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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单独会见“小同学”——毛泽东与程星龄
钟德灿
程星龄，湖南醴陵人，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与毛泽东系先后同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因参加国民党左派，积极投身于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差点与李大钊一起被军阀杀害。后来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重庆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天水行辕参事。由于他敬重毛泽东，积极拥护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程潜的支持下，曾亲赴解放区，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左权、宋任穷等将军热烈欢迎。1942年出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长，曾多次向省主席刘建绪介绍解放区的见闻，盛赞毛泽东领导八路军坚持抗日的精神，使刘在福建启用和保护过一些共产党员，他也结交了一些中共党员朋友。1945年7月，“羊枣”案发，他被蒋介石列为“异党分子”，拘禁在重庆、台湾。后经程潜、刘斐等多方设法，方被保释，出任台湾训练团讲师。1948年8月，他应好友、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统战组长余志宏的邀请，从台湾到长沙做他族兄程潜将军的策动工作。他不怕白崇禧的威胁和高压，也不畏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他的亲侄儿毛钟新亲到长沙组织杀手、企图将其绑架和暗杀的危险，亲自代程潜起草了给毛泽东的“起义备忘录”，曾亲自赴香港带回毛泽东对陈明仁的谈话，对促进程、陈两将军长沙起义与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程星龄备受毛泽东和党与人民的重视和信任，曾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兼省体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协主席等职。1987年10月22日病逝于长沙，终年88岁。
（一）毛泽东对程星龄开玩笑说：“不云”怎能“润之”
1949年8月4日，程星龄协助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长沙起义后，8月下旬，毛泽东即专电邀请程潜、陈明仁等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作为特邀代表，程星龄随程潜于9月7日晚抵达北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和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聂荣臻、黄克诚，张治中、邵力子等10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各民主党派与各界著名人士到火车站热列欢迎，这是极为少有的隆重迎接。据说，毛泽东亲到火车站迎接，除这次外，仅还有一次是迎接宋庆龄。
毛泽东迎接程潜一行后，即在中南海举行晚宴，为他们洗尘。后来，程潜到中南海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又设宴招待程潜等人。席间，毛泽东说他还未去过天坛，邀程潜、程星龄等前往游览，并嘱秘书约集陈毅、粟裕、罗瑞卿和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等，于当日下午同游天坛。
9月2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起义有关人员。在圈定名单时，毛泽东说：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是有重要贡献的啊！
全国政协开会的前一天，程潜到中南海拜访了毛泽东，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高兴地对程星龄说：“星龄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同学要单独见见你这个小同学哩。”
程星龄一下没反应过来，不知是怎么回事，不解地对程潜说：“颂公，看您高兴得与我开起玩笑来了。什么好消息，哪个大同学要单独见我这个小同学啊！”
程潜到北平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如此热烈的接待，是他起义前没想到的。他之所以能够起义成功，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他这个族弟程星龄的出谋划策。程潜对程星龄胜过亲弟弟般的器重，曾委他作为与中共联系的全权代表。当他这次拜访毛泽东时，也简要地向毛泽东谈了点程星龄的情况。实际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就从中共湖南省地下党和香港乔冠华与章士钊等处，得知了程星龄的许多情况。所以，毛泽东在游览天坛和宴请起义主要有功人士时，都没有忘了程星龄。
程星龄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在即将举行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会单独接见他，并亲切地称之为“小同学”，因此，程潜的话，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程潜见程星龄难解其意，开怀地笑道：“星龄呀！毛主席说你是他一师的同学。他比你大，你比他小，你是他的小同学。他要单独见你叙旧，一会就有车来接你。毛主席都没忘记你这个小同学，你就忘了毛主席这个大同学？”
程星龄这才恍然大悟，连声说道：“岂敢！岂敢！我和毛泽东在一师是先后同学。他是第八班四级的，时年25岁；我是15班一级的，当时才17岁。他是高班，我是低班。他当时在一师已是声名卓著，被杨昌济等老师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我还只是幼学。”
程星龄边说边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纸张发黄、稍有破损的民国六年十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翻给程潜看：“这第10页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毛泽东。我的名字是在这26页上。”程星龄边看边说：“出于对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等的敬仰之情，我一直将这本《同学录》珍藏着。这次带来想给毛主席看看，但又怕没机会，更忌高攀之嫌。想不到毛主席主动来认我这个小同学，还要单独见我。颂公，你说我这《同学录》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呢？”
“带去，带去。保存几十年了，也不容易，也可表达对主席敬仰之情呢！”
程星龄在程潜的鼓励下，带着《同学录》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院内。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程星龄随人走进菊香书屋时，边走边看，只见院内的十字路口处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会客室也只有几张沙发和茶几，没有字画、古玩和盆花之类陈设。办公室内也只见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图表，办公桌一侧有两张沙发，一个大茶几上面摆着儿部电话机。
程星龄曾担任过国民党要职，经常出入国民党军政大员家里，还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办公室和家里，哪家不富丽堂皇，豪华奢侈。而新中国的创始人，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竟如此简单朴素，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当时给他印象之深，数十年后谈起，还记忆犹新。
毛泽东主席见到程星龄来，立即放下手中的文件，迎上前去，满面笑容地紧紧握住程星龄的手说：“小同学，请坐，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中饭，我们好好谈谈。”
程星龄的双手，被毛泽东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遍布全身。他非常激动地说：“主席，在一师时，您就是我敬仰的导师。所以，我一直将我们湖南第一师范民国六年的《同学录》珍藏至今啊！”
“啊！你还保存有我们民国六年的《同学录》？带来没有，给我看看。”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
“主席，我带来了，请您看吧。”程星龄取出《同学录》，双手呈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边翻看，一边讲述他对哪些人还有印象，哪些人印象还非常深刻。当翻到周世钊的名字时，他说：“星龄你在长沙与惇元（周世钊别号）有来往吧，最近我还收到由他领衔，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与老师联名给我发来的贺电贺信哩。我和他不仅是同班同学，还盖过一床被子哩。”
程星龄说：“惇元兄在我们母校一师任教，现为代理校长。因我从台湾回长沙后，主要是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做颂公和子良（陈明仁，字子良）的起义工作，交往不多，但知道他道德文章都堪称师表，深得众望。”
“啊，此兄骏骨未凋，甚有生气。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去。一师由他任校长，是深得人心的啊！”毛泽东说完继续翻阅《同学录》，当翻到26页，看到程星龄的名字时，毛泽东边指边开玩笑说：“星龄呀！你的名字在这里。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号却是‘不云’，我的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星龄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与他开玩笑，不免一愣。但他也是非常机敏之人，反映很快。他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比我早生于韶山仙境，我晚生于醴陵山乡。您先我入一师数年，已借得洞庭云雨，滋润着一师和三湘大地。我这没云水的人，也靠了您的滋润，才有今日啊！不过主席，我这别号，从一师后再也没用了，所以，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而主席‘润之’的别号，如今已是天下人都知道啊！”
“那我不叫你‘不云’，还是叫你星龄好了。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会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一说，不禁想起了起义前在南京和香港两次见到章士钊，章士钊极力向程潜和他推崇毛泽东的情景。第一次是在南京。1949年3月代总统李宗仁电邀程潜赴南京共商国是，主要目的是想争取程潜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妄图与中共划江而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专门宴请程潜和程星龄，促程与南京政府协作。正在此时，章士钊从上海来到了南京。因章与程潜既是密友，也是诗友，相互甚为敬重，无话不谈，经程星龄周密安排，章同程潜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密谈。在密谈前程星龄还将程潜的思想顾虑给章士钊说了。特别谈了蒋介石派到程潜身边时刻进行监视和游说的军统大特务、长沙绥靖公署高参杨继荣和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等人鼓动程潜一定要与中共打到底，决不能背叛党国的情况，要章士钊好好地做做程潜的思想工作。
章士钊与程潜密谈时，根据程星龄提供的情况，首先从国家与政府的理论，联系从清朝到民国的实际来说程潜，然后极力向程潜推崇毛泽东，以促
进程潜的起义决心。程星龄清楚地记得，当时章士钊对程潜说：“近代法学者之通论，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现时代进步得很快，满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你们国民党（章不是国民党员）已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
章士钊还以他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辛亥革命期间他赞助黄兴，以及支持孙中山，和他反对蒋介石等，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等道理，然后顺乎自然地说，现在只有中共和毛泽东才能把国家民族搞好。称“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绝后不应说。”并谈了毛泽东对程潜的殷切期望。
第二次是1949年6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章士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程潜。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
程星龄简要地向毛泽东谈了上述情况后说：“主席，行严（章士钊字）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成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听后说：“促成颂公和子良的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行严有功，但你的功劳也不小啊！行严说我是什么‘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没有夺取政权时，行严的赞誉，可以获得人心。现在夺得政权了，说好话，恭维的人多了，就会变成危险的事。要注意李自成的教训。”
所见所闻使程星龄亲身体会到章士钊对毛泽东的颂扬，更是言之不谬。但他还是感到毛泽东的住所和办公室里的陈设太简陋了些。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败不馁，胜不骄，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感到您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一‘菊香书屋’之名不符了。”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道：“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样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管不着，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敬老尊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共产党人更应发扬光大
毛泽东约程星龄单独会谈，一是为了叙旧，一是为了商量程潜的工作安排。当时毛泽东正考虑程潜的工作安排，感到程潜系国民党元老，资深望著，还是先找程星龄商量商量好。于是，毛泽东看完《同学录》并谈笑完后，故作正经地对程星龄说：“今天我请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想同你商量一下，
就是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四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彪当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活动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程星龄一听，又是大吃一惊。所惊的是对程潜如此尊敬，开口就尊称“颂公”。不像过去蒋介石，虽然程潜在辛亥革命时，任武汉前线重要指挥官，讨袁护国、护法时，任湖南总司令，蒋介石也还是个学生，就是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时，程潜就任军政部长，蒋介石还是他的属下，但蒋从来就不尊敬程潜。吃惊的更是，毛泽东对一个刚起义的人员，就安排如此高位，还要请他先考虑婉商。他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您现在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再‘颂公’‘颂公’的尊称了。再说程潜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会欣然从命，更何况安排如此高位！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摆了一下他的大手说：“不，还是要请你先考虑好了，去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程星龄禁不住说道：“主席，您对颂公太敬重了，对我也太客气了，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将它发扬光大！”
程星龄不禁想起毛泽东邀请程潜和他以及张元济、陈叔通等一同游览天坛的情景。毛泽东不仅没有一点“天子”威仪，而且处处尊敬他们，一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合影时，总是要拉他们站在前面。程星龄是晚辈，总往后面躲，或站得远一点，但陈毅、粟裕和罗瑞卿等领导只是把他拉进去。陈毅还对程星龄开玩笑说：“你躲啥子嘛，蒋介石、毛人凤、白崇禧，这些要抓你杀你的人都不怕，怎么还怕和我们一起照个像！”当时，程星龄既激动又谦逊地说：“我既是晚辈，又没什么贡献，怎好和长辈与你们这些开国元勋一起合影！”毛泽东看了程星龄一眼，笑着说：“你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这样多年，又协助颂公和子良起义，也是有功的。一起照张像，留个纪念吧！”
就是陈毅、粟裕和罗瑞卿这样拉，毛泽东这样说，但每当合影时，程星龄总是让在程潜或陈明仁后面。行进中，记者要拍照时，他则躲在人后。只有1951年赴京，陪同毛泽东游览十三陵时，毛泽东非要他和程潜、王季范4人一起单独合影留念，他才只好站在毛泽东旁边，照了一张比较清晰漂亮的照片。
张元济是清末戊戍科状元，曾参加戊戍变法，主持商务印务馆，是我国出版界老前辈。陈叔通则为清朝翰林，历经几朝几代。两人都极为毛泽东所尊重，都是特邀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那次游览天坛，直到回音壁古柏树下休息时，程星龄看到毛泽东将张元济请到身边坐下，亲切地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戍变法以及光绪皇帝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这里。张元济笑着对毛泽东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后，爽朗大笑，说：“戊戍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
流了不少血，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接着毛泽东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了《科学大全》这本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经常翻阅。
程星龄还见毛泽东尊称陈叔通“叔老”，与陈叔通交谈时，称赞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泽东说：“叔者，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陈叔通说：“我没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毛泽东还亲自为陈叔通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才自己上车。
程星龄激动地说：“主席，您既是亿万人民的领袖，也是敬老尊贤的楷模！我回去给颂公转达，我相信他是会感激不尽的。”
程星龄回到北京饭店，对程潜讲了毛泽东对他的安排考虑，程潜也激动地说：“我这多年与共产党为敌之人，刚投向人民，就受到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如此殷切关怀，怎能还有什么意见，只觉自愧！”他还抬起头来，望望窗外，无比感慨地对程星龄说：“星龄，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这次一到北平，毛主席就把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给我看，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大的军事机密啊！从这也可看出，毛泽东确如行严所讲的襟怀宏伟，一代伟人，对我们这些起义的老人是既尊敬，又推心置腹啊！”
程星龄还对笔者谈过许多毛泽东敬老尊贤的故事。他说，毛泽东主席故人情深，很重旧情，第一次单独接见他这个“小同学”时，就详细地询问过尚在湖南的原一师的老师和同学的情况。当程谈到王季范老师时，毛泽东主席激动地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他当时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学业上教诲我，对我从事的活动也尽力支持。我常常惹出一些‘祸’来，也多是他出面才使我转‘危’为‘安’。特别是那次为驱赶校长张干的事，更给他惹出不少麻烦。他和停元兄在你们促成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后，都给我来过电报。九哥还给我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很好的治国建议。”
1951年，毛泽东主席约我和颂公、王季老一起，同游十三陵。他对王季老非常尊重，不仅请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而且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经常不是请他到中南海家里叙谈，就是到北京饭店去看望他。有一次，王季老对毛泽东说，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贡献的人，住在这样高级的饭店，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毛泽东却说：“九哥，不说你对我有大恩大德，就是你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为国家民族培育出多少人材！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算是有贡献的么！更何况九哥你唯一故儿子，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毛泽东主席讲王季老唯一的儿子，叫王德恒，即王海容的父亲。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回湖南桃源搞地下工作时被特务杀害。当王季老给我谈起这些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敬重时，激动得花白的胡子都抖动起来了。王季老后来任政务院参事，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1月逝世后，毛泽东主席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毛泽东不仅对有学识的老人，对老师同学敬重关怀，对其他只要做了一点好事的老人，也给以关照。程星龄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兼省体委主任。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亲笔写信。其中就有两次来信谈到要关心照顾老人的问题。一次是衡山县有一位姓王的老人，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照顾生活。毛泽东将王的原信转给程，并给程写信说：此人是我辛亥革命时当新兵的副目，1924年在广州东山时还见过一面，此后就没
有见过面了。在我的印象中，此人是比较老实的。现在来信给我，要求照顾生活。此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如你们对辛亥革命人员订有照顾办法，请按统一的办法办理。如无统一办法，请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以适当照顾。毛泽东还在“副目”二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即现在的副班长”。另一次，是一位在谭延闿督湘时，作过谭的幕僚，做过一些好事，晚年穷极潦倒，靠卖字为生的周姓老人，写情给毛泽东请求生活上给予照顾。毛泽东把周姓老人的信亦转给程，并要程了解一下，如无其他问题，可给以适当的照顾。信中还谈到：“人都要老的，谁也逃不脱这一自然规律。人老后精神上就不易自我解脱，再加之生活困难，就更为痛苦了，所以，我们要关心照顾老人，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苦。”
一师一位姓田的老人生活困难，给毛泽东主席去信求助。毛泽东就给周世钊寄去500元，并写信道：“惇元兄，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较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予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1965年1月12日又给周世钊寄3000元，请他酌情送给生活困难的老穷师友。
毛泽东对程星龄说：“民革”是革命组织，你先参加“民革”好
1949年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又单独约见程星龄。程星龄为毛泽东对程潜等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不胜感激，他说：“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会使颂公感激不尽，我也会终生难忘！”
毛泽东摆了摆手，吸了两口烟后说：“星龄呀！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
程星龄更是激动地说：“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什么都可以。”
“星龄呀，怎么你们醴陵人都是如此呢？子良（即陈明仁）开始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是说什么意见都没有。我说，提出意见的，我还好办，什么意见都没有的，我更难办。后来，子良对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我说，那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决定把你的第一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这个他满意了。星龄，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我讲好了。”
程星龄犹豫了一下说：“主席，对工作的安排，我真没什么意见。但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啊！是这么个愿望。”毛泽东想了一下对程星龄说：“如果说够条件的话，你早就够了。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刨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是最早与我党合作共事的朋友之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同情我党，支持我党，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起到了我们许多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不过..”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抽了两口烟后继续说道：“子良提出继续带兵的愿望，我满足了他，但你这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还是先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你早年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一样，是革命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
三等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星龄，你参加民革，可能比参加共产党，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样一讲，谦逊地说：“谢谢主席对我的过高评价，说不上‘是什么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国家民主的希望所在，因此我同情支持共产党，作了一些爱国者应做的事情。”然后，程星龄又说：“主席提出要我暂缓参加共产党，先参加民革，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早就定了，望主席在适当时候也不要忘记啊！”
毛泽东点点头说：“‘小同学’，我知道你们醴陵人大都有如此坚毅的个性，说了的就要办到，可谓‘不这目的誓不罢休’！子良是如此，你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子良常年带兵打仗，显得更为直爽，你则一直担任文职，甚为婉约。好吧！那就先如此，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民革是何香凝、李济深、谭平山等一些国民党内的进步元老于1948年1月成立的革命组织。它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独裁，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程星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参加了民革，历任民革中央第一届委员、第六届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民革湖南省第一、五届常委，第六届主任委员，第七届顾问等职。
后来，程星龄得知，“九哥”王季范和周世钊向毛泽东提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也婉言劝他们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说：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在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们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们参加民盟好了，并且对周世钊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做好了民主党派的工作，也就算是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我说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的这些谈话，程星龄非常敬佩，所以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安于做民主党派工作。耄耋之年，仍为参政议政，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湖南经济建设奋斗不懈。1983年，被选为湖南省政协主席和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后，更是殚精竭虑，耗尽心力。他于1984年邀请海外湘籍人士发起成立了湖南经济建设促进会。1986年1月，还应邀访问香港，联络一些港澳著名实业家组建公司，引进海外资金，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
程星龄按毛泽东讲的参加民革并积极从事民主党派的工作，但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一直没有放弃，曾多次提出，且愈老愈切。也正如毛泽东1949年对他讲的：“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程星龄于1987年10月，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终身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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