是，这场运动也有缺点，即那时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现状，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才能这个运动的发展。他认为五四运动后来分为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是形式主义地向右发展。而在共产党内也不一致，其中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拿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所谓形式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全盘西化论”，即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①这就产生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对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去研究与了解。因此，“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开玩笑。”②毛泽东似乎并未忘记他早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看法，那时他就认为既要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也要批判地对待中国文化。特别是杨昌济关于“吾人留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吾愿留学生之归国者，于继续其专门研究之外，更能干国内之事情有所考察”的话，在他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毛泽东的确与中共党内许多留学回来的领导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不同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独具卓识地阐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8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07 页。二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中，“实际”是一个出现得比较频繁的词。“‘实际’这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③之所以是“双关的”，是因为实践的成功与对客观真实情况的判断分不开；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纯是在讨论唯物唯心这些哲学概念，而是注重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制定是否符合一定条件下的真实情况。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实际”这一概念是指人们的行动必须符合客观情况，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中，的确有这样一个思想，即“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认识什么事物，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出发。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以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评论思想界“是空虚的思想”，“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的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把人们“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①。那时他就认为，讨论问题，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已经具有从实际出发的初步思想，并且逐渐成为他后来的思想风格。1929 年12 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认为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必须是从实际情况中来，否则就会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 年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就是主张从实际出发。迄至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时，独独拈出马列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主张主观计划必须与实际相符合。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策略，莫不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延安整风时期，他提出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其首要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就是指人的头脑之外的一切客观事物。只有首先承认客观存在，从实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人们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才能从中找出“是”即客观的规律性来，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行动计划与策略方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因此，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不能从“本本”出发，就不能从一般的理论出发。因此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突出的是实际，而不是理论；“有的放矢”，突出的是“的”，而不是“矢”。再进一步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上，突出的是中国革命这个实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明确说过：“‘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泽东虽然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但更强调这种理论的应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理论也只有在它们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实际、解决问题时才有意
③《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38 页注释[1]。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3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义。否则就是空洞抽象的教条与本本，这在毛泽东看来，正是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毛泽东突出的是：“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①，这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从实际出发，如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事物应该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②，而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从它本身的实际状况来考察，想一想某种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言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马列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据他们所处的实际抽出的总结论，而中国则有中国的实际。理论来源于实际，又服务于实际。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理论与实际这种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所以，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重视他们的方法，用他的话来说，为着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而去找马列主义这根“矢”，就是“从它去找立场、找观点、我方法”③。为此，毛泽东在延安组织研究人员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书中搜集了不少他们有关思想方法问题的论述，诸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方面，“不是从历史类比或历史比拟中，而是从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事实出发”①。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正是要注重实际。毛泽东这一着，彻底击败了“躺在马列主义结论上”的王明教条主义。参加编辑这本书的温济泽先生说：“这些教导，也使我们联想到，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很‘可笑’的吗？不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事情吗？”②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既不能从“本本”、从理论出发，也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虽然人们的行为总是带有主观愿望和行动目的的，但要使这种行为能够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曾指出有两类人脱离实际，一类是所谓理论家、教条主义者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人，他们总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或把兴趣放在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一类则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是凭主观愿望，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党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遵守这一起码的唯物论真理，“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③；他反复强调要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作为全党要牢牢掌握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看似平凡的结论，却凝结着中国革命不平凡的经验。当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满怀激情地从事中国革命事业时，却并不懂得中国国情的极其复杂性。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办事情，想问题，或者从“本本”和定义出发，或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或者从自己的愿望和感想出发而陷入主观主义，使革命遭受了极大损失。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44 页。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2～313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① 转引自《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第77 页。②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第78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7 页。是王明“左”倾路线，鼓吹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共产国际，结果几乎使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尤其是在军事斗争中，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更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竟荒谬到这样的地步，用毛泽东的评论来说，就是他们不知道人总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正是军事上的碰壁，才使教条主义的统治得以垮台，毛泽东也首先从军事上清算教条主义思想，认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客观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①到了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清算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这才为全党所接受。张闻天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我们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一个唯物论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自以为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碰了许多钉子，受了许多损失，还不知道这个钉子从何而来，“只有经过牺牲和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之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个钉子是客观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会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中国党“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它接受过来”的真理。②..
三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所一贯主张的。早在“五四”前期，毛泽东就倡导研究国情。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进行研究：“田主怎样待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等等，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③。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更开列出100 多个调查项目。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真正实践并发展了他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他“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①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典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中，为了确定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党内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延安整风前夕，当王明再版他的教条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后，1941 年3 月，毛泽东也整理和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他重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说：“这句话，虽然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②；同年5 月，毛泽东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1～182 页。② 《张闻天选集》第319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4 页。① 《邓小平文选》第109～11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1 页。《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8月1 日，在他的倡导下，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9 月13 日，他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从此，全党才真正开始兴起调查研究之风。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备和成熟。调查研究也就成为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要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调查研究。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把倡导调查研究同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环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就是“有的放矢”，就是运用马列的立场与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马列主义的结论，是根据他们所处的实际情况而得出来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复杂情况进行具体研究与论述，中国的情况要靠中国党去了解与研究。因此，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①毛泽东向全党倡导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一切实际工作者也都必须向下作调查，而对于只懂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来说，“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我们党曾经吃亏不可胜数，就是吃了所谓“钦差大臣”的亏，他们仅仅根据马列“本本”、外国经验，这也指责，那也批评，而无视中国具体实际，他们只是将马列词句与外国经验硬套在中国革命身上，没有对中国实际作周密调查，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认为，现在还有很多人保持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针对那种夸夸其谈，一知半解，凭想当然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遗风，指出：“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因此，“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③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者是认识世界，后者是改造世界。要正确地认识与有效地改造世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实际情况作详细的调查。客观实际只是认识的前提，它不会自动地跳入人的头脑，人必须能动地积极地去反映它，才能获得对它的正确认识。这个能动的积极的反映过程，也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①否则，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甚至染上夸夸其谈，凭愿望办事的主观主义作风，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成为一句空话。张闻天在1943 年3 月27 日写的《出发归来记》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要从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1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2 页。① 《毛泽东先集》第3 卷，第789 页。出发，要认识实际，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②
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内容、态度与方法的论述，使实事求是这一带有哲学味道的命题成为可操作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从内容来说，毛泽东当时强调要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整体的研究。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应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的分门别类与综合的研究，这是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中国现代革命就是从近代革命继续和发展而来的。毛泽东甚至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以研究与总结，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环境并使之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不过，毛泽东更强调的是对中国现状的研究，他向全党提出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抗日战争环境下各种情况的任务，要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与研究，然后引出必要的和应有的结论，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基础。从态度来说，要向社会和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必须有诚恳谦逊的态度。要眼睛向下，不要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与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①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上层与下层都很熟悉，他从自己做调查研究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要了解中国社会，更主要的是向下层群众、各色人物虚心请教，必须向他们“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②从这里，毛泽东后来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方法上来说，首先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列宁说：“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饨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③毛泽东可谓找到了马列主义这根“矢”，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要在中国进行革命，就必须弄清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接受的是“阶级斗争”，他的许多社会调查著作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法，革命也就是中国的阶级革命，而其特点则是农民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始终未曾放弃的理论。当他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的比重相对民族矛盾而言有所下降，但决不是消除了。因此，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其中仍然存在着斗争。一贯主张中国社会特殊，没有阶级之分的梁漱溟还以为毛泽东放弃了阶级斗争，待他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才明白共产党并未改变其基本观点，而梁漱溟的理论则被毛泽东称之为怪议论。毛泽东是最主张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但他认为阶级斗争则是普遍的共性，问题是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关系是什么，这就需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进行社会调查。所以毛泽东向全党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
② 《张闻天选集》第32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0 页。③ 《列宁选集》第2 卷，第587 页。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①其二是开调查会，这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与方法，是占有材料的直接步骤。毛泽东总结他多年的调查研究经验时说：“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②。他还指出，开好调查会，一定要选好到会人员，必须有调查纲目，自己口问手写，展开讨论，将问题引向深入，再集中意见，作出结论。其三是详细占有材料，并抓住重点。实事求是，首先就是要掌握事实，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材料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要在众多的材料中，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特点的材料。如在十样事物中，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材料丢了，仍然不能找出事物的规律性来，因此，“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然是没有发言权的。”③其四是对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这是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求是的重要一环。如果只占有材料，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不进行分析与综合整理，就不能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指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贯彻观察、分析与综合的三个步骤，“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④。即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毛泽东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认识事物的方法，称之为“四面受敌”法：“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⑤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他原来本已非常突出的调查研究思想，并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化为党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8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0 页。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 页。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 页。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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