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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多幸沐春风”——毛泽东与周谷城
华仁
一个是开天辟地的伟人。一个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同是上一个世纪末诞生的人。同是闭关自守的东方城池——湖南湘江之畔的乡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那位历史学家结识了那位伟人，并由此而影响了前者的一生。这位伟人就是毛泽东。这位历史学家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主席、史学界耆宿周谷城。
毛泽东和周谷城曾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同事，常在一起促膝长谈。一次，毛泽东开玩笑说：您看《资本论》不怕引起麻烦吗？
周谷城是湖南益阳人。1898年生。他自称：“我有幸在大革命前夕结识了毛泽东..”那是1921年春。周谷城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英文，毛泽东也正好在这所学校里任国文教师兼小学部主事。因为同住在学校里，又同是教师，且均对对方有好感，毛泽东与周谷城便时常交往走动，过从甚密。常常是晚饭后毛泽东来到周谷城处，两人促膝长谈，每每至深夜方止。有一次，毛泽东看见周的书架上有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很感兴趣。他开玩笑地说：“您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从此，毛泽东对周谷城刮目相看，他时时从自己那里拿一些共产主义的丛书小册子来给周看。
北伐战争前夕，周谷城同学友徐鸣鸿来到广州。他们下榻在越秀酒家。毛泽东当时正在广州负责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两次到旅馆，同周谷城谈话，并挽留周谷城在他主持的农讲所任教。由于周谷城当时还未辞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职务，只好婉言辞谢了这位同乡的盛情。
不久，北伐军打到湖南，毛泽东也回到长沙。这期间，在他影响下，周谷城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担任顾问。同时，还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在船山学社（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授课，并积极发起组织湖南教育工作者协会。
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毛泽东知悉后，亲自来到周谷城借宿的临近著名黄鹤楼旁的廉价小旅馆“一技栖”。一进门，毛泽东便关切地问：“你为什么住这样一个旅馆？”周谷城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泽东邀请他去自己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周谷城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毛泽东见到周谷城的第一篇政论《农村社会新论》，很是欣赏，立即鼓励他在汉口的报纸上连续刊登出来。
在全国农民协会从事宣传工作期间，周谷城同在毛泽东领导下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夏明翰合作融洽。不久，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周谷城则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
18年后再见，两人都流了泪。周谷城关心毛泽东的胃病。毛回答说：“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
周谷城没有料到，与毛泽东汉口一别竟成“阔别”。再晤面时，已是18年之后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正在大后方山城重庆的周谷城喜出望外，他又有缘与毛泽东重新晤面了。
这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泽东。周谷城闻讯早早就赶到会场，在门前等候着。不一会儿，毛泽东身着蓝布衣服，头戴白色邮帽，手拿一根手杖稳步走来。周谷城马上迎上去，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多年不见，音容邈渺。但毛泽东仍一下就认出了老友，随即用带有陕西音的湖南话大声问：“你是周谷城先生吗？”“是的。”周谷城赶紧回答。这时，毛泽东打了个手势，眼里含着泪说：“18年了。”周谷城也不由自主地流出眼泪。毛泽东眷恋友情竟至如斯，这令周谷城感怀不已。周谷城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毛泽东爽朗地一笑：“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说完又仰头大笑。周围的人也为这风趣的话引笑了。周谷城后来回忆说：那天是他一生中少有的高兴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召见周谷城时，对众人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新中国刚建立，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召周谷城相见，当时上海市许建国副市长等也在座。落座后，毛泽东向许建国等人说：“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听了这话，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不要紧，没有人怪你。”周谷城说的“怕死”，是指大革命失败后，他“躲”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其实，这段经历并不能说明“怕死”。
早年的周谷城，是一位热血青年。他曾亲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参加了北京学生集会，火烧赵家楼，还曾骑着毛驴，带着留声机到京郊宣传“五四”精神。
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以至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周谷城依然没有为“淫威”所屈。1948年，蒋介石集团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民主运动时，周谷城就与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起草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宣言。当即，国民党逮捕了周谷城等人。直到一年后，陈毅率部解放上海，周谷城才获得了人身自由。
由此可见，周谷城始终是一位正义感极强的正直之人。
“文革”期间，周谷城在牛棚里听到最高指示：“周谷城《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文革”中，周谷城被“批斗”、“炮轰”，关进“牛棚”，但他照旧治学不止。
当时，他写过一首词叙说自己心境：“天高气爽楼安泰，龙凤朝阳，人生秋光，谈笑风生翰墨香。古今纵论兼中外，不讲排场，但饷同行，万品争妍发众芳。”这首清新明快的诗词，表现了周谷城在万马齐暗的日子里，不理睬“四人帮”那一套，照样“谈笑风生翰墨香”的从容态度，和置周密文网于不顾，傲然藐视丑类的凛然气概。
一次，他从“牛棚”里被拖出去听“最高指示”，但录音中的毛泽东的话却是：“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周谷城以为这下可以完成《世界通史》的未竟之篇了，但事与愿违，张春桥、姚文元却百般阻挠，终于没能续写下去。
“文革”结束后，周谷城曾谈起此事。他说：当时正值壮年时却无法写，如今想写了，眼力又不济，很是惋借。
几十年来，周谷城频繁地被毛泽东召见，领袖和学者常海阔天空、彻夜长谈。一次周谷城在游泳池边风趣地对毛泽东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解放后，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往一直很好，用周的话说：几十年来，没有半点隔阂。
周谷城家居上海，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每次去上海，均要约见周谷城。而周每每去北京，也常被请到中南海去谈天。领袖和学者，海阔天空，促膝长谈。与毛泽东个人接触能这样频繁的人，在上海是很少见的。
一次在上海，已是半夜时分，突然周谷城接到一个电话，叫他马上去东湖宾馆。市公安局长黄志波接待了他，说是毛泽东约了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三人去聊天。三人到齐后便乘毛泽东的专机，当夜飞到杭州，与下榻那里的毛泽东一起聊了一个通宵。
又有一次，周谷城在北京开会，毛泽东知道了，立即打电话叫周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篷底下，见到周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清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说：“试试看。”于是两人换了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则从淹至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但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
在深水中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仍在浅水里，便招呼他：“来呀！”
周谷城此时说了一句打趣的话，他说：“我这个人哪，既不能深入浅出，又不能由浅入深。”不想，这句趣话在后来的“文革”中竟成了周谷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此为后话。
毛泽东当时无话，只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
须臾，游罢泳上岸来，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的《汉书》，翻至《赵充国传》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初，赞成他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不信的有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
张慢慢地有人赞成了，最后，相信的十之八九，不信的、反对的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人家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当时，周谷城正在报刊上同人辩论学术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话，无非是予以他鼓励罢了，要他为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毛泽东给周谷城复信。鼓励在百家争鸣时处于孤立地位的周谷城。周谷城对毛泽东说：“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对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是积极支持和赞许的，这方面周谷城回忆时感到“印象特别深”。
有次，毛泽东与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还有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到上海，吃晚饭时把周谷城也叫了去。
周谷城风尘仆仆刚一进屋，毛泽东即拿了一本《新建设》杂志，把周拉到另一间小房间里对他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原来，毛泽东所指的是最近围绕周谷城所发生的学术方面的事。周谷城因不满于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有关杂志曾转告周谷城：“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周并不以为然。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周颇感压力。现在，毛泽东也知道这件事了。
听了毛泽东的话，周谷城感慨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
毛泽东说：“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意见虽有人赞成，”周谷城说：“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并说，有人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写文章，说周谷城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果然，过后不多久毛泽东就给周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均引用了周谷城的意见，表示赞许。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谷城的文章，题目仍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见到文章后，用长途电话急召周谷城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对周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用夹英语的话语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周谷城立即接着“倡议”说：“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肯定。他说：“懂不懂，当然也有感觉的问题。但入了门，学了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后来，毛泽东还专门“指示”周谷城：“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
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以后，北京出版
方面决定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把目录寄给周谷城，周觉自己不能决定，于是去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信说：
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的复信，令周谷城大为感动。他没有料到日理万机的领袖，竟对小小的学术界争鸣问题考虑得如此周详。
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学术问题上，周谷城与毛泽东意见相左。
70年代，周谷城独树一帜，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等学术观点时，引起轩然大波。“四人帮”之流说什么“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全国上下，口号标语铺天盖地。周谷城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出：“说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是对的，但硬归结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则不对了，那是机械论。这正如说人是动物，千真万确；说动物就是人，则荒谬绝顶一样。”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里，周谷城敢于站出来批驳“丑类”，敢于逆“时代潮流”而动，这应该说正是“人间正道”、“天地正气”。
当然，周谷城也往往有与毛泽东意见不合的时候，但这些只是学术问题上的争执，并不关乎“大道理”等宏旨。
谁都知道，中国史学界将中国封建制开始年代定在公元前480年的春秋战国之交。分期的主要代表是郭沫若。毛泽东对此说大加推崇，多次在讲话中引用此说。有次他还说：
“中国封建有3000年。从周武王克商的那一年算起，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以后开始‘封建亲戚’的时候起，到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约3000年。”
周谷城不同意此说。他不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特别长”。他把中国封建制的最早分期推到东汉后半期，这样，封建时代从此到1840年一共只有1600年左右。
他说：“中国奴隶制时代约2400年，比1600年的封建时代长，这样比例就相称了。因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有一定的比例：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
如果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时代的下限移到公元2世纪下半期（东汉末年），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史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否则，奴隶制变得既短促又空虚，在世界古史上就成了一种反常现象。
周谷城不顾与老友毛泽东相左的“风险”，一直在“孤独”的阵营中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尽管这微弱的声音当时简直就听不到。
80年代，周谷城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彭冲同志的直接催促下，即将重新出版发行。重版时周谷城依然坚持已见，丝毫不改。他说：“在这种时候，
我更要把那个主张搬出来，不怕人家反对。”周谷城的禀性和情操，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看周谷城的诗。周谷城说写诗无非是附庸风雅发牢骚而已，毛泽东则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与上海各界共庆佳节。当时在锦江饭店参加聚会的有周谷城、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人。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无拘无束，自由闲谈。毛泽东与大家均感兴致颇高。
是晚11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睡下，忽接《解放日报》记者电话，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报上发表，以欢迎毛主席。周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周谷城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因推辞不了，周谷城提笔写了一首，题目是《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海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词在报上发表后，毛泽东见到了，立即电话召周谷城前去。周来到毛泽东的下榻处，毛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即是：“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只有一首，”周谷城回答：“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总怕不止一首。”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你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周谷城说。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周谷城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毛泽东说。话至此，周谷城将话题转了转：“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周谷城兴致正浓，便发挥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
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对周谷城这段并无一定来由的话，毛泽东没有诧异，反而微笑浮在脸上，觉得蛮风趣。“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周谷城说：“真该好好注意。”毛泽东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周谷城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周谷城与毛泽东的谈话，完全沉浸在一种相得益彰、物我皆忘的亲切轻松气氛中，至晚上，毛泽东留周谷城一同进晚餐，餐罢周起身告辞回家，毛泽东又一直送到汽车旁。回忆这段往事，周谷城仍觉得历历景物，如在眼前。
毛泽东问周谷城：“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人和你谈得来？”周谷城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立即将这些人请进了中南海。
周谷城常常感慨地忆道：“毛泽东为人厚道，尽管他对某人有意见，但总是加上一句，这位同志怎么怎么的，从不抹煞人家的成绩和优点。其实，毛泽东何止“厚道”，他对于自己喜爱的朋友，均是百般保护，
宠爱有加。一次，周谷城到北京开会。不知怎么毛泽东知道了，把他叫到中南海。毛泽东问：“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人和你谈得来？”周谷城具实回答：“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毛泽东立即要身旁的人将上述人都约来一叙。10点正，客人们都到齐了。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你们作陪。”毛泽东这番意外的“盛情”，只是在鼓励周谷城等大胆参加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的发展。当时，周谷城在争论中又是处于“少数派”地位，毛泽东是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老友的关心和支持。周谷城在耄耋之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仍抑制不住激动。他说：从这些小事上，“足以证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尊重。”1965年，周谷城被召到上海西郊的一个旧式别墅里。毛泽东正下榻此处。周一进门，毛泽东即起而笑着说：“又碰到了。”“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毛泽东每次见到老友周谷城时的第一句常用话。话虽平淡无奇，但却透露出不同寻常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畅谈的话题范围自然有些“天马行空”的味道。
毛泽东谈到哲学史的写作。他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接着说：“他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
毛泽东忽然话题一转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后来又谈到旧体诗，说起晚唐大诗人李商隐。这时，同样欣赏李商隐的周谷城说着说着便有些忘乎所以起来，随口即将李商隐的一首七律诗用湖南腔调哼了出来：
海上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拆，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诗的五六两句哼吟了几遍，最后两句居然一时竟哼不出来。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友已经忘记，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替周谷城念了出来：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应该说，这首著名的讽喻帝王的诗篇在毛泽东面前哼吟是不太妥当的。然而周谷城竟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
周谷城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念出时，我又跟着他的后面哼。一时心情舒畅，超出寻常。”
可惜，好景不长。周谷城万万没有料想到，这竟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这一次后，除了从“牛棚”里被人揪出来听过毛泽东那次“要他继续写下去”的讲话录音外，就再没有机会听到毛泽东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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