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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载入史册的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从容地登上天安门的一百级台阶，宣告一个共和国的诞生。“首都兵团”受命举行阅兵式，朱德担任阅乓司令。此时北京垃圾遍地，全城清扫垃圾20万吨。天安门也重新美容，巨型宫灯出自两位日本人之手。开国大典之际，秘书忽然发现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陈毅面对万众欢呼，感叹不枉此生。
周恩来终于决定在无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阅兵式
北京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在长达7800米的中轴线上的中段，有一座广场和城楼。它是老北京城的中心地点和市区街道的枢纽，这便是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北端的天安门城楼，坐北朝南，古朴壮丽，气势宏伟。从结构上看，它与我国古代其他城楼一样，都是由台、楼两部分组成。但是，它的规模与气势之大，堪称天下第一。
城楼竖立于城台上，西部分加在一起高达35米。
巨大的红色圆柱，金黄色的琉璃瓦，空飞檐，成排斗拱与金龙等多种图案彩绘。天安门前有金水河，河上的七座石桥由汉白玉构筑而成，河畔有石狮两对。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天安门前的宫廷广场这块禁地被冲开，成为贯通东西两城的交通中心。广场以南正阳门的瓮城被拆除，并开辟了东西侧城上的出入口，便利了从墙城直达天安门广场的交通。
于是，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显得更加突出，成为北京城广大群众举行政治集会的主要场所。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爆发；
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在这里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斗争；
1935年12月9日，震动全国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在这里燃起熊熊烈火；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也以天安门为中心。
1949年6月初的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到了中南海周恩来办公室门前。
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英武刚毅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他便是华北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
正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交谈的周恩来，见杨成武来到，马上起身与他亲切握手、并向他简要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接着，又对二十兵团的任务作了安排。
周恩来说：“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北平、天津以及所处的渤海湾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袭击。”
周恩来又兴奋地对杨成武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首都将要定在北平，北平以后叫北京。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人民国家的首都。这很光荣，很重要。”
杨成武认真记下了周恩来的指示。
聂荣臻也指示说：“你们尽快部署，尽快拟订出防御计划，然后我们再向周副主席作一次汇报。”离开中南海，杨成武立即与政委李天焕研究具体部署，给驻扎在山西大同的部队发出东进的命令。很快，二十兵团部队进驻到渤海湾一线，警卫着平、津、秦（皇岛）、唐（山）、塘（沽）等地。就这样，二十兵团以后被人们称为“首都兵团”。1949年“七·一”过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开国大典方案包括三个大项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朱德总司令兼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
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任副主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后，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方案很快拿出来了，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
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个部分。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指受阅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负责阅兵事直的有关人员。他们听取了聂荣臻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还有杨成武对阅兵方案中主要内容的汇报。
在座的中央领导人先后作了指示。阅兵典礼方案顺利通过，开国阅兵的地点，却考虑了一段时间。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两套阅兵方案。第一方案，是天安门广场举行，受阅部队成检阅式队列立于天安门东西两侧。第二方案，是在西苑机场阅兵。两套方案均附有一张部队位置及阅兵行进路线的详图。
天安门阅兵的优点是：它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场面可以搞得轰轰烈烈。最主要的是阅兵台可采用天然地形——天安门城楼，上面可容纳全体政协代表，而且天安门周围的公路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分散。阅兵结束后，军队可以迅速从市区消失。
但天安门阅兵也有缺陷，那就是当日的城市交通要断绝四小时以上，而且长安街根本不能按照正规阅兵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通过步兵的十二路纵队、骑兵的三路纵队和装甲车的两路纵队。
西苑机场阅兵则可避开天安门的缺陷，那里跑道宽，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但是，在此阅兵的不妥之处是没有检阅台，要举行开国盛会就必须搭三两个坚固高大的看台，工程大，而且场面无论如何赶不上天安门壮观。另外，西苑机场距市区较远，数十万群众来回困难，不易参加。从华北军区上送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论证者的天平明显倾斜于第一方案。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一天接近，周恩来权衡再三，终于下决心，他用毛笔签署了意见：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门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乓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周九、二刘少奇在这份意见的自己名下画了一个松子般的圆圈，毛泽东和朱德只是口头上听取了周恩来的说明。于是，开国大典的场地就这么定了下来。
天安门的鸽粪袋了几大卡车
早在天安门被确定为阅兵仪式的地点之前，对天安门城楼及广场的清理
和修饰工作就已经开始。首先是垃圾清扫工作。刚解放时，北平城里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据估计，市区堆存的垃圾多达60多万吨。
当接管人员来到天安门前时，只见高高的城楼显得十分破旧，杂草在风中摇曳，一群野鸽子扑啦啦地在城楼上飞着。通向城楼的石梯，堆积着一层厚厚的、已经风干的鸽子粪，人踩上去，一般霉臭味扑鼻而来。
垃圾，不但阻塞了交通，也污染了空气和环境，损害了人民的健康。
1949年3月，市政府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成立清运委员会。市长叶剑英在清运会上动员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把肥运到郊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于是，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清运工作。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为清户、清巷阶段。4月26日至6月30日，为清除储运场及大街和重点地区。前后历时91天，共清除垃圾29280公方，折合重量为201638吨。北京市清运垃圾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底，终于彻底将市区各户屋内、房顶、院落、寺角打扫得干干净净。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垃圾清扫干净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城：楼进行整修。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城楼已年久失修，一派破旧不堪的样子。朱红色的墙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蚀下，一片一片地脱掉，如同一个全身长满了烂疮的病人。瓦缝问长着一簇簇狗尾巴草，门楼堞上丛生着荆棘。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整天安门的决议。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清除地面障碍物，开辟一个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安装22.5米高的电力控制大旗杆一座；补修沥青石潭路面1626平方米。此外，还要进行植树，种花、种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这项工程工期短、任务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一个能容纳近20万人的广场开辟出来了。天安门城楼油漆一新。沥青石潭路面铺好了。花、草、绿树也种上了。北京城和天安门以其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
八盏巨型宫灯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1949年9月30日，北京一家大报这样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实际上，这篇现场报道叙述得很不够。在天安门城楼上悬吊着的八盏大红宫灯，每一盏都至少需要3个大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每盏宫灯在飘荡的黄色流苏衬映下，显得十分红人。但人们却很难想到，这八盏宫灯的设计竟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当时，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是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负责的。宣传部长张致祥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这项任务的设计工作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接受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张致祥感到时间很累，问苏凡有什么困难。苏凡却似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原来他手下有两个“才子”。他们都是日本人，一个叫肖野、40多岁，一个叫森茂，才30岁。他们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测量着天安门的各种数据，肖野和森茂用心构思。为保证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提出要亲自测量一下。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设计室。各种数据资料都堆积在这里。不久，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出20幅各式各样的绘画草图。张致祥把它们连夜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一眼就看中了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眉宇间露出赞美的表情。张致祥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
周恩来拿起笔，在设计图上对一些局部地方作了些删改。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大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八个大红宫灯一经确定，周恩来要求在庆祝大会前两天张挂起来。然而要找这么巨大的宫灯却不是易事，北平城压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只剩10天了。张致祥急得直上火。
年长的肖野冷静地想了想，说：“北平城里不是有做宫灯的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这话提醒了苏凡。明清两代的京都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尤其是结扎宫灯的技术堪称绝活。故宫的档案里，对这些精湛的手艺人都有详细记载。舞美队长苏凡直奔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留用的，他们很愿意为解放军做些事情。但是一听宫灯的尺寸，他们都连连摇头。最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艺人。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如此豪放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地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儿。“你们知道，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别说做，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要答应。”老艺人不慌不忙地说。苏凡爽快地点头。“这几个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来一块儿做。但是，这么巨大的宫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因此，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做。”老人一口气说完后便望着苏凡。苏凡一口答应下来。于是，老艺人叫来他的两个徒弟，又招呼苏凡去买绿竹、红布、黑钉、黄穗。两位日本美术家便负责美化宫灯的云头和制做黄金般的流苏。整整三天三夜，老艺人和日本朋友没下城楼一步。张致祥每天都爬上城楼转几圈，看着一天比一天多的一米高的大宫灯，他舒了一口气，脸上堆满笑容。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八个大宫灯竣工了。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才把它们送到十根廊柱之间。但是，小小的钉子不能固定沉重的灯身，肖野扭头望望粗胖的灯宠，又抬头望望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众人七手八脚地帮助宫灯各就各位。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那时，苏凡与著名演员田华新婚不久，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准、领回了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周恩来对这八盏椎陈出新、既有民间风味又有宫廷式华丽的大红宫灯特别满意。开国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广场上，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使劲挥手。苏凡高举两个胳膊，向他的两位日本朋友致敬。
事隔20多年后的1972年，田华出访日本，还特意去拜访了肖野和森茂两位老战友，田华是抗敌剧社的老演员，年轻的一代从他们热烈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天安门的故事。
从此，田华夫妇与两位日本美术家鸿雁传书，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两位老人十分怀念中国。森茂看完《骆驼祥子》，说：“又回到熟悉的者地方了，西直门、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在他的脑海中。1977年，森茂怀着无限的思念给苏凡夫妇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想念的苏凡、田华先生：你们好！去年十一月刚刚见到田华，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给我们的来信，后天可能是会见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平常忧虑着你们的祖国变化大大，痛苦的事情很多。这次得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给我们信里说的那样亲热，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一夜睡不着，因为过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马灯似地走来走去，而感动得流泪！与你们老朋友般一起过日子的光景，好像电影一样照出来！回忆到往事，或紧张或愉快。多么有意义的生活！我这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头儿，我平常对我妻子和女儿说，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时间，比得过高贵的宝石！但是我那时候，工作上、生活上、态度上不大好，所以你领导上挂了多多的麻烦，对不起你们了。可是我决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们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坚决地战斗精神，我必须要学习你们。
壮阔美丽的天安门大宫灯的红光，在我脑子里还在不断地往来往去..森茂盼望再有机会去中国。肖野也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的战斗友谊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时间的友谊，时间是无法计算我们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时间还是显得太长了。”
田华从日本访问回国后，聂荣臻元帅邀请田华夫妇来家中做客。苏凡和田华把肖野和森茂的情况告诉了聂帅。苏凡说：“人家为我们开国大典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表示感谢，能不能请两位日本朋友来一下。”
“你们写个报告，我批给王炳南。”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意了。王炳南当时是对外文委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苏凡和田华左商量右商量，觉得难以下笔。“我们两个算什么，怎么能起草邀请报告？”以后，苏凡又把这事几与原北影厂长汪洋谈过，也与战友文工团的老团长刘佳谈过。但是重返中国对于两位日本老人来说，无论财力无论体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总是存在着遗憾。
开国大典的《人场须知》
在开国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阅兵典礼，也有群众队伍游行。随着大典的一天天临近，军队在加紧训练，参加大会游行的群众也演练了几次。
第一次演练时，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由于夜晚光线很弱，虽然广场已安装了三排24盏普通灯，围墙的几个门洞也装上了吊灯和马灯，甚至还有探照灯，但几十万人一练，队形很快就乱了套，人与人乱挤在一起，谁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担任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看到这种局面，对负责组织群众游行的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肖松感到图纸上设计的队形只能纸上谈兵，拿来一用就乱。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队伍站在哪一号，按号入座。从此，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都编上了号码。为了游行时指挥的便利，广场上设有三个学生分指挥站、三个工人分指挥站和一个市民分指挥站。各站都有电话通向总指挥部。大会总指挥部则设在天安门前面的东侧。在天安门西侧则专门设有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部。整个会场的指挥系统十分严密。参加游行的各单位还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佩带着红色袖章。领队还要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大会的人数和领队本人的姓名，在进入会场时，把表格交给人口指挥部。经统计，参加开国大典的人达30万。为了保证这30万人在广场上能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总指挥部制订了一份《入场须知》，共规定了5条，应当说考虑得很周到了。然而，考虑得再周到的事往往也会有疏漏之处。北平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在考虑开国大典群众游行问题时，发现了一个漏洞。那是在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各方代表大会，讨论参加庆祝的各单位人数、成几路队形等问题，也研究了入场须知。会议快结束时；彭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后，在西三座门那里散了摊子，怎么处理？”大家一听彭真的话，真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前面的人把路堵死了，后面的人走不动，都拥挤在天安门，岂不把整个开国大典弄得乱了套了吗？
这时，彭真打了个手势，说：“我们应该这么办，即在东西两侧三座门要分别派人把守。特别是西三座门，要派责任心强的人。队伍一出西三座门，就要督促他们跑步疏散。”
彭真讲完后，立即把这个任务交给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唐延杰则委派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带一个参谋去承担此项任务。开国大典那天，果然发生了彭真所预料的情况。因事先有准备，队伍没有出现混乱。
这成了越南国旗嘛，赶快去拆下来
10月1日凌晨，已是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情况。突然惊醒的值班员睁着一双惺松的眼睛，没有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周恩来看到值班员的这副神态，皱皱眉头，没再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见是苏凡在上面值班。他问了苏凡儿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工作人员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了八面缕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日本美术家肖野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但谁也没料到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景布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赞，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大浓艳，给人的视觉是合成了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把木框拆了下来。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进行了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事实上，这个红黄交织的方案已经遭到否决，城楼上的装饰也拆掉了。由于周恩来的细心，避免了可能在国际间造成的不良影响。
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
1949年10月1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庄严日子，终于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毛泽东，仍保留着上午休息、晚上通宵办公的生活习惯。10月1日早上6点，天已大亮，毛泽东还在办公室俯案办公。这时，周
恩来打电话到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关切地问：“主席睡觉了吗？”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李银桥回答说：“还没有啊。”周恩来在电话中急切地说：“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么，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李银桥走进烟味很浓的毛泽东办公室，轻声地把周恩来讲的话报告给他，劝道：“主席，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没有马上答应，直到把文件批阅完毕，才立起身子，走到院子里散步，活动一下筋骨。10分钟后，毛泽东上床入睡，交待李银桥说：“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下午1点，卫士们叫醒毛泽东，并准备好了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下午2时整，毛泽东步行来到勤政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领导人和其他委员都已在此集合。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在这次会议上，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下午2时50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便到了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地上。心情舒畅的代表们下车后，又说又笑，气氛很是热烈。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走到最前面，朱德、刘少奇等依序跟上。
从楼下要爬100个石台阶，才能到达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在卫士的搀扶下，沿着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途中，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着后边比他年纪大的领导人。
这时，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突然发现，应该由毛泽东别在胸前的烫金红绸条找不到了。这红绸条就是代表证。
每位登上天安门的政协代表胸前都别有红绸条，上面印有佩带者的名字。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六位副主席的红绸条上的名字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此时，各位副主席胸前的红绸条都端端正正地别着，而毛泽东胸前却是光光的。
开国大典专门请了苏联摄影师来拍彩色影片，如果出现毛泽东没有代表证的镜头，其政治影响可想而知。
叶子龙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叶子龙马上找到中南海布置科长钟灵，让他赶紧补一个代表证给主席戴上。
钟灵受命，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返回中南海的工作室，在一张红绸条上手写“毛泽东”三个仿宋字，又迅速给三个字喷上金粉。没等墨迹干透他就跳上汽车，赶到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已走了一大半台阶了。
钟灵二话没说，风风火地跑了上去，把小绸条交给叶子龙。叶子龙急忙上前帮助毛泽东把绸条别在胸前。
如今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影片和照片，他胸前的红绸代表证非常醒目。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大典前的最后一刻才匆忙补戴上去的。
庄严时刻
重新别上代表证的毛泽东望着还未走完的台阶，禁不住思绪万千。
李自成甚至更远的陈胜、吴广，出现在他的眼前，中国农民起义，由轰轰烈烈到烟消云散。毛泽东一向认为，陈胜、吴广的失败，一是功成忘本，二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
他又想到了曾取得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在西柏坡时，他曾向高级干部讲过刘邦得天下的典故。
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宴，席问叫诸将坦率直言，说说他为什么能得天下。大臣高起、王陵便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则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未取天下之由也。”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不如子房（张良）；理国家，扶百姓，给晌馈，不绝粮道，夫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夫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擒）也。”“善用人者得天下”，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一点。
毛泽东思虑重重地拾级而上，脚步很慢，也很沉重。古老的台阶已到了尽头，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他微微一笑，迈上了最后一级台阶。
可以乘坐电梯的毛泽东一步一步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扬，升国旗的仪式就要开始了，主持大会的林伯渠大声宣布：
“请毛主席升旗。”这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声提醒着他。
“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补了一个“国”字。
接着，活筒里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通过转播电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第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播放出来。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在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还没有经验。
如果他们知道在他们西侧的露天转播台上，那灵敏的钢丝录音带会捕捉到他们小声的只言片语，他们一定会缄口不言。
终于到了那一个庄严的时刻。
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上天空，定格在22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国旗顺利升上天空，大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水建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因为用电钮升旗的点子，是他想出来的。
在计划毛主席升旗问题的时候人们就想过，毛泽东不可能从天安门上走下来，一下一下地拉动绳子升旗；如由工作人员代升，又失去意义，第一面五垦红旗应由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亲手升起来。
可使用电钮升旗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开国大典前一天夜里，寂静的天安门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在预演升旗。国旗慢慢地走到中途就不动了。那天晚上有点小风，但是任凭小风拍打，巨大的红旗仍飘扬不起来。
时间似乎凝固了。
猛然，有人醒悟起来。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主席铲下了第一锨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时，自动在半旗位置上向先烈半旗致哀。
为防万一，举行开国大典之时，旗杆下站着几名工作人员，他们预备着：如果电钮失灵，就用人工把旗子送上去。
然而，国旗准确地到达了预定位置。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登载着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查了一遍，对李普说：“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憧，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人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那天22米的高空有些许微风。中央电影局的摄影师罗光达站在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处，连续拍摄了许多升旗的镜头。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丁一岚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露天播音台前，用响亮的声音对着人民解说：
“参加大会的30万人民一齐肃立致敬，目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部队带队指挥员行举手礼，在队列中间的干部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肃然立正。”
诗一般的解说词，激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之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到无数的听众来信，没机会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来信抱怨括音员讲得太少了。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播音稿是新华社记者当场写成的。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梅益坐在城楼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一张一张地看稿子，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当场送交播音员。有三两张稿子梅益请示了胡乔木，做了修改。观礼台上不少人也打开收音机，一边听解说一边看行进的队伍，解说错了怎么行。
现写现播，因此梅益尽管在天安门城楼上，但他连一限也没看游行队伍。
40年后记者去采访他时，他说只记得不停地忙。而播音员丁一岚对40年前的那一刻却记得很清楚。离正式转播还有一小时，丁一岚与齐越就在麦克风前等候。那时没有录音棚，条件很简陋，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站了7个小时。周总理很早就来了，他询问了每一个岗位上的准备情况。“你们怎么样？”周总理问。“总理放心，全准备好了。”丁一岚信心百倍。当时她参加播音已4年了。
丁一岚当播音员也是机遇。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晋察冀日报社接到朱德总司令下达反攻命令的新闻电讯稿。当时还没有广播电台，报社连夜组织宣传队去附近领导机关宣读。那天晚上，没有星星，人们把秫秸点燃，举在手中，围着站在高脚架上的丁一岚。“我的普通话不错，将来进城到广播电台工作吧。”丁一岚读完电稿，同志们跟她打趣，丁一岚便笑着说。张家口解放后，丁一岚真的成了播音员，从那时到离休，她整整干了4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矩”节目采制了一盘建国34周年升旗主题会的录音带。齐越和丁一岚都在升旗仪式上讲了话。关于开国大典的解说，当时的文字稿一份也没留下，只有现场录音带保留了下来。“大会全体人员，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各界民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40年后的丁一岚，认为这段开场白很像聂帅的声音，但无把握。为了对历史负责，丁一岚把这盘磁带捎给了聂帅办公室秘书周均伦，请他鉴别。周秘书在聂帅身边工作了儿十年，他只听了一遍，就肯定地说：“这段话是老总说的。”周秘书还特意给丁一岚写了一封短信。
丁一岚同志：感谢您赠送的邓拓同志墨宝，开国大典录音带的开头的一段话是聂帅讲的，肯定无疑。敬祝冬安！聂帅秘书周均伦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开国大典那天下午2点，丁一岚就见到了聂荣臻。丁一岚与邓拓结婚也是聂司令员批准的。邓拓在报告里说，自己长期参加革命，在生活中遇见丁一岚，相信我们能彼此支持，更好地为党工作。邓拓的结婚报告很生动，丁一岚一直精心保存着，却不想“文革”中邓拓第一个被揪出来，她只得把那张纸烧了。
邓拓自杀后，丁一岚并未丧失信心。他们全家被赶到一间平房里。当飞行员的儿子停飞，女儿也失学，一家人忧愤难当。
1978年底，“文革”中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案”酝酿平反，丁一岚找到邓拓的老单位人民日报社，送交了申诉材料。
人民日报社把丁一岚的申诉材料登在内参上，中央政治局人手一份。政治局责成北京市委复查。在即将平反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丁一岚回忆邓拓的文章。
40年的风风雨雨，使丁一岚非常珍视开国大典时她亲口播出的一段话：
“国旗已上升到旗杆的顶点，开始在人民首都的上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开国大典是一个新生国家迈出的第一步，当然要热烈隆重。为此，鸣放礼炮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礼炮群坐落在前门一侧的南城墙根上，背向天安门。炮手们早就把炮搬来，并固定好了位置。
开国大典礼炮队是从华北军区炮兵中选出来的。
毛泽东说：“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会上有人提出质疑。
毛泽东便叫大会筹委会的唐水建起草个说明，但毛泽东没具体说，唐永建也没多问。
唐永建觉得28响就是28响，没有问为什么。而毛泽东说鸣28响是有深刻含义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至今，刚满28岁。
28响礼炮是对28年党支的礼赞。报告送上去，毛泽东二话没说，签上他的大名，材料下发了。
开国大典礼炮队共由108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所以习惯上说54门礼炮。
礼炮队的训练是很苦的，每位炮手和装填手都进行了强化训练。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但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能54发炮弹一起哑巴。
礼炮队员们十分自豪，因为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了他们代表新中国发出的呐喊。
巨人的声音
升旗和礼炮响过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囊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判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来必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们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动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木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典礼开始。
阅兵式结束后，已是黄昏时分，天色暗了下来。
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
灯笼火把燃了起来，很快由星星点点变成一片灯海。整个广场和城楼下一片通明。
游行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外行进。
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游行队伍婉婉蜒蜒，交互环绕，像一幅巨大的活动的织锦，按自己的方向走出会场。游行的群众唱着歌，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看着这壮观、热烈的场面，毛泽东脸上始终露着微笑，焕发出慈祥的光辉。
当游行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已退场的群众发现他们心爱的领袖仍在他们之中，听到了领袖那亲切感人的话语，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狂热地、拼命地呼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城楼上下，领袖与群众，水乳交融。看着这热烈狂欢的场面，很多参加大典的老人感慨地说：“啊，总算活到这一天，见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此时也激动地大声说：“看了这，总算是不虚此生了！”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开国大典的举行，共和国大厦宣告建立并巍然地耸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的人员任命名单。随后，各机构很快组建而成，正式开始运转和工作。
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共和国如巨人耸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过去遭侵略受欺凌的悲惨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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