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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蒋介石决心与共产党最后一战，从南京“总统府”到浙江溪口老家，再由上海到福建、广东，再退川康，连战连败，最后从川康逃到台北。辗转之中，蒋介石想起自己曾悬赏25万块光洋买毛泽东首级，而如今他却成为毛泽东宣布的头号战犯。凄风苦雨中，蒋介石从成都起飞，永远告别大陆。
蒋介石布置与共军的最后一战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的当天，即乘飞机离开南京，下榻于杭州览桥航空学校宿舍。
第二天，从杭州乘飞机到宁波，然后换乘防弹轿车，回到故乡奉化溪口。
这次下野，已是他第三次松开权柄，但却是蒋介石最难受的一次。前两次，不过是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而这一次，面对的是国民党政权的风雨飘摇。
蒋介石回到溪口后，表面上装得像闲云野鹤，游山赏水，实际上则紧紧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财大权。
蒋介石在溪口架设了七座无线电台，昼夜不断地作情报联络，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国民党内部人人都知道，溪口已经取代了南京，成为溃败中的国民党的政治中心。
而季宗仁名为代总统，实际上是一具傀儡，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出不了南京城。
正当毛泽东进北平的时候，溪口的蒋介石仍在做着大一统的美梦。
1949年3月24日，蒋介石在溪口紧急召见总揽台湾军政大权的省政府主席陈诚。
蒋介石对他说：“辞修，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陈诚恭敬地连连称是。接着，蒋介石又给他打气说：“国家还是有希望的，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使一时失败，亦可以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抗战胜利后，曾经是统一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错过了，招致了失败，如今我们在台湾卧薪尝胆，未始不可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
蒋介石在安排国民党的退路时曾有多种打算。一是将国民党军队转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在大陆上继续同中共顽抗到底；二是将国民党军队撤到海南岛并以此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依托，作为国民党最后坚守的阵地；三是将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存身之地，进而建设“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以及后来战局发展的影响，使蒋介石在定海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上，最后确定了第三个方案——把国民党的落脚点定在台湾。
选择台湾为最后落脚点，是蒋介石充分认识和估计了台湾地位重要性之后作出的。
早在全国内战爆发不久的1946年10月，蒋介石就与宋美龄一起到台湾视察。在察看了台湾的情况后，他十分感慨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台湾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台湾，使台湾经济脱离大陆独立存在，自成系统。加上1100多公里宽的海峡，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是极难横渡的。此次台湾之行使蒋介石萌发了一旦在大陆失败便将台湾作为理想的内战后方基地的意念。
到了1949年初，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迫使蒋介石在作最后抉择时，更坚定了把台湾建成“反共基地”的想法。
他曾说：“当时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曾经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的下野。”
他的长期合作者李宗仁曾说过，“蒋先生在决定引退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
为了确保台湾“反共基地”的稳固，蒋介石制订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乃至反攻大陆的基地。
对此，蒋介石首先对退守台湾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将经营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蒋介石在上海集中了40多万大军，由心腹爱将汤恩伯率领，作最后顽抗。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一旦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兔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而以该省作为政府最后坚守与力图复兴之基地。”蒋介石十分重视福建及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在福建视察时强调：“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后来他将对福建防务不力的朱绍良撤职，让从上海逃出来的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并把在广东的嫡系胡璉部调往金门、马祖和潮汕一带，加强对福建及沿海岛屿的防守。
1949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祭扫母墓、祈祷，又到桃杭山祭扫了父兄之墓。不久又与蒋经国到附近祭祖拜宗。
1949年4月22日，蒋介石电约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群、汤恩伯、朱家骅、徐水昌、吴忠信、王世杰、童冠贤、王宠惠、黄少谷、程思远等人在杭州笕桥航校举行会议，针对战局发展在军、政方面作重新部署，以决定“最后一战的全面计划”。
蒋介石永别祖屋
但时局已经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了。就在国民党的各位大员商讨“最后一战”之际，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由浙皖边境分兵入浙，5月3日杭州解放。16日三野七兵团在浙东纵队配合下，一路东进宁波，一路经嵊县至新昌。
当24日清晨蒋在“慈庵”刚起身时，侍卫长俞济时向蒋报告解放军已占领慈豁，前哨逼近宁波。蒋介石一听吃惊不小，于中午下令宁波守军把所有船只连同浮动码头全部拖走，以防解放军封住镇海出口，俞济时中午又报告说解放军先遣部队已到新都。蒋介石禁不住哀声长叹，吩咐蒋经国等亲眷携孙儿孙女爱伦（孝文）、爱民（孝章）一同到鱼鳞向母墓辞别，然后，无可奈何地离别溪口。那天深夜，解放军七兵团一部分同浙东人民武装进入宁波市区，宁波从此解放；当蒋得悉南京与宁波相继“陷井”易手消息后，惊恐万分，如热锅上的蚂蚁，蒋氏一家只好急忙打点行装起程。
蒋介石从自身安全考虑，行程分为两路进行。他不搭飞机，也不走绕经江口到奉化城内的行车路径；将大部分随员所携行装、物品由汽车经江口装运汇合奉化城；而蒋则是小股轻装精锐人员，选由溪口乘人力双人抬竹舆翻山越岭，途经月岭，出至奉化县城锦屏风麓山脚，县公共体育场下轿。
蒋介石一行抵达奉化县城时已是下午一二点钟光景。人们闻讯而出，前呼后拥，齐集一场，夹道相观，大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蒋介石一人身上。蒋介石这时面容消瘦，身上所穿服装是玄色长袍马褂，手持西式礼帽，臂弯上挽一拐杖，面上毫无笑容，沉默下语，只是一边走，一边挥动礼帽向人们致意。霎时间其随从人员燃响一派鞭炮，高呼“万岁”，场面相当混乱。
紧随蒋介石身后的是宋美龄、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及其妻小儿女幼孙，接着有宋子文、孔详熙、陈立夫、张群、何应钦、阎锡山、张道藩、谷正纲、翁文灏、黄少谷、沈昌焕、张其昀、王世和、周宏溥、朱孔阳、俞济时、俞济民、范景孝、应海明、杨学房、于豪章、周菊村、石祖德、楼秉国、夏功权、赵志华、刘廉一等党政军人员一行计五六十人，专程随同，从北门至县府，旋即向中山公园，出公园顺道在孔圣殿郑重其事地祭了孔夫子神像。
拜完孔夫子神像，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正遇港汛处于低潮时刻，蒋内心万分焦急，惶恐不安，如楚霸王临乌江，路穷途未，犹同遇天涯海角的绝壁境界。这位“基督信徒”，此时认为上帝者天下帮忙，口里不断发出哀叹声，迫不及待想一步登船出海，但又担心解放军追击与包抄，在松岙码头狮子口处封港，截住出路。他急忙催促电讯随员急电发报，传呼海上军舰及时到来，在军舰未到岸之前，眼看宁波县团村至西垫路段没有公路，他只好匆匆又改乘轿子回到团村。
当蒋介石一行抵村时，早已有当地保长、甲长等二十人迎接等候在材前头江口侮塘边。因海滩潮水浅，船只不能直放，只能乘竹排离岸，蒋所乘的竹排排旧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坐椅，蒋介石、蒋经国、俞济时等5人是坐同一排上，在该条徘的前后各由一名甲长撑送。竹排撑行一里后，即靠登等候在港中的汽艇，汽艇约行三里后，才登上泊在江上的“泰康号”兵舰。
蒋介石这一次乘轿出海，颇有点“流窜的味道”..历史的巨轮辗过14年之后，无情地颠倒过来了。
他苦涩地想起1934年10月，他率大军在江苏对红军的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社以特大喜讯的口吻报道，称“朱毛匪留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边界一路流窜”。
他曾经悬赏25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的那颗脑袋。
而这一次，毛泽东把他列为追捕的第一号战犯。
夜海茫茫，“泰康号”舰成了一只黑色的幽灵。蒋介石一次次反省他江山得失的教训。
蒋介石：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蒋介石登上“泰康”舰后，舰长黎玉玺不知驶向何处，前来询问航向。蒋介石阴沉地一声：“到上海去！”夜海茫茫中，“泰康”号如一只黑色的幽灵，在彼谷浪峰间踽踽前行。
蒋介石不顾海上风大浪急，在甲板上来回踱步。蒋经国寸步不离左右。“父亲，还是回舱去吧，晚上风大，当心着凉。”在蒋经国的再三劝解下，蒋介石才在儿子搀扶下，回到舱内。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他的刺激大强烈了，他的悲伤与激愤达到顶点。蒋介石怔怔地想着心事。“父亲，早些休息吧，你太累了。”蒋经国轻声道。蒋介石摆摆手，劈头就问：“经国，你说说看，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听到父亲的问话，蒋经国脑海里倏地闪显出“上海打虎”那一幕，那件事给他的印象大深刻了，始终耿耿于怀，他真想反问一句：当初若是把上海滩的“虎”打了，还会有今日吗？当然，他不敢问，一时语塞。
蒋介石沉痛而冷静他说道：“主要原因，我以为，在于我们用的人腐化了，穿皮鞋的斗穿草鞋的！千秋大业，一朝瓦解，确实叫人痛心。现在，人家把我们的力量消灭得差不多了，这也好，常言道，旧的下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另起炉灶，重新训练干部。我们一定要训练这样的干部，他们要能够严格执行纪纲，提高组织尊严，而且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
蒋经国听了感到十分兴奋，他在苏联学过政工，而且有赣南的经验，在父亲的重振国民党的计划中，他将大有作为。
蒋介石仍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情绪十分激昂：“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力量监督各级官员，共产党骂我独裁，可是我却无力监督下属。只有另辟溪径，要以群众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政纲。铲除空言不实、因循敷衍、询情任私、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下苛、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
蒋经国语调也变得轻快了，他说：“父亲，您的话给了我信心，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蒋介石点点头，随手递给长子一个本子，蒋经国知道那是父亲的日记本，在打开的那一页纸上，写有这样的一段话：
“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立足之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粮、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士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
蒋经国明白，这是父亲草拟的国民党未来的施政纲领，其中包含了他从惨痛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的新的认识与新的决心。父亲的刚毅与顽强令他感动。同时，他也深明父亲对他讲这番话的用意。他颤声道：“父亲，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重振党国！”
蒋介石看了儿子一眼，遂把目光通过圆形的统窗投向沉沉的夜海，一字一顿他说：“共党是绝不会成功的！但我们本身能否成功，要看我们自己的做法。”4月26日上午，“泰康”号进入吴淞口，下午1时，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的复兴岛，蒋介石住进岛上仅有的一幢西式洋楼。
4月七7日，蒋介石感到住在复兴岛上离市区大远，不利于接见国民党军政要员，便让蒋经国到市区找一住处。
蒋经国大为惊讶，他劝道：“时局已经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万分，怎么还可以搬进市区去住呢？”
俞济时和一些侍卫也来劝阻。
蒋介石板起面孔说：“危险，你们知道，难道我就不知道？”
蒋经国见父亲的态度坚决，感到不好违旨，便在市区金神父路的国民党励志社找了一处认为比较安全的住所。
4月28日，蒋介石在汤恩伯的陪同下，亲自巡视了上海市，街头，以便为守卫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官兵鼓气，稳定一下上海混乱的局面。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还有大量的物资没有转移到台湾。
蒋介石深知，若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没有物资基础作保证是万万不行的。在把大量的黄金抢运到台湾去后，又授意任命原联勤总部军需署署长陈良正式担任上海市市长，今其将上海的大批机器、原料、药品、棉纱等物资和一批技术专家弄到台湾去。
他召见陈良，同：“共匪濒临上海附近，估计不到半个月就得有大的军事行动，不知上海的待运物资还剩多少？”
陈良回答说：“目前各中央机关存放在上海的物资为数不少，但交通运输工具又不够使。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恐怕难以将物资运完。”
陈良递给蒋介石一份已运走和待运物资清册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各机关上报的5万多吨物资疏运计划，已运走的数量不到万吨，已装妥等运的为4000余吨，候运的物资尚有4万吨。没运走的物资又十分重要，必须在近日内启运。如共军控制了吴淞，阻塞了通道，那疏运计划大半要落空。
蒋介石心里着急了，忙召来汤恩伯问：“在上海坚守一个月，把握如何？”
汤恩怕报告说：“从最新情报看，共军可能于5月上旬就对上海发起攻击。上海守一个月，困难比较大。我特别害怕的是出现江阴要塞叛变那样的事件..”
蒋介石发怒道：“一定要想办法守住一个月。通知毛人凤、毛森他们，加紧对上海地下共党活动的侦破，把共党分子和叛变分子统统杀光！”
5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筹划一番后，深感上海局势之危急，便与蒋经国一起逃上了“江静”轮，晚上就睡在轮上。
次日早晨6时，“江静”轮由复兴岛启航，驶出吴淞口外，载着蒋氏父子逃出上海。
“江静”轮向舟山群岛驶去。5月9日，抵达大穿山口外的大树山，在北渡灯塔附近停泊下来。蒋经国护侍着父亲在关帝亭登陆，然后登高望远，人寺见憎。然后，乘“江静”轮至岑港、沥港一带，参观涂船张网捕鱼实况。
10日，蒋氏父子乘船到普陀山附近，未登陆，只在船舷上眺望。11日上午，海上大风突起，蒋介石爬上普陀山，似乎把烦恼抛置脑后。
12日，蒋氏父子由普陀山登轮启航，经珞珈山、朱家尖、登步岛、桃花岛、暇崎岛和大小尖仓山，抵舟山定海下锚。
正当蒋介石游戈于浙东沿海各岛，沉浸于设计未来“美好计划”时，一个一个军事失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
上海，自5月13日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攻击，战斗激烈，攻势凌厉。
武汉，白崇禧于5月15日逃退，旋即为解放军所占领。
西安，胡宗南部于5月20日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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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历日上午，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督战。
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前来督战的“太子”说：“共匪攻势厉害。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将是否变为紊乱，亦夫可逆料。本职唯有尽心尽力而已。”
蒋经国参加了汤恩伯召集的军事会议，听取了各指挥官的报告，他特意交代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工之师：在战争中不得轻易使用青年军，必要时要请示总裁，同时上海有名的建筑物要尽可能保护。
5月16日上午，蒋经国坐专机离开江湾机场，前往定侮向蒋介石汇报上海军情，然而，他没想到，这是与上海的最后告别。
当他5月22日乘飞机想降落在江湾机场时，接到地面指挥部的紧急情报；江湾机场已经落下共军的炮弹，不可降落。飞机只好折回台湾嘉义机场。从此，他再也没踏上过上海的土地。
蒋介石听到共军已进入上海市区的消息，大吃一惊。
在1月下旬下野之时，蒋介石计划第一步去溪口老家，第二步撤迁到福州的鼓岭，第三步迁往厦门的鼓浪屿，最后才迁至台湾的草山或澎湖的马公岛。
为此，他在下野前，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第一编练司令部副司令李以动时嘱咐：“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全副美械装备，要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
现在，京沪杭军情迅速变化，蒋介石被迫放弃原定计划，直接去了马公岛。
他一面命令汤恩伯将上海的嫡系部队迅速撤出，一面布置防守福建的事宜。
5月24日，汤恩伯组织嫡系各军逐次向吴淞口撤退上船。
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及其各自的指挥总部也于5月24日下午在吴淞上船逃走。
解放军于5月25日开进上海的时候，蒋介石还在舟山群岛及台湾海峡漂泊。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过了个凄凉的端午节。
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福州必须死守“江静”号军舰驶窝吴淞口外的洋面。
6月20日，蒋介石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在台湾整军、防备、军政等问题。蒋介石主张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防守的重心放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重视与台湾最近的福建的防备。
蒋介石对福建下放下，有两条原因。其一，长江防线各路败兵退人福建，俱无斗志，凡溃军过处，借粮征草，拉夫派工，骚扰百姓，闹得鸡大不宁，民怨鼎沸，亟需整编；其二，福州绥靖总署主任朱绍良，资格老，是同盟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还跟过蒋介石的恩师陈其美，因而对蒋并非俯首听命。蒋介石逃离上海前在海峡里漂泊时，就曾三番几次电告朱绍良，要他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但是，朱绍良阳奉阴违。他受解甲寓居的两个“闽籍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的影响，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在福州决战，以免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朱绍良认为大上海的钢筋水泥纵深防线还守不住，福州南临江，东面海，背水之阵，何能困守？同时，福州市市长何震也陈述：福州大穷，征工征料十分艰难，对死守福州，毫无信心。
尽管蒋介石三令五申，连连电催，但朱绍良始终未动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独立五十师师长李以劻去构筑一线野战工事，算是搪塞应付一下。
蒋介石要到福建视察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朱绍良和李宗仁的关系过分密切。蒋介石从情报部门获悉：上海丢失后，李宗仁同朱绍良的电信交往更为频繁。朱绍良视李宗仁作后台，李宗仁拉朱绍良这股势力，把福建作为退身之地。蒋介石还得悉，李宗仁想在6月底或7月初来福州走一遭，他当然想要在李宗仁到来之前，失去福建作一番布置。
6月21日上午8时，“美龄号”座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
“美龄”号总统座机飞越台湾海峡只用了一个钟头，上午9时便降落在福州南郊机场。朱绍良早已率领在福建的党政要员在机场迎候。朱绍良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对他的突然大驾光临，心存恐惧，因而吩咐手下全城动员，要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福州市座座高楼到处升起青天白日旗，墙面上张挂着蒋介石的标准像，街道张灯结彩，几条大街上挂着“欢迎委员长莅临榕城视察”的大幅标语。在这个临战而人心惶惶的省城，这种喧闹因反常而显得不协调。
蒋介石在握手寒暄之后，被当地官员簇拥步出机场。机场门口已停着一长列车队。朱绍良恭身对蒋介石说：
“总裁，请上车。福州全体市民已挥旗夹道欢迎您进城。”
蒋介石点了点头，却一动也不动，他前后左右逡巡地望了下，忽而转头对俞济时说：“我看就不必进城去惊动市民大众了吧！要开的会就改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开吧。”
蒋介石突然提出不进城，使在场迎接的官员惊愕不止，面面相觑。朱绍良苦笑了笑，只好从命。
9时半，一个为蒋介石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在南郊机场办公大楼举行，在听取了朱绍良、汤恩伯及一些将领汇报之后，蒋介石开始训话：
“现在，我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来和大家见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与共军作战，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托咐，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伏，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协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话时痛心疾首，几乎要悼下泪来。在场的官员们寂静无声，蒋介石一口气讲到下午2点多：
“守长江下游及驻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正在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就擅自去台湾。对福建这兵要之地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当知道：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它的地位异常重要，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
吃罢午饭，他又指名道姓自下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李以劻等九个人。蒋介石与他们轮番逐个单独谈话，目的是要大家死守福建。
据机要秘书曹圣芬记录，蒋介石对李以劻谈话的时间最长。李以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蒋以“校长”相称。
蒋介石对李核实自己得到的有关福建的情报，了解朱绍良及福州市长何震、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等人的真实思想动态，对“闽人治闽”及“联省抗台”的活动特别警惕。李以劻觉得此次与蒋的谈话十分融洽，觉得总裁对自己很信任，因而在谈话将结束，蒋介石问“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他斗胆进言说。
“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他们作战的惯例，一个大战役之后，一定有一段休整时间。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8万之众，如果我们在陈毅主力尚未人闽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撤至闽南，这对持久战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有更实际的效果。我向校长直言，并非我怕死，而是为大局着想呐！”
蒋介石望了望李以劻，仰天长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你是我的学生，难道不知道‘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压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兵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人共军千里，其政治影响很大。台湾人半数祖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现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必须死守。希望你体会我的苦心，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可以复生。有我教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失尽，也可复兴。”
蒋介石与李以动谈完话，已是下午4点。
办公楼外停机坪上，“美龄”号的马达已隆隆发动。朱绍良率领参加这次南郊机场军事会议的军长、师长们，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飞机。
在“美龄”号腾空而去的时候，军官们散队离去，一个师长咕哝了一句：
“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晚都不敢！”
蒋介石此次到福州，只逗留了7个小时，连机场都没出。福州是他不能不来，又不能久留的地方。
自从他下野后，福建地方人士看到共产党势不可挡，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加上这块地方，千百年来传统的地方观念及排外心理，随着时局恶化而日趋严重。福建地方参议会主张“闽人治闽”，公然反对征兵。早年任过清朝北洋海军提督及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的福建上将萨镇冰，闲居福州，对福建很有影响，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向不满。1933年他曾赞助李济深在福州搞“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萨镇冰说：“民国以来福建受外省人统治已30余年，蒋上台以来的20余年中更加厉害。”
令蒋介石忌讳的另一个福建上将是陈绍宽，他是中国旧海军耆宿，任过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抗战胜利代表中国海军在“密苏里”战舰受降。陈绍宽被陈诚排挤，解甲归田回到福建也是满腹牢骚，他的部下李世军说过的话传到蒋的耳朵，十分刺耳。李世军说，“福建人在共产党方面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中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人来当，真是..”
蒋介石到福州后不到两个月，人民解放军就于8月17日攻占了福州，砍断了蒋介石的“手足”。
当时，国民党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只要是蒋总裁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解放了。
1949年的蒋介石，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个“丧门星”。
张发奎建议李宗仁学张学良扣押蒋介石
南京失守后，李宗仁回到桂林。
蒋介石派居正、吴忠信到桂林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又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处境和地位说，理应党存你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
蒋介石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蒋介石的信使李宗仁动心了，他由桂林飞到广州。对此，刘斐当面讥讽李宗仁说：“你像那个童活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的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李宗仁到广州后，立即与何应钦、白崇橹商议。拟对全国军队重新部署，以便对解放军做有计划的长期作战。
“健生，华中情况怎样？”李宗仁首先关切地向白崇禧询问。
白崇禧说：“武汉失守后，我重新调整了部署，我拟以张淦、陈明仁、黄杰等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守赣西为右翼，宋希濂部守常德、芒江一线为左翼。”
李宗仁、何应钦对这个部署没有异议。接下来，自西北战场开始，三个人对全国的兵力部署进行研讨。李宗仁望着宽大的军用地图，分析了双方的态势，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了然于胸。他说：“虽然共军来势凶猛，但从纯军事角度讲，我方防线自宁夏、甘肃、西安，经鄂北、汀北、南昌，至粤北、闽南，一字长蛇，未始不可与共军作最后的周旋。如运用得宜，美援及时而至，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卜。”
何应钦、白崇禧全笑了。何应钦说：“只要德公有信心，这个仗就好打了。”
李宗仁谦逊地一笑：“哪里，哪里，敬之兄言重了。”
部署在常德、蓝江一线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介石之命突然离开防地，撤到鄂、川边境的恩施。这件事，不但李宗仁、白崇禧蒙在鼓里，时任行政院长
的何应钦也一无所知。蒋介石的用心很清楚，架空白崇禧，把华中军队夹在东西两翼的蒋军嫡系当中，不予方便，更不予支持，任其自生自灭。何应钦于1949年3月上台组阁，勉强维持了两个月，5月便忿然辞职。何应钦走后，白崇禧也回去做紧急处置，连夜回衡阳，官邸里显得冷清与空落。入夜，下起小雨，浙浙沥沥的雨声中，李宗仁想起刘裴讲的那个猴子上当的故事，他不禁狼狠骂道：“流氓！”这时，副官蹑手蹑脚走进来，轻声报告：“陆军总司令张发奎有紧急事情求见。”李宗仁披衣而起，说：“快让到书房。”“德公，深夜打搅，抱歉，抱歉。”张发奎歉然道。“哪里，哪里。反正也睡不着，你来了，正好聊聊。”李宗仁心里明白，张发奎深夜造访，决不是找他聊天。
“我也是睡不着啊。”张发奎长叹一声说：“德公，我有一句话，一直憋在心里，老蒋背后处处掣肘，广东已岌岌可危，难道我们就束手待毙不成？”
李宗仁问：“依你之见，我们又当如何呢？”
张发奎郑重道：“趁蒋介石来穗之际，将其扣留，一如当初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蒋介石纵使幕后操纵一切，但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嫡系部属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办法。德公，你干还是不干？”
李宗仁坐不住了，站起来急促踱步，张发奎的目光跟着他来回转。许久，李宗仁坐下，慢慢他说出一番活：“向华，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张发奎大失所望，连声道：“德公，你胆子太小！胆子太小！”李宗仁微微一笑，道：“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他看了一眼情绪激动的张发奎，继续道：“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因然，这老蒋接二连三施拖垮两广局面的毒汁，是罪无可逭，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发奎无可奈何道：“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须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但李宗仁却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更好吗？”
正是因为李宗仁怀有的妇人之仁，蒋介石才依旧在台北和广州间飞来飞去。但他对粤籍将领的不满还是有所察觉，他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等粤籍将领，大发雷霆：“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
蒋介石的流氓腔在广州激起一片冷笑与轻蔑。
蒋介石在广州最喜欢住黄埔。黄埔是他发祥之地，他正是通过控制黄埔军校抓住了军权，最后一步登天，坐上民国的龙椅。因此他对黄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9月底，蒋介石决定离粤回台。一天，李宗仁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李宗仁坐车穿过市区来到梅花村。蒋介石下榻的私宅以前是陈济棠的公馆，是一幢大洋楼，四周有围墙环绕。李宗仁进楼后，蒋介石引着他走进一间大客厅。侍卫端上茶后，退了下去。两人坐定后，李宗仁开口便说：“蒋先生，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听了李宗仁的开场白，蒋介石大吃一惊，他忍住怒气，静坐默听起来。接着，李宗仁开始数落蒋介石：“蒋先生，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不得不把话说明白。
“蒋先生过去每一次把事情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灭，你把原因说成了军队不听你指挥。又比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身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才如此，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喝了一口水，说：“你主政20几年，贪赃在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讽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还只是一种恕辞，类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一律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缄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这时的蒋介石脸上略显尴尬神色。
李宗仁见自己的话引起蒋介石的震动，又说：“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宴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中，竟有当场感动掉泪的。不知你对此知道不知道，知道了又作何感想？”
然后，李宗仁异常愤怒他说：“蒋先生，你此次是第三次引退，引退之时，你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你这样说，无非是在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然而事实上又怎么样呢？你的所作所为与你说的完全相反。
“你不仅在者家奉化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而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怕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岩接替。以后到台湾后，你又命汤恩伯到福州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种种，皆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这时，蒋介石面色更加难看。李宗仁指斥道：“蒋先生，即使不从国家角度讲，而专从你的自私心而言，你宠信汤恩伯也是宠非其人。“汤恩伯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又怎么能指挥一个方面的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率部队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谣曾有这样的话：‘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我举个小例，说明汤氏的暴戾，抗战时，有次汤氏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当时天下雨，便从洛河改乘小轮船往东驶去。船启碇时，船身碰上囤船，摇震了一下，这也是常有的，没想到汤氏竟大发雷霆，派人将该船公司经理叫来责询。在大骂一阵奸商之后，汤氏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打死。这件事当时远近传遍，大家都叹为怪事。当时我驻防老河口，也听到有人在讲这件事，还以为汤氏纵然暴戾，也不至于任性乱为到如此地步，然而，讲述这件事的人对我说，当时汤氏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作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有一次沈克便道来访，我偶尔想起这件事，便问沈克。沈克叹了一口气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侍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真的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克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还对我说，在抗战期间他随追汤氏数年，像这样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沈克对我说时感叹万千。蒋先生，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当听到李宗仁大讲汤恩伯的过失时，蒋介石面色极为紧张、尴尬。一会儿后，面色才和缓起来。
李宗仁开始以为，以老蒋的个性与历史，在受到他的严厉训斥之下，必定与他大闹一番，却没想到在听完他的责备之后，蒋介石却问沈克现在何处。李宗仁回答说：“事已几年了，我也不知沈克的下落。”
最后，蒋介石竟若无其事地面带笑容，向李宗仁道歉道：“德邻弟，关于撤销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李宗仁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李宗仁见蒋介石低首认错，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起身告辞。蒋介石跟随下楼，一直把李宗仁送上车，两人扬手而别。蒋介石、李宗仁的“金兰之盟”，从此画上了句号。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此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正神情黯然地呆在在广州梅花村里。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时，他恼恨得一阵头晕。两天后，他匆匆离开广州城。他得到消息，由陈赓将军统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已跨越粤北险关，向广州挺进。10月6日，解放军进占重镇曲江。大军兵分两路，直奔广州城，形成钳形夹击之势。此时，广州城内的“国府”要员们，一个个犹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10月10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一架又一架飞机从天河机场起飞，载着官员们逃往重庆。一艘艘轮船沿西江向柳州驶去，车上装满了各种笨重物件，然后从柳州车运到重庆。昔日耀武杨威的官员们，此时如丧家之犬。昔日热闹繁华的市区，一下子变得寂静萧条。“代总统”李宗仁决心在广州坚守到最后一刻。10月9日，程恩远、邱昌焕从香港九龙乘飞机赶到广州，来到迎宾馆。程思远对李宗仁说：“顾孟余先生向德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德公不要去重庆，应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介石划清界线，另搞一套。”
李宗仁回答说：“如果我下去重庆，白崇禧的30万兵就没有饭吃。”
10月11日晚，程思远离开李宗仁坐“龙门”轮赴香港。
10月13日，广州城已能听到枪炮声。李宗仁慌了，带着“总统府”随员匆匆离开广州城，坐飞机往桂林而去。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这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
悲壮的金门之役
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在解放了上海后，很快撤出了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短暂休息，进行紧张的人闽作战准备。
此前，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就根据国民党兵力的部署情况，认为解放台湾，首先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击出发阵地。
于是，扫清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击出发阵地的任务落到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身上。
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入闽前，中央又派张鼎丞任省委书记兼兵团政委。
8月13日，解放军第十兵团乘敌处于欲守无心、欲逃不准的尴尬境地，以3个军分左、右、中路向福州发起包抄进攻。只经过5天的战斗，就于8月17日解放了福州。随后经过一周的追击，共围歼国民党军第六兵团部的5个军部、14个师共计5万余人，其中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俘虏国民党军4万余人，而解放军的伤亡不到500人。
福州战役的胜利，使福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大部溃散为匪，其主力第八、第二十二兵团攀部约8万余人退守平潭、漳州、厦门和金门地区，其中以厦门、金门为固守的重点。
随后，经第三野战军提议，中央军委批准，我军于8月8日开始了解放舟山的战斗。8月19日，第二十二军首攻大榭岛成功，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团。
9月中旬，第十兵团二十八军，几乎未经激烈的战斗，就解放了福建沿海最大的岛屿平潭岛以及大小练岛、南日岛、湄州岛，歼灭守岛的国民党残兵9000亲人。
9月19日，解放军发起对漳州的攻势。战斗刚开始，守漳州的第八兵团刘汝明部逃向海边。9月19日，漳州解放，解放军乘胜追击，跟踪猛进，将第八兵团大部俘获，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的率领下乘船逃走。至9月28日，我军第十兵团已解放厦门、金门对岸的全部沿海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八兵团约1.2万人。但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司令部与第五十五军逃到厦门。
9月21日，解放军向厦门以北的集美镇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利用集美镇北面的调和镇内的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担负攻击任务的解放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宁可多流血，也要避免使用火炮”的命令，只使用手中的步兵轻武器逐个消灭敌军的支撑点。经过两昼夜激战，于9月23日下午占领集美镇。集美镇的解放，为下一步渡海攻厦门提供了条件。
10月15日，第十兵团开始渡海攻击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五十五军全部，一六六师及六十八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近3万人。具体部署为：以七十四师三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八一师守东南面，以二十九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队、六十八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二十九师两个团守鼓浪屿。解放军第十兵团以三十军的九十一师并以九十三师一个加强团攻鼓浪屿，以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在集美强大的炮兵群的人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向厦门发起攻击。经过近40个小时的浴血激战，除汤恩伯、刘汝明等率领兵团3万余人和军、师部乘船逃脱外，其第八兵团的第五十五军三个师、第六十八军残部和第一六六师共2.7万余人被解放军歼灭。
厦门大捷，对第十兵团特别是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第十兵团部队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并命令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以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
攻打全门的任务捉到了议亭日程上
进攻金门的任务由第十兵团的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全部、八十四师二五一团、二十九军二五三团及八十六师二五九团共6个团的兵力执行。第十兵团按原定计划要求以上部队迅速攻占金门，以完成漳厦金战役。
当时部队充满乐观情绪，认为人闽后陆路和渡海作战都是一帆风顺，攻占金门毫无问题。第三野战军领导也判断，攻厦成功后金门之敌可能拼命逃跑，即使不逃，只要我军一登陆成功，守岛之敌便会一触即溃。
第十兵团下达的攻击金门的命令要求是：“为肃清沿海残敌，解放全福建，并建立尔后攻台之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及金门敌防御部署紊乱之际，以二十八军一个加强师为主，附近二十九师、八十五师全部，发起对金门之攻击。”
从人民解放军当时具备的各种条件看，在陆战中要全歼国民党的任何军队确实是毫无问题的，但进行渡海作战却十分困难，连渡海作战的基本条件——海空军掩护都没具备。而国民党陆军虽已一败涂地，但其海空军还大部完整，拥有10万余吨位的作战舰艇和200多架作战飞机，并在福建沿海的金门等岛屿上建立了陆海空三军配合的立体防御。
人闽的第十兵团不仅全无海空军配合掩护，连木帆船都严重不足。而且，第十兵团的部队过去无渡海经验，又无时间进行渡海作战的训练，从上到下，对于岛屿作战都是外行。另外，被胜利激励着的部队也没有对渡海作战的困难进行充分的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指战员们不了解潮汐等知识。
金门岛过去是一个并不很知名的岛屿，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为15平方公里，周围还有大担、二担几个小岛。大金门位于厦门以东约10公里，北距大陆约9公里。岛长20公里，宽为14公里，形以哑铃，分东西两部。东半部多高山，西半部多丘陵。北岸琼森至古宁头段大部分为沙质硬滩，礁石较少，易于登陆。
大小金门守敌原有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的第五军与第二十五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第二○一师，共8个团2万人。除第五军防守小金门外，大部分兵力守备大金门。此外，金门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战车第三团第一营，该营拥有重15吨、配置一门37厘米炮的美制M5Al坦克21辆，是反登陆作战的强大力量。
第十兵团战前分析认为，国民党在厦门刚失败，胆战心惊，而且在大金门和小金门约2万人的驻军中大多是新兵，只有二○一师和战车营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时，金门岛上虽然抢修工事，但这些工事的防御能力并不强，多是一线配置的支战土木工事。
根据这一情况，接受攻金任务的第二十八军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进行大肆的破坏和掠夺，所剩无几，加上部分渔民将船只藏了起来，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的船只发生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搜集到一次要航渡约三个团的船只。
距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部署命令的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兵力的船只，第二十八军前指作出过于理想化的预想：第一梯队登陆三个团，纵使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还可以再航渡三团，这样总共可有6个团大约1.3万人登陆。
这个近于理想化的方案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也没有考虑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没有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在厦门之战结束前，金门守军已得到胡琏兵团第十八军的增援，岛上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3万以上。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胡琏的十二兵团已到达金门岛时，仍以为胡琏兵团还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作战是一个战机，于是，在未审核二十八军作战方案的情况下，召集兵团作战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凭二十八军的一纸电报进行研究，仓促地批准了第二十八军于24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
10月24日晚7时，二十八军第一梯队登船完毕后，“前指”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心理的兵团领导方面传来不容变动的指示：决心不变！
24日深夜涨潮之时，由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参战官兵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向预定目标扑去。
由于整个登陆作战中没有一名师以上的指挥员，原先计划中的八十二师指挥所也因船少而未参加第一梯队的登陆作战，加之渡海前各部队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同上级指挥部失去联系，并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队在航渡中被打散。
尽管如此，第一梯队的三支登岛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左翼二四四团在金门岛峰腰部北岸的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多人，占领了敌人10多个碉堡；中路的二五一团先头营在金门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二五三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枚，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但令人遗憾的是，三支登陆部队竟没有能有效组织登陆船只返航接运第二梯队跟进，也没有先巩固滩头阵地，除了右翼的二五三团留下一个营巩固古宁头滩头阵地外，三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按照作战前兵团司令叶飞交代的方案行动，而是向纵深处狠打，向料罗湾方向追击敌人。
这时，胡琏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已在料罗湾集结。解放军登陆部队脱离古宁头阵地10余公里。胡琏得知这些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的第十八军加入战斗，来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古宁头滩头阵地，切断我军后路。我人民解放军一惯采用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的战术在这里反被胡琏用了个正着。
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使用的船只因潮水退落，不幸在海滩上搁浅，被敌人全部击毁。25日晨，敌人第二○一师、四十五师及胡琏兵团的第十九军等部，在飞机、军舰火力支援及坦克伴随下，向解放军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
25日上午6时，肖副军长、八十丑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敌军轰炸的炮火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万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难以实现。无奈之中，他们请求兵团领导给予援助，请求派船支援，可哪里还有船只。
登陆部队的强大进攻，给国民党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共军之行动”。在严令胡琏兵团进入金门岛的同时，又于24日凌晨4点命令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垒少将亲率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金门守军增至4万人以上，由汤恩伯和他的顾问——日本侵华重要战犯、原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统一指挥。
登陆部队英勇苦战，26日晨仍在双乳山、乳山激战。最后，三支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好冲破敌人包围，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
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部为解登陆部队之危，下令紧急动员船只，但毕竟由于时间太紧，老百姓手中的船只大少，26日3时，运送四个连于湖尾乡登陆，歼敌一部，后向双乳山一线推进，并积极与第一梯队取得了联系。但因众寡悬殊，遭敌包围，在团长孙玉艉的带领下，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来到古宁头，与第一梯队汇合，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手中一条船也没有了，只好徒呼奈何！眼睁睁地着着部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奋力坚持而又束手无策，当时的沉痛心情真是难以描述！”
26日是进攻金门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再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传来报告称，二五一团、二五三团现存人数已不过100人。
26日上午，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琏赶到金门，与汤恩伯等人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琏、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烈轰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即使如此，在解放军顽强的巷战、肉搏战坚持下，敌3个师的兵力经过整整一天的反复冲击，也未能冲破解放军的阻击。
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登陆部队难以支持了。这时，登陆的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几位团长和教导员在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决定将所存部队分散打游击。
这时，二十八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了。27日凌晨，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一营600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全团剩下的150多人和二四四团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我船，这是二五三团的最后一次来电，之后便杳无音信了。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与军前指通电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自爆而死。
28日上午，二四六团团长孙玉艉带领的最后一批官兵不幸又在沙头附近被包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艉团长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负重伤后被俘，不久牺牲。
到28日下午3点，岛上的枪声平息下来。
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全军、全国的震动，这次失利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过去战史上的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的人数不少，但却没有一次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3个团9000余人，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
金门的国民党军也损失惨重，据台湾报纸透露，伤亡人数至少在9000人以上。蒋经国战后上金门“慰劳蒋军将士”，也不禁哀叹：“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金门失利之后，毛泽东下令把解放海南岛作为下一个目标。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出访苏联途中亲自起草了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电报，对解放海南岛作了部署。
从1950年3月5日到5月1日，历时57天的海南岛战役结束。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时提出“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任务，在全会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也汇报了解放台湾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粟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却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国为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又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争中显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正当中央军委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渡海攻台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6月27日，社鲁门宣布，派第六舰队驶向台湾，阻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
8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示：决定1951年不打台湾，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他岛屿。
海峡之间从此横卧了一只“拦路虎”。
蒋介石永别大陆
国民党李宗仁政权由广州迁往重庆后不久，李宗仁以赴美治疗胃病为由从桂林到了香港，由香港转机赴美。
蒋介石见“代总统”溜走，暴跳如雷，大骂不休：“娘希匹。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为谋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
而李宗仁并不感到难为情，他自有自己的一番说辞：
“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
11月28日，阎锡山率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由重庆逃迁成都。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井致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成为“成都政府的第一功臣”。12月10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1949年12月10日。成都凤凰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阵阵寒风掠过枯草，苍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机场。2点过，几辆军车保护一辆小轿车急驰而来，戛然停在轰然作响的飞机旁。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匆忙打开车门，又迅速地钻进了飞机。很快，专机轰鸣着冲向天空。这时，解放军的炮弹落到尘埃未定的机场上。机舱内，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看了看硝烟中的飞机场，长吁一口气，艰难地合上了眼睛。两行浊泪涌出他的双眼。坐在一旁的蒋经国见此情景，也是鼻子一酸，满脸愁云。经过与共产党28年的生死相搏，他们败阵了，落荒而逃，他们要飞往台湾——那个经营了数年的“复兴基地”。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直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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