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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打内战”——毛泽东与马占山

  马玉文

  父亲马占山,出身贫寒,在苦难的生活中奋斗,养成他倔强的性格。他戎马一生,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尽管一生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但毕竟是英勇抗日,并敢于抗蒋介石之命。他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明确,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在政治思想上有了鲜明的转变,对党和政府产生了真挚热爱的感情。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激发了父亲的爱国救亡热情,从这时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认识,思想上反对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并要求蒋介石答应他重返抗日前线。但是,他的请求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答复,父亲忧心重重,隐居家中。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国的抗日热潮,也使我父亲重新走上了抗日疆场。那时,父亲和我同住天津,他目睹日寇在天津的血腥暴行愤慨异常。7月底,父亲带了副官张凤岐搭乘最后一趟火车逃出天津,又一次到南京要求蒋介石让他重赴抗日疆场。蒋介石不得已才委任父亲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翌年5月,我父亲率部进驻陕西省哈拉寨,蒋介石命令挺进军归西北行营胡宗南统辖。在东北挺进军司令部内的军械处长邹大鹏、特务营长邰中复和秘书主任(兼机要秘书)粟又文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候,我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言行有了极大的注意。如对八路军挺进敌后,积极打击日寇(平型关大捷等等),有所耳闻,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壮举深为钦佩。

  1938年以后,我父亲在绥远(现内蒙自治区)黄油干子和大青山两次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部队急待整编和补充,即电请蒋介石,要求赴重庆汇报。后得到了蒋的允许,我父亲带领杜海山(交际科长)、张凤岐(副官)等人去重庆。从哈拉寨到重庆要经过榆林、延安等地,这时我父亲幸运地第一次到达抗日圣地延安。在延安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看到社会秩序井井有条,更使他兴奋的是,处处沸腾着抗日的热潮。这时,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重庆,经过几番周折,父亲从国民党政府取得了一点点给养。在那里,他所看到的是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花天酒地和社会上的兵荒马乱,这与延安的抗日情景大不相同。父亲在重庆看不到一点抗日到底的希望,心中十分苦闷。为此,他曾两次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共副主席周恩来,每次会谈都有一个多小时,走时周副主席都送到门口。父亲为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而兴高采烈。一天,东北救亡总会会长王卓然请我父亲吃饭,席上有周恩来和邓颖超同餐(当时我爱人陶英麟也在席陪客)。父亲听了周恩来对抗日必胜的精辟分析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一扫苦闷抑郁的心情,充满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后来父亲每提起这次会见时,就说:“和周恩来见面给了我抗日必胜的信心,从那时起我思想上开始倾向共产党了!”

  父亲离开重庆后,他又取道西安途经延安,返回哈拉寨。这次到延安,父亲说是他一生中一次最有意义的政治生活。他带领杜海山、张凤歧等人,从西安到离延安约30公里地时,忽然看见许多山鸡,父亲的情绪很好,想到

  打猎,便取出一支由挺进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张瑞三送的双筒猎枪,用它打山鸡。打中了一只山鸡,不幸猎枪爆炸,父亲的左手被炸断四个指头,因流血过多,失去知觉。杜、张等立即给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打电话求援。当即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金城亲自搭救护车赶来,将父亲送医院治疗。经抢救止住了手指流血。由于流血过多,有生命危险,中共中央还派一名叫王康博的医生来抢救,并亲自动手术。交际处长金城和我父亲说,中央领导请他暂留延安医治。我父亲听到这个邀请,满心喜悦,就留下杜海山和张凤歧两人,其他随行人员都返回哈拉寨。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父亲的健康很快就恢复。在延安治病期间,我父亲住在特设的招待所里,离毛主席住的窑洞不远。父亲非常幸运地多次见到毛主席。每次会见都在毛主席的住处,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间。谈话时,多是毛主席和父亲两人,有时一直谈到深夜。毛主席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和抗战必胜的前途。毛主席希望父亲对中共地下党员多给帮助和掩护,多做些抗日救国的统战工作。父亲坚决地表示,我是枪口对外,绝不打内战。这些谈话给我父亲以极大的启发,对共产党有了深厚的感情。

  父亲病愈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为他召开了欢迎晚会。毛主席在会上对我父亲的抗日行动予以很高评价,这对我父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事情。他看到中共方面的诚挚、宽厚、有力。会上,父亲也讲了话,介绍了东北抗战的经过,把抗战必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宣布把东三省划为9个省区,并成立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为了欺骗人民,将东北耆老宿将都安排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我父亲也被安排进东北行营委员会,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委员。他名义上是副司令,实际上并无实权,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国民党统治面临崩溃前夕,父亲曾要求去黑龙江省扫墓,借这个机会想去故乡寻找民主联军。他太天真了,国民党怎会让他去黑龙江省?当时在东北主持政局的陈诚不让他前往,父亲就以治病为名从沈阳飞回北平。

  在北平,他找到万福麟、张作相等人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蒋介石根本不听。这样,我父亲回北平后说,蒋要打内战,我决不再回沈阳,也决不做打内战的罪人。从此,父亲就在北平居住下来。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天津,不久解放。当时,蒋介石还想叫别人为他卖命,曾派飞机到北平要把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和我父亲等人接去南京,我父亲和张作相拒绝南逃,决心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傅作义的思想极为苦闷、彷徨。父亲曾和他商谈多次,希望他早日和中共谈判,把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叫蔡运升,曾带了一位大学教授王之相到我家。父亲和这位王教授见面后,情投意合,无话不谈。并谈到如果傅作义能通过和平谈判,可保护北平120万人的生命财产,也可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王教授还说傅能和平谈判,中共是欢迎的。我父亲听到这样的话十分高兴,就带病去见傅,对傅做思想启发工作。并将王教授的话转达给傅,曾经多次给傅进行和平谈判鼓气。这时,我的侄女马志清(她在北大学习,参加地下活动)多次把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告诉祖父。父亲就马上把消息转告傅作义,劝他不能再等待,更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后来,傅作义在各种力量的促使下终于思想稳定要和平解放时,父亲建议让邓宝珊作为和中共谈判的代表。1949年1月8日,王之相教授到

  我家和邓宝珊见了面。王、邓谈得很融洽,1月14日邓宝珊受傅的委任和中共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心情愉快地对我们说:“我能为北平和平解放出一点力,为人民做点事,算一生没有白活!”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一天,我家突然来了几个解放军,问我父亲“你怎么没有走?”我父亲立即回答:“我为什么要走?我是抗日的,我没有打过共产党,请你们告诉毛主席,说我马占山没有跑。”

  北平解放不久,我父亲就患病在床,虽然不能起床,但十分关心政局。当傅作义、程潜、张治中等人来家探望时,他们告诉父亲有关政协召开会议及开国大典的盛况,他听后竟感动得老泪纵横,感奋不已。

  解放后,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我父亲深受教育,思想、观点从根本上有了转变。他认为解放不到一年,北京情况已大有改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2年来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物价开始稳定,他从心里钦佩和热爱中国共产党。有一次,我对躺在病榻上的父亲说,我家住的胡同也修了水泥路面。他又感慨万分地说:“过去谁管你这条小胡同,只有共产党为人民做事!”有一次报纸登载,解放军战士挖北海中的淤泥进行疏通,我给他读完报后,他沉入深思,的确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着想的政党,逢人就说中国共产党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队。

  1950年6月间,有一天晚上我们接到毛主席派人打来的电话,邀请父亲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当时父亲已患癌症,不能出席。隔了几天我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询问父亲病情,并说如能参加会议即派车来接。但是由于病已严重,无法起床参加,这成为我父亲的终身遗憾。同年11月,父亲病情恶化,精神仍清醒,他自知即将离世,让我爱人陶英麟代笔留下了感人的遗嘱。遗嘱中除了家事外,还叮咛子孙要跟着共产党走。他在遗嘱中说:“..我亲眼看见,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立起来。我虽与世长辞,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为人,不可稍懈,此嘱。”

  我一直遵照父亲的遗言,“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解放36年来能积极为人民服务,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父亲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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