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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旧瓶新酒
“实事求是”是一古老词语，原本就是一种学风。迨至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对之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赋予新的涵义，使之代表了一种新的学风与新的思想路线。
一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
如所周知，“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出于班固《汉书》，班固为刘德作传，称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可见，“实事求是”原意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后来真正继承并发挥这一精神的乃是乾嘉之际的考据学或专门汉学。皮锡瑞说，“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
①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其治学方法几乎是唯汉是尊，唯古是信；皖派以戴震为首，继承与发展吴派的考据学，其治学方法如钱大昕所说：“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估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②..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是一种脱离现实实践的态度：“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有见于实、无见于行”、“有见于阙，无见于信”③。可见，考据学的所谓“实事求是”，实际上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书本，使之埋头故纸，烦琐考证，皓首穷经，不务现实，实在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学风大相径庭。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另有渊源，这就是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
经世致用本是儒学的传统观念，自孟子而后，特别是到宋明之际，这一观念在精巧的心性分析与修养的“内圣”功夫面前，事实上被淡化。迄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反思清谈误国的教训，儒学的经世思想便发展为一种实学思潮。当乾嘉汉学使顾炎武等人的实证思想折入考证一途时，这一思潮在由王夫之奠基的湖湘文化中却辗转流播，浸润灌溉，培养出湖湘学人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如人所指出的，清嘉道间崛起的经世派，“其发展
① 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41 页。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③ 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5 卷，第418 页。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系和淮系的一批人物”④。
王船山生当鼎革时代，明社颠覆，清兵入关，满族入主中原。他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经验，从“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经世务实观念出发，注经、衍子、评史、论政，写出数百卷博大宏富的学术著作。清道光年间新化人邓显鹤汇刻《船山遗书》，船山思想始流播湖湘，形成湖湘士子突出的经世致用的务实之风。杨笃生著《新湖南》，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①典型的如魏源，他批评考据学家束发就学，皓首穷经，专务记取，屏斥躬行，“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同时他也指斥理学末流“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下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③从经世致用观念出发，魏源编纂和撰写了《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圣武记》、《海国图志》等经世实学著作。特别是《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编辑原则是“书各有归旨，而道存乎实用”，一切取舍以实用、经世为鹄的。此书一出，学者景从，“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④正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使得魏源在外强浮海入侵，天朝帝国危机四伏，士大夫抱残守缺之时，能够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近代史影响至深的著名口号。
把魏源这一口号首次付诸实践的洋务派曾国藩，其经世务实的精神也极为突出。曾氏在南京曾广泛搜集船山著作，重刊《船山遗书》，在序中称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万物之仁、经邦之礼”，揭示出船山著作的经世致用精神。他还认真研读过魏源的《圣武记》与《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本崇奉程朱理学，一生讲求心性修养，但他不是空谈性理的腐儒。在王船山、魏源影响下，“详览前史，讲求经世之学”①，故当姚鼐、唐鉴谈论为学之道仅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时，他认为学有四科，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皆是。虽然义理与经济在他那里乃是体用关系，但他标举经世实学的态度是至为明显的，而考据之学为他所不取。他曾对满清士大夫的脱离实际，不能学以致用的空疏学风进行了尖锐批评，称之为“识字之牧猪奴”②。他倡导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③“禁大言以务实”④。当时宋学与汉学互争雄长，曾国藩从经世实学观念出发，力图调和二家之结。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
④ 《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第203 页。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卷，下册，第617 页。② 《魏源集》第539 页。③ 《魏源集》第36 页。④ 俞樾：《皇朝经世文编增编序》。①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 年版，第7 页。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9 页。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 页。④ 《曾国潘全集·诗文》，第440 页。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乎？”⑤如果考虑到曾国藩的务实态度，他在这里把“实事求是”训为“即物穷理”，一方面似有批判考据学钧研诂训、脱离现实的烦琐学风之意，另一方面则借“实事求是”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由此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总之，曾国藩虽然以理学名家，但其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也非常突出。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把“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作为“救时第一要务”；能够创建湘军，以儒生领兵，征战杀伐，被称之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其倡导的务实学风挟其赫赫功名对湖湘士子发生了深远影响。
很多材料表明，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广泛接触了实学思潮的影响，炮受湖湘学风的熏陶，但对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莫过于他的老师杨昌济了。杨昌济与曾国藩一样，服膺程朱理学，以至被人称为“湘中理学大儒”⑥，但他的整个言行与著作，其主旨仍在经世致用之实学。他曾钻研《船山遗书》，圈圈点点；曾把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立为常课；对曾国藩，杨昌济尤为心折，一一拜读其家书、日记。对曾氏提倡“经济”之学，极表称颂。并补充道：“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之计者，乃是真人才。”①对曾氏赋予汉学考据“实事求是”之旨以新解，杨昌济拳拳服膺：“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证于古而不求证于今，但求证于文字而不求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②这段话比曾国藩又有所发展，明确批判了考据学只求证千古而不求证于今，只求证于文字而不求证于事物的所谓“实事求是”之旨。古与今、文字与事物对举，其倾向至为明显。因此他主张“通今”，主张“重行”，向学生推崇顾炎武、颜习斋、曾国藩。这些都体现在毛泽东早期的《讲堂录》中。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最明显的还表现在杨昌济与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经世观念本是魏源、曾国藩“师夷”、“办洋务”的思想基础，在杨、毛这里则发展为融合中西的主张。他们都认为要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而以结合实际、研究国情为基础。杨昌济向学生说：“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要“适合本国之情形”③。在杨昌济影响下，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曾游历农村深入调查，从一师毕业后，他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实际说话，从实际和事实去研究真理。在出洋留学热潮中，他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去留，主张先要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在这种学风陶冶下，毛泽东形成的经世致用、讲求实学、注重国情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从《湘江评论》上的薄物小篇，到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论，尽管形式与内容有异，但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却前后一揆。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西论争的焦点在于向西方学什么这个问题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之后，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毛泽东之所以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赋予“实事求是”以新
⑤ 《曾文正公书札·复夏弢甫》⑥萧瑜：《湘中理学大儒杨怀中》，《湖南文献》（台北）第3 卷，第4 期。
①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81 页。②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90 页。③ 《杨昌济文集》第199 页。解，并非偶然。论其渊源，正是湖湘文化中突出的务实学风。
二两论主题的再现
任何思想的产生，既是对先前思想材料的继承，同时从根本上来讲又是以现实的需要为基础。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旧命题的新解释也是如此。这一现实的需要就是从学风上与思想路线上对教条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曾经统治中央达4 年之久，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毛泽东于1937 年7 月至8 月间写作两论，如前所述，其主题即是从哲学上批判教条主义，论证马克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是，两论虽然就其内容本身而言，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却并没有在党内真正实现这一任务；虽然毛泽东在主观意图上针对“左”右倾路线而阐述哲学问题，但在客观上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两论的原稿中甚至还没有使用“教条主义”这个名词，也未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许多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仍在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王明远在莫斯科甚至仍以“太上皇”自居，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还未十分巩固，这些在客观上很难开展一场党内思想路线是非问题的大讨论。因此，虽然遵义会议之后，党的路线与策略是正确的，但也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是没有争论。这些都表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思想路线上的是非问题并没分清。上述情况最明显的体现是王明的回国。就在毛泽东写作两论后不久，王明于1937 年底从莫斯科乘机飞到延安，毛泽东对这位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也摆出一幅领袖的架式，新来乍到，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长篇报告。“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①，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从“左”倾又倒向右倾，对毛泽东等人的统战策略、抗战方针等提出了批评，在党内造成了思想混乱，随后王明主持中共长江局的工作，继续贯彻其右倾思想，在组织上又闹独立性，甚至阻止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发表。1938 年8 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来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肯定了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②这一指示促成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会议批判了抗日战争新环境下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和结论。在报告中，毛泽东针对王明一贯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始提出学风问题，尖锐地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③。但是，王明并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继续坚持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1938 年底，王明针对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作诗说：“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第1333 页。②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28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④在继续坚持右倾错误的同时，王明对过专自己的“左”倾错误也缺乏反省，甚至还想推销给广大新党员与新干部。这时他又再版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三版序言中他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①，并认为成千累万的新党员与新干部，“尤其是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与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②可见，王明在继续坚持右倾错误的同时，又坚持过去的“左”倾错误，故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根本错误”，即“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③王明之所以如此，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究其思想根源，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列，称其为教条主义，确实中肯。王明拿不出任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真正的理论与毛泽东相抗衡，但他
对马列“本本”却非常熟悉，以理论家自居，口口声声不离马列词句，讲话、写文章旁征博引，迷惑了一部分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其教条主义习气也感染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很快在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潮，哲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但是，有许多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按毛泽东所讲的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现实问题，把学习理论当作一种“时髦”，“他们从哲学书籍上学取了大堆抽象的哲学名词和大册难解的哲学语句，并且熟练地能够随时使用这些名词和语句，然而一到被问起这些词句的真实意义时，不但不能够给予任何确定的回答，..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指导实际斗争，那更是谈不到。”④
上述情况表明。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仍然存在，并且影响了一些干部和青年学生，不少新党员新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没有切身体会和认识，在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面前，这种教条主义余毒也影响了党的政策与方针的贯彻。因此，彻底肃清与击败教条主义，总结和消化党的历史经验，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就成为当时的一项迫切任务。两论的主题再次突现出来，不过采取了在全党倡导一种新学风的形式，使之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路线；采取了以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形式，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特征，阐发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41 年5 月和1942 年2 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把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相对举。教条主义就是学风上与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毛泽东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几个方面系统揭露了主观主义在学风上的表现，即对周围环境的具体情况不作周密调查，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想当然地发号施令；割断历史，不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理论脱离实际，无目的地抽象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只会引用马列词句，而不会用运用其观点、立场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实际上推行的却是一条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路线，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其出发点则是抽象的、
④ 转引自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第360 页。① 《王明言论选辑》第115 页。② 《王明言论选辑》第114 页。③ 《王明评传》第372 页。④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载《解放》杂志第127 期，1941 年4 月。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脑子里想当然的主观愿望；教条主义以理论家自居，却只知背诵马列词句，“徒有虚名并无实学”。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作了尖锐批判，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相对立，毛泽东标举“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思想路线。这就是要求对周围环境作周密系统的调查；要求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以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现实，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为基础，赋予“实事求是”这一旧命题以新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既吸取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务实观念，同时又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它实际上是两论思想的简化了的并且进一步中国化了的表述。“实事”已不是乾嘉考据学的古书古籍，而是人脑之外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也不是考据学的翻寻故纸，而是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能动地进行正确加工，使之上升为理论的过程；“是”更不是考据学的书本知识，而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实事求是”在这里完全区别于考据学的与现实无涉的治学态度，而是要求从客观事物中找出内部联系与规律性，以此作为行动的向导，去改造世界。整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从客观到主观，再从主观到客观，即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它的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与群众观点融为一体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以简化了的形式，以中国化了的表述，具体化为党的崭新学风与思想路线。从此，这一古老命题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瓶装上了新酒。它既凝结着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充满着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风云，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经世致用务实学风合乎逻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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