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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新的文化性格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中，除了勤劳、勇敢、朴实、人心思安、团结礼让、反对压迫和侵略之外，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迷信、保守和封闭。前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后者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负担。因此，社会必须变革。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不能不伴随着文化的变革。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就要重构新的文化性格，为此，毛泽东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性格是什么？七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既是对毛泽东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今后文化建设任务的强调。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思维艺术，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艺术。
一、思想基础的奠定
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特别是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现实，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特色，这就奠定了他重构新的民族文化性格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入中国，立即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从而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五四”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阶段。当时的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他深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起初，毛泽东很重视国学，他博览群书，但读得最多的还是儒家的经史，而顾炎武等人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对他影响尤深。“五四”前后，他学习与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他提出：“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这时，就立下了重构民族新的文化性格的大志。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并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碾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就是从事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一种活动方式。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后，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一道积极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但后来从出国留学的情况来看，收效并不理想，因此，毛泽东认为，与其糊里糊涂出洋留学，不如先下功夫弄清中国的国情。他在1920年3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由此可见，改造现实、重构新的文化性格是目的，而研究国情，学习外国的东西，只是手段。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即着手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这一段话表明，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已明确地表示：要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来改造社会，造就人才，重构新的文化性格。难怪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所著《毛泽东》一书中为此着意指出：“‘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象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这个论断是相当深刻的。
二、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和德国，它不是直接从德国传入中国的，而是通过俄国这个中转站才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且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具有客观真理性，也即真理的绝对性，因此必须坚持。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抽象，因此认识不可能十分完善。所以，在坚持的同时，又要发展。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坚持与发展中，通过马克思主义来重构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性格的。
事实上，在新的文化性格的重构过程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毛泽东就是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
二十年代未和三十年代初，在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都出现了一种教条主义的流行病。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的历史、现状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只以马列主义的词句来指挥一切、号令一切，给中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被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丈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有关政治、军事、土地等十八个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这就是一切听命于斯大林，使我们党内更加滋长了一种依赖国际、依赖十八个文件的本本主义的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指出：有的是志认为“党的第六次全体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反对本本主义》）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依仗共产国际的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教条地套用“城市中心论”，并作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来推行。这个“城市中心论”王明推行了四年，差不多把中国革命葬送了。毛泽东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同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为了清算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在党内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为重构新的文化性格，迈出了极为坚实的一大步。
从毛泽东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理论和斗争的实践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最后真理”、“终极真理”，而是看作一个系统的、多层次的、动态的、开放的思想体系。第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在特定环境中的语句出发，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在反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中形成的。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集中精力攻读马列原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部闪耀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坚持而又发展的思维艺术的光芒。在这些著作中，都表达了他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观点、要求和方式方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对待一切外国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原则：“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不但提出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主张，而且又提出了吸收这些文化的基本原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槽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槽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主张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目的，除了“为我所用”之外，还想把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而通过国情比较，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得更为明确：“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就是“全盘西化”，亦即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倾向。所谓“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全盘西化”，在我们党内没有多大的市场，而王明的教条主义，却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丈中严肃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历时十一个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极为认真地讨论了党的历史上有待澄清的问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历史也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在胜利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新的文化性格逐步形成了。这是毛泽东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称这一段历史为毛泽东生涯中“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从我党的历史来看，这一段毛泽东著作丰盈，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
毛泽东思想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也必然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坚持与发展的思维艺术，贯穿于毛泽东重构新的民族文化性格的始终。当然，一种新的文化性格是长期斗争的产物，不可能象制造机器一样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来。但是一旦一种新的文化性格形成，就会长期地发生作用。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斗争历程看，这是个千秋大计。目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的文化性格业已形成。我们的民族将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科学的求实精神、顶天立地的气概、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富有生气和创造气质、积极的参与和竞争意识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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