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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式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①新民主主义理论，即是对这一历史阶段发展规律的描述。从宏观上来说，这一中国式的独特理论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
⑤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 期。⑥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 册，第86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62 页。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 册，第95 页。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 册，第9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93 页。社会理论。这节我们主要探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一革命的道路——两步走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首要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②..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包括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这个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③。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过程。毛泽东认为，区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明确了革命的性质，才能明确革命的对象与任务。
区分两个革命，明确现阶段的民主革命性质，必须以对中国的现实国情研究为基础。“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④，毛泽东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对民主革命性质的认识亦是如此。虽然党的“二大”和“六大”都明确地肯定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性质，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在对国情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因此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就毛泽东个人而言，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了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深深体会到“中国现时确实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对那时“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进行了抵制，他因此被指斥为执行“富农路线”；“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主题异常明显，但“左”倾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最危险的敌人，直到瓦窑堡会议才扭转斗争方向，毛泽东在这期间又明确地肯定“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①；在1937 年5 月延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比喻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作好，下篇才能做好”。
以后毛泽东紧紧抓住抗日（反帝）与民主（反封）这一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制定党的各种策略与路线。1939 年底，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充分吸收了30 年关于社会性质论战的成果，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而在理论上具体把握了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确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毛泽东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区分，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中各种错误理论的批判。党的历史上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斗争矛头指向民族资产阶级，究其实质，正是一次革命论。毛泽东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革命性的，与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资产阶级没有什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52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3～684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3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77、78 页、276 页。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①在中国则不能套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能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应与之建立统一战线。托派在革命对象与任务问题上与“左”倾错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②。毛泽东说，我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
③叶青的“一次革命论”与上述错误完全不同，毛泽东称其为“恶意的宣传家”，是“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④，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共产党，“‘一次革命论’，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⑤除了叶青的反动理论外，当时还有一些人并无恶意，也迷惑于“一次革命论”，迷惑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⑥。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还在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与对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⑦这就为党的各项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避免重犯“左”倾路线的错误。
区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割裂两个革命的关系，“两步走”不是“二次革命论”。毛泽东在谈到两个革命的联系时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①“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②。毛泽东断然否定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这种革命虽然一方面在客观上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它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为什么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呢？按照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任何民族和殖民地各种政治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由于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因而它就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73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160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276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4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5 页。⑥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5 页。⑦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6—64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5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5 页。义。”③列宁的这一理论为斯大林所继承与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四大”接受了列宁的理论，强调了中国革命已经属于“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范畴，”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但这种认识，总的来说还没有与中国复杂的国情结合起来，因此在实践中的结果是“二次革命论”。毛泽东把列宁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与中国的国际国内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在这期间，他还使用过人民民主主义等概念④，其含义是一样的。毛泽东以1919 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界，把中国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此之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此之后，则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①。这一革命，从国际环境来说，它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②从国内环境来说，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了，革命的主力是工农大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因此，这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④
这种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革命的性质上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领导阶级变了，革命的主力军变了，革命的前途也变了。毛泽东认为，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绝大的变化，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位的可怜虫。”⑤从民主革命的这一历史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出发，毛泽东批判了党的历史上的“二次革命论”，尤其是批判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错误论调，国民党要建立一党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国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幻想重走欧美资产阶级的老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这种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论点：第一，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所绞杀的，无数先烈为此抱恨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想独占中国的时候，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不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 辑，第23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7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71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7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50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65 页。可能，它是要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它的入侵是要断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二，社会主义阵营不容许。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和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吃？”①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容许。在新式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大众，民主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想“一脚踢开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②，是绝然不行的。大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脱离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建立的仍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离开工农群众，其结果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③，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是断然不行的。
毛泽东关于“两步走”的理论，沉淀着中国革命历史的丰厚经验，反映了当时世界形势的格局，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溶进了他那代表人民大众利益、推动历史步伐的巨大意志力量。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终于使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之途。
二革命的关键——领导权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与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区别开来。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并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衔接起来，关键是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思想。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提到极高的地位，认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历史经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远可追溯到近代中国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近可寻因于北伐战争。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失败是必然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革命都失败了。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①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崛起，孙中山改弦易辙，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面貌为之一新，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导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自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遂导致革命失败。毛泽东总结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81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3 页。① 《毛泽选集》第4 卷，第1479 页。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①从这种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在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极为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着重指出1927 年陈独秀所犯的历史错误不应当重复了。他认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②毛泽东突出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第1 卷，③
抗日战争的现实，也证明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首先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来看，就说明了这一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长期实行“安内攘外”的政策，把武装力量集中在消除异己、进行反共反人民的事业上面。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倡导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顽固地执着于内战政策。只是在西安事变的特殊情况下，他才被迫答应停止内战，逐步转向抗日，而且其政策的转变很不彻底。因此，毛泽东说：“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与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④其二，抗战中的民主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抗日与民主，就是反帝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抗日战争中的具体化。蒋介石政权在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党、一个领袖，在所谓实现“国家统一”的名义下，实施其封建式的独裁统治，不愿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毛泽东在抗战中则把民主间题提高到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高度，对蒋介石的反民主政策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评，认为抗日与民主是绝然不能分离的，并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与蒋介石提倡“国家的统一”相反，共产党提出“人民的统一”，最终的结局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终于在民主浪潮中被“席卷以去”。其三，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从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蒋介石的抗日，完全是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实施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依赖外援，惧怕人民起来，威胁其统治。蒋介石政权的本质是欧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政权，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进行抗日战争。蒋介石把中国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公共殖民地”，他明确说过中国抗日是为美国而战。当美国援助不力时，他又暗中谋求与日妥协谈判，但日本的停战条件太苛刻，蒋介石认为如果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①这段话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毛泽东在抗战伊始即预言了大资产阶级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强调只有充分发扬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6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62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1～262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62 页。① 转引自林茂生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第401 页。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致于流产。因此，当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①
毛泽东还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特点论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过出色的分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各阶级的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实也使他对这种认识深信不疑。毛泽东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②。因此，买办资产阶级不但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反而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一起，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同，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又有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而表现出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大基本任务。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但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是革命的领导者，只有他们才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游民的破坏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毛泽东还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性。
《新民主主义论》原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叶青等人在思想战线上宣传假三民主义以排斥共产主义思想的反共倾向而写的，因此有相当大的篇幅讨论文化问题。毛泽东驳斥了“一个主义”的说法，论述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与区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一致，毛泽东把文化革命也区分为两个历史时期。文化革命是民主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与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的斗争。“五四”以前，所谓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之争，是旧式资产阶级文化斗争的表现，但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①这支文化生力军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斗争。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内容上仍是民主主义的，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7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39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97 页。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②。正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领导民主革命一样，在文化领域也不能实行领导，“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的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③这就彻底批判了叶青之流“一个主义”的叫嚣。
总之，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集团实行反共政策，而某些中间阶级的政治代表则幻想走欧美资产阶级的老路，中共党为曾出现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使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突出出来。毛泽东深入分析和论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通过各种具体政策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与整个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三革命的“三大法宝”
无产阶级如何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并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呢？毛泽东认为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①..
毛泽东的这一结论，既是他自己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对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他的思想发展来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运用自如，军事思想达到炉火纯青的圆熟境界，两论的写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三大基本问题可以说是他这些思想的总结；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积累了“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丰富的经验”，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②毛泽东根据党的历史经验与自己的深刻体会，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匠心独运地提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并精辟地分析了三者的丰富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是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既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帝与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革命的力量和因素就应该包括一切愿意参加这一革命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人们。无产阶级就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这些因素与力量仅仅是一定条件下的和暂时的同盟者，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着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右倾路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固然会使革命遭受失败，但“左”倾路线天天喊领导权，搞孤家寡人政策，实际上得不到领导权。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05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98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5～606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6 页。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①
毛泽东精细地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精心地掂量着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细密地制定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与阶层中，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革命的潜在伟力。也许是他在中国历史与小说中看到了历代王朝更替中农民的力量，也许是他出身于农民而深知农民的处境和深切渴望，也许是他与农民的天然的情感联系，使得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倡农民运动的人，但却是最为重视农民并与农民浑成一体从事革命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土地革命战争完全是一场新式的农民战争，那时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轻视农民的做法进行抵制，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服务对象。“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①。所以，进行新民丰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把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以此为基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成强大的民主革命阵营。
统一战线中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毛泽东一直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二重性，这决定了它政治上的动摇性，决定了它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尔后又附和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又转变政治态度。无产阶级必须根据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变化，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之。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开始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不明显，但后来证明这个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因此毛泽东在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加写了一段，认为这个阶级“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②。
买办资产阶级按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对象，但由于它们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因此，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时，在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时，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这一斗争，这时无产阶级应利用这种矛盾，与之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但这种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本质并未改变，因此在统一战线中不仅争权夺利，采取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且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5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0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9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0 页。有可能叛变革命。这里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又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另一主要法宝。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不太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但对斯大林所说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的优点之一”这段话却非常欣赏，多次引用。不过，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理解，毛泽东却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的。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口号，并开始了实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非常突出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俄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①，而必须一开始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毛泽东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看出枪杆子的重要性。蒋介石是“有军则有权”，“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②，没有军权的其他政党，都闹不出什么名堂来。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③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实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要在统一战线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是断乎不可能的。所以，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在与国民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之后，毛泽东极力强调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武装，号召共产党员不要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民族的兵权。当张君励、叶青之流遵照蒋介石的意图，鼓吹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时，毛泽东严加驳斥，并谆谆告诫全党：“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①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是如同俄国那样“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观点，认为在力量异常强大的敌人面前，革命战争是长期和残酷的，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革命队伍不能在力量不够时与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斗争，这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积蓄力量，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这一道路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并且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半殖民地条件下，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城市不能统制乡村；大国条件下，有充分回旋的余地；再加上先进政党的领导和广大农民的援助，乡村是能够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6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1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2 页。胜城市的。毛泽东认为，在民族抗战的形势下，这条道路比内战时期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总结革命的经验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③毛泽东在论述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时，总是把它们提高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认为党的建设，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就看能否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就成了革命的另一法宝，从而有延安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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