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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和诗友——毛泽东与郭沫若
齐得平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同志的手稿中，有一些论及郭沫若同志的篇章，并附有郭沫若的诗文手迹，这些墨宝，对研究郭沫若生平有重大价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怀着满腔爱国激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任之（炎培）当时写诗赞曰：“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一例伤心千古事，茔茅那许辩薰莸。”“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沈钧儒《观〈屈原〉和任之韵》诗云：“春来何意忽惊秋，负剑长歔誓灭仇。湘水不流香草绝，遂令终古有薰莸。”“雷雨翻空作吼音，楚些原不是悲吟，祗凭一片荃荪意，结集人间亿万心。”柳亚子有《赠沫若新著〈屈原〉》诗云：“怀沙孤坟郁难平，千载犹传屈子名。猛忆嘉陵江上客，一编珍重慰幽情。”这些诗句，是郭沫若这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屈原》的演出，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给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笔者按：这封信曾在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但信中称赞郭沫若的这句话却被删除了。1982年5月23日重登时又恢复）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那个剧本是有暗射用意的。剧本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检查，在重庆只演出过一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同志转交郭沫若同志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的著名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郭沫若，信中说：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
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毛泽东同志的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成就，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是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款款写来，平易而亲切，谦逊而真挚，既抒发了深沉的怀念之情，又表示了殷切的期望之意。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同毛泽东同志以及延安的同志们见面。但是，当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无法实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沫若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多次同毛泽东同志见面。他看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手表，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已经修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同志生前一直戴着。这件事也体现了郭沫若和毛泽东同志的深厚友谊。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发表的情况。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人。柳亚子赠送一首七律，同时向毛泽东同志“索句”，毛泽东同志于10月7日复柳亚子，并赠《沁园春·雪》词一首。不久，柳亚子做了一首和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者吴祖光特请人搜集到毛泽东同志的原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显著地位上发表，并加“按语”云：
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特，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据，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作人道也。
此事立即轰动重庆。两周之后，重庆《大公报》又将柳的“和词”与《毛词·沁园春》集中在一起，以醒目地位刊出。
《沁园春·雪》传抄稿在重庆两度刊载后，短时间内，仅重庆一地就有10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人心所向，舆论沸腾，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召见”了《新民报》的主持人。骂该报向共产党“投降”。不久，在蒋介石授意下，掀起了疯狂的“扫荡战”。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妄图称霸”，辱骂人民军队不过是“黄巢”之辈的“草莽”；并狂妄叫嚣要什么“完壁归赵”。《益世报》、《文化先锋》等则与之遥相呼应。但是，身居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进步文化人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当时在重庆的郭沫若同志，十分愤怒，投身到反“扫荡”斗争的第一线。他在柳亚子发表“和词”匝月之时，先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和词”，随后，又发表了第二首“和词”，反击那班“皮相轻飘”的国民党当局的御用“鹦鹉”。郭沫若这两首诗是这样的：
（一）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
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
遍野衮鸣，排空鸣鹏，海关仇深日样高。
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鲜苛娆。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二）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道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磋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睛朝。
1945年10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应徐迟的请求，题写了“诗言志”的左边，写了这第二首词，驳斥易君左的一篇反动旧词。是年冬，郭沫若将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雪》和他的这两道和韵之作，一起抄赠翦伯赞。
全国解放后，郭沫若常与毛泽东同志论诗和词。有时，毛泽东同志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
1959年，毛泽东同志作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9月7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月9日和10日两次写信给胡乔木，直率地提出了修改意见。9日的信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说：“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胡乔木将两信转呈毛泽东同志。9月13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毛泽东同志根据郭沫若等的意见，将《七律·登庐山》中的两句做了修改。
1961年10月25日，郭沫若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233精〉》。毛泽东同志看到后，于11月17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笔者按：诗文略，见《毛主席诗词》）。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和诗，当天依韵和诗《现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九千万里明真帝，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同志看了郭沫若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高兴地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毛泽东同志同时还将他的近作《咏梅》送给郭沫若看。
1962年筹备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意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他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些诠释性的文字，以帮助青年读者。郭沫若欣然同意，于5月1日写成一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发表在同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上。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阅的小样，立即写信送请毛泽东同志“加以删正”。
郭沫若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诗人人爱读，处处弦诵，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郭沫若举自己对《娄山关》的理解为例，说：今年3月初在广州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曾经为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这首词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所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是一天的事。可见，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并不一定真正首首都能读懂。
文中还写道：“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诗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
然而，郭沫若在广州诗歌座谈会上所说的话，竟是错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后告诉郭沫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娄山关》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还作了如下的说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
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2、3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那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场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说明，对我们研究他的《娄山关》这首词是很重要的。
1962年4月下旬，郭沫若在写《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之前，为了把“词六首”写作时的情况弄清楚，曾几次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郭沫若在文章中写道：“尽管这六首词中有几首我已能够暗诵，对于各首写作的时期和环境，平时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了解上也只能得其皮毛。为了自己的更好的了解，我费了几天功夫，并且还靠着好几位同志的帮助，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算把这六首词写作时的情况弄出了一个初步的眉目。”毛泽东同志看郭沫若这篇文章时，将文中“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改为“其中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勉励。
郭沫若是很重视我们档案馆的工作的。早在24年前，即1960年1月26日，郭沫若曾手书题赠档案馆：
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
犹龙柱下窥藏史，呼风舆前听诵诗。
图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
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
现在，我们上面所述及的毛泽东同志和郭沫若的诗文墨迹，都已被视同“坟典”珍藏“柱下”。它们将作为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而流芳百代，香溢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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